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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战略目的的交流、沟通和对话。塑造态势是一个国家战略的长期表现，是战略执行的一部分，也是国际传播活动的长期目标。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性传播活动是国家等政治主体间进行政治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博弈的组成部分，是基于对抗、对冲策略而采用的更有针对性、更有力度的内容指向与表达方式。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性传播活动有诸多典型场景，其对抗性有时表现得比较隐秘，从较长时间段或从结构上考量，就会发现其倾向性、对抗性、策略性。对抗性传播活动是一个国家所进行的战略传播的组成部分。只谋求战术利益，只服务具体目标，而有违战略目标、战略利益的对抗性传播活动，不是理想的传播活动。对抗性传播活动的效果预估和控制特别重要。
【关 键 词】 国际传播;对抗性传播;舆论战;大国博弈;战略传播
2020年前6个月，世界局势复杂诡异，人们慨叹不断见证历史的同时，也充分见证在国际政治的多种复杂博弈和应对中，对抗性传播的应用及其表现。国际传播不仅成为各种力量、各个国家间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博弈工具，而且本身也成为博弈场。舆论博弈成为特殊历史和技术条件下国家间、各种力量间角力的特殊形态，其表现方式与激烈程度，有些甚至超越人们的想象。激烈的舆论对抗与诡异的军事打击、还击行动绞合在一起，模糊了战争与非战争的界限。在地缘政治、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摩擦和舆论对抗，也使人们重新认识国际传播在各个国家、各种力量博弈间的功能和作用，认识到国际传播并不是如传统定义所表现的那样中性平和，而在很多情况下呈现出对抗性甚至高对抗性。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性传播活动是国家等政治主体间进行政治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对抗性传播既是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博弈的组成部分，也会消解一部分国家间博弈的动能，从而有助于相关国家和力量在博弈中达到一种均衡，维持共处和某种均势。充分认识和研究国际传播的对抗性，认识对抗性传播的特性、方法、效应及其效果控制，研究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的舆论博弈策略，有助于更好地实施国际传播，应对复杂形势，从中赢得主动，实现战略利益。
一、国际传播的对抗性与对抗性传播活动
国际传播是在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借助大众传媒、互联网和人员活动等各种媒介所进行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正是因为国际传播与传播主体所依托的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利益紧密关联，国际传播不仅整体上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还时常表现出鲜明的对抗性，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呈现高对抗性。这种对抗性表现的存在，并不是因为相关国际传播活动不够讲究传播策略和沟通技巧;而是相关传播活动就是基于维护利益、影响舆论态势、实现博弈目的，就是基于对抗、对冲策略，而采用更有针对性、更有力度的内容指向与表达方式。这种体现对抗性的国际传播活动，从积极层面而言，可以起到表明态度、以正视听、体现硬度、影响态势的作用。
对抗性国际传播活动，往往因为特定因素引发，围绕一个清晰的目标，是一个大战略行动的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后，美国一些政客在国际社会制造了许多谎言，以期形成舆论攻势，把疫情政治化。针对美国政客的舆论攻击，新华社在不长的时间里曾经发过多篇针锋相对的报道，以事实真相有针对性地驳斥谎言，清晰体现出国际传播的对抗性特征，发挥了对抗性传播的效用。2020年5月9日，新华社播发《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①开篇指明：“近期，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为转移国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甩锅中国，编造了各种匪夷所思的谎言。”“谎言止于真相，我们用事实说话。”并言明：“今后，只要有新的谎言出现，我们还会继续告世人以真相。”这篇报道以16000余字的篇幅，以事实逐条驳斥24个“谎言”。报道的基本格式是新华社以往报道中少见的。2020年7月21日，同样的报道格式又出现在一篇15000余字的文章中，即《纳瓦罗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②，而且这次的批驳对象直接出现在标题中。报道开篇即指出：“6月7日，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编造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系列涉华谎言。”“谎言是卑鄙无耻者的通行证，真相是捍卫真理者的座右铭。在此，我们列出纳瓦罗信口雌黄编造的18个谎言，并用事实和真相逐一批驳。”这两篇直接驳斥美国政客谣言的报道，鲜明体现了对抗性传播的特征，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
国际传播并不总表现为温文尔雅的形式，在有些时候可能呈现出对抗性特质，表现为对抗性传播活动。这种对抗性传播活动是国际传播对话、沟通功能的特殊表现形式，虽然其形式上有时表现为观点的针锋相对和舆论的博弈对峙。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战略目的的交流、沟通和对话。促进知悉、了解，进而理解、认可，甚至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是以国家为政治主体实施国际传播的战略目的。其中，对抗性传播能够促进知悉、了解，也符合国家实施国际传播的战略目的，为的是不可放弃、必须争取的战略利益。当“美国一些无良政客不思如何抗击本国肆虐的疫情，更不顾全球合作抗疫大义，对举世公认的中国成功抗疫进行攻击抹黑，无所不用其极”①时，向国际社会讲清楚事实真相，帮助国际社会知悉、了解进而形成有利于疫情防控和中国发展的舆论氛围，就是必须争取的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从直接驳斥美国政客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对抗性传播，但这种对抗性传播本身就是与美国政客的特殊对话，是表明中国立场的高硬度传播。而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和国内受众看，这种对抗性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传播、交流和沟通，帮助国际社会成员和国内受众在了解真相的同时，也知悉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和中国采取的行动。
国际传播中对抗性传播活动的发生与推进，并不代表传播者和背后的政治主体准备走向極端对立，这是因为对抗性传播活动是国家等政治主体间进行政治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舆论上的对垒有时是进行国际政治对话的伴生物，在国际政治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当军事人员或外交人员进行某种谈判和对话时，舆论却同时在对垒;谈判桌上的进展情况有时通过国际传播曲折或直接表现出来，甚至对抗性传播活动就是谈判的配合手段。 国际传播的对抗性传播活动有诸多典型场景。在典型场景之一的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中，所发布的内容不但有很强针对性和目的性，而且常常具有明确对抗目标。高明的发布者力图通过所发布内容以及发布时机、表达方式，达到影响舆论态势、服务自身利益的目的。许多记者在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中的角色也未必是单纯的提问者、记录者。有些记者出于各种目的，会利用提问机会、在具体问题之前的叙述或背景表述，嵌入或明确表达自己想表达的观点，传播想传播的信息，然后再提出发布者可能不想直接面对甚至想回避的问题。这样的提问，通过问前叙述、背景信息、记者观点与所提问题的组合迫使发布者透露某些信息，或拒绝回答问题而形成新闻，甚至激起发布者情绪波动、出人意料的举动甚至失态，而构成大新闻。这样的提问，就是一种对抗性传播活动。从记者角度来说，这样的提问方式体现了一定的提问技巧，但因为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往往会被直播，记者类似的提问方式也会被直播出去，或这段提问会被剪辑成新闻，提问记者实际上借这个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制造、形成、驱动符合自己特定目的的传播效果。这种传播活动就是特殊的对抗性传播活动。
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性传播活动可以多种形式体现出来，既可以通过媒体的评论、言论等观点性内容体现，也可以通过精心选择的报道内容体现。有些时候，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性表现得比较隐秘，具体传播内容看起来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但如果从较长时间段或从结构上考量，就会发现其传播活动的倾向性、对抗性、策略性，甚至有时非常鲜明。有些对抗性传播活动是因政客借助媒体或国际活动场所释放信息、表达观点而引发。上文所列举的新华社以事实真相驳斥谣言的传播活动，就是由美国政客的谣言而引发。美国政客这种故意释放的谣言或借助某种场合的无端指责，在国际传播中是没有底线的对抗性传播活动，却经常发生。
二、对抗性传播活动的特殊形态与规律
对抗性传播活动在国际传播中是一种事实性存在，也是一种承担战略和战术目的的主动行动。人们通常以理想化的理论框架设想、分析、建构国际传播活动，推崇针对传播对象特点和需要、讲究传播方法和技巧、观点渗透于故事讲述之中的传播活动，并概括、梳理、提炼了一系列国际传播理论、模型、方法和愿景。但与此同时，在国际传播中，直接或间接、体现强烈或隐蔽对抗性的传播活动也占到相当大的比重。从较长时间段看，国际传播活动总是有其目的，体现出某种对抗性。尤其是国家间或政治力量间围绕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家利益等进行長期斗争，或因为突发事件引发利益冲突时，这种对抗性更是表现明显。无论是政治家、公众人物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还是媒体，都可能主动或被迫、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对抗性传播活动。伴随时事动态进行的国际新闻传播活动更是如此。
对抗性传播活动有其特殊动因和传播形态，相应产生特殊的舆论博弈效应。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种特点。
其一，以特定命题为重心，以多方参与为表现。这样的命题既可能是政客提出的一种观点，也可能是学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但这样的命题一旦为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传播主体所关注、引用、延伸，成为讨论焦点和传播重心，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成了特殊的主题，也形成了特殊的影响力和传播效应。不管对这个命题表示赞成还是反对，这个命题成为讨论的中心，既牵引了全球舆论的注意力，形成舆论氛围和舆论强势;也给相关国家施加了巨大舆论压力，好像被迫戴上了一顶有标记的帽子，而且还被迫以更大的声势进行辩解、说明，从而形成多方参与的舆论博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命题的提出及其在传播中的运用形成了实际的话语权。相比国际传播研究者较多从语言、表达、修辞角度研究的“话语权”，这种由一种观点、一种假设、一个判断等成为舆论焦点而形成的事实上的话语权，才是国际传播中最需要争取甚至夺取的，而且不是简单通过语言、表达、修辞等层面就能修炼而成的。
这种由一种假设发展成为舆论焦点的典型案例之一，是20世纪末一位学者提出的“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1994年夏天，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布朗提出这个问题的缘由，是他认为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需要净进口粮食2亿吨，而这个数字是当时国际市场的谷物贸易量。布朗的这个问题最初并不为国内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直到在国际舆论场形成热点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各种国际场合回应这个问题，中国媒体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大批量国际传播活动，着力点是向世界说明我们中国人能够保证自己的粮食安全。随之，也形成了一系列传播命题。跳开具体传播行为，纵览剖析这次传播活动的全貌，在向世界说明中国情况、中国政策、中国能力的同时，对抗性传播活动的特征、意图、效果都非常明显，对于中国维护外部形势的战略价值也非常明显。
其二，以政治术语为重心，以多元传播为表现。在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角力中，出于国家战略需要和国际结盟与合作的现实需要，会把相关国家和国际政治实体置于一定位置，使用特定政治术语，诸如盟友、合作伙伴;或是以其在某种国际组织的位置或某种共同特征而形成政治术语，如北约国家、G20成员、金砖五国等。这些政治术语并不是纯中性的，术语本身已经被赋予特定含义，在国际政治或国际传播中使用这种术语的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说明与其关系的意图，表明了对其地位的尊重。但相对来说，第三方把这种政治术语使用在传播中，依然可视为是一种近乎“传播中性”，借助传播达到特定战略意图的目标并不明显。当一个国家或国际政治中的实体出于战略打压的目的，通过特定政治术语赋予一个国家特定标签，如美国人在国际政治场所和国际传播中所称的“邪恶轴心”，这种政治术语本身及其使用就完全不属于“传播中性”，美国就是要通过对这种政治术语所形成“恶意”标签的广泛使用和反复传播，达到对相关国家抹黑形象、打压生存空间，促使其外部环境和内部稳定生变的战略意图。
在国际传播中，使用什么样的政治术语本身，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认同，其中渗透着明显或隐含的历史、宗教、文化信息，必须谨慎考察而不能简单借用。如“邪恶轴心”这个政治术语出自2002年1月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国情咨文，意指“赞助恐怖主义的政权”，其中明确指出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鲜。①“邪恶轴心”的“轴心”一词本身就包括特定含义，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所组成的联盟。美国在这个特定时间及之后使用这个术语称呼相关国家，并在国际传播中反复进行，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在国际传播中对政治术语必须谨慎考察而不能简单借用，不过一旦在对抗性传播中使用包含丰富历史、宗教、文化信息的政治术语，其效用也非常明显。《人民日报》（海外网）2020年7月24日曾报道，在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诋毁中国的演讲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平台上用中英双语对蓬佩奥的演讲内容予以回击，指出蓬佩奥的所作所为形象地展现了什么叫“蚍蜉撼树”。华春莹在推特中使用了包含丰富历史、宗教、文化信息的政治术语，称蓬佩奥“想把自己塑造成21世纪的杜勒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对华搞新的十字军东征”②。
其三，以特定对象为重心，以反复质疑为表现。在国际政治、国际传播中，一些国家、政治力量或媒体针对特定对象反复提出质疑，既可能是出于一种莫名担忧、恐惧情绪，也可能是基于一种政治目的、战略意图。这种反复质疑往往形成一些特定主题，如“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这两种主题既可能同时出现，也常常交替以其中一种为重点。这种围绕特定对象进行的传播活动，以及中国为对冲、驳斥这种论调所进行的传播活动，既体现为长时间段的对抗性，也在某一时间段围绕特定问题表现出高对抗性。
其四，以基本战略为重心，以长期推进为表现。从总体上，对抗性传播就是传播主体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判断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诸多西方列强已呈弱势的情况下，美国的基本战略是遏制并战胜最大的竞争对手——苏联。美国不仅大造苏联扩张的舆论，并把对抗性传播作为“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长期推进、多维传播，以实现战略目标。包括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皮鞋敲桌”在内的诸多事件经西方媒体的广泛传播，成为标志性传播事件或携带丰富信息、具备高识别性的传播事件，形成巨大影响。1946年3月5日，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演说中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用铁幕将自己笼罩起来”。此后，“铁幕国家”就成为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特定用语。①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凯南认为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喬治·凯南的这份电报和后来他以X为名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成了美国“遏制战略”和“冷战”的根源之一。②
其五，以塑造态势为重心，以应对危机为表现。对抗性传播活动会集中表现为围绕某个突发事件，但其重心在基于长期战略应对现实来塑造态势，以应对危机来管控危机。对抗性传播的力度和用词的烈度，体现了所面临危机事件的急迫性、严重性、复杂性，也体现了对于塑造态势和反塑造的努力。这种对抗性传播活动，某种意义上也是相关国家和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对危机的管控。塑造态势是一个国家战略的长期表现，是战略执行的一部分，也是国际传播活动的长期目标。分析看待大国战略博弈和地缘政治，需要从历史维度、战略层面拉开观察视野和思维框架，延伸思维长度，从历史过程分析现实问题，才能理解、把握，并有效设计和实施既应对眼前问题又有长远效应、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实对策和策略。从财政金融角度看，世界霸主地位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至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延续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作为旁居于欧洲大陆的岛国，英国长期执行的战略之一就是“大陆均势”战略。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他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即使不从自称为沙皇、企图打通波罗的海作为出海口的伊凡四世（1533～1584）算起，从把占领海岸与出海口作为国家战略的彼得一世（1689年亲政）算起，俄罗斯的海洋战略也已有300多年历史。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塑造态势是长期的，而对抗性传播活动既贯穿其中，也会在某个时点、缘于某个突发事件而集中爆发出来，以应对危机事件和危机态势。
其六，以焦点问题为重心，以激烈反应为表现。对抗性传播活动往往围绕焦点问题集中出现，甚至高烈度出现，特别是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尊严的问题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和尊严是国家的底线，不容侵犯。每一个国家都会以强力手段维护其尊严，包括采用比较激烈的对抗性传播手段。一些看起来突然发生的对抗性传播活动，其基础是累积了一段时间的诱发因素，其重心是维护核心利益和尊严。西方政客和媒体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抹黑和攻击发生多次、存在已久，从而引发了中国外交官和媒体对其中一些政客及其所造谣言点名道姓的驳斥。这种比较激烈的对抗性传播活动，甚至更像是应急反应下的对抗性传播攻势。
其七，以明确底线为重心，以传递信号为表现。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关头，一些对抗性传播活动除了完成其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明确底线、传递信号。关注中国政治语汇使用的人们，都会注意到“勿谓言之不预”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中的特殊含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社论中一共只出现过两次这种表述。第一次使用，是在印度尼赫鲁政府野心勃勃，不断以实施“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并且中国外交部多次严正警告而印方依然如故之后。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该社论的结尾是：“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①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197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结尾是：“我们把话说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②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中，明确底线、传递信号的功能既会体现在外交场合，也会体现在国际传播中;就所蕴藏的信号及其后的事件而言，这种传播活动可以说是高对抗性了。
三、对抗性传播活动的特殊地位与效果控制 对抗性传播活动是一种舆论博弈，是舆论战的表现形式和主要手段。對抗性传播活动是一个国家所进行的战略传播的组成部分，但依然是国际传播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因为其呈现的对抗性、博弈性和对冲、对垒、对抗效果，而影响其作为常规国际传播活动的地位。对抗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矛盾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却又与非对抗性并存且互相转化，即对抗过程中可能因对抗而出现新的均衡和变化。对抗性传播活动并不天然走向“零和博弈”的结果。虽然，有时对抗性传播活动会与地缘政治博弈同步扩大，有时也能起到化解局势、变换焦点、“以对抗抑冲突”的作用。
在现代科技、军事和政治条件下，出现了舆论战等一些新的对抗形式和手段，既与政治、军事对抗有关联，也可能独立存在、基于战略目的而进行。舆论战作为一种军事手段，既是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组成部分，也是和平条件下战略博弈的一种手段和形式。对抗性传播活动作为舆论战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它可能围绕一个焦点、一个热点、一个具体目标，但总是服务于战略目的，谋求战略价值。出现高对抗性的传播活动，并不意味着进入某种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状态，也不能排除是进入了某种战术意义上或战略意义上的特殊舆论战争。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出现之前，可能会存在某种带有欺骗性的传播活动，但高对抗性传播活动频次、数量、烈度、方式等量级的提升，一定意味着危机的加深、博弈的剧烈，因而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谨慎对待、慎重处理。
对抗性传播活动在实践层面承担具体任务，有具体传播目标和所希望达到的传播效果，但对抗性传播活动应当为实现战略目标、谋求战略利益服务，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把对抗性传播活动视为国家战略传播的组成部分。只谋求战术利益，只服务具体目标，而有违战略目标、战略利益的对抗性传播活动，不是理想的传播活动。在国际政治或国际传播框架下，战略传播与其他传播活动相区别的根本属性就是服务于战略利益。
正因为对抗性传播活动具有特殊效应和特殊地位，使得针对对抗性传播活动的效果预估和控制特别重要。就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而言，总体上都不希望对抗失控、博弈失序而影响战略利益。因而，在国际传播中通过有序、有效控制对抗性传播活动的时机、手法、节奏、传播代理人、传播内容、传播渠道，通过精心安排对抗性传播活动与其他传播活动的组合，通过预估对抗性传播活动的效果、对手反应与后续传播活动等，来有效控制对抗性传播活动的效果，从而达到服务战略利益的目的。至于具体的规律、方法、策略等，将是未来持续研究的主题。
（责任编辑：周亭）
【关 键 词】 国际传播;对抗性传播;舆论战;大国博弈;战略传播
2020年前6个月，世界局势复杂诡异，人们慨叹不断见证历史的同时，也充分见证在国际政治的多种复杂博弈和应对中，对抗性传播的应用及其表现。国际传播不仅成为各种力量、各个国家间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博弈工具，而且本身也成为博弈场。舆论博弈成为特殊历史和技术条件下国家间、各种力量间角力的特殊形态，其表现方式与激烈程度，有些甚至超越人们的想象。激烈的舆论对抗与诡异的军事打击、还击行动绞合在一起，模糊了战争与非战争的界限。在地缘政治、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摩擦和舆论对抗，也使人们重新认识国际传播在各个国家、各种力量博弈间的功能和作用，认识到国际传播并不是如传统定义所表现的那样中性平和，而在很多情况下呈现出对抗性甚至高对抗性。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性传播活动是国家等政治主体间进行政治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对抗性传播既是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博弈的组成部分，也会消解一部分国家间博弈的动能，从而有助于相关国家和力量在博弈中达到一种均衡，维持共处和某种均势。充分认识和研究国际传播的对抗性，认识对抗性传播的特性、方法、效应及其效果控制，研究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的舆论博弈策略，有助于更好地实施国际传播，应对复杂形势，从中赢得主动，实现战略利益。
一、国际传播的对抗性与对抗性传播活动
国际传播是在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借助大众传媒、互联网和人员活动等各种媒介所进行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正是因为国际传播与传播主体所依托的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利益紧密关联，国际传播不仅整体上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还时常表现出鲜明的对抗性，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呈现高对抗性。这种对抗性表现的存在，并不是因为相关国际传播活动不够讲究传播策略和沟通技巧;而是相关传播活动就是基于维护利益、影响舆论态势、实现博弈目的，就是基于对抗、对冲策略，而采用更有针对性、更有力度的内容指向与表达方式。这种体现对抗性的国际传播活动，从积极层面而言，可以起到表明态度、以正视听、体现硬度、影响态势的作用。
对抗性国际传播活动，往往因为特定因素引发，围绕一个清晰的目标，是一个大战略行动的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后，美国一些政客在国际社会制造了许多谎言，以期形成舆论攻势，把疫情政治化。针对美国政客的舆论攻击，新华社在不长的时间里曾经发过多篇针锋相对的报道，以事实真相有针对性地驳斥谎言，清晰体现出国际传播的对抗性特征，发挥了对抗性传播的效用。2020年5月9日，新华社播发《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①开篇指明：“近期，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为转移国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甩锅中国，编造了各种匪夷所思的谎言。”“谎言止于真相，我们用事实说话。”并言明：“今后，只要有新的谎言出现，我们还会继续告世人以真相。”这篇报道以16000余字的篇幅，以事实逐条驳斥24个“谎言”。报道的基本格式是新华社以往报道中少见的。2020年7月21日，同样的报道格式又出现在一篇15000余字的文章中，即《纳瓦罗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②，而且这次的批驳对象直接出现在标题中。报道开篇即指出：“6月7日，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编造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系列涉华谎言。”“谎言是卑鄙无耻者的通行证，真相是捍卫真理者的座右铭。在此，我们列出纳瓦罗信口雌黄编造的18个谎言，并用事实和真相逐一批驳。”这两篇直接驳斥美国政客谣言的报道，鲜明体现了对抗性传播的特征，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
国际传播并不总表现为温文尔雅的形式，在有些时候可能呈现出对抗性特质，表现为对抗性传播活动。这种对抗性传播活动是国际传播对话、沟通功能的特殊表现形式，虽然其形式上有时表现为观点的针锋相对和舆论的博弈对峙。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战略目的的交流、沟通和对话。促进知悉、了解，进而理解、认可，甚至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是以国家为政治主体实施国际传播的战略目的。其中，对抗性传播能够促进知悉、了解，也符合国家实施国际传播的战略目的，为的是不可放弃、必须争取的战略利益。当“美国一些无良政客不思如何抗击本国肆虐的疫情，更不顾全球合作抗疫大义，对举世公认的中国成功抗疫进行攻击抹黑，无所不用其极”①时，向国际社会讲清楚事实真相，帮助国际社会知悉、了解进而形成有利于疫情防控和中国发展的舆论氛围，就是必须争取的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从直接驳斥美国政客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对抗性传播，但这种对抗性传播本身就是与美国政客的特殊对话，是表明中国立场的高硬度传播。而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和国内受众看，这种对抗性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传播、交流和沟通，帮助国际社会成员和国内受众在了解真相的同时，也知悉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和中国采取的行动。
国际传播中对抗性传播活动的发生与推进，并不代表传播者和背后的政治主体准备走向極端对立，这是因为对抗性传播活动是国家等政治主体间进行政治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舆论上的对垒有时是进行国际政治对话的伴生物，在国际政治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当军事人员或外交人员进行某种谈判和对话时，舆论却同时在对垒;谈判桌上的进展情况有时通过国际传播曲折或直接表现出来，甚至对抗性传播活动就是谈判的配合手段。 国际传播的对抗性传播活动有诸多典型场景。在典型场景之一的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中，所发布的内容不但有很强针对性和目的性，而且常常具有明确对抗目标。高明的发布者力图通过所发布内容以及发布时机、表达方式，达到影响舆论态势、服务自身利益的目的。许多记者在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中的角色也未必是单纯的提问者、记录者。有些记者出于各种目的，会利用提问机会、在具体问题之前的叙述或背景表述，嵌入或明确表达自己想表达的观点，传播想传播的信息，然后再提出发布者可能不想直接面对甚至想回避的问题。这样的提问，通过问前叙述、背景信息、记者观点与所提问题的组合迫使发布者透露某些信息，或拒绝回答问题而形成新闻，甚至激起发布者情绪波动、出人意料的举动甚至失态，而构成大新闻。这样的提问，就是一种对抗性传播活动。从记者角度来说，这样的提问方式体现了一定的提问技巧，但因为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往往会被直播，记者类似的提问方式也会被直播出去，或这段提问会被剪辑成新闻，提问记者实际上借这个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制造、形成、驱动符合自己特定目的的传播效果。这种传播活动就是特殊的对抗性传播活动。
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性传播活动可以多种形式体现出来，既可以通过媒体的评论、言论等观点性内容体现，也可以通过精心选择的报道内容体现。有些时候，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性表现得比较隐秘，具体传播内容看起来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但如果从较长时间段或从结构上考量，就会发现其传播活动的倾向性、对抗性、策略性，甚至有时非常鲜明。有些对抗性传播活动是因政客借助媒体或国际活动场所释放信息、表达观点而引发。上文所列举的新华社以事实真相驳斥谣言的传播活动，就是由美国政客的谣言而引发。美国政客这种故意释放的谣言或借助某种场合的无端指责，在国际传播中是没有底线的对抗性传播活动，却经常发生。
二、对抗性传播活动的特殊形态与规律
对抗性传播活动在国际传播中是一种事实性存在，也是一种承担战略和战术目的的主动行动。人们通常以理想化的理论框架设想、分析、建构国际传播活动，推崇针对传播对象特点和需要、讲究传播方法和技巧、观点渗透于故事讲述之中的传播活动，并概括、梳理、提炼了一系列国际传播理论、模型、方法和愿景。但与此同时，在国际传播中，直接或间接、体现强烈或隐蔽对抗性的传播活动也占到相当大的比重。从较长时间段看，国际传播活动总是有其目的，体现出某种对抗性。尤其是国家间或政治力量间围绕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家利益等进行長期斗争，或因为突发事件引发利益冲突时，这种对抗性更是表现明显。无论是政治家、公众人物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还是媒体，都可能主动或被迫、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对抗性传播活动。伴随时事动态进行的国际新闻传播活动更是如此。
对抗性传播活动有其特殊动因和传播形态，相应产生特殊的舆论博弈效应。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种特点。
其一，以特定命题为重心，以多方参与为表现。这样的命题既可能是政客提出的一种观点，也可能是学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但这样的命题一旦为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传播主体所关注、引用、延伸，成为讨论焦点和传播重心，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成了特殊的主题，也形成了特殊的影响力和传播效应。不管对这个命题表示赞成还是反对，这个命题成为讨论的中心，既牵引了全球舆论的注意力，形成舆论氛围和舆论强势;也给相关国家施加了巨大舆论压力，好像被迫戴上了一顶有标记的帽子，而且还被迫以更大的声势进行辩解、说明，从而形成多方参与的舆论博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命题的提出及其在传播中的运用形成了实际的话语权。相比国际传播研究者较多从语言、表达、修辞角度研究的“话语权”，这种由一种观点、一种假设、一个判断等成为舆论焦点而形成的事实上的话语权，才是国际传播中最需要争取甚至夺取的，而且不是简单通过语言、表达、修辞等层面就能修炼而成的。
这种由一种假设发展成为舆论焦点的典型案例之一，是20世纪末一位学者提出的“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1994年夏天，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布朗提出这个问题的缘由，是他认为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需要净进口粮食2亿吨，而这个数字是当时国际市场的谷物贸易量。布朗的这个问题最初并不为国内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直到在国际舆论场形成热点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各种国际场合回应这个问题，中国媒体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大批量国际传播活动，着力点是向世界说明我们中国人能够保证自己的粮食安全。随之，也形成了一系列传播命题。跳开具体传播行为，纵览剖析这次传播活动的全貌，在向世界说明中国情况、中国政策、中国能力的同时，对抗性传播活动的特征、意图、效果都非常明显，对于中国维护外部形势的战略价值也非常明显。
其二，以政治术语为重心，以多元传播为表现。在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角力中，出于国家战略需要和国际结盟与合作的现实需要，会把相关国家和国际政治实体置于一定位置，使用特定政治术语，诸如盟友、合作伙伴;或是以其在某种国际组织的位置或某种共同特征而形成政治术语，如北约国家、G20成员、金砖五国等。这些政治术语并不是纯中性的，术语本身已经被赋予特定含义，在国际政治或国际传播中使用这种术语的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说明与其关系的意图，表明了对其地位的尊重。但相对来说，第三方把这种政治术语使用在传播中，依然可视为是一种近乎“传播中性”，借助传播达到特定战略意图的目标并不明显。当一个国家或国际政治中的实体出于战略打压的目的，通过特定政治术语赋予一个国家特定标签，如美国人在国际政治场所和国际传播中所称的“邪恶轴心”，这种政治术语本身及其使用就完全不属于“传播中性”，美国就是要通过对这种政治术语所形成“恶意”标签的广泛使用和反复传播，达到对相关国家抹黑形象、打压生存空间，促使其外部环境和内部稳定生变的战略意图。
在国际传播中，使用什么样的政治术语本身，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认同，其中渗透着明显或隐含的历史、宗教、文化信息，必须谨慎考察而不能简单借用。如“邪恶轴心”这个政治术语出自2002年1月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国情咨文，意指“赞助恐怖主义的政权”，其中明确指出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鲜。①“邪恶轴心”的“轴心”一词本身就包括特定含义，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所组成的联盟。美国在这个特定时间及之后使用这个术语称呼相关国家，并在国际传播中反复进行，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在国际传播中对政治术语必须谨慎考察而不能简单借用，不过一旦在对抗性传播中使用包含丰富历史、宗教、文化信息的政治术语，其效用也非常明显。《人民日报》（海外网）2020年7月24日曾报道，在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诋毁中国的演讲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平台上用中英双语对蓬佩奥的演讲内容予以回击，指出蓬佩奥的所作所为形象地展现了什么叫“蚍蜉撼树”。华春莹在推特中使用了包含丰富历史、宗教、文化信息的政治术语，称蓬佩奥“想把自己塑造成21世纪的杜勒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对华搞新的十字军东征”②。
其三，以特定对象为重心，以反复质疑为表现。在国际政治、国际传播中，一些国家、政治力量或媒体针对特定对象反复提出质疑，既可能是出于一种莫名担忧、恐惧情绪，也可能是基于一种政治目的、战略意图。这种反复质疑往往形成一些特定主题，如“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这两种主题既可能同时出现，也常常交替以其中一种为重点。这种围绕特定对象进行的传播活动，以及中国为对冲、驳斥这种论调所进行的传播活动，既体现为长时间段的对抗性，也在某一时间段围绕特定问题表现出高对抗性。
其四，以基本战略为重心，以长期推进为表现。从总体上，对抗性传播就是传播主体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判断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诸多西方列强已呈弱势的情况下，美国的基本战略是遏制并战胜最大的竞争对手——苏联。美国不仅大造苏联扩张的舆论，并把对抗性传播作为“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长期推进、多维传播，以实现战略目标。包括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皮鞋敲桌”在内的诸多事件经西方媒体的广泛传播，成为标志性传播事件或携带丰富信息、具备高识别性的传播事件，形成巨大影响。1946年3月5日，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演说中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用铁幕将自己笼罩起来”。此后，“铁幕国家”就成为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特定用语。①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凯南认为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喬治·凯南的这份电报和后来他以X为名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成了美国“遏制战略”和“冷战”的根源之一。②
其五，以塑造态势为重心，以应对危机为表现。对抗性传播活动会集中表现为围绕某个突发事件，但其重心在基于长期战略应对现实来塑造态势，以应对危机来管控危机。对抗性传播的力度和用词的烈度，体现了所面临危机事件的急迫性、严重性、复杂性，也体现了对于塑造态势和反塑造的努力。这种对抗性传播活动，某种意义上也是相关国家和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对危机的管控。塑造态势是一个国家战略的长期表现，是战略执行的一部分，也是国际传播活动的长期目标。分析看待大国战略博弈和地缘政治，需要从历史维度、战略层面拉开观察视野和思维框架，延伸思维长度，从历史过程分析现实问题，才能理解、把握，并有效设计和实施既应对眼前问题又有长远效应、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实对策和策略。从财政金融角度看，世界霸主地位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至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延续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作为旁居于欧洲大陆的岛国，英国长期执行的战略之一就是“大陆均势”战略。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他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即使不从自称为沙皇、企图打通波罗的海作为出海口的伊凡四世（1533～1584）算起，从把占领海岸与出海口作为国家战略的彼得一世（1689年亲政）算起，俄罗斯的海洋战略也已有300多年历史。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塑造态势是长期的，而对抗性传播活动既贯穿其中，也会在某个时点、缘于某个突发事件而集中爆发出来，以应对危机事件和危机态势。
其六，以焦点问题为重心，以激烈反应为表现。对抗性传播活动往往围绕焦点问题集中出现，甚至高烈度出现，特别是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尊严的问题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和尊严是国家的底线，不容侵犯。每一个国家都会以强力手段维护其尊严，包括采用比较激烈的对抗性传播手段。一些看起来突然发生的对抗性传播活动，其基础是累积了一段时间的诱发因素，其重心是维护核心利益和尊严。西方政客和媒体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抹黑和攻击发生多次、存在已久，从而引发了中国外交官和媒体对其中一些政客及其所造谣言点名道姓的驳斥。这种比较激烈的对抗性传播活动，甚至更像是应急反应下的对抗性传播攻势。
其七，以明确底线为重心，以传递信号为表现。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关头，一些对抗性传播活动除了完成其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明确底线、传递信号。关注中国政治语汇使用的人们，都会注意到“勿谓言之不预”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中的特殊含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社论中一共只出现过两次这种表述。第一次使用，是在印度尼赫鲁政府野心勃勃，不断以实施“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并且中国外交部多次严正警告而印方依然如故之后。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该社论的结尾是：“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①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197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结尾是：“我们把话说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②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中，明确底线、传递信号的功能既会体现在外交场合，也会体现在国际传播中;就所蕴藏的信号及其后的事件而言，这种传播活动可以说是高对抗性了。
三、对抗性传播活动的特殊地位与效果控制 对抗性传播活动是一种舆论博弈，是舆论战的表现形式和主要手段。對抗性传播活动是一个国家所进行的战略传播的组成部分，但依然是国际传播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因为其呈现的对抗性、博弈性和对冲、对垒、对抗效果，而影响其作为常规国际传播活动的地位。对抗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矛盾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却又与非对抗性并存且互相转化，即对抗过程中可能因对抗而出现新的均衡和变化。对抗性传播活动并不天然走向“零和博弈”的结果。虽然，有时对抗性传播活动会与地缘政治博弈同步扩大，有时也能起到化解局势、变换焦点、“以对抗抑冲突”的作用。
在现代科技、军事和政治条件下，出现了舆论战等一些新的对抗形式和手段，既与政治、军事对抗有关联，也可能独立存在、基于战略目的而进行。舆论战作为一种军事手段，既是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组成部分，也是和平条件下战略博弈的一种手段和形式。对抗性传播活动作为舆论战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它可能围绕一个焦点、一个热点、一个具体目标，但总是服务于战略目的，谋求战略价值。出现高对抗性的传播活动，并不意味着进入某种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状态，也不能排除是进入了某种战术意义上或战略意义上的特殊舆论战争。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出现之前，可能会存在某种带有欺骗性的传播活动，但高对抗性传播活动频次、数量、烈度、方式等量级的提升，一定意味着危机的加深、博弈的剧烈，因而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谨慎对待、慎重处理。
对抗性传播活动在实践层面承担具体任务，有具体传播目标和所希望达到的传播效果，但对抗性传播活动应当为实现战略目标、谋求战略利益服务，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把对抗性传播活动视为国家战略传播的组成部分。只谋求战术利益，只服务具体目标，而有违战略目标、战略利益的对抗性传播活动，不是理想的传播活动。在国际政治或国际传播框架下，战略传播与其他传播活动相区别的根本属性就是服务于战略利益。
正因为对抗性传播活动具有特殊效应和特殊地位，使得针对对抗性传播活动的效果预估和控制特别重要。就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而言，总体上都不希望对抗失控、博弈失序而影响战略利益。因而，在国际传播中通过有序、有效控制对抗性传播活动的时机、手法、节奏、传播代理人、传播内容、传播渠道，通过精心安排对抗性传播活动与其他传播活动的组合，通过预估对抗性传播活动的效果、对手反应与后续传播活动等，来有效控制对抗性传播活动的效果，从而达到服务战略利益的目的。至于具体的规律、方法、策略等，将是未来持续研究的主题。
（责任编辑：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