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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前期白话小说的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主要是通过作者的创作意图,作品的题材、思想内容、人物形象、结构模式、表现手法等,加以体现的。
关键词:功利性 道德化 创作 倾向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清代前期白话小说的创作意图,大多表述了关注社会现实和以德教化的创作意图,体现了现实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如世情小说作者,大多以揭示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为小说的创作意图。如《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明确表示了《醒世姻缘传》解决社会人生基本问题——夫妻问题的创作意图。当然,就《醒世姻缘传》的内容而言,其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伦理纲常问题当不止于夫妻关系问题。而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则大多表述了以理制情的创作意图。如《醒风流》作者宣称其小说的创作意图:
“是编也,当作正心论读。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以善道教人者,劝文戒语,刊刻行世”。
时事小说作者也明确表示了干预时政的创作意图,如《新世鸿勋》作者自序云:
“兹《新世鸿勋》一编,乃载逆闯寇乱之始末,即所谓运数兴替之因繇。然运数虽系乎天机,而阙因实由于人造。”
神怪小说的作者则表现了以神怪小说更为直接反应社会现实的创作意图。如《斩鬼传》的作者明确表示了“以继王政之所不及,而学明王佛之使人知所畏而为善也”的创作意图。英雄传奇小说回归儒家传统思想传统的创作意图,也表现了清代前期长篇白话小说现实性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倾向。与此同时,清代前期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同样表现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倾向。如烟水散人在《珍珠舶》自序中,强调创作小说的用意在于“述一时民风之盛衰”,以“针世砭俗”,从而达到“惊世”的目的。
而清代前期白话小说干预社会现实的题材内容,也体现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如世情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的题材相对集中于伦理道德、揭露社会弊端的内容;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爱情婚姻小说的一个流派,其与晚明爱情婚姻小说相比,大多数作品的现实内容都有所增强;神怪小说的题材内容与《西游记》相比,由后者的略呈世态间接反映社会现实,而转为更为直接地反映社会现实;英雄传奇小说的题材内容在揭示批判社会现实弊端方面有所增强;时事小说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一个类别,以反映“当代”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内容,这既是对明末时事小说的继承,也与清代前期白话小说普遍呈现的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相吻合。
此外,清代白话小说的思想内容,也体现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倾向:
第一,社会问题意识。清代前期白话小说,尤其是世情小说、世情小说的亚流才子佳人小说、以世情题材为主要内容的短篇白话小说,由于题材内容的现实性,许多作品都表现出一种社会问题意识,即揭示社会问题,力图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意识所关注的焦点,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伦理关系问题。其中夫妻伦理关系问题,是关注的重点。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些反映了儒家“夫为妻纲”和女子“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崩溃。有的作品则反映了封建的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存在的问题。如长幼之序混乱的问题、兄弟伦常关系问题、朋友之间背信弃义骗财骗色、恶仆背主忘恩、师生伦常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伦理关系外,在世情小说中,作者出于对时政问题的关心,有的作品中还反映了政治伦理关系,如皇帝昏聩而导致奸臣当道、宦官乱政的问题。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既有补世的用意(时常与揭示和批判社会现实弊端联系在一起),也表现了历史反思和社会现实批判精神;二是人欲横流问题。世情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人的欲望尤其是情欲时,是将其视作违背道德和礼节的行为加以否定的,认为这是危害世风人心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与晚明文学作品对于包括人的情欲在内的欲望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乃至欣赏和称颂的态度是不同的。
第二,历史反思和社会现实批判精神。这一思想内容体现于清前期各类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和短篇白话小说中。其大致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1 揭示和批判政治制度,包括宦官专权。如时事小说《闲杌闲评》、《樵史通俗演义》,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中,都有对魏忠贤、王振擅权乱政的揭露;《醒世姻缘传》中还有对官吏选拔和考核制度的弊端的揭露,如写晁思孝通过金钱打通关节,在官场中飞黄腾达,政以贿成。白话短篇小说《生绡剪》中也有类似的笔墨;官府黑暗,贪酷受贿等,如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白话短篇小说《照世杯》、《醉醒石》、《连城璧》中的《老星家戏改八字》等,皆有这方面的描写。
2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首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集中代表、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指责和批判。如《樵史通俗演义》中写崇祯皇帝猜忌过重,滥杀朝臣;重用奸臣、宦官,如《续金瓶梅》中的宋徽宗、《醒世姻缘传》中的明英宗、《杌闲评》和《樵史通俗演义》中的明熹宗;崇佛尚道,如《西游补》中的小月王崇佛尚道,实则影射明世宗宠信道教,不理朝政,竟二十年不见朝臣。而《西游补》中大唐国度的皇帝荒淫无度醉生梦死,其实是影射明中叶的皇帝大多疏于理政,以致误国。如明光宗因“宫中巧相蛊惑,更进女优,于是罢免常朝”。明武宗声色犬马,恣意淫乐,至无后嗣。明神宗奢侈糜烂,昏庸贪婪,大兴土木,疯狂搜刮民脂民膏。明熹宗日日“倡优声伎,狗马射猎”宠信魏忠贤,以致朝纲混乱;不恤民情,如《续金瓶梅》指责宋徽宗不惜民力,才铸万寿山,又修延福宫。为取太湖山的奇峰怪石,拆坏民居,车运船装,动用几十万民工。这说明作为国君,他不具备仁义的品德,没有对百姓实行仁政。其次,提出厂卫制度、宦官制度的弊端,既与封建政治制度有关,又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有产物。这方面《杌闲评》显得尤为深刻。作品从制度本身寻找原因,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制度特有的产物——宦官制度,表明皇帝重用宦官不仅是个人的感情因素或个人品质问题,还是封建专制政体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杌闲评》还通过具体描写,形象地表明即便在明代,宦官问题也不是魏忠贤个别的现象,而是宦官制度造成的普遍的社会政治问题。
3 党争问题。这是明代乃至累代的政治弊端,也是导致明代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如《樵史通俗演义》、《续金瓶梅》都有党争之祸的描写和反思。
4 司法制度的弊端和黑暗。如《醒世姻缘传》通过晁源之妾珍哥逼死正妻计氏一案,形象地反映了司法腐败,徇私舞弊成风。
5 揭示和批判科举制度。包括科举制度管理的弊端,培养人才的弊端,对士人心灵的毒害,以及与科举制度弊端相关的士人品德败坏、才学低劣;科举制度使士人追逐功名、求谋钻营、弄虚作假成风,导致社会风俗败坏等。这在世情小说、时事小说、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不少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第三,尊经重道的思想倾向。清代前期白话小说尊经重道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是回归、提倡、宣扬儒家思想,就此而言,这也是重视道德功能的创作倾向的体现,如世情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倡导恢复儒家思想传统,力图以儒家思想解决社会问题。这既表现了尊经重道的思想倾向,也反映了道德化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弱化乃至摒弃不符合儒家思想观念的“异质”思想,向正统儒家思想回归,这在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中有关“义”的思想观念中显得非常突出。“义”的思想观念,在以往的小说中特别是明代的小说中,既蕴涵着儒家思想观念,也包含着下层民众尤其是市民的思想观念。清代前期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的不少作品,对“义”的儒家思想观念成分加以强化,对下层民众的思想成分则予以弱化或摒弃。才子佳人小说的“主情戒淫”的情爱观,也清除了晚明文学作品情爱观中有伤社会风化、违背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成分,既肯定人的情感的合理性,也使其情爱观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这些都表现了尊经重道的思想倾向。
第四,悲剧意识。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中的一些作品还表现了悲剧意识,这在世情小说《林兰香》中比较典型。实际上这种悲剧意识在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中,并非个别现象,尤其是在世情小说中的一些作品也表现了这种悲剧意识。本文认为,清前期一些世情小说尤其是《林兰香》以人生的梦幻感所表现的悲剧意识,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绝望。这一悲观的思想情绪实际上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一种清醒的认识,在更为深刻的思想层面上体现了作品的现实精神。
当然,清代白话小说的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对于小说创作也有某些不利的影响。如小说中的观念化人物形象。所谓观念化的人物形象,从创作方法上是指以某种思想观念为内涵塑造的艺术形象。在明代白话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中的道德化人物,就是以善恶道德的思想观念,塑造正面和反面形象。晚明时期出现的世情题材小说《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则是以人物的各种欲望为内涵,而不是以道德理念为内涵塑造人物形象。清代前期白话小说的人物基本塑造方法,是以儒家思想观念为标准,塑造正面或反面的道德人物,如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神怪小说中的一些作品中都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化的人物,这些观念化人物的塑造方法,及其承载的道德教化或演绎世情批判社会现实的功用,使小说的人物形象流于概念化乃至程式化,在某种程度上有损于小说人物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但其中如薛素姐、狄希陈、岳飞等人物形象,由于性格鲜明,符合生活情理,仍不失为鲜活的艺术形象。
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中的世情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因果报应情节结构模式,也反映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清代前期世情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中,普遍存在因果报应的情节结构模式。作者往往借助这种情节结构为形式,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规范世风人心。这种情节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道德功能,与早期小说用以神道设教的宗教功能显然是不同的。就世情小说而言,其因果报应的情节模式,与《金瓶梅》的影响有关。后者虽然不乏宗教思想内容,但因果报应的情节模式蕴涵着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其果报的原因也与个人的行为或人为的因素有关。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宋元话本虽有因果报应的观念,但并非表现的重心,其创作的用意偏重于“娱心”。明中叶后包括“三言”“二拍”的不少白话短篇小说,虽然增强了作品中的因果报应的惩恶扬善作用,却是区别善恶的因果说教,基本上没有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可见,清代前期世情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中颇为普遍的因果报应的情节结构模式,具有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功用,从而使小说情节结构形成某种模式,这显然对于小说的创造性具有不利影响。
此外,清代前期白话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也显示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倾向对小说创作的不利影响。本来,叙述和描写是小说的重要表现手法,小说也并非完全排斥议论,但大段的议论甚至以议论代替叙述描写则有损于小说的艺术特性和审美特征。明末有些白话短篇小说中已出现大段议论,如《西湖二集》。但在清代前期白话短篇小说中却议论成风,这些议论或为政论式的,直接点明批判社会弊端的题旨;或为说教式,进行劝惩教化。这些都表明了作者运用议论这一表现手法的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目的。其实,在清代前期白话长篇小说中的有些作品中也有与上述类似的大段议论,如世情小说、时事小说、神怪小说中的一些作品。其他如神怪小说《斩鬼传》中的直观式的讽喻,这种表现手法也同样显示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倾向对于小说创作的某些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聂春艳:《论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对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响》,《复旦学报》,2008年第1期。
[3] (清)烟水散人:《珍珠舶序》,黄霖主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清)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中华书局,1977年版。
作者简介:聂春艳,女,1958—,河北辛集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白话小说,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功利性 道德化 创作 倾向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清代前期白话小说的创作意图,大多表述了关注社会现实和以德教化的创作意图,体现了现实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如世情小说作者,大多以揭示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为小说的创作意图。如《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明确表示了《醒世姻缘传》解决社会人生基本问题——夫妻问题的创作意图。当然,就《醒世姻缘传》的内容而言,其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伦理纲常问题当不止于夫妻关系问题。而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则大多表述了以理制情的创作意图。如《醒风流》作者宣称其小说的创作意图:
“是编也,当作正心论读。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以善道教人者,劝文戒语,刊刻行世”。
时事小说作者也明确表示了干预时政的创作意图,如《新世鸿勋》作者自序云:
“兹《新世鸿勋》一编,乃载逆闯寇乱之始末,即所谓运数兴替之因繇。然运数虽系乎天机,而阙因实由于人造。”
神怪小说的作者则表现了以神怪小说更为直接反应社会现实的创作意图。如《斩鬼传》的作者明确表示了“以继王政之所不及,而学明王佛之使人知所畏而为善也”的创作意图。英雄传奇小说回归儒家传统思想传统的创作意图,也表现了清代前期长篇白话小说现实性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倾向。与此同时,清代前期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同样表现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倾向。如烟水散人在《珍珠舶》自序中,强调创作小说的用意在于“述一时民风之盛衰”,以“针世砭俗”,从而达到“惊世”的目的。
而清代前期白话小说干预社会现实的题材内容,也体现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如世情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的题材相对集中于伦理道德、揭露社会弊端的内容;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爱情婚姻小说的一个流派,其与晚明爱情婚姻小说相比,大多数作品的现实内容都有所增强;神怪小说的题材内容与《西游记》相比,由后者的略呈世态间接反映社会现实,而转为更为直接地反映社会现实;英雄传奇小说的题材内容在揭示批判社会现实弊端方面有所增强;时事小说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一个类别,以反映“当代”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内容,这既是对明末时事小说的继承,也与清代前期白话小说普遍呈现的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相吻合。
此外,清代白话小说的思想内容,也体现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倾向:
第一,社会问题意识。清代前期白话小说,尤其是世情小说、世情小说的亚流才子佳人小说、以世情题材为主要内容的短篇白话小说,由于题材内容的现实性,许多作品都表现出一种社会问题意识,即揭示社会问题,力图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意识所关注的焦点,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伦理关系问题。其中夫妻伦理关系问题,是关注的重点。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些反映了儒家“夫为妻纲”和女子“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崩溃。有的作品则反映了封建的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存在的问题。如长幼之序混乱的问题、兄弟伦常关系问题、朋友之间背信弃义骗财骗色、恶仆背主忘恩、师生伦常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伦理关系外,在世情小说中,作者出于对时政问题的关心,有的作品中还反映了政治伦理关系,如皇帝昏聩而导致奸臣当道、宦官乱政的问题。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既有补世的用意(时常与揭示和批判社会现实弊端联系在一起),也表现了历史反思和社会现实批判精神;二是人欲横流问题。世情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人的欲望尤其是情欲时,是将其视作违背道德和礼节的行为加以否定的,认为这是危害世风人心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与晚明文学作品对于包括人的情欲在内的欲望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乃至欣赏和称颂的态度是不同的。
第二,历史反思和社会现实批判精神。这一思想内容体现于清前期各类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和短篇白话小说中。其大致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1 揭示和批判政治制度,包括宦官专权。如时事小说《闲杌闲评》、《樵史通俗演义》,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中,都有对魏忠贤、王振擅权乱政的揭露;《醒世姻缘传》中还有对官吏选拔和考核制度的弊端的揭露,如写晁思孝通过金钱打通关节,在官场中飞黄腾达,政以贿成。白话短篇小说《生绡剪》中也有类似的笔墨;官府黑暗,贪酷受贿等,如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白话短篇小说《照世杯》、《醉醒石》、《连城璧》中的《老星家戏改八字》等,皆有这方面的描写。
2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首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集中代表、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指责和批判。如《樵史通俗演义》中写崇祯皇帝猜忌过重,滥杀朝臣;重用奸臣、宦官,如《续金瓶梅》中的宋徽宗、《醒世姻缘传》中的明英宗、《杌闲评》和《樵史通俗演义》中的明熹宗;崇佛尚道,如《西游补》中的小月王崇佛尚道,实则影射明世宗宠信道教,不理朝政,竟二十年不见朝臣。而《西游补》中大唐国度的皇帝荒淫无度醉生梦死,其实是影射明中叶的皇帝大多疏于理政,以致误国。如明光宗因“宫中巧相蛊惑,更进女优,于是罢免常朝”。明武宗声色犬马,恣意淫乐,至无后嗣。明神宗奢侈糜烂,昏庸贪婪,大兴土木,疯狂搜刮民脂民膏。明熹宗日日“倡优声伎,狗马射猎”宠信魏忠贤,以致朝纲混乱;不恤民情,如《续金瓶梅》指责宋徽宗不惜民力,才铸万寿山,又修延福宫。为取太湖山的奇峰怪石,拆坏民居,车运船装,动用几十万民工。这说明作为国君,他不具备仁义的品德,没有对百姓实行仁政。其次,提出厂卫制度、宦官制度的弊端,既与封建政治制度有关,又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有产物。这方面《杌闲评》显得尤为深刻。作品从制度本身寻找原因,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制度特有的产物——宦官制度,表明皇帝重用宦官不仅是个人的感情因素或个人品质问题,还是封建专制政体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杌闲评》还通过具体描写,形象地表明即便在明代,宦官问题也不是魏忠贤个别的现象,而是宦官制度造成的普遍的社会政治问题。
3 党争问题。这是明代乃至累代的政治弊端,也是导致明代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如《樵史通俗演义》、《续金瓶梅》都有党争之祸的描写和反思。
4 司法制度的弊端和黑暗。如《醒世姻缘传》通过晁源之妾珍哥逼死正妻计氏一案,形象地反映了司法腐败,徇私舞弊成风。
5 揭示和批判科举制度。包括科举制度管理的弊端,培养人才的弊端,对士人心灵的毒害,以及与科举制度弊端相关的士人品德败坏、才学低劣;科举制度使士人追逐功名、求谋钻营、弄虚作假成风,导致社会风俗败坏等。这在世情小说、时事小说、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不少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第三,尊经重道的思想倾向。清代前期白话小说尊经重道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是回归、提倡、宣扬儒家思想,就此而言,这也是重视道德功能的创作倾向的体现,如世情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倡导恢复儒家思想传统,力图以儒家思想解决社会问题。这既表现了尊经重道的思想倾向,也反映了道德化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弱化乃至摒弃不符合儒家思想观念的“异质”思想,向正统儒家思想回归,这在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中有关“义”的思想观念中显得非常突出。“义”的思想观念,在以往的小说中特别是明代的小说中,既蕴涵着儒家思想观念,也包含着下层民众尤其是市民的思想观念。清代前期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的不少作品,对“义”的儒家思想观念成分加以强化,对下层民众的思想成分则予以弱化或摒弃。才子佳人小说的“主情戒淫”的情爱观,也清除了晚明文学作品情爱观中有伤社会风化、违背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成分,既肯定人的情感的合理性,也使其情爱观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这些都表现了尊经重道的思想倾向。
第四,悲剧意识。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中的一些作品还表现了悲剧意识,这在世情小说《林兰香》中比较典型。实际上这种悲剧意识在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中,并非个别现象,尤其是在世情小说中的一些作品也表现了这种悲剧意识。本文认为,清前期一些世情小说尤其是《林兰香》以人生的梦幻感所表现的悲剧意识,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绝望。这一悲观的思想情绪实际上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一种清醒的认识,在更为深刻的思想层面上体现了作品的现实精神。
当然,清代白话小说的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对于小说创作也有某些不利的影响。如小说中的观念化人物形象。所谓观念化的人物形象,从创作方法上是指以某种思想观念为内涵塑造的艺术形象。在明代白话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中的道德化人物,就是以善恶道德的思想观念,塑造正面和反面形象。晚明时期出现的世情题材小说《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则是以人物的各种欲望为内涵,而不是以道德理念为内涵塑造人物形象。清代前期白话小说的人物基本塑造方法,是以儒家思想观念为标准,塑造正面或反面的道德人物,如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神怪小说中的一些作品中都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化的人物,这些观念化人物的塑造方法,及其承载的道德教化或演绎世情批判社会现实的功用,使小说的人物形象流于概念化乃至程式化,在某种程度上有损于小说人物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但其中如薛素姐、狄希陈、岳飞等人物形象,由于性格鲜明,符合生活情理,仍不失为鲜活的艺术形象。
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中的世情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因果报应情节结构模式,也反映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创作倾向。清代前期世情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中,普遍存在因果报应的情节结构模式。作者往往借助这种情节结构为形式,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规范世风人心。这种情节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道德功能,与早期小说用以神道设教的宗教功能显然是不同的。就世情小说而言,其因果报应的情节模式,与《金瓶梅》的影响有关。后者虽然不乏宗教思想内容,但因果报应的情节模式蕴涵着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其果报的原因也与个人的行为或人为的因素有关。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宋元话本虽有因果报应的观念,但并非表现的重心,其创作的用意偏重于“娱心”。明中叶后包括“三言”“二拍”的不少白话短篇小说,虽然增强了作品中的因果报应的惩恶扬善作用,却是区别善恶的因果说教,基本上没有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可见,清代前期世情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中颇为普遍的因果报应的情节结构模式,具有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功用,从而使小说情节结构形成某种模式,这显然对于小说的创造性具有不利影响。
此外,清代前期白话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也显示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倾向对小说创作的不利影响。本来,叙述和描写是小说的重要表现手法,小说也并非完全排斥议论,但大段的议论甚至以议论代替叙述描写则有损于小说的艺术特性和审美特征。明末有些白话短篇小说中已出现大段议论,如《西湖二集》。但在清代前期白话短篇小说中却议论成风,这些议论或为政论式的,直接点明批判社会弊端的题旨;或为说教式,进行劝惩教化。这些都表明了作者运用议论这一表现手法的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目的。其实,在清代前期白话长篇小说中的有些作品中也有与上述类似的大段议论,如世情小说、时事小说、神怪小说中的一些作品。其他如神怪小说《斩鬼传》中的直观式的讽喻,这种表现手法也同样显示了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倾向对于小说创作的某些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聂春艳:《论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对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响》,《复旦学报》,2008年第1期。
[3] (清)烟水散人:《珍珠舶序》,黄霖主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清)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中华书局,1977年版。
作者简介:聂春艳,女,1958—,河北辛集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白话小说,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