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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殊（以下简称蒋）：首先要恭喜您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也感谢您给读者奉献了一部优秀的诗歌作品《九章》。领奖时您的获奖感言，还记得吗？
陈先发（以下简称陈）：恕我偷个懒，原文摘抄一下当时草草写在半张纸上的几句话：“对我来说，写作既是在不断地唤醒自己，也是在触碰无穷的他者之心。人心是很容易昏睡过去的，在醒着的时候会睡过去，在毫不自知中会睡过去，在生存的各种妥协与各种惯性中会睡过去，在荣誉的获取中会睡过去，所以需要不断地唤醒自己，需要对这一切保持足够的警觉与省察。无论是在相对隔绝的农耕时代，还是在信息过度堆积的今天，无论是哪一种体裁的写作，保持一颗游于万物的心真正地醒着，都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忠实真诚的写作勇气才会到来，敏锐机警的语言触角才会张开。一颗葆有良知的、在语言实践中永远醒着的心，是万古长新的。”
现在回头看，这段话有点刻板了，也有点刻意。大概是想应和一下颁奖典礼的仪式感吧。但提醒自己不要在各种惯性中不自觉地睡过去，不要丧失感受力，这倒是很要紧的。真谈不上要为读者奉献什么。诗，首先面对的是一己之心，撕开自己，不得不面向阅读。其实面对众人，我有的是惶恐。
蒋：其实那已经是几个月平静后的冷静了吧。得知获奖第一时间的真实感受还记得吗？
陈：到了我这年纪，荣誉的刺激几乎接近衰竭了吧。真的没有什么“不平静”发生。在最终的获奖名单揭晓前，网络上各种猜测、打赌、提前恭喜、隐语式的挖苦，甚至是叫骂，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像一堆算命先生聚在柳树下吵闹。鲁奖受公众的关注度，真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名单出来后，我想，哈，这场面可以结束了，可以清静了。说实话，第一时间我突然涌出一点遗憾，是因为有一个我从心底高度认同的诗人没有获奖。我当时想，如果他跟我们站在一起，这届名单就算是圆满了。
蒋：您的回答让我意外又很温暖，一个获奖者竟然为别人没有获奖而遗憾。大多数作家心目中，鲁奖是神圣的。对您而言，获奖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与面对这个转折？
陈：虽然奖项，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评委团队经过辛苦劳动评选出来的重要奖项，包括其中隐含的社会荣誉，会令人心动，会赋予某种获得感，但总的说来，奖项本身是一种“附着物”，一种寄生品，一个作家不能被奖项所摇动。我们今天读杜甫、李煜，读鲁迅、马尔克斯，有谁是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曾获过什么奖而去阅读他呢？文学史的深处，时间的深处，自有一种冷峻的理性，有一种汰劣存优的机制，让重要的作品活下来。这种机制，超越了任何奖项，或各種一时喧嚣的社会性评判。卡夫卡生前何其寂寞，更遑论得什么奖了，但他的生命力却是少有人匹敌的。真正的力量是掩蔽不住的，无力的东西也不可能依附奖项而长生。为什么您会认为有什么“转折”发生？真的没有。
蒋：那就是生活、写作依旧一如既往。获奖之后，您的作品有了更广泛的流传，许多作家及诗歌爱好者都已经在第一时间拜读，品味。大概谈谈您的这部作品吧，当初创作的背景与想法。还有，您如何评价它在您所有作品中的地位？
陈：九章这种体例，是我写作的一个尝试。九首短诗为一个整体，犹如一棵树的九根枝桠，同根而活，又各自摇曳生姿——当然这是我的愿望——九首之间内在气息上相互融通、主旨与结构上呼应连接、语调语速上时驰时缓，构成一个有共同呼吸的整体。有没有这样的效果，我不能自判。这些九章，有的承袭了古汉诗的行吟主题，写山水行旅，如《敬亭假托兼怀谢眺九章》《入洞庭九章》等。有的则完全是一己之沉思，是个人日常的、复杂的内心运动形成的光和影，如《不可说九章》《黄钟入室九章》等等。这种体例的成败，也只能交由他人和后人评判，我说什么都是无效的。
蒋：您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在什么时候，是诗歌吗？那是您走上且坚持走写作这条路的开端吧？
陈：我在复旦读书时，发表过一些诗歌。照葫芦画瓢式的习作，谈不上文学性，我自己也少有保存。稍微像样点的，是刚毕业时在当时的《诗歌报》发表的组诗《树枝不会折断》，诗题引自我喜欢的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有一个阶段，我受他所在的深度意象派诗人影响较大。一直写了下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蒋：您觉得写作带给您什么，或者说您从中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陈：写作本身是一种生活。或者说，写作是一种更深刻的生活，它可参照的对象是现世的日常生活，这种比较，会有割裂感、对立感、丧失感，但无疑它也让我们捕捉到某种飘忽的超越性的意义，觉得生存的最坚实的土壤，是在自己写下的文字中。觉得自己的呼吸有一种可能，即穿越肉体的存在局限而趋向长远。两种生活图景的彼此验证，或许正是写作的乐趣、动力和意义所在。
我的写作，能追溯出一些生活与生存的轨迹。比如，在合肥琥珀山庄的黑池坝边上住了多年，我的随笔集就叫《黑池坝笔记》。是我晚间绕着湖水散步时，信手所记的碎片，四年前出了第一卷。虽然现在早已搬离了黑池坝，但这书名我很爱惜，其实爱惜的是对生活的记忆本身。我老家是桐城的孔城镇，我也写过许多文字，比如长诗《姚鼐》，是向家乡先贤的致敬之作。《九章》也一样，每一个字都是从我个人或时代生活的记忆中醒过来的。这种记忆有时是迫切的、焦虑的，有时是松弛的、美妙的，不管在哪一种情绪中，从整体上观察，个人写作，毫无例外地都既是一己的心灵史，也是一部压缩的社会史。
蒋：您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每年阅读量大概是多少？如何选择阅读的书籍？怎样安排阅读与写作？
陈：我的阅读，并无刻意的计划，多是随性的。每年三五十本书，有些书，会颠来倒去地反复读，置于床头，冷不丁地去翻开它，且有常读常新之感。每个人的气质总是与某一类书所契合。这是一种内心的、深刻的同类之感，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从阅读中感受到来自时光深处隐秘的召唤、唏嘘。 蒋：每个作家都有影响自己的作品或作家，您呢？或者说您欣赏的作品或者诗人、作家有哪些？
陈：在写作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真正对自己施加过影响的阅读。你对生存的思考到了哪个层面，就会感受到哪个层面的真正有力的声音——对应着不同的经典作家。但也有一以贯之的阅读对象，比如《诗经》《古诗十九首》的那些无名作者，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方以智、王船山、佩索阿、卡尔维诺、维特根斯坦等等吧。
蒋：能分享一下您的写作习惯吗？是不是有固定的时间，每年会有写作目标吗？
陈：我愈来愈感到写作是一种持续的行动，灵性和智慧在持续加压的行动中到来——没有确定的时辰、没有确定的路径——那种“妙手偶得”的现象，如果不是在持续而紧张的语言实践的间隙中到来，那么它就是一种虚妄的期待，或说是一种投机意识。我以前的写作是懒散而随机的，到了这个年纪，我会趋向更规律而持续的行动。但有时候会觉得离内心的暗许遥远得很，现在更需要的是，持续行动，不问收成，不设目标。
蒋：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又获得鲁奖，应该说您是当下这个领域的佼佼者。那么对中国当下的诗歌，您怎么看？
陈：我是一个诗人，仅此而已。写作不是争强好胜，或许我曾有这个心态，但现在淡泊了许多。所以我不以所谓佼佼者的维度去看自己或者论及他人。一个诗人在自己的方向上，才华得到更充分的施展而触碰到审美力的某种边界，那也是在某一个方向上，未必需要与其他路径上的行动者去一较长短。在当代文学的各个领域，也许诗歌的写作状况是最令人欣慰的，审美倾向的多样性、语言实践的力度与成果、代表性诗人个人的独特性等等，我觉得都大有可说之处，我期待批评界的作为能更加匹配当代汉诗写作的进程。
蒋：您心目中好的诗歌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您更喜欢哪一类诗歌？
陈：好诗当然有万千面貌，不以一个框子来限定它。对生命体验带有强烈个人性的诗，我都喜欢，不一定以“类型”来描述它。
蒋：当下这个时代，您认为创作的有利条件是什么？诗人们更多地应该关注什么？谈谈您的想法，同时也给广大热情而辛苦地走在写作路上的诗歌爱好者们传授些宝贵的经验。
陈：每一颗心灵的成长史，几乎都是一种秘史——换句话说，一颗心与它所在时代的巨大丰富性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正向对应的关系。大家想想那些匮乏年代，比如先秦时代，人群稀少、物质短匮、社会层面的制度实验与个体的生存经验都稀缺，连在竹简上刻一本几千字的书都困难重重，然而像《诗经》《周易》和诸子百家那么浩翰的经典产生了。那些精骛八极的文字，至今读来叫人既惊且惧。那么，我们这个空前丰足的时代，对写作又意味着什么？至少写作资源的丰富性是有的，然而我们的写作实践能从中获得些什么，那要看个体的造化。如此说，真有什么经验，那只是：精研时代生活，然后永不放弃地去写。
蒋：读者会对您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与关注，您正在写什么？
陈：今年在整理《黑池坝笔记》第二卷。我叫它“黑二”。希望年底或明年初，能把這个苦孩子生下地。一直有人问《黑池坝笔记》是本什么书，我回答说，是游思录。即兴记下的日常所思所见，是从逻辑、理性、习见等等习惯力量下逃逸出来的东西，是不负重的文字，为我自己所珍爱。有迎头一棒，有就地转圈，有一意孤行，也有自我垂怜。无法归类，小纸片上的东西。或许也是在人类各类思想之峰岳间东躲西逃、无法安身的孤魂旧鬼类的文字。这类文字，我集纳起来的体量已经够大，可以出到“黑八”了。有没有读者真心期待，我不知道，有一人在等，我就满足了。今年就搞这本“黑二”吧。
蒋：我们一起期待“黑二”。
责任编辑 夏 群
陈先发（以下简称陈）：恕我偷个懒，原文摘抄一下当时草草写在半张纸上的几句话：“对我来说，写作既是在不断地唤醒自己，也是在触碰无穷的他者之心。人心是很容易昏睡过去的，在醒着的时候会睡过去，在毫不自知中会睡过去，在生存的各种妥协与各种惯性中会睡过去，在荣誉的获取中会睡过去，所以需要不断地唤醒自己，需要对这一切保持足够的警觉与省察。无论是在相对隔绝的农耕时代，还是在信息过度堆积的今天，无论是哪一种体裁的写作，保持一颗游于万物的心真正地醒着，都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忠实真诚的写作勇气才会到来，敏锐机警的语言触角才会张开。一颗葆有良知的、在语言实践中永远醒着的心，是万古长新的。”
现在回头看，这段话有点刻板了，也有点刻意。大概是想应和一下颁奖典礼的仪式感吧。但提醒自己不要在各种惯性中不自觉地睡过去，不要丧失感受力，这倒是很要紧的。真谈不上要为读者奉献什么。诗，首先面对的是一己之心，撕开自己，不得不面向阅读。其实面对众人，我有的是惶恐。
蒋：其实那已经是几个月平静后的冷静了吧。得知获奖第一时间的真实感受还记得吗？
陈：到了我这年纪，荣誉的刺激几乎接近衰竭了吧。真的没有什么“不平静”发生。在最终的获奖名单揭晓前，网络上各种猜测、打赌、提前恭喜、隐语式的挖苦，甚至是叫骂，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像一堆算命先生聚在柳树下吵闹。鲁奖受公众的关注度，真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名单出来后，我想，哈，这场面可以结束了，可以清静了。说实话，第一时间我突然涌出一点遗憾，是因为有一个我从心底高度认同的诗人没有获奖。我当时想，如果他跟我们站在一起，这届名单就算是圆满了。
蒋：您的回答让我意外又很温暖，一个获奖者竟然为别人没有获奖而遗憾。大多数作家心目中，鲁奖是神圣的。对您而言，获奖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与面对这个转折？
陈：虽然奖项，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评委团队经过辛苦劳动评选出来的重要奖项，包括其中隐含的社会荣誉，会令人心动，会赋予某种获得感，但总的说来，奖项本身是一种“附着物”，一种寄生品，一个作家不能被奖项所摇动。我们今天读杜甫、李煜，读鲁迅、马尔克斯，有谁是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曾获过什么奖而去阅读他呢？文学史的深处，时间的深处，自有一种冷峻的理性，有一种汰劣存优的机制，让重要的作品活下来。这种机制，超越了任何奖项，或各種一时喧嚣的社会性评判。卡夫卡生前何其寂寞，更遑论得什么奖了，但他的生命力却是少有人匹敌的。真正的力量是掩蔽不住的，无力的东西也不可能依附奖项而长生。为什么您会认为有什么“转折”发生？真的没有。
蒋：那就是生活、写作依旧一如既往。获奖之后，您的作品有了更广泛的流传，许多作家及诗歌爱好者都已经在第一时间拜读，品味。大概谈谈您的这部作品吧，当初创作的背景与想法。还有，您如何评价它在您所有作品中的地位？
陈：九章这种体例，是我写作的一个尝试。九首短诗为一个整体，犹如一棵树的九根枝桠，同根而活，又各自摇曳生姿——当然这是我的愿望——九首之间内在气息上相互融通、主旨与结构上呼应连接、语调语速上时驰时缓，构成一个有共同呼吸的整体。有没有这样的效果，我不能自判。这些九章，有的承袭了古汉诗的行吟主题，写山水行旅，如《敬亭假托兼怀谢眺九章》《入洞庭九章》等。有的则完全是一己之沉思，是个人日常的、复杂的内心运动形成的光和影，如《不可说九章》《黄钟入室九章》等等。这种体例的成败，也只能交由他人和后人评判，我说什么都是无效的。
蒋：您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在什么时候，是诗歌吗？那是您走上且坚持走写作这条路的开端吧？
陈：我在复旦读书时，发表过一些诗歌。照葫芦画瓢式的习作，谈不上文学性，我自己也少有保存。稍微像样点的，是刚毕业时在当时的《诗歌报》发表的组诗《树枝不会折断》，诗题引自我喜欢的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有一个阶段，我受他所在的深度意象派诗人影响较大。一直写了下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蒋：您觉得写作带给您什么，或者说您从中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陈：写作本身是一种生活。或者说，写作是一种更深刻的生活，它可参照的对象是现世的日常生活，这种比较，会有割裂感、对立感、丧失感，但无疑它也让我们捕捉到某种飘忽的超越性的意义，觉得生存的最坚实的土壤，是在自己写下的文字中。觉得自己的呼吸有一种可能，即穿越肉体的存在局限而趋向长远。两种生活图景的彼此验证，或许正是写作的乐趣、动力和意义所在。
我的写作，能追溯出一些生活与生存的轨迹。比如，在合肥琥珀山庄的黑池坝边上住了多年，我的随笔集就叫《黑池坝笔记》。是我晚间绕着湖水散步时，信手所记的碎片，四年前出了第一卷。虽然现在早已搬离了黑池坝，但这书名我很爱惜，其实爱惜的是对生活的记忆本身。我老家是桐城的孔城镇，我也写过许多文字，比如长诗《姚鼐》，是向家乡先贤的致敬之作。《九章》也一样，每一个字都是从我个人或时代生活的记忆中醒过来的。这种记忆有时是迫切的、焦虑的，有时是松弛的、美妙的，不管在哪一种情绪中，从整体上观察，个人写作，毫无例外地都既是一己的心灵史，也是一部压缩的社会史。
蒋：您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每年阅读量大概是多少？如何选择阅读的书籍？怎样安排阅读与写作？
陈：我的阅读，并无刻意的计划，多是随性的。每年三五十本书，有些书，会颠来倒去地反复读，置于床头，冷不丁地去翻开它，且有常读常新之感。每个人的气质总是与某一类书所契合。这是一种内心的、深刻的同类之感，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从阅读中感受到来自时光深处隐秘的召唤、唏嘘。 蒋：每个作家都有影响自己的作品或作家，您呢？或者说您欣赏的作品或者诗人、作家有哪些？
陈：在写作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真正对自己施加过影响的阅读。你对生存的思考到了哪个层面，就会感受到哪个层面的真正有力的声音——对应着不同的经典作家。但也有一以贯之的阅读对象，比如《诗经》《古诗十九首》的那些无名作者，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方以智、王船山、佩索阿、卡尔维诺、维特根斯坦等等吧。
蒋：能分享一下您的写作习惯吗？是不是有固定的时间，每年会有写作目标吗？
陈：我愈来愈感到写作是一种持续的行动，灵性和智慧在持续加压的行动中到来——没有确定的时辰、没有确定的路径——那种“妙手偶得”的现象，如果不是在持续而紧张的语言实践的间隙中到来，那么它就是一种虚妄的期待，或说是一种投机意识。我以前的写作是懒散而随机的，到了这个年纪，我会趋向更规律而持续的行动。但有时候会觉得离内心的暗许遥远得很，现在更需要的是，持续行动，不问收成，不设目标。
蒋：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又获得鲁奖，应该说您是当下这个领域的佼佼者。那么对中国当下的诗歌，您怎么看？
陈：我是一个诗人，仅此而已。写作不是争强好胜，或许我曾有这个心态，但现在淡泊了许多。所以我不以所谓佼佼者的维度去看自己或者论及他人。一个诗人在自己的方向上，才华得到更充分的施展而触碰到审美力的某种边界，那也是在某一个方向上，未必需要与其他路径上的行动者去一较长短。在当代文学的各个领域，也许诗歌的写作状况是最令人欣慰的，审美倾向的多样性、语言实践的力度与成果、代表性诗人个人的独特性等等，我觉得都大有可说之处，我期待批评界的作为能更加匹配当代汉诗写作的进程。
蒋：您心目中好的诗歌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您更喜欢哪一类诗歌？
陈：好诗当然有万千面貌，不以一个框子来限定它。对生命体验带有强烈个人性的诗，我都喜欢，不一定以“类型”来描述它。
蒋：当下这个时代，您认为创作的有利条件是什么？诗人们更多地应该关注什么？谈谈您的想法，同时也给广大热情而辛苦地走在写作路上的诗歌爱好者们传授些宝贵的经验。
陈：每一颗心灵的成长史，几乎都是一种秘史——换句话说，一颗心与它所在时代的巨大丰富性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正向对应的关系。大家想想那些匮乏年代，比如先秦时代，人群稀少、物质短匮、社会层面的制度实验与个体的生存经验都稀缺，连在竹简上刻一本几千字的书都困难重重，然而像《诗经》《周易》和诸子百家那么浩翰的经典产生了。那些精骛八极的文字，至今读来叫人既惊且惧。那么，我们这个空前丰足的时代，对写作又意味着什么？至少写作资源的丰富性是有的，然而我们的写作实践能从中获得些什么，那要看个体的造化。如此说，真有什么经验，那只是：精研时代生活，然后永不放弃地去写。
蒋：读者会对您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与关注，您正在写什么？
陈：今年在整理《黑池坝笔记》第二卷。我叫它“黑二”。希望年底或明年初，能把這个苦孩子生下地。一直有人问《黑池坝笔记》是本什么书，我回答说，是游思录。即兴记下的日常所思所见，是从逻辑、理性、习见等等习惯力量下逃逸出来的东西，是不负重的文字，为我自己所珍爱。有迎头一棒，有就地转圈，有一意孤行，也有自我垂怜。无法归类，小纸片上的东西。或许也是在人类各类思想之峰岳间东躲西逃、无法安身的孤魂旧鬼类的文字。这类文字，我集纳起来的体量已经够大，可以出到“黑八”了。有没有读者真心期待，我不知道，有一人在等，我就满足了。今年就搞这本“黑二”吧。
蒋：我们一起期待“黑二”。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