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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猛龙碑》是魏碑的代表，有不少精良的拓本，是碑帖刻、拓对比研究的良好范本。文章列举了《张猛龙碑》的各种拓本，并从刻、拓的角度分析了《张猛龙碑》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变化，以进一步了解其原貌，这也是对启功先生“透过刀锋看笔锋”学碑方法的具体运用。
關键词：《张猛龙碑》;启功;刻碑;拓本
启功先生《论书绝句》有云：“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1]这里虽然只讲到魏碑的代表作《始平公造像记》，但“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是对魏碑学习方法的精辟总结。他认为在魏碑的学习中，要结合书法墨迹中的用笔方法，来还原拓本上的字在未经镌刻成石前的书丹效果，这也被不少碑帖学习者奉为书法学习的箴言。
学习碑帖多是参照拓本，但拓本在传移原石的书法时，有直接在碑刻原石上拓下的拓本，也有翻刻后再制作的拓本，而后者又一次经过刻工的转载，距离真迹就更远了。即使是原石上直接制作的拓本，由于拓本的传拓时间早晚、工艺高低、装裱精粗等差别的存在，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所以要想真正学习到碑帖的精髓，就必须“透过刀锋看笔锋”，还原碑刻书法最为原始的面貌。具体来说就是要将数种早期的善、拓进行比对，如果原碑还存世的话，还要与原碑、原石进行比较，以互相弥补不足，更加全面地呈现出碑刻书法的信息，还原其比较原始的面貌。同时，原石和拓本的比较也是考据、研究和鉴定拓本真伪的重要手段。
《张猛龙碑》（图1）是魏碑的代表，向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碑石存于山东曲阜孔庙，也有不少精良的拓本，因此可作为碑帖刻、拓对比研究的良好范本。201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黄宪之的《〈张猛龙碑〉刻拓对勘》一书，就以《张猛龙碑》与原石与明拓精本进行对勘。全书主要对比了原石照片与杨思胜藏本高清图片，并在书末后记中，采取五种版本原拓与原石对勘，列举了原石尚完整、清晰，而拓本已看不清的字和一些早期拓本尚能见、而原石已损的字，说明原石、拓本对勘来复原碑石书法原貌的重要性。更有新意的是该书在文末提出了利用人工智能系统结合大数据的多重微处理器及同步高速运算技术，构建日趋完整的原石和拓片大数据库，同时再利用反向推理运算，还原碑刻未损之前的情况。另外，也大致介绍了如何利用科技进行研究的步骤，并提出原石取像存档的迫切性。可见，该书的写著有很大的新意，为我们研究碑帖提供了更深、更宽的视野。
1 《张猛龙碑》简介
《张猛龙碑》立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记载了张猛龙任鲁郡太守时的政绩，特别是兴办教育推行教化的成就。碑上并无书写者的姓名，碑阳二十六行，正文二十二行，题名与时间占四行，每行四十六字，碑阴刻立碑官吏名计十二列。碑额正书“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三行十二字，现存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并大力提倡民间刻碑纪事，在中原各地留下了大量的民间书法碑刻作品。魏碑作品种类、数量巨大，但艺术价值却长期没有被重视。《张猛龙碑》的记载最早见于赵明诚的《金石录》，一直到明末，赵崡著《石墨镌华》评其：“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碑首正书大字十二，尤险劲，又兰台之所自出也。”[2]之后才开始被推崇（图2）。
清代以来，随着金石学和考据学的快速发展，对此碑的研究逐渐深入和全面。清初帖学家以“书法之眼”来看待《张猛龙碑》，在注重其史料价值的同时，亦认可其审美价值，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其笔法的历史渊源。乾嘉时期，阮元在理论上提出了“南北书派”“北碑南帖”的论断，极力推崇北碑，认为碑版都是原刻，且下真迹一等，比南帖更加可靠。到了晚清，书家对《张猛龙碑》进一步推崇和取法，康有为更是推崇到极致，认为此碑是“正体变态之宗”[3]，言：“其笔气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极精采。作字工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又说：“《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吾于行书取《兰亭》，于正书取《张猛龙》，各极其变化也。”[4]启功先生也极力赞扬《张猛龙碑》，其《论书绝句》云：“出墨无端又入杨，前摹松雪后香光。如今只爱张神冏，一剂强心健骨方。”更赞叹道：“张猛龙碑于北碑中，较龙门造像，自属工致，但视刁遵、敬显隽等，又略见刀痕。惟其于书丹笔迹在有合有离之间，适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难追也。”[5]
《张猛龙碑》在魏碑中属于中性书风的代表作，在笔法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刚健劲拔、纵逸雄强，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方圆兼备。其结体以纵取势，略呈鼓侧之态，中宫紧密，四周笔画伸展幅度大，结体严谨，字形趋长，横画坚实，方起方落。笔势呈左低右高、左紧右松状，正中见奇，敛而能纵，刚峻险劲，精能造极，姿态翩翩，秀丽而含蓄。其碑额、碑阳、碑阴书法各不相同，力求变化而相互辉映。同时，此碑书写技巧丰富，独具风格特征，包含了魏碑中的典型笔法与结构。它上承东汉《张迁碑》、三国《孔羡碑》的方严峻利的书风，具有龙威虎震之势;同时又以俊利刚健的风格，开唐欧阳询、虞世南一派书法之先导，是北朝碑刻书法中难得的精品。
2 《张猛龙碑》拓本的分类
《张猛龙碑》石质细密，虽经近1500年风蚀摹拓，但多数字仍然字口清晰，神完气足。该碑传无宋拓本，所见最早为明初拓本，现所能见到的旧拓本均为剪裱本。关于传世现存的《张猛龙碑》的善本，据孟宪钧先生[6]所见，大致可以分为四等。
第一等为明拓本，除纸张、墨色、题跋等因素外，考据上称“盖魏”不连本，即碑的第十八行“冠盖魏晋”四字之“盖魏”二字间虽有石花，但尚未连及二字本身，此种拓本罕见，有故宫博物院本（图3 左一）、国家图书馆本、日本三井听冰阁本、石刻大观本。
第二等为“盖”连、“魏”不连本，学界一般认为是明末拓本，有北京大学本、启功先生旧藏本、上海图书馆本。 第三等为“盖魏”二字上下均连石花，但二字基本完好，尚清晰可见，一般称为明末清初本，有上海图书馆本（图3右一）、沈塘（学庐）旧藏本。
第四等为“冬温夏清”本，此本原碑第十八行“盖魏”二字残损几不成字，但第十行“冬温夏清”四字尚完好，故亦属善本之列。前人甚至有“冬温夏清不损，即可称明”的说法，但现代学者基本不予采信，这种拓本一般称之为清乾隆拓本，目前有两本出现于拍卖市场中。
《〈张猛龙碑〉刻拓对勘》一书中所列的杨思胜藏本属于第二等，系明末拓本，即所谓“盖”连、“魏”不连本，这种拓本存世稀少，极其珍贵。此本分别有赵之谦、王崇烈、罗振玉的三条题签，钤有“王戟门平生真赏”“选青山房珍藏”等印，知其为王锡棨旧藏，又有夏莲居、杨思胜藏印。据《东方杂志》载王锡棨孙王维朴《东武王氏商盉堂金石丛话》云：“《张猛龙碑》明初精拓……乃杨墨林故物。”“墨林”为清代藏书家杨尚文，可见此本是经杨尚文、王锡棨、夏莲居、杨思胜递藏。
3 《张猛龙碑》的刻与拓
刻碑一般是先由书家用朱砂将字写在磨平的石面上，再由刻工用斧凿或刻刀等工具将石上的笔画部分铲去。还有一种是用毛笔写在纸上，然后用另一张纸将书法勾勒描摹下来，再将这张摹下来的纸铺到石头上，再在石头上弄出轮廓，然后由刻工进行凿刻，这样一来，就已经经过六、七道工序了。因凿刻的工具是刻刀，与毛笔的性质全然不同，在很多笔画的表现上会产生差异，所以将书法转化成碑石上的文字，难免会有一些失真。比如在凿刻圆笔时，为了能更简便一般会选择使用方折。但方折并不全是由于工具的限制而导致的，沙孟海曾说过：“刻字，用刀刻，很正常的笔画就会带有方形的棱角。假设自身要保持毛笔本来偏于圆转的面目，那可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系数的，再进一步说想要实现柔和细致的笔意，那自然是难上加难。”一位优秀的刻工应既能够领悟书写者的笔墨，也能精细地还原其书法的原本面貌。
由此细察《张猛龙碑》原石，应为高手所书、高手所刻的优秀作品（图4）。此碑在笔法方面表现出很多为人称道的地方，如方笔的坚挺厚重、圆笔的温柔圆润、方圆施兼、向背形势各异、笔画形态有别、粗细变化悬殊、顾盼牵连、婉转流畅等，这些在笔法上的多样性均在碑石之上被呈现出来。其起笔、收笔之处逆锋、顺势、藏露、顿折、拖转等用笔技巧皆有鲜明的表现。
拓本制作就是用纸紧覆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或使其显现出文字、图形的印刷品。按用墨可分为墨拓本、朱拓本;按拓法可分为乌金拓、蝉翼拓。拓本实物最早见于唐代，拓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特点。唐拓存世稀少，仅有几件;宋拓十分讲究，纸墨都十分精良;元拓拓得不好，没有什么特色;明拓也比较讲究，一般均按宋拓的具体要求来捶拓;清沿袭明代拓法，没有更多的突破。拓本制作的过程是对碑刻书法的又一次转载，碑石本身的情况，拓工的技艺，拓本在流传过程中情况，如原石剥泐严峻、传拓非易、装裱时不慎割残、递藏失坠、淹渍污损、虫蚀朽坏乃至射利者挖补填描作伪等缘故，都会影响拓本最终呈现的面貌。
由于刻碑和制作拓本的过程都会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本书法的面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碑石本身的情况和不同时期拓本的情况也会非常的复杂。马成名先生认为有的碑石尚能见笔画，而拓本已损，这可能是因为碑石刻字有一定的深度，碑石表层已损，但底部笔画尚能见，拓碑时纸张仅拓及上部或中部，则底部笔画就拓不到，《张猛龙碑》原石上的字比明拓本完整清晰之處便有不少（图5）。还有晚期拓本的笔画多于早期拓本的情况，一是由于拓工的关系，拓工的细致与否直接影响到拓本效果，好的拓工能较好地还原原石的原貌，至少不会存在漏拓，且对于每个字的笔画等细节部分都会照顾到;二是碑石本身的缘故，碑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石花或污渍等，从而影响字的笔画，对碑石的清理又可以还原一些字和笔画，导致晚期的拓本可能比早期的拓本字数笔画要多和清晰。如汉《石门颂》刻石，早期拓本一“高”字的下口部不见笔画，俗称“封口本”，但后来口部笔画挖清楚，晚拓本笔画比早拓本反而多了。
经过以上探讨和分析，可见《张猛龙碑》的原石和几种精良的拓本是刻、拓对比研究的优秀范本。《〈张猛龙碑〉刻拓对勘》一书中的对比和尝试，是用高科技方法介入碑刻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值得借鉴和学习。而启功先生“透过刀锋看笔锋”的精辟见解，始终是碑帖学习、研究的有效方法和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启功.启功的书画世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2]赵崡.石墨镌华[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4]（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注[M].崔尔平，校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
[5]启功.论书绝句注释本[M].赵仁珪，注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黄宪之.《张猛龙碑》刻拓对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關键词：《张猛龙碑》;启功;刻碑;拓本
启功先生《论书绝句》有云：“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1]这里虽然只讲到魏碑的代表作《始平公造像记》，但“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是对魏碑学习方法的精辟总结。他认为在魏碑的学习中，要结合书法墨迹中的用笔方法，来还原拓本上的字在未经镌刻成石前的书丹效果，这也被不少碑帖学习者奉为书法学习的箴言。
学习碑帖多是参照拓本，但拓本在传移原石的书法时，有直接在碑刻原石上拓下的拓本，也有翻刻后再制作的拓本，而后者又一次经过刻工的转载，距离真迹就更远了。即使是原石上直接制作的拓本，由于拓本的传拓时间早晚、工艺高低、装裱精粗等差别的存在，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所以要想真正学习到碑帖的精髓，就必须“透过刀锋看笔锋”，还原碑刻书法最为原始的面貌。具体来说就是要将数种早期的善、拓进行比对，如果原碑还存世的话，还要与原碑、原石进行比较，以互相弥补不足，更加全面地呈现出碑刻书法的信息，还原其比较原始的面貌。同时，原石和拓本的比较也是考据、研究和鉴定拓本真伪的重要手段。
《张猛龙碑》（图1）是魏碑的代表，向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碑石存于山东曲阜孔庙，也有不少精良的拓本，因此可作为碑帖刻、拓对比研究的良好范本。201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黄宪之的《〈张猛龙碑〉刻拓对勘》一书，就以《张猛龙碑》与原石与明拓精本进行对勘。全书主要对比了原石照片与杨思胜藏本高清图片，并在书末后记中，采取五种版本原拓与原石对勘，列举了原石尚完整、清晰，而拓本已看不清的字和一些早期拓本尚能见、而原石已损的字，说明原石、拓本对勘来复原碑石书法原貌的重要性。更有新意的是该书在文末提出了利用人工智能系统结合大数据的多重微处理器及同步高速运算技术，构建日趋完整的原石和拓片大数据库，同时再利用反向推理运算，还原碑刻未损之前的情况。另外，也大致介绍了如何利用科技进行研究的步骤，并提出原石取像存档的迫切性。可见，该书的写著有很大的新意，为我们研究碑帖提供了更深、更宽的视野。
1 《张猛龙碑》简介
《张猛龙碑》立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记载了张猛龙任鲁郡太守时的政绩，特别是兴办教育推行教化的成就。碑上并无书写者的姓名，碑阳二十六行，正文二十二行，题名与时间占四行，每行四十六字，碑阴刻立碑官吏名计十二列。碑额正书“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三行十二字，现存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并大力提倡民间刻碑纪事，在中原各地留下了大量的民间书法碑刻作品。魏碑作品种类、数量巨大，但艺术价值却长期没有被重视。《张猛龙碑》的记载最早见于赵明诚的《金石录》，一直到明末，赵崡著《石墨镌华》评其：“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碑首正书大字十二，尤险劲，又兰台之所自出也。”[2]之后才开始被推崇（图2）。
清代以来，随着金石学和考据学的快速发展，对此碑的研究逐渐深入和全面。清初帖学家以“书法之眼”来看待《张猛龙碑》，在注重其史料价值的同时，亦认可其审美价值，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其笔法的历史渊源。乾嘉时期，阮元在理论上提出了“南北书派”“北碑南帖”的论断，极力推崇北碑，认为碑版都是原刻，且下真迹一等，比南帖更加可靠。到了晚清，书家对《张猛龙碑》进一步推崇和取法，康有为更是推崇到极致，认为此碑是“正体变态之宗”[3]，言：“其笔气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极精采。作字工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又说：“《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吾于行书取《兰亭》，于正书取《张猛龙》，各极其变化也。”[4]启功先生也极力赞扬《张猛龙碑》，其《论书绝句》云：“出墨无端又入杨，前摹松雪后香光。如今只爱张神冏，一剂强心健骨方。”更赞叹道：“张猛龙碑于北碑中，较龙门造像，自属工致，但视刁遵、敬显隽等，又略见刀痕。惟其于书丹笔迹在有合有离之间，适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难追也。”[5]
《张猛龙碑》在魏碑中属于中性书风的代表作，在笔法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刚健劲拔、纵逸雄强，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方圆兼备。其结体以纵取势，略呈鼓侧之态，中宫紧密，四周笔画伸展幅度大，结体严谨，字形趋长，横画坚实，方起方落。笔势呈左低右高、左紧右松状，正中见奇，敛而能纵，刚峻险劲，精能造极，姿态翩翩，秀丽而含蓄。其碑额、碑阳、碑阴书法各不相同，力求变化而相互辉映。同时，此碑书写技巧丰富，独具风格特征，包含了魏碑中的典型笔法与结构。它上承东汉《张迁碑》、三国《孔羡碑》的方严峻利的书风，具有龙威虎震之势;同时又以俊利刚健的风格，开唐欧阳询、虞世南一派书法之先导，是北朝碑刻书法中难得的精品。
2 《张猛龙碑》拓本的分类
《张猛龙碑》石质细密，虽经近1500年风蚀摹拓，但多数字仍然字口清晰，神完气足。该碑传无宋拓本，所见最早为明初拓本，现所能见到的旧拓本均为剪裱本。关于传世现存的《张猛龙碑》的善本，据孟宪钧先生[6]所见，大致可以分为四等。
第一等为明拓本，除纸张、墨色、题跋等因素外，考据上称“盖魏”不连本，即碑的第十八行“冠盖魏晋”四字之“盖魏”二字间虽有石花，但尚未连及二字本身，此种拓本罕见，有故宫博物院本（图3 左一）、国家图书馆本、日本三井听冰阁本、石刻大观本。
第二等为“盖”连、“魏”不连本，学界一般认为是明末拓本，有北京大学本、启功先生旧藏本、上海图书馆本。 第三等为“盖魏”二字上下均连石花，但二字基本完好，尚清晰可见，一般称为明末清初本，有上海图书馆本（图3右一）、沈塘（学庐）旧藏本。
第四等为“冬温夏清”本，此本原碑第十八行“盖魏”二字残损几不成字，但第十行“冬温夏清”四字尚完好，故亦属善本之列。前人甚至有“冬温夏清不损，即可称明”的说法，但现代学者基本不予采信，这种拓本一般称之为清乾隆拓本，目前有两本出现于拍卖市场中。
《〈张猛龙碑〉刻拓对勘》一书中所列的杨思胜藏本属于第二等，系明末拓本，即所谓“盖”连、“魏”不连本，这种拓本存世稀少，极其珍贵。此本分别有赵之谦、王崇烈、罗振玉的三条题签，钤有“王戟门平生真赏”“选青山房珍藏”等印，知其为王锡棨旧藏，又有夏莲居、杨思胜藏印。据《东方杂志》载王锡棨孙王维朴《东武王氏商盉堂金石丛话》云：“《张猛龙碑》明初精拓……乃杨墨林故物。”“墨林”为清代藏书家杨尚文，可见此本是经杨尚文、王锡棨、夏莲居、杨思胜递藏。
3 《张猛龙碑》的刻与拓
刻碑一般是先由书家用朱砂将字写在磨平的石面上，再由刻工用斧凿或刻刀等工具将石上的笔画部分铲去。还有一种是用毛笔写在纸上，然后用另一张纸将书法勾勒描摹下来，再将这张摹下来的纸铺到石头上，再在石头上弄出轮廓，然后由刻工进行凿刻，这样一来，就已经经过六、七道工序了。因凿刻的工具是刻刀，与毛笔的性质全然不同，在很多笔画的表现上会产生差异，所以将书法转化成碑石上的文字，难免会有一些失真。比如在凿刻圆笔时，为了能更简便一般会选择使用方折。但方折并不全是由于工具的限制而导致的，沙孟海曾说过：“刻字，用刀刻，很正常的笔画就会带有方形的棱角。假设自身要保持毛笔本来偏于圆转的面目，那可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系数的，再进一步说想要实现柔和细致的笔意，那自然是难上加难。”一位优秀的刻工应既能够领悟书写者的笔墨，也能精细地还原其书法的原本面貌。
由此细察《张猛龙碑》原石，应为高手所书、高手所刻的优秀作品（图4）。此碑在笔法方面表现出很多为人称道的地方，如方笔的坚挺厚重、圆笔的温柔圆润、方圆施兼、向背形势各异、笔画形态有别、粗细变化悬殊、顾盼牵连、婉转流畅等，这些在笔法上的多样性均在碑石之上被呈现出来。其起笔、收笔之处逆锋、顺势、藏露、顿折、拖转等用笔技巧皆有鲜明的表现。
拓本制作就是用纸紧覆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或使其显现出文字、图形的印刷品。按用墨可分为墨拓本、朱拓本;按拓法可分为乌金拓、蝉翼拓。拓本实物最早见于唐代，拓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特点。唐拓存世稀少，仅有几件;宋拓十分讲究，纸墨都十分精良;元拓拓得不好，没有什么特色;明拓也比较讲究，一般均按宋拓的具体要求来捶拓;清沿袭明代拓法，没有更多的突破。拓本制作的过程是对碑刻书法的又一次转载，碑石本身的情况，拓工的技艺，拓本在流传过程中情况，如原石剥泐严峻、传拓非易、装裱时不慎割残、递藏失坠、淹渍污损、虫蚀朽坏乃至射利者挖补填描作伪等缘故，都会影响拓本最终呈现的面貌。
由于刻碑和制作拓本的过程都会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本书法的面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碑石本身的情况和不同时期拓本的情况也会非常的复杂。马成名先生认为有的碑石尚能见笔画，而拓本已损，这可能是因为碑石刻字有一定的深度，碑石表层已损，但底部笔画尚能见，拓碑时纸张仅拓及上部或中部，则底部笔画就拓不到，《张猛龙碑》原石上的字比明拓本完整清晰之處便有不少（图5）。还有晚期拓本的笔画多于早期拓本的情况，一是由于拓工的关系，拓工的细致与否直接影响到拓本效果，好的拓工能较好地还原原石的原貌，至少不会存在漏拓，且对于每个字的笔画等细节部分都会照顾到;二是碑石本身的缘故，碑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石花或污渍等，从而影响字的笔画，对碑石的清理又可以还原一些字和笔画，导致晚期的拓本可能比早期的拓本字数笔画要多和清晰。如汉《石门颂》刻石，早期拓本一“高”字的下口部不见笔画，俗称“封口本”，但后来口部笔画挖清楚，晚拓本笔画比早拓本反而多了。
经过以上探讨和分析，可见《张猛龙碑》的原石和几种精良的拓本是刻、拓对比研究的优秀范本。《〈张猛龙碑〉刻拓对勘》一书中的对比和尝试，是用高科技方法介入碑刻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值得借鉴和学习。而启功先生“透过刀锋看笔锋”的精辟见解，始终是碑帖学习、研究的有效方法和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启功.启功的书画世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2]赵崡.石墨镌华[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4]（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注[M].崔尔平，校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
[5]启功.论书绝句注释本[M].赵仁珪，注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黄宪之.《张猛龙碑》刻拓对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