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0年的上海，等我进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新文学运动已经波澜壮阔，至少在大城市里，在实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校里，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领域。以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我记不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唐诗、宋词，也记不得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韩、柳、欧、苏的文章，在白话文逐渐全方位进入文化领域的那时，即使选录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大概也是为数不多。因此，我才没留下什么印象，相反，那些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对我倒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受到的古文训练，不是从当时的语文课本而来。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的督促，环境的熏陶，从硬着头皮，死背硬记开始，渐渐发生兴趣，然后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志活到老，学到老的。
　　古汉语的命运，终究维系于辉煌的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因此，其生命力应该是不会衰竭的。我记得，上世纪30年代，在离城市并不很远的乡村，也还有科举时代曾经盛行过的私塾，甚至到了50年代了，在偏远地区，也有类似私塾的家学存在。
　　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经济负担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还有出于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思想的原因，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所谓洋学堂里读书。当时，城市的学校在农村人的眼里，除了能够识字的语文课外，那些常识、算术、英语、劳作、美术、音乐等课程，是没有什么用场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背诵有益的杂感，讲到这种古老的私塾教育，虽然其教学方式完全背离于时代，落伍于生活，但是，私塾的强调背诵，即使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在多多益善的背诵中，达到融会贯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以此，我是有真切体会的。随便举一个例子，旧时坊间出版的古籍，通常无标点，很难一口气连贯地读下来，这时已经上中学的我，曾经求教于老人，如何句读之法？他反问我，句读有法吗？我也相信确是无法，但无法之法，总是应该有的，他想了想，还是只有多背书这个法子，他说，书背得多了，也就自然明白哪里该顿，哪里该断了。
　　我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传》，在检阅大量资料时，发现这位文豪的童年，也是在背诵中开始他的文化积累的。看来，背诵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我记得凌叔华记辜鸿铭的文章中说，这位民国后还拖辫子的满清遗老，留洋归来，在北平当大学教授，能够一口气背诵出上千行的弥尔顿《失乐园》。看来，背诵，启发智慧，增加修养，激发才华，加深记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篇短文在报纸发表出来，过了好些日子，收到副刊编辑转来的读者来信，信中说，现在儿童的学习负担，已经够重够重，有必要再增加背诵的古汉语课文吗？我很惭愧，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也不了解目前课文课本中，古文的成分究竟占多大比例，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在小学读书的学生，不了解现在语文背诵的情况。但我坚持短文中的观点，如果脑海里能记往这些古诗词，古人的文章学问，总比脑海里一片空白要好。
　　因为我深有体会，由于解放后的语文课本，在一度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下，古汉语的篇幅，在教科书里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这一时期在校学习，而后成为作家的同行，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充实自己，仍然时不时要暴露出他们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对弱势，出现完全不应出现的语文知识方面的硬伤。
　　所以，我主张语文教学中的背诵，从做学生开始，背诵我们这个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彩篇章，这样持之以恒，不仅仅构成一生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你要是能背诵出一百首唐诗，比一首也背不出来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据科学家研究，人脑，只是不大的部分被使用着，更多的部位实际是在闲置着的。因此，强记硬背，是增强激活开发脑细胞的再好也没有的手段。更何况古汉语的音节，言简意赅，古汉语的语法，短句多，长句少，复合句更少，是最适宜于记忆和朗诵的。
　　背诵，是学习中国语文，尤其是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功课。
　　(本文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