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英国的大地主，也是当时的一位学者，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句话由马克思引用以后，在中国传播很广。这位叫做威廉·配弟的大地主，有很浓厚的重农主义思想，尽管他被马克思看作古典经济学的开山始祖。
　　重农主义来自人们对经济活动的朴素观察。在农业生产中，播下一斤粮食种子，可以产出数倍于种子数量的粮食来。但其他经济活动就不同了，例如，一吨铁矿石经冶炼会产出半吨铁，没有办法比较一种财富或物质是否增加。于是，人们便以为农业会使财富增加，而其他活动只是改变财富的形态；农业会创造价值，其他经济活动不会创造价值。这个看法当然是错误的，这里不用细说。
　　现在的经济学家再不会犯重农主义的错误了，但普通人还是不免把关于财富的朴素看法拿来评价农业，甚至还把它和土地的意义联系起来，由此会产生很多似是而非的看法。普通人怎么看不要紧，如果决策者也在农业和土地问题上凭着感觉走，就很麻烦了。大体说来，我们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许多认识落后于专业认识百年以上。
　　先来讲讲小故事。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时，读到当地一个关于土地权利的法规。一个人可以拥有一大片土地，例如一大片林地，按照法律，他不能将林子圈起来，不能妨碍别人进入林子休闲游玩。只是如果他放养了猎物，游客不被允许射杀猎物。这样一来，土地的主人还能保留什么权利？土地的私有权对他又有什么意义？法律规定，土地主人私宅的一定范围是不能任由外人游玩的。不难看出，在英国，土地的私有权的确是很不完整的。
　　更有甚者，土地的主人不仅不能拥有土地使用的很多排他性权利，还可能要承担一些责任。一位访问过英格兰的朋友曾讲过一件事。他在那里游览过一座公园，但最后发现这公园归私人所有。他见到了公园的主人。主人对他说，这座公园虽然归他所有，并必须由他来打理维护，但却必须向公众开放。
　　又想起过去我和一位英国农场主的对话。她告诉我，英国政府在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中有明显的政策倾斜，对佃农更好一些。她笑着说，有时候他们搞一些活动要找地主找不到，地主总不爱抛头露面，原因是地主们对许多事情说了不算，干脆躲个清闲。
　　英国最大的“地主”是英国的国王，因为按法律，英国的土地归国王所有。可是，这个权利有什么意义呢？一位英国教授用一反问句对我的疑惑做了回答：在英国还有谁记得土地归国王所有呢？
　　这些故事搁我们中国人似乎真的不好理解。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接受了关于地主阶级和农民相互之间“阶级斗争”的理论；地主是绝不会为他人作出利益牺牲的，他们是吸血鬼，只懂得剥削农民。我们当然不能说教科书的话是捕风捉影，同样，我们更不能说上面的故事没有真实意义。
　　不妨把土地私有制分为两种，一种是古典私有制，另一种是社会私有制。
　　在前一种情况下，缺少一个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政府对土地私有权进行约束；土地的主人就是一个绝对权利拥有者。地主不一定总是残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对佃户进行某种激励，但却绝不可能为社会公共利益而让渡自己的权利。
　　在后一种情形下，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会依据土地的公共性，分割土地的私人权利，对土地的利用进行干预。干预的措施形成法律，地主不得不遵守。土地的继承、交易、使用，土地的拥有数量，乃至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利益分享关系，都会成为法律条款规范的对象。
　　现代文明国家的土地私有制多属社会私有制。这种私有制与古典私有制完全不同了，凭借私人土地所有权对他人不再有生杀予夺的控制力，我们不必对这种私有制有谈虎色变的恐惧。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土地作为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在收入分配中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国家，土地要素所得到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过十分之一左右，从国民收入中拿大头的还是人力资本要素。现代国家的政府十分强大，地主们掌控国家命脉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但是，就我们国家来说，情形要复杂一些。土地的古典私有制所具有的种种劣行在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而土地的社会私有制干脆没有，或者说我们还不大具备建立这种制度的条件，由此我们便对土地所有制改革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不过，我们也不能一味因循守旧，要深刻检讨现在这种体制的弊端。
　　举例来说，我们国家虽然实行土地公有制，但全国上千座高尔夫球场却实际归私人或私人公司掌控，且多未得到合法审批，更没有向公众开放，这导致利益集团或个人能享有特殊的土地权益，而置社会公共利益不顾，最终导致土地公有制名义下的古典私有制弊端恣肆泛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