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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不少文人都以其书画为载体来表达他们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推崇和喜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博物馆和艺术收藏界都为不同时代孔子的图像解读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从康熙的书法到顾见龙的《孔子出游图》，其中即折射出清代帝王眼中孔子至圣先师的博大，也折射出文人眼中儒家教育的雅致。这些作品体现的精神层面追求都与当今欧美提出的博雅教育观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孔子教育观的普适性、深刻性及中国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关键词：清代书画;孔子教育观;博与雅
孔子作为国学先贤，历代书画名家都借艺术为载体，向其表达敬意。从学界目前研究对象的年代来看，主要集中在汉代：刘子亮等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为线索研究了汉代孔子造像[1];郑立君等将研究重点放在山东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上，阐释了其中的人物排列场景和鲜明的人物造型等艺术特点[2]，并对其进行了图像与文本解读。
從研究对象的图像题材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孔子见老子，其载体主要集中在汉画像石上，刘湘兰认为汉画孔子见老子体现了一种宗教指归，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向老子问道，他们就更希望能如先贤圣人一样，死后得以升仙[3]。另一类则是对《孔子圣迹图》的研究，马妮认为其是依据《史记·孔子世家》，兼及《论语》《孟子》《孔子家语》等所载孔子生平事迹为主题创作的连环画[4];另外，郑岩较为详尽的研究了历代孔子像[5];骆承烈和孔祥民则选编了《画像中的孔子》[6]，对孔子造像进行了梳理和介绍。
除上述几个方面，从汉代以外的其他时代书画来折射孔子的教育观及其对当时社会影响的研究略显不足。2013年《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以1265万天价成交，这是目前公开报道的以孔子为题材拍价最高的清代书画作品。在中国不少重要收藏机构，都藏有清人纪念孔子的书画艺术作品，如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清《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碑拓本等，也为我们研究不同时代的人眼中的教育家孔子及其后世影响提供了素材。
1 藏于重要博物馆的清代孔子题材书画作品
和汉代主要藏品是画像石不同，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清代孔子题材作品，主要集中在文人画、书法和碑帖拓本方面。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孔子题材的文人画占到藏品总数的一半，可见清代孔子作为师道代表的象征意义。除了博物馆系统收藏的清代孔子题材藏品，民间博物馆或藏家手中也不乏珍品，且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收藏界目前为止，公开的价格最高的清代孔子题材书法是2013年成交于香港保利的《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其次是乾隆帝的楷书《至圣先师孔子庙碑》（立轴纸本）;而在文人画方面，顾见龙的《孔子出游图》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帝王眼中至圣先师的博大
2013年成交于香港保利的《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最受资本追捧的清代孔子题材的艺术藏品。康熙（1654-1772）的这幅书法题识文本并非是康熙原创，而是收录《全唐诗》中皮日休①所创作的一篇散文《襄州孔子庙学记》，皮日休在晚唐国势日渐衰败、国家危机重重之时，强调尊师重道，倡导经世致用，力主现实改革，并以孔子及其学说为旗帜，力图以此来挽救当时社会的世道人心。
清代历代帝王出于政治需要，尊孔重儒，重教兴文，并编纂儒家典籍，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以弘扬儒家学说。受此影响，康熙在选拔朝廷大臣时比较严苛，人品、能力、学识三方面缺一不可，层层考核。因此在康熙时代出了不少良将名臣，而《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就是康熙钦赐当时名臣高士奇的御笔。
康熙的书法在清代历代帝王中，相对可谓比较出众，谢稚柳①先生就认为清代帝王以乾隆擅书闻名于世，但实际上若论及书法，康熙其实未必在乾隆之下。而这实际上和康熙于书法用功之勤奋、取法之广博不可分割。康熙曾在《东华录》[7]中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康熙在年少时就曾临习颜真卿、“宋四家”“二王”、赵孟頫等帖，后以沈荃（1624-1684）为师，视董其昌（1555-1636）的书法为圭臬，悬以帝王之财力，将“海内真迹，搜访殆尽”，反复临习，日积月累后在董其昌书法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博雅秀润。
从《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行文的内容来看，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远大理想、“仁义礼智信”的处世原则、“大同思想”及“博爱主义”，皮日休仅用寥寥三百多字便将影响中国历史教育家的伟大形象凝练于纸上，匠心独具，开阉有度。从艺术手法来说，皮日休的这篇碑文，巧妙采用了对比手法，大刀阔斧，画龙点睛，以求达到博大辽阔的艺术效果。康熙的书法和皮日休的文章合二为一，将教育家孔子的精神纬度和天地日月、江河湖海的广阔与包容、博大与深沉展开类比，在皮日休看来，“至圣”是对教育家孔子的极致赞美，对于比天地更高远、比大海更博大、比日月更夺目的孔子，后人只能是高山仰止。其次，作者将儒、释、道三教做了对比，突出了儒学的精深博大，以人为本且积极入世的儒学之术，从社会贡献的角度来说，超过了佛、道两家。接着作者将孔子和历史上圣明仁爱的帝王相比较，帝王的恩德惠泽也许只能是横向维度，遍及他的国土和臣民;而作为孔子，其教育学说和教育思想却开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纵向维度，通过教育传承人生智慧和优秀品格，历久弥新，近之弥芳。而用“之者”和“舍之者”作对比，在皮日休看来，正因为仁政不被东周所采用，才导致东周动荡而短命;大唐帝国统一天下且长盛不衰，是当权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推行儒家教育的结果。任何学说若是能够解决当前的现实矛盾且有利于政治稳定，都应予以肯定和吸纳，这种通达与时变、力求兼容诸家主张，也从侧面反映了皮日休对传统儒家学说的大胆突破。康熙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借唐人皮日休《襄州孔子庙学记》，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政治抱负，以教育家孔子的贡献与思想为载体，来表达他对当时教育和文化的观点与立场。
3 文人眼中儒家教育的雅致 清人顾见龙笔下的教育家孔子，则反应了儒家教育及影响的另一面。顾见龙（1606-1687），字云臣，自称金门画史，江苏人。清康熙初年以写真祗候内廷，名重京城。顾见龙系曾鲸②（1564-1647）弟子，擅长画人物肖像，在继承了前人粉彩渲染传统技法的同时，又受西学东渐影响，汲取了西洋绘画手法，形成了注重墨骨而层层烘染的独特画法。顾见龙所画的人物肖像，十分强调观察与体会，能抓住人物动作神态的绝妙之处，并精心描绘，使之栩栩如生、形象逼真;同时其笔力十分劲健，画法近戴进（1388-1462）、梁楷（生卒年不详）。《清代画史》[8]载顾见龙传统技法深厚，尤擅临摹古人作品。在当时和其师曾鲸一样，世人对其有“如镜取影，俨然如生”的赞誉。
《论语》中这三次出现“游”的含义不尽相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的“游于艺”，朱熹批注为“玩物适情之谓”[9]。《汉语大词典》中“游艺”的解释为“游憩于六艺之中”，“游”即“悠游”，表现为在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中的一种适然、雍容的心志状态。从文化视域的角度而言，孔子之“游”含义还可以引申的更远更深，而非仅仅针对文本的浅层含义。《孔子出游图》中顾见龙用栩栩如生的画法描绘了孔子“游”之“雅”：主要体现为一种师生之间带有游教、游学、游宦等功能含义兼有较高精神追求或教育意义的“雅游”，且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孔子20多岁前游学于郯子、师襄子;孔子34岁左右问礼于老子，并访乐于苌弘，参观周庙，并考察周朝的礼乐典章制度;孔子35到37岁游齐，沿路经过泰山，并遇妇人、邱吾子等人，甚至到齐国与齐太史讨论音乐艺术，闻《韶》，从齐国返回鲁国时在嬴博观看延陵季子葬子;55岁至68岁的孔子还进行了长达14年的途径卫、曹、宋、陈、楚等的“周游列国”。孔子之“游”，不仅表现为一种地域层面上的出游，更具有实地考察和思考、感悟的含义，同时还有更高层次的心志之“雅游”，这种高层次的精神层面上的“雅游”主要表现为孔子师生在游历过程中面临险境和困境，所表现出来的从容故我的优游心态和雍容不迫的文人气质，这即是教育上的“乐道”精神，也是一种“博雅”思想。
在世界各国历史中，中国的悠久历史与文明传统是毋庸置疑的。从周朝开始，贵族阶层就十分注重对以“君子”为特征的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人格和素养教育。儒家经典的《礼记》《周礼》与《仪礼》，核心都是教化学生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风度礼仪，从而培养符合君子标准的人格典范。比如孔子的“六艺之教”，其实就与西方教育中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院校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将博雅教育定义为一种可以赋权个体，并为个体适应当下和未来复杂性、多样性的变革做准备的学习方法。它给学生提供了关于广阔世界的宽泛知识……具体兴趣领域的深入知识……帮助学生发展社会责任感，以及强大的、可迁移的智力和实践技能（包括沟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且展示出将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真实世界的实践能力[10]。
这种教育观念，在东方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六艺教育和孔子及孔子之后的儒家教育，六艺教育比较注重综合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儒家教育则延续孔子的教育理念，偏重于人格和素质。而依查强的观点：“学会做人做事”“学会学习”“学会生存”是当代博雅教育的核心理念[11]，这又再次印证了孔子教育观的普适性和深刻性，这也正是孔子“游”的意义，也是康熙、顾见龙将“孔子”入书、入画的用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倡从国家战略资源高度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如何运用“互联网+”背景下教育平台和技术，在国富民强的同时提升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软实力，已成为教育界、文化界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高校如何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如琴棋书画，提高传统文化中美育、德育在当代教育体系中的影响，成为中国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之一。“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通识类博雅课程如传统文化的审美SPOC，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加强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另一方面，21世纪教育也因全球化和“互联网+”发生巨大改变。21世纪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最早启动网络开放课程。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启动在线开源教育项目，基于LMS学习管理系统搭建MOOC及最新的“后MOOC”——SPOC。自此，交互、个性、社交、富媒体等互联网特征，成为未来全球高校在线课程的新模式和新方向，并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呈现“未来教育”的曙光。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高校迎来了通识类博雅课程技术升级和载体优化，基于LMS的“立德树人、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自信构建，也是高校教育改革探索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刘子亮，杨军，徐长青.汉代东王公传说与图像新探——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为线索[J].文物，2018（11）：81-86.
[2]郑立君，趙莎莎.山东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像分析[J].孔子研究，2013（1）：108-116.
[3]刘湘兰.汉画孔子见老子的图像解析及宗教指归[J].学术研究，2014（6）：135-141.
[4]马妮.从版本到图像：20世纪以来《孔子圣迹图》学术史回顾与展望[J].孔子研究，2019（2）：94-108.
[5]郑岩.中国表情[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6]骆承烈，孔祥民.画像中的孔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清）蒋良骐.东华录[M].鲍思陶，西原.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8]盛叔清.清代画史[M].香港：香港博雅斋，1978.
[9]（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ollege Learning for the New Global Century[M].Washington，DC：AACU，2007.
[11]查强.当代中国大学博雅教育发展模式初探[J].复旦教育论坛，2019（4）.
关键词：清代书画;孔子教育观;博与雅
孔子作为国学先贤，历代书画名家都借艺术为载体，向其表达敬意。从学界目前研究对象的年代来看，主要集中在汉代：刘子亮等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为线索研究了汉代孔子造像[1];郑立君等将研究重点放在山东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上，阐释了其中的人物排列场景和鲜明的人物造型等艺术特点[2]，并对其进行了图像与文本解读。
從研究对象的图像题材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孔子见老子，其载体主要集中在汉画像石上，刘湘兰认为汉画孔子见老子体现了一种宗教指归，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向老子问道，他们就更希望能如先贤圣人一样，死后得以升仙[3]。另一类则是对《孔子圣迹图》的研究，马妮认为其是依据《史记·孔子世家》，兼及《论语》《孟子》《孔子家语》等所载孔子生平事迹为主题创作的连环画[4];另外，郑岩较为详尽的研究了历代孔子像[5];骆承烈和孔祥民则选编了《画像中的孔子》[6]，对孔子造像进行了梳理和介绍。
除上述几个方面，从汉代以外的其他时代书画来折射孔子的教育观及其对当时社会影响的研究略显不足。2013年《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以1265万天价成交，这是目前公开报道的以孔子为题材拍价最高的清代书画作品。在中国不少重要收藏机构，都藏有清人纪念孔子的书画艺术作品，如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清《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碑拓本等，也为我们研究不同时代的人眼中的教育家孔子及其后世影响提供了素材。
1 藏于重要博物馆的清代孔子题材书画作品
和汉代主要藏品是画像石不同，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清代孔子题材作品，主要集中在文人画、书法和碑帖拓本方面。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孔子题材的文人画占到藏品总数的一半，可见清代孔子作为师道代表的象征意义。除了博物馆系统收藏的清代孔子题材藏品，民间博物馆或藏家手中也不乏珍品，且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收藏界目前为止，公开的价格最高的清代孔子题材书法是2013年成交于香港保利的《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其次是乾隆帝的楷书《至圣先师孔子庙碑》（立轴纸本）;而在文人画方面，顾见龙的《孔子出游图》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帝王眼中至圣先师的博大
2013年成交于香港保利的《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最受资本追捧的清代孔子题材的艺术藏品。康熙（1654-1772）的这幅书法题识文本并非是康熙原创，而是收录《全唐诗》中皮日休①所创作的一篇散文《襄州孔子庙学记》，皮日休在晚唐国势日渐衰败、国家危机重重之时，强调尊师重道，倡导经世致用，力主现实改革，并以孔子及其学说为旗帜，力图以此来挽救当时社会的世道人心。
清代历代帝王出于政治需要，尊孔重儒，重教兴文，并编纂儒家典籍，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以弘扬儒家学说。受此影响，康熙在选拔朝廷大臣时比较严苛，人品、能力、学识三方面缺一不可，层层考核。因此在康熙时代出了不少良将名臣，而《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就是康熙钦赐当时名臣高士奇的御笔。
康熙的书法在清代历代帝王中，相对可谓比较出众，谢稚柳①先生就认为清代帝王以乾隆擅书闻名于世，但实际上若论及书法，康熙其实未必在乾隆之下。而这实际上和康熙于书法用功之勤奋、取法之广博不可分割。康熙曾在《东华录》[7]中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康熙在年少时就曾临习颜真卿、“宋四家”“二王”、赵孟頫等帖，后以沈荃（1624-1684）为师，视董其昌（1555-1636）的书法为圭臬，悬以帝王之财力，将“海内真迹，搜访殆尽”，反复临习，日积月累后在董其昌书法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博雅秀润。
从《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行文的内容来看，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远大理想、“仁义礼智信”的处世原则、“大同思想”及“博爱主义”，皮日休仅用寥寥三百多字便将影响中国历史教育家的伟大形象凝练于纸上，匠心独具，开阉有度。从艺术手法来说，皮日休的这篇碑文，巧妙采用了对比手法，大刀阔斧，画龙点睛，以求达到博大辽阔的艺术效果。康熙的书法和皮日休的文章合二为一，将教育家孔子的精神纬度和天地日月、江河湖海的广阔与包容、博大与深沉展开类比，在皮日休看来，“至圣”是对教育家孔子的极致赞美，对于比天地更高远、比大海更博大、比日月更夺目的孔子，后人只能是高山仰止。其次，作者将儒、释、道三教做了对比，突出了儒学的精深博大，以人为本且积极入世的儒学之术，从社会贡献的角度来说，超过了佛、道两家。接着作者将孔子和历史上圣明仁爱的帝王相比较，帝王的恩德惠泽也许只能是横向维度，遍及他的国土和臣民;而作为孔子，其教育学说和教育思想却开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纵向维度，通过教育传承人生智慧和优秀品格，历久弥新，近之弥芳。而用“之者”和“舍之者”作对比，在皮日休看来，正因为仁政不被东周所采用，才导致东周动荡而短命;大唐帝国统一天下且长盛不衰，是当权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推行儒家教育的结果。任何学说若是能够解决当前的现实矛盾且有利于政治稳定，都应予以肯定和吸纳，这种通达与时变、力求兼容诸家主张，也从侧面反映了皮日休对传统儒家学说的大胆突破。康熙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借唐人皮日休《襄州孔子庙学记》，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政治抱负，以教育家孔子的贡献与思想为载体，来表达他对当时教育和文化的观点与立场。
3 文人眼中儒家教育的雅致 清人顾见龙笔下的教育家孔子，则反应了儒家教育及影响的另一面。顾见龙（1606-1687），字云臣，自称金门画史，江苏人。清康熙初年以写真祗候内廷，名重京城。顾见龙系曾鲸②（1564-1647）弟子，擅长画人物肖像，在继承了前人粉彩渲染传统技法的同时，又受西学东渐影响，汲取了西洋绘画手法，形成了注重墨骨而层层烘染的独特画法。顾见龙所画的人物肖像，十分强调观察与体会，能抓住人物动作神态的绝妙之处，并精心描绘，使之栩栩如生、形象逼真;同时其笔力十分劲健，画法近戴进（1388-1462）、梁楷（生卒年不详）。《清代画史》[8]载顾见龙传统技法深厚，尤擅临摹古人作品。在当时和其师曾鲸一样，世人对其有“如镜取影，俨然如生”的赞誉。
《论语》中这三次出现“游”的含义不尽相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的“游于艺”，朱熹批注为“玩物适情之谓”[9]。《汉语大词典》中“游艺”的解释为“游憩于六艺之中”，“游”即“悠游”，表现为在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中的一种适然、雍容的心志状态。从文化视域的角度而言，孔子之“游”含义还可以引申的更远更深，而非仅仅针对文本的浅层含义。《孔子出游图》中顾见龙用栩栩如生的画法描绘了孔子“游”之“雅”：主要体现为一种师生之间带有游教、游学、游宦等功能含义兼有较高精神追求或教育意义的“雅游”，且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孔子20多岁前游学于郯子、师襄子;孔子34岁左右问礼于老子，并访乐于苌弘，参观周庙，并考察周朝的礼乐典章制度;孔子35到37岁游齐，沿路经过泰山，并遇妇人、邱吾子等人，甚至到齐国与齐太史讨论音乐艺术，闻《韶》，从齐国返回鲁国时在嬴博观看延陵季子葬子;55岁至68岁的孔子还进行了长达14年的途径卫、曹、宋、陈、楚等的“周游列国”。孔子之“游”，不仅表现为一种地域层面上的出游，更具有实地考察和思考、感悟的含义，同时还有更高层次的心志之“雅游”，这种高层次的精神层面上的“雅游”主要表现为孔子师生在游历过程中面临险境和困境，所表现出来的从容故我的优游心态和雍容不迫的文人气质，这即是教育上的“乐道”精神，也是一种“博雅”思想。
在世界各国历史中，中国的悠久历史与文明传统是毋庸置疑的。从周朝开始，贵族阶层就十分注重对以“君子”为特征的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人格和素养教育。儒家经典的《礼记》《周礼》与《仪礼》，核心都是教化学生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风度礼仪，从而培养符合君子标准的人格典范。比如孔子的“六艺之教”，其实就与西方教育中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院校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将博雅教育定义为一种可以赋权个体，并为个体适应当下和未来复杂性、多样性的变革做准备的学习方法。它给学生提供了关于广阔世界的宽泛知识……具体兴趣领域的深入知识……帮助学生发展社会责任感，以及强大的、可迁移的智力和实践技能（包括沟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且展示出将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真实世界的实践能力[10]。
这种教育观念，在东方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六艺教育和孔子及孔子之后的儒家教育，六艺教育比较注重综合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儒家教育则延续孔子的教育理念，偏重于人格和素质。而依查强的观点：“学会做人做事”“学会学习”“学会生存”是当代博雅教育的核心理念[11]，这又再次印证了孔子教育观的普适性和深刻性，这也正是孔子“游”的意义，也是康熙、顾见龙将“孔子”入书、入画的用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倡从国家战略资源高度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如何运用“互联网+”背景下教育平台和技术，在国富民强的同时提升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软实力，已成为教育界、文化界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高校如何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如琴棋书画，提高传统文化中美育、德育在当代教育体系中的影响，成为中国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之一。“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通识类博雅课程如传统文化的审美SPOC，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加强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另一方面，21世纪教育也因全球化和“互联网+”发生巨大改变。21世纪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最早启动网络开放课程。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启动在线开源教育项目，基于LMS学习管理系统搭建MOOC及最新的“后MOOC”——SPOC。自此，交互、个性、社交、富媒体等互联网特征，成为未来全球高校在线课程的新模式和新方向，并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呈现“未来教育”的曙光。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高校迎来了通识类博雅课程技术升级和载体优化，基于LMS的“立德树人、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自信构建，也是高校教育改革探索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刘子亮，杨军，徐长青.汉代东王公传说与图像新探——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为线索[J].文物，2018（11）：81-86.
[2]郑立君，趙莎莎.山东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像分析[J].孔子研究，2013（1）：108-116.
[3]刘湘兰.汉画孔子见老子的图像解析及宗教指归[J].学术研究，2014（6）：135-141.
[4]马妮.从版本到图像：20世纪以来《孔子圣迹图》学术史回顾与展望[J].孔子研究，2019（2）：94-108.
[5]郑岩.中国表情[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6]骆承烈，孔祥民.画像中的孔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清）蒋良骐.东华录[M].鲍思陶，西原.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8]盛叔清.清代画史[M].香港：香港博雅斋，1978.
[9]（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ollege Learning for the New Global Century[M].Washington，DC：AACU，2007.
[11]查强.当代中国大学博雅教育发展模式初探[J].复旦教育论坛，2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