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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克·巴莱》，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在思考要从何处开始用文字去赞叹这部伟大的电影。它的伟大绝不在于庞大的投资，不在于数万人的参演，不在于十多年的酝酿，不在于画面，甚至不在于故事。它让每个看过的人听到了血液沸腾的声音，感受到了心脏跳动的力量。灵魂呼啸着想要冲破这被现世文明所包裹的虚伪外衣，那是我们随生命而诞生的，随知晓世事而抹煞掉的，人性中野蛮的骄傲。
“赛德克·巴莱”是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的词语，意为“真正的人”。电影根据台湾历史上的“雾社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了1930年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原住民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带领众人抗击日本侵略的故事。时过境迁，“雾社事件”的主角早已逝去，而这段历史却随着政治高压的解禁和族群的和解而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当赛德克人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之时，关于民族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也日渐复苏。这是一个有别于外来者的视角叙述的历史，它是原住民们开始自我叙事的尝试，这种尝试无疑是艰难的，但却是建立一个完整丰富的台湾史的必要过程。
今天的我们，重新打量台湾，若无法回到历史的深处，
赛德克族是由德固达雅、都达、德路固等三语群的族人所组成，主要分布在台湾中部、东部及宜兰山区，包括祖居地南投县仁爱乡。赛德克族的传统部落是以Gaya/ Waya为主、部落意识为辅所建构的传统农猎社会。Gaya/Waya是赛德克族的律法、是赛德克族的社会规范，该律法与规范是历代祖先口耳相传的生活智慧，故亦称之为祖训，部落意识则建立在Gaya/Waya的基础上。
赛德克族的部落各有其部落领导人，即俗称的头目。除部落领导人以外，部落长老、各传统祭仪的主祭司、巫医及文面师等各有其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赛德克族的部落领导人并非世袭制，部落长老常是部落领导人的举荐者。其次是狩猎团及猎首团的解梦者、善猎的男子以及工于织布的女子等亦颇受族人们的敬重，在过去的年代里，他/她们相当于现代所谓的上流社会群。
赛德克族语“alang”—有部落、区域及邦国之意。因此，赛德克族的部落并不一定是指单一的部落群体，而常常是由二个以上的子部落所形成。例如沿溪流两旁的丘陵腹地或沿山棱两边的缓坡地，绵延1~3公里可能散布着数个部落；
通常会以该地区最早
上拥有血痕者，在他们离开人世后，始能通过“祖灵桥”头守护神的检视，她们的灵魂才能够安然行过祖灵桥回到祖灵的国度。这是赛德克族的祖训，也是赛德克族人终生恪遵不逾的族律Gaya。
纹面是赛德克族人成年与族群的标记，男子表示已具捍卫社稷的能力，女子已具有持家及维护家庭生计及冷暖的织布技能，没有纹面的族人，将难立足于赛德克族的社会。纹面是赛德克族人在世时的荣耀、是赛德克族人的成年礼，更是赛德克族人自我认同的族群标记。这也是电影中，成为“真正的人”的标识。
雾社事件
1930年10月27日凌晨，台湾台中能高郡雾社，一群“生番”从丛林中蜂拥而出，向日本人所据的警所、学校、邮局发起冲击。如今，这里早已不再是赛德克人的家乡，他们早已被迫迁往他乡。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的代价，他们的家乡被占领，他们的历史被遗忘。
台湾，由北至南贯穿全岛的是一望无际的山脉，是一座真正被山统治的岛屿。科学家考证，海峡两岸间的迁徙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古书也记载早在春秋战国到汉代之际，祖国大陆便与台湾岛互有“往还”。但直至数百年前，这里的主角仍然是许多互相关联而各自独立、生活型态迥异的原始部落。他们的血液已和这片土地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这个小岛上的每一片土地都有自认拥有它们的原住民主人。
当中华文明主干已经进入到繁文缛节、咬文嚼字的状态，偏居海外的台湾原始部落社会，仍然几乎从未与强大的文明社会有过集体、深入、广泛的碰撞与交融。及至17世纪，入幕福建省的师爷郁永河仍然这样写到：“野番居于深山，其地为洪荒以来，斧斤所未曾入之地，茹毛饮血，种类繁多，其身手矫捷，直可惊猿骇兽，剿抚之道，宜先焚山夷其险，烈泽断其归路，则数年后，未必不变荆棘为坦途，化盘瓠焚筏为良民也。”
差不多从这时开始，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接待”跨海而来的移民与官吏；也目睹了来来去去的不速之
客——荷兰人，西班牙人，或是日本人——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征服、驯化、掠夺甚至杀戮。
在那个时刻，1930年10月27日，那个冲在最前面的首领，莫那鲁道，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接下来，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历史。没有文字和话语权的他们，在日本人的描述中，是“生番”与“叛乱者”；在光复者的碑文上，他们是“抗日英雄”—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才被重新发现，在邱若龙的漫画中，在魏德圣的电影中，在重新审视台湾的视野中。
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屠杀。死亡的是一群参加纪念会的日本人。日本对“雾社事件”的研究资料显示，日方死亡人数男为86名，女53名，总计139人。不少日本妇女和日本孩子，被当地原住民斩杀在一所日本小学中，身首异处。
这一天，早上六点，阳光刚露出温馨恬适的面容，郡守以下各官员、家长、学童，二百人上下，都在雾社公学校操场聚齐了。雾社共有日人36户，共157人。但是这一天是雾社日人大型纪念会，重要的理番官员也从外地来到现场，其中包括了地方行政区首脑官员和郡守。雾社山谷这一天像平日一样娟秀美丽，日本人并未注意到附近部落持续一晚的杀戮与骚动。
万事俱备，运动会准备开始。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名原住民突然冲入运动场入口，手起刀落，将一名日本理番官员的头当场砍下。目睹此景，日人大哗，许多家长惊慌失措，操场骚乱。此时早已埋伏多时较为年轻的一批原住民突然喊声震天，冲入操场，枪声大作，许多日本人饮弹，未死者则被涌入之原住民当场砍杀于操场。
以莫那鲁道为首，另一年纪较长编队的原住民队伍则追入日人宿舍和民房寻找漏网之鱼。他们要将祖先土地上的日本人都杀绝了。而这，就是雾社事件。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他说，“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打我的。”就是这么“正当”的理由，血洗了无辜的生命。杀戮总是能将人变成魔鬼，哪怕他还只是个孩子。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小岛的参战，也是缘起于家人在“雾社事件”中惨遭赛德克人的屠杀而爆发的怨恨，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即便是带有种族主义的军警也并非多么的十恶不赦，反而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
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曾试图用一个中立的视角来反思战争，而《赛德克·巴莱》虽然也是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如果说《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
与无奈。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
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
正如香港人至今也分不清自己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样，这种危机在当下的台湾也同样存在。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有根的老一辈逐渐卸任，无根的新一代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二选一的尴尬。而台湾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身份认同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台湾日渐式微，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则持续升高，1992年为17.6%，2010年达到52.4%。“去中趋台”是当下的一个趋势，虽然未必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饰演该角色的徐诣帆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亮相提名并最终夺奖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
这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全部。影片的第一个片段便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一头山猪进行的小范围冲突，而最终以砍下两个人头而结束。猎杀、战争、奔跑、砍头、高声歌唱、茹毛饮血，导演没有刻意掩盖赛德克族的“野蛮”。这样的“野蛮”在充满了节奏的猎杀中，在畅快淋漓的屠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导演甚至没有将一个爱情故事融入其中，因为战争已是这部电影的全部。电影中最震撼我的并不是来自凶悍赛德克男人，而是来自妇女与儿童。在大多数的描绘战争电影中，妇女与儿童以一种弱势群体的姿态呈现，逃亡或者被伤害。《赛德克·巴莱》中的妇女与儿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展现了这个种族的“野蛮的骄傲”。母亲和妻子为男人准备好食物便在家中集体自杀，只为了把粮食节省下来；年少的孩子，面对敌人没有一丝迟疑，抱着他跳下山崖??
在日军进攻村落的时候，在赛德克男人砍下敌人头颅的时候，在母亲与妻子上吊自杀的时候，在年少的孩子与日军同归于尽的时候，在漫天樱花飞扬绽放的时候，那凄美的山歌缓缓唱起，让人心醉，让人心碎??“我的孩子啊！你们尖刀的寒光，让月亮苍白如蜡??我的孩子啊！你们悲愤的额头，还能展开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吗？??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整部电影，透露着一股不可名状的忧伤，这种忧伤不但体现在赛德克族人身上，也体现在日本人身上。但我不想多提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因为这本就不是整部电影的重点。《赛德克·巴莱》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不是一部民族情结泛滥的抗日题材电影，不是一部局限于历史情感的电影，相比战争，相比民族，更为永恒深刻的探讨在于一场关于野蛮与文明的交战。因为它知晓，过去的历史，荣也好，辱也罢，都已是过去。而所有历史的意义，正是让过去为明日投射出智慧的光。
“赛德克·巴莱”是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的词语，意为“真正的人”。电影根据台湾历史上的“雾社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了1930年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原住民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带领众人抗击日本侵略的故事。时过境迁，“雾社事件”的主角早已逝去，而这段历史却随着政治高压的解禁和族群的和解而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当赛德克人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之时，关于民族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也日渐复苏。这是一个有别于外来者的视角叙述的历史，它是原住民们开始自我叙事的尝试，这种尝试无疑是艰难的，但却是建立一个完整丰富的台湾史的必要过程。
今天的我们，重新打量台湾，若无法回到历史的深处，
赛德克族是由德固达雅、都达、德路固等三语群的族人所组成，主要分布在台湾中部、东部及宜兰山区，包括祖居地南投县仁爱乡。赛德克族的传统部落是以Gaya/ Waya为主、部落意识为辅所建构的传统农猎社会。Gaya/Waya是赛德克族的律法、是赛德克族的社会规范，该律法与规范是历代祖先口耳相传的生活智慧，故亦称之为祖训，部落意识则建立在Gaya/Waya的基础上。
赛德克族的部落各有其部落领导人，即俗称的头目。除部落领导人以外，部落长老、各传统祭仪的主祭司、巫医及文面师等各有其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赛德克族的部落领导人并非世袭制，部落长老常是部落领导人的举荐者。其次是狩猎团及猎首团的解梦者、善猎的男子以及工于织布的女子等亦颇受族人们的敬重，在过去的年代里，他/她们相当于现代所谓的上流社会群。
赛德克族语“alang”—有部落、区域及邦国之意。因此，赛德克族的部落并不一定是指单一的部落群体，而常常是由二个以上的子部落所形成。例如沿溪流两旁的丘陵腹地或沿山棱两边的缓坡地，绵延1~3公里可能散布着数个部落；
通常会以该地区最早
上拥有血痕者，在他们离开人世后，始能通过“祖灵桥”头守护神的检视，她们的灵魂才能够安然行过祖灵桥回到祖灵的国度。这是赛德克族的祖训，也是赛德克族人终生恪遵不逾的族律Gaya。
纹面是赛德克族人成年与族群的标记，男子表示已具捍卫社稷的能力，女子已具有持家及维护家庭生计及冷暖的织布技能，没有纹面的族人，将难立足于赛德克族的社会。纹面是赛德克族人在世时的荣耀、是赛德克族人的成年礼，更是赛德克族人自我认同的族群标记。这也是电影中，成为“真正的人”的标识。
雾社事件
1930年10月27日凌晨，台湾台中能高郡雾社，一群“生番”从丛林中蜂拥而出，向日本人所据的警所、学校、邮局发起冲击。如今，这里早已不再是赛德克人的家乡，他们早已被迫迁往他乡。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的代价，他们的家乡被占领，他们的历史被遗忘。
台湾，由北至南贯穿全岛的是一望无际的山脉，是一座真正被山统治的岛屿。科学家考证，海峡两岸间的迁徙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古书也记载早在春秋战国到汉代之际，祖国大陆便与台湾岛互有“往还”。但直至数百年前，这里的主角仍然是许多互相关联而各自独立、生活型态迥异的原始部落。他们的血液已和这片土地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这个小岛上的每一片土地都有自认拥有它们的原住民主人。
当中华文明主干已经进入到繁文缛节、咬文嚼字的状态，偏居海外的台湾原始部落社会，仍然几乎从未与强大的文明社会有过集体、深入、广泛的碰撞与交融。及至17世纪，入幕福建省的师爷郁永河仍然这样写到：“野番居于深山，其地为洪荒以来，斧斤所未曾入之地，茹毛饮血，种类繁多，其身手矫捷，直可惊猿骇兽，剿抚之道，宜先焚山夷其险，烈泽断其归路，则数年后，未必不变荆棘为坦途，化盘瓠焚筏为良民也。”
差不多从这时开始，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接待”跨海而来的移民与官吏；也目睹了来来去去的不速之
客——荷兰人，西班牙人，或是日本人——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征服、驯化、掠夺甚至杀戮。
在那个时刻，1930年10月27日，那个冲在最前面的首领，莫那鲁道，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接下来，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历史。没有文字和话语权的他们，在日本人的描述中，是“生番”与“叛乱者”；在光复者的碑文上，他们是“抗日英雄”—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才被重新发现，在邱若龙的漫画中，在魏德圣的电影中，在重新审视台湾的视野中。
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屠杀。死亡的是一群参加纪念会的日本人。日本对“雾社事件”的研究资料显示，日方死亡人数男为86名，女53名，总计139人。不少日本妇女和日本孩子，被当地原住民斩杀在一所日本小学中，身首异处。
这一天，早上六点，阳光刚露出温馨恬适的面容，郡守以下各官员、家长、学童，二百人上下，都在雾社公学校操场聚齐了。雾社共有日人36户，共157人。但是这一天是雾社日人大型纪念会，重要的理番官员也从外地来到现场，其中包括了地方行政区首脑官员和郡守。雾社山谷这一天像平日一样娟秀美丽，日本人并未注意到附近部落持续一晚的杀戮与骚动。
万事俱备，运动会准备开始。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名原住民突然冲入运动场入口，手起刀落，将一名日本理番官员的头当场砍下。目睹此景，日人大哗，许多家长惊慌失措，操场骚乱。此时早已埋伏多时较为年轻的一批原住民突然喊声震天，冲入操场，枪声大作，许多日本人饮弹，未死者则被涌入之原住民当场砍杀于操场。
以莫那鲁道为首，另一年纪较长编队的原住民队伍则追入日人宿舍和民房寻找漏网之鱼。他们要将祖先土地上的日本人都杀绝了。而这，就是雾社事件。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他说，“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打我的。”就是这么“正当”的理由，血洗了无辜的生命。杀戮总是能将人变成魔鬼，哪怕他还只是个孩子。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小岛的参战，也是缘起于家人在“雾社事件”中惨遭赛德克人的屠杀而爆发的怨恨，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即便是带有种族主义的军警也并非多么的十恶不赦，反而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
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曾试图用一个中立的视角来反思战争，而《赛德克·巴莱》虽然也是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如果说《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
与无奈。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
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
正如香港人至今也分不清自己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样，这种危机在当下的台湾也同样存在。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有根的老一辈逐渐卸任，无根的新一代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二选一的尴尬。而台湾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身份认同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台湾日渐式微，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则持续升高，1992年为17.6%，2010年达到52.4%。“去中趋台”是当下的一个趋势，虽然未必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饰演该角色的徐诣帆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亮相提名并最终夺奖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
这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全部。影片的第一个片段便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一头山猪进行的小范围冲突，而最终以砍下两个人头而结束。猎杀、战争、奔跑、砍头、高声歌唱、茹毛饮血，导演没有刻意掩盖赛德克族的“野蛮”。这样的“野蛮”在充满了节奏的猎杀中，在畅快淋漓的屠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导演甚至没有将一个爱情故事融入其中，因为战争已是这部电影的全部。电影中最震撼我的并不是来自凶悍赛德克男人，而是来自妇女与儿童。在大多数的描绘战争电影中，妇女与儿童以一种弱势群体的姿态呈现，逃亡或者被伤害。《赛德克·巴莱》中的妇女与儿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展现了这个种族的“野蛮的骄傲”。母亲和妻子为男人准备好食物便在家中集体自杀，只为了把粮食节省下来；年少的孩子，面对敌人没有一丝迟疑，抱着他跳下山崖??
在日军进攻村落的时候，在赛德克男人砍下敌人头颅的时候，在母亲与妻子上吊自杀的时候，在年少的孩子与日军同归于尽的时候，在漫天樱花飞扬绽放的时候，那凄美的山歌缓缓唱起，让人心醉，让人心碎??“我的孩子啊！你们尖刀的寒光，让月亮苍白如蜡??我的孩子啊！你们悲愤的额头，还能展开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吗？??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整部电影，透露着一股不可名状的忧伤，这种忧伤不但体现在赛德克族人身上，也体现在日本人身上。但我不想多提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因为这本就不是整部电影的重点。《赛德克·巴莱》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不是一部民族情结泛滥的抗日题材电影，不是一部局限于历史情感的电影，相比战争，相比民族，更为永恒深刻的探讨在于一场关于野蛮与文明的交战。因为它知晓，过去的历史，荣也好，辱也罢，都已是过去。而所有历史的意义，正是让过去为明日投射出智慧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