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1886—1964）作为出生于奥匈帝国维也纳的政治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一直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辨识力的学者。这本书中收集的20篇论文，既有散见于不同语种报刊上的论文，也包括不少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大学授课提纲和去不同场合演讲的手写讲稿。这些尘封多年的档案和部分残缺不全，甚至难以辨认的纸质手稿，与他最著名的专著《大转型》和后期作品《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相比，也被称作“亚文本”。包括书信、手稿、传记和自传在内的“亚文本”研究是近期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和着力发掘的研究对象。因为对于一位像卡尔·波兰尼这样特立独行、多学科跨界的学者而言，能够阅读这些“亚文本”，就如同被允许走进他的私人书房和隐秘心房，获得一种前人未能有过的特权，去更细致深入地观察审视被研究对象的思绪轨迹和灵感曲线，尤其是他的主要视野所及区域和思想火花的不同源发点、伸展方向和持续递进的不同思考路径。
　　卡尔·波兰尼的学科背景是极其丰富的，他对政治、经济、法律、历史、伦理、文化、考古、教育、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等，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拘一格、贯通学科的才气和学术特征更是让后人常读常新、感慨惊叹。所以，这本书中的文章择取和归类，一是有同为经济学家的波兰尼的女儿（卡尔·波兰尼·莱维特）和两位意大利著名学者极为精彩的引荐和导读，二是也只能用问题式而不是学科式分类的。由于本书入选的很多文章仍带有即兴发挥和匆忙记录的作者“自用”特点和“现场”气息，相信热情的读者一定会在这些论文、讲义和手稿中读出卡尔·波兰尼奋笔疾书时的兴致勃勃和思绪喷涌，同时也就更易被带动起自身对波兰尼所涉广泛议题的更多思考和灵感触动。
　　关于波兰尼的生平和家族背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2005）的自傳《旁观者》（1979）[1]曾这样写道：“这一家人是我所见所闻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但是，最叫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全家人，起自维多利亚时期的父亲，乃至卡尔和他的小弟迈克尔，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那一辈，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找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也非属于自由派的，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控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在我和他们一家四五个人接触之后，发现卡尔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最让人好奇，而且是家中最有活力的人。”
　　卡尔·波兰尼和最小的弟弟迈克尔·波兰尼在生活中是交谈很多、观点和方法都互鉴和分享的学者，他们都学跨文理“两种文化”，都是怀揣理想主义的西方著名社会活动家。在本书第三部分的前两篇文章中，波兰尼专门讨论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和共性，并对如何利用社会科学来改革人类社会和建设理想未来，进行了研究方法的研究和思考。他强调了每一种方法的有效范围和局限性，从而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要强调科学方法和社会建设实践上的可利用性，另一方面又一定要警惕方法的局限性，要追求科研思路和方法的开放性和混融性，尤其是围绕个人主观兴趣的来自然而然地混融不同学科方法。这与迈克尔·波兰尼的意会认知（默会知识）理论明显是相通的。迈克尔·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类。”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地图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而未被表述的知识，是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前一种为明确知识，后一种为默会知识。默会知识相对于明确知识而言具有原则上的优先性。教育和科研都应该鼓励人们意识到两种知识的存在方式及相互影响，尤其是要关注默会知识的显性化和掌握默会知识的获得方式。从这个视角看，卡尔·波兰尼之所以强调经济不仅是物质供需的市场机制，也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正是因为他看到包括“经济”在内的人类社会活动长期积累了很多共同经验和“默会知识”，它们一直在逐渐分头并进地“制度化”———包括外在的体制和政策，也包括“隐性”制度和社会共同价值的模式化、礼仪化和社会化（内化于心）。所以经济研究不能过分强调科技逻辑和数据分析，更要加上对漫长人类文明历史和缓慢社会规范变迁深度细致的认识。
　　关于古代文明史上的经济信息认知，卡尔·波兰尼是做出过超前一步的突出贡献的。他在本书第三部分的《经济通史》和《古代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中，都尖锐而又敏感地点出了现代经济学对历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傲慢与无知，批评现代标准经济学教材对人类文明史上各种传统经济信息的忽视与冷漠。在他看来，诸如古代经济史上以不同文化差异为背景的社会统治和人际关系协调方式，都充满了家族、族群、城邦和社区间的人际互惠、产品再分配和大家庭经济自营的丰富经验和智慧，它们向我们现代人展示了“市场经济”不过是整个社会文明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密不可分、彼此配合、理念开放、追求和谐，应该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要参照和未来希望所在。
　　对于波兰尼思想的研究，国内目前是成果非常丰硕的。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少量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已经出版和发表了多本译著、论著和论文。波兰尼揭穿自由市场的神话，强调不存在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等核心观点，他构建的诸多理论分析概念如“嵌入”“双向运动”等，在中国学界已经相当普及。之所以也有中外学者认为波兰尼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缺乏深刻理解，或者他对于欧洲19世纪商业性虚幻的“百年和平”、期间欧洲市场体系兴衰原因的解释，在很多重要方面是“不完整的和误导性的”，正如赵鼎新教授的文章《奥地利“阴谋”———在波兰尼和哈耶克间摇摆的世界》[2]所说，波兰尼的《巨变》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许多观点其实都失之偏颇；至于为什么这两本书仍能成为永远的经典？“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西方近代学术的发展逻辑（和）……一个传统，即控制实验方法。所谓控制实验方法，就是在实验室中通过对其他条件进行控制从而来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通过演绎和归纳来推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背后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兰尼和哈耶克都做到了这一点。为了把自己的逻辑推到极致，波兰尼和哈耶克都不惜对他们书中的一些关键词汇做各种模糊化处理。”这篇专门写给中国读者的纪念文章还特别提醒：“可是，这世界在波兰尼和哈耶克之间来回摇摆的时间也许也不会太久了。当今世界在思想层面上所面临的危机比18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深刻……今天，大众对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世俗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大大不如从前，取而代之的则是宗教领袖的强势和宗教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的复兴（在这方面中国的发展略为滞后，但却也不是一个例外）。”这也同时说明了波兰尼思想逻辑为何会“历久弥坚”。 　　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有多篇波兰尼关于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问题的论文，他对如何“利用”政治理论、政客与政治家的区别、政治家才能与公众舆论的关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似和关联性以及他对未来和谐世界如何可能实现等重大问题，都有视角独特的精彩论述。波兰尼之所以是一位不会“过时”的“启蒙”式思想家，也在于他特别具有今天这个时代普遍缺失的一种坦诚无畏的理想主义精神。
　　在本书第二部分的两篇关于“和平”的论文中，波兰尼通过人类文明必然会追求“更高形式的生活”，以及这种各自有“国境”“族界”的追求必然会导致国家间“不必要的战争”的逻辑推理，提出未来的人类文明必须是全球、全人类精诚合作的文明，其基础必须是经济上实现的全球性互利互惠。他写道：“在国家范畴内，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必须由一个真正的经济联合体所取代，恰恰是因為，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够并且愿意支付沉重的代价，去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合作体……尝试发展合作的解决方案，将是一种旷日持久和痛苦的努力，目前经济体系的固有弱点，必须承担其致命的后果。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国际体系能被证明是可行的，如果它在国际范围内的紧急情况下，不提供真正的经济合作。因此，没有任何一种人类苦难的程度，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所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除非所有国家———由于众多战争、多次痛苦的失败、毫无意义的胜利———已被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共同体。”也正是从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出发，波兰尼认为西方的危机不仅是经济体系和政治制度上的缺陷，而更根本的，是西方文化应对未来人类“更高形式生活”需求上的思想道德“荒芜”。
　　本书第一篇“对于一个新西方”曾是一本波兰尼未能完成的书的题目，在这篇开头，波兰尼就尖锐而又坦诚地写道：“有迹象表明，当西方与整个世界相遇时便出现文化荒芜。重要的并不是它在科学或艺术领域的成就，这些仅仅繁荣过一时，而是被所有人类所评估的思想和生命价值的权重。西方的物质和科技产品已经被新兴的民族国家贪婪地消耗掉了，但我们从不掩饰对他们自我设定解释的鄙夷。西方，这个文化实体，其思想家和作家们就像传统的交通工具一样，不再有人听它的话；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存在一个不友好的大众，就像我们说服自己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对大众说的了。我们也必须直面这个事实，即使它一语道破了我们文明的本质和突变的局面，就如它现在这样揭示自己，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的终极信念必将再次证明自己的存在，且并未中断。”显然，这样一种雄心万丈的伟大梦想不只是“对于一个新西方”，更是对于一个未来新人类文明的梦想，这样的伟大理想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不会失去其对全人类、特别是年轻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注释
　　[1]德鲁克《旁观者》摘选，引自独立网站《观察家》：http：//www.guancha.cn/Peter-Drucker/2013_11_12_185118.shtml，并深表谢意。
　　[2]《东方早报》2014年2月24日“上海书评”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