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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索恩贝格的巴伐利亚森林，某个村庄，一间教室。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牧师为难友举行了一场小小的礼拜仪式。最后的祈祷刚刚结束，门开了，两个身着便服的人走进来：“囚犯朋霍费尔，准备跟我们走！”难友依次向牧师道别。其中一位，记住了牧师的话：“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这一天，是1945年4月8日。次日，朋霍费尔牧师被纳粹处决，时年39岁。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饮弹自尽。
朋霍费尔入狱，在1943年4月，罪名是刺杀领袖。他的案子，拖了整整两年。最初的十几个月，他相信自己可以无罪获释，因为审讯人员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1944年9月，盖世太保找到了刺杀行动的关键材料：左森档案。根据档案，朋霍费尔是行动的关键人物。
朋霍费尔被捕前的几个人生节点记在下面：
·1906年2月4日，出生。父亲是著名精神病学专家，坚定的实证主义者。
·1923年，高中毕业，决定研读神学。
·1930年，通过第二次神学国家考试。赴美国进修。
·1933年，希特勒崛起。朋霍费尔加入一个异见教会团体，反对教会对纳粹的依附。
·1935年，教师许可证被吊销。
·1936年，讲道资格被吊销。
·1939年，赴美，接受纽约一个客座讲师职位，三星期后返回德国。二战爆发。
·1940年，继续异见教团的工作，密谋刺杀计划。
·1943年，与玛利亚·冯·魏德迈订婚。4月，被捕。
二
这个暑假，一直读严复。偶然的机缘，重新翻开朋霍费尔，温习了《做门徒的代价》《伦理学》，当然，还有《狱中书简》。他的书，译成汉语的，还有一些。他的传记和研究专著，也在不断更新中。未曾读过的文献，短期之内不准备继续追踪。这篇笔记，只打算草草记下此番重逢的私人印象。这篇印象笔记，仅仅具有私人的重要性。
重遇朋霍费尔的偶然机缘是这样的：酒桌上，不知怎么，跟朋友聊起“教养”这件事。这个时代，“教养”属于成功学的一部分。“教养”的主要价值在于，能够帮助一个人成功。“教养”的次要价值在于，能够让一个成功者看起来配得上他的成功。喝了几杯酒，我又开始不合时宜起来。我说：我真正需要教养的时候，可能是失败的时候。比如，或许哪天，我成为囚徒，阅读写作谈话的权利都被剥夺，那样的余生该怎么过呢？要是脑子里装着几百首诗、几十部乐谱，甚至哪怕几盘棋局，我可能会比较有气力挺过来，至少多挺一些日子。在这种假设境况下，“教养”不是锦上添花的东西，而是渡过苦难的装备，性命攸关。
所有的酒桌都是如此，话题很快跑到别处。“教养”作为苦难之准备，这个话题继续纠缠着我。继续想下去，我发现，“教养”不是这个话题的关键词，“苦难”才是。正确的问题应该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是否帮助我们为苦难做好了准备。
“为苦难做好准备”，正是这个表述，让我记起朋霍费尔。
他的人生，他的神学，都围绕“受难”展开。作为基督徒，朋霍费尔天然就从基督教那里继承了一整套想象苦难、担荷苦难、思考苦难甚至期待苦难的语汇。这套语汇，在20世纪逐渐被淡化，被遗忘。苦难深重的20世纪，恰恰是崇拜快乐、崇拜胜利的世纪。20世纪的“新话”，早已教人们把苦难视为偶然的坏事。什么是偶然的坏事呢？遇到了，自认倒霉；但平时不必为它浪费心思；总之，它不是思考生活和世界的关键词。
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正是一部在苦难中准备受难的心灵史。他没有提出全新神学，他只是重提基督教关于受苦的旧教诲。奇特的是，那些旧教诲，在新时代里显得异常突兀。20世纪前50年是这样的新时代：尽管苦难频仍，人们却似乎失去了思考苦难的愿望和能力。
朋霍费尔的神学，让人们把苦难当成基本的人生景观。苦难不是什么偶然的坏事，而是生命故事的主题。时间当中，不存在一个使人免于苦难的应许之地。耶稣为人受难。追随基督就意味着，准备好像耶稣那样受难。
受难这个主题，在朋霍费尔的写作当中一以贯之。正因如此，他的刺杀希特勒，以及由此而来的牺牲，不是政治事件，而是神学事件。
那几天，因为几句酒话重读朋霍费尔。两件事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命运。
重温的况味果然不同。读他的《狱中书简》，我想到很多，关于自己，关于汉语，关于他离世七十多年之后的这个时代。
在朋霍费尔那里，“受难”，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决断，一系列行动，以及最后的承担。但是，受难者朋霍费尔的行动背后，确实有一个连贯的思想链条。它的三个核心词是：德国、现代、生活。
三
朋霍费尔攻读神学并成为牧师的那几年，正是德国从一战的阴霾里踉跄挺身，继而把希特勒送上神坛的几年。朋霍费尔牧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对朋霍费尔及其家人以及他们所属的阶层而言，爱国原本不构成困扰。朋霍费尔曾经和他的同龄人一样，为国家的混乱而焦虑，为国家的强大而欢呼。然而，就在朋霍费尔深入思考作为门徒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德国人的爱国情感迅速升级为国家主义的爱国热病。希特勒掌权之后，试图把教会置于政府的绝对监护之下。在朋霍费尔看来，这意味着将普世正义置于某种特殊利益之下，而这种特殊利益又明显地背离了普世正义。
这种倒置并非危機的全部。更大的危机是，大多数德国人接受了这种倒置，甚至为之欢呼，不曾意识到发生了倒置。历史学家断定，朋霍费尔较早看出了希特勒政权的邪恶。其实朋霍费尔也较早意识到这场邪恶的隐秘合谋者：德国人，或者说德国人的心灵。
被捕前，朋霍费尔写过一组札记，剖析最新的德国人的心灵状况。他说，这个狂热的国家似乎沦陷于一场假面舞会：
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狱中书简》，2） 假面舞会的假面，是“光明”“仁慈”“历史必然性”以及诸如此类的大词。这些大词，让全部道德传统土崩瓦解。于是，人们对恶、对恶人失去了起码的感知能力。戴上假面，恶便可以在灯光之下翩然起舞。
假面舞会，不只是恶的狂欢，也是对人的重新塑造。人们戴上假面，继而把假面当成真相。于是，就有了“愚蠢”。愚蠢，是对真相的无能为力。朋霍费尔说，这是一种道德缺陷：
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
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狱中书简》，7—9）
根据朋霍费尔的诊断，德国的危机或曰恶，正在于动用国家机器系统地制造愚蠢。愚蠢，是一种被教育出来的“听不见”的状态。愚蠢的人，听不见不准他们听见的一切。
狂熱是愚蠢的形式之一。系统地制造愚蠢的时代，总是系统地爆发狂热。朋霍费尔把狂热分子比喻成斗牛：
狂热分子以为，自己的道德纯洁将成为罪恶势力的敌手，可是，他好像一头公牛，攻击的是那块红布，而不是手持红布的那个人，于是他逐渐感到疲倦而最终屈服了，他被非本质的东西纠缠住，并且落入了对手精心设置的陷阱之中。（《狱中书简》，3）
斗牛的可悲之处在于，它的命运已注定：无比严肃地遭受戏弄。它的所有激情，都被“非本质的东西”裹挟。
麻木、驯服，是愚蠢的另一形式。系统地制造愚蠢的时代，总是系统地制造可以驯服的疯狂。斗牛疯狂，但容易驯服，因为它的愤怒被红布牵引，它的力量不属于自己。朋霍费尔发现，纳粹培育的公民正是如此。
他一方面发展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胆大妄为，另一方面则发展了一种极其令人痛苦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总是阻碍行动。（《狱中书简》，5）
这种谨小慎微，被解释成公民义务，继而浪漫化为公民的牺牲精神。
于是，出现了疯狂的驯服。人们为自己的牺牲精神而疯狂。朋霍费尔说，麻烦就在这里：这样的驯服者并不理解他的世界，他不知道，“服从和自我牺牲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别忘了，疯狂和驯服，都源于愚蠢。
愚蠢是被制造的。但不能说愚蠢者无辜，因为愚蠢者是制造者的最佳同谋，他们合力践踏正义。朋霍费尔并非愤世嫉俗者。他绝不认为践踏正义是这个时代的新鲜事。读读历史就会知道，正义遭到践踏，几乎是历史的主要情节。朋霍费尔说，这个时代的新鲜之处在于它践踏正义的方式：它是在原则上无视正义，好像它自身包含着证明自己有理由似的。（《狱中书简》，11）
朋霍费尔的意思是：这个时代的邪恶，成了可以自我称义的东西——践踏正义者，有能力证明，践踏即正义。当然，所谓的“证明”，必须依赖事先制造出来的同意者——愚蠢。
四
《狱中书简》里，对德国的诊断总是与对时代的思考交织在一起。
德国心灵的愚蠢，源于系统制造。但是制造愚蠢，只有在一种深广的时代氛围里才容易发生。这种氛围，朋霍费尔用过好几种描述：无根基的时代、非宗教的时代、人的自律时代。
无根基，是较早使用的描述：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每一种可设想的选择，看来都同样的不可忍受。（《狱中书简》，2）
什么是根基？朋霍费尔说，就是“召唤—跟随”。一个站在自己根基之上的人，是能听到召唤，并且让自己的整个生命响应召唤的人。唯有在“召唤—跟随”的结构中，人的理性、良心，或各种关于美德的信念，才有意义，才能良好运转。一旦“召唤—追随”的结构被瓦解，理性、良心便失去了根基，各种美德信念也成为碎片，互不相干，甚至互相矛盾。没有根基的理性、良心、美德，可能把人带到意料不到的恐怖之地。
德国心灵对希特勒的崇拜，对国家主义的迷狂，正是“召唤—跟随”的蹩脚替代品。或者说，希特勒式的极权，正是无根基时代的合理产物。听不见召唤的人们，总得听见一点什么，总想跟随一点什么。希特勒的事情，就这么成了。他的跟随者，并不全都缺乏理性、良心、美德，人们只是失去了根基。
愚蠢是系统制造而成。无根基的时代，并非谁的蓄意谋划，只是历史的不期然而然。不期然而然，总是比蓄意制造更令人无可奈何。囚禁期间，朋霍费尔使用了另外的两个表述：非宗教、人的自律。
1944年5月到7月，朋霍费尔在给友人的信里密集思考时代的“非宗教性”。他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大约从13世纪开始，西方世界开始展现出一个难以遏制的动向：在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驱逐上帝，施行人的自律。时至20世纪，人的自律已经获得终极胜利。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在这些领域里，上帝彻底失去发言权：
事情正在变得很明显，每样东西没有“上帝”也行，而且同以前一样好。（《狱中书简》，155）
非宗教的时代，就是没有上帝也行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听到上帝的“召唤”，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令人尴尬的。正是上帝的出局，导致了时代的无根基状况。
在朋霍费尔看来，问题的真正棘手之处是，这个无根基的时代不会因为请回上帝而重获根基。上帝走了，不可能重又强加给世界。狱中的朋霍费尔，评论了20世纪的几种神学、哲学理论：巴特、蒂里希、存在哲学……他预计，这些心智努力终归徒劳，因为，它们无非是要把上帝强塞给渴求自律的人们。 睁开的眼睛，不可能重新闭上。争得的权柄，不可能重新交出。不管好还是不好，20世纪，人类已经走到一个容不下上帝的时代。即便意识到没有上帝的危险，人们还是再也回不到上帝照耀的从前。由此，朋霍费尔提出了他的问题：非宗教时代的人，是否还要做门徒？如何做门徒？
答案一：人应该做门徒。做门徒的意思是，人必须进入“召唤—跟随”的生存结构。
答案二：非宗教时代，人不大可能仅仅通过传统的宗教生活进入“召唤—跟随”的生存结构。这意味着，现代人做门徒的难度更大，但并非不可能。
朋霍费尔所谓的“非宗教时代”，是说在这个时代里，传统的宗教生活、神学话语不足以为人支撑起“召唤—跟随”的生存结构。人类既然已经进入成年时代，便不再可能以童年的方式聆听上帝。可这并不意味着，成年的人类不再需要上帝。他需要上帝，因为他需要理解自己。朋霍费尔说，成年的世界可以不信神，“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上帝更近了”。（《狱中书简》，182）
不信神、非宗教，既是成年人类的危机，也是成年人类的机会。危机在于，失去根基的人们，很可能遭受系统的愚蠢化。机会在于，目睹了时代最新的灾难和谎言之后，他可能以更精纯的方式接近上帝。朋霍费尔就印证了这样的机会。这个为了上帝而刺杀希特勒的人，是一位实证主义科学家的儿子。
朋霍费尔对时代氛围的判断，视角和语言都是基督教的。但他的思考，可以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思想史脉络当中，那就是对“现代性”的反省思潮。
朋霍費尔指出了一个重大的“现代事实”：“召唤—跟随”这个生存结构，在现代世界越来越失去存身之土壤。而在前现代世界，它依靠基督信仰维系千年。其实，这个生存结构的丧失，不只是西方现象，或者基督教现象。几乎所有伟大的古典宗教和哲学，都在用自己的词汇申述类似的东西。几乎所有伟大的古典宗教和哲学，都以相近的方式塑造人的心灵：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中间物；人必须接受自身之动物性，学会与之相处；同时，人必须借助神性的维度方能理解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而这样一种生存结构，在现代降临之后，彻底瓦解。很多思想者，都从这个角度反省现代：雅思贝斯、海德格尔、沃格林、路易斯……名单可以列得很长，朋霍费尔也是其中之一。
这些哲人的共通处在于，其思考都围绕着某种现代症候展开。现代性遮蔽了人类生存的神性维度。对此，有人欢呼，有人警觉。这里列举的哲人，都是警觉者。他们用各自的方式邀请人们重审现代性。对于其中几位，重审现代性的另一个表述，是重审人的神性。
朋霍费尔给出的方案是，吁请人们在无神的时代成为门徒：
现在人受到的挑战，是要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的手里参与上帝的受难。（《狱中书简》，180）
二战中的朋霍费尔，做的正是这件事。
五
在无神的时代成为门徒，这不是某个宗教、某个党派、某个种族的事，是一个人的事。对一个人而言，这不是进哪个教堂、行哪种仪式、奉哪个神、持哪套体系的事，是过何种生活的事。做门徒，就是做一个完全的人，投入到“此世的”生活。极权主义灾难毁掉很多东西，归根到底，是毁掉人的生活。生活的毁灭，唯有通过生活救赎。
活着不等于生活。愚蠢的人活着，却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因为他们甘心沦为工具，放弃理解生活、承担生活的责任。系统地制造愚蠢，也就是系统地制造支离破碎的生活。极权国度，仍然会有合格的军人、教师、官僚、商人、警察、狱卒，却越来越敌视“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是对生活有理解的人。极权不喜欢这样的人，极权不喜欢理解。
《狱中书简》最迷人的部分，是朋霍费尔讲述狱中生活。
生活和牢狱，似乎是一对矛盾。有自由才有生活。牢狱恰好是剥夺自由的地方。然而，朋霍费尔偏偏在牢狱里过出自由生活。他的每一封信，都在讲述生活的艺术。在无神的时代成为门徒，生活便是道场。生活的艺术，不只有风花雪月，更关乎救赎。
在一篇入狱之前的札记里，朋霍费尔宣布，捍卫“有品质的生活”，就是向邪恶宣战：
除非我们有勇气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和有益的包容而战斗，否则，一切人间价值都将被淹没在混乱之中。粗鲁地蔑视这种包容，同内心的不稳定一样，正是乱民的标志，因为，为赢得傲慢者的恩宠而大吵大闹、阿谀奉承，同自降到乱民的水平一样，正是变成乱民的途径……
在自尊自重被放弃了的地方，在对人类品质的感受以及包容的力量衰退的地方，大混乱正在逼近。在为物质上的舒服而允许粗鲁无礼的地方，自尊自重就被放弃，防洪的闸门就被打开，而大混乱就会冲垮我们曾立誓要守卫的堤坝。这是对人性犯下的罪恶……
在别的时代，为一切人的平等而奋斗，也许一直是基督教徒的职责。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职责是热情地捍卫人与人之间的包容意识……（《狱中书简》，12）
品质是什么呢？是对人性见多识广之后的悲悯包容，是对自尊自重的坚持，是对粗俗无力的抵制，是对自身沦为乱民的警惕。
乱民、低贱……朋霍费尔毫不介意使用此类刺痛群众心灵的字眼。他的时代，“平等”早已成为偶像。朋霍费尔深深感受到这尊新神的破坏力，它有一种把一切抹平的冲动。“有品质的生活”，就是要抵御这种破坏力，在精神领域捍卫“高贵”：
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着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但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自然的尊重，不论他们的等级是高是低。自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失去了的对品质的意识，恢复以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品质是一切形式的一致性的死地。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要求人们的眼睛既要向上看，也要向下看，尤其在自己的密友的选择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是彼此竞争的，而品质则互相补足。（《狱中书简》，13） 报纸、收音机、狂热的活动、放荡挥霍……正是这些新文化不断把人抹平。
在较早的写给父母的信里，他感慨自己这一代人生活得支离破碎。支离破碎的原因是，他们离传统的生活教养越来越远，同时又活在一个把人工具化的时代：
我們这一代人不再像你们那一代人一样，能够期待这样一种生活，它可在职业和私人活动中找到充分的用武之地，从而达到完满与平衡。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你们生活的榜样尚在我们眼前，这使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生活之支离破碎。（《狱中书简》，56）
正是这种对支离破碎的痛彻感受，让朋霍费尔思考如何过一种完整的生活。1944年5月，他在几封写给友人的信里找到一个恰切表述：复调生活。灵感，来自他钟爱的复调音乐：
我们必须有一种良好的、清晰的旋律。没有它，就不可能有饱满的或完美的声音，有了它，对位声部就有了坚定的支柱，就不会跑调或消失，就其本身而言，它就永远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只有这种复调能够赋予生活以完整性，同时也向我们保证，只要定旋律保持不断，就没有什么东西会出大错。也许，你的假期和就在前面的分离，对你来说会比较易于忍受一些。如果分离定要来临，且伴随着各种危险，请你不要害怕它或者仇恨它，你要把你的信念固定在定旋律上……（《狱中书简》，139）
复调生活，就是永远听得到对位旋律之上的定旋律，永远在定旋律的照临之下乐享对位旋律的妙趣。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训练、捍卫复调听力，人才不会沦为单线思维、偏狭情感的囚徒。愤怒的斗牛，什么都听不见。
在朋霍费尔这里，复调生活，等于捍卫自由。他所谓的自由，不是政治状态，不是社会状态，而是灵魂状态。自由的灵魂，听得见召唤，并由此决断、承担。自由的灵魂，对快乐有依恋，对苦难有准备，在快乐、苦难中，仍然能够思考、倾听、决断。
朋霍费尔自己提供了复调生活的典范。
朋霍费尔的最后几个星期，与来自欧洲各地的囚徒一起度过。其中一位英国军官这样回忆：
朋霍费尔……简直是谦卑虚心与亲切温和的化身，在我看来，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是在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这样的人之一，对他来说，上帝是实实在在的，是近在身边的。（《力阻狂轮》编者序）
1944年5月25日的信里，朋霍费尔告诉朋友：
我又被警报打断了一次，而此刻正坐在门外享受阳光。（《狱中书简》，150）
多年以前，我就是因为这句话，记住了朋霍费尔。多年之后，我也因为这句话搅乱了一个酒局。
注：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德国人，1906年2月4日至1945年4月9日），德国信义宗牧师，认信教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名神学家。出生在德国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曾经参加在德国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并计划刺杀希特勒。1943年3月被拘捕，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被绞死，而希特勒于不久后自杀身亡。主要著作《做门徒的代价》《狱中书简》《伦理学》。
责编：梁红
索恩贝格的巴伐利亚森林，某个村庄，一间教室。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牧师为难友举行了一场小小的礼拜仪式。最后的祈祷刚刚结束，门开了，两个身着便服的人走进来：“囚犯朋霍费尔，准备跟我们走！”难友依次向牧师道别。其中一位，记住了牧师的话：“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这一天，是1945年4月8日。次日，朋霍费尔牧师被纳粹处决，时年39岁。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饮弹自尽。
朋霍费尔入狱，在1943年4月，罪名是刺杀领袖。他的案子，拖了整整两年。最初的十几个月，他相信自己可以无罪获释，因为审讯人员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1944年9月，盖世太保找到了刺杀行动的关键材料：左森档案。根据档案，朋霍费尔是行动的关键人物。
朋霍费尔被捕前的几个人生节点记在下面：
·1906年2月4日，出生。父亲是著名精神病学专家，坚定的实证主义者。
·1923年，高中毕业，决定研读神学。
·1930年，通过第二次神学国家考试。赴美国进修。
·1933年，希特勒崛起。朋霍费尔加入一个异见教会团体，反对教会对纳粹的依附。
·1935年，教师许可证被吊销。
·1936年，讲道资格被吊销。
·1939年，赴美，接受纽约一个客座讲师职位，三星期后返回德国。二战爆发。
·1940年，继续异见教团的工作，密谋刺杀计划。
·1943年，与玛利亚·冯·魏德迈订婚。4月，被捕。
二
这个暑假，一直读严复。偶然的机缘，重新翻开朋霍费尔，温习了《做门徒的代价》《伦理学》，当然，还有《狱中书简》。他的书，译成汉语的，还有一些。他的传记和研究专著，也在不断更新中。未曾读过的文献，短期之内不准备继续追踪。这篇笔记，只打算草草记下此番重逢的私人印象。这篇印象笔记，仅仅具有私人的重要性。
重遇朋霍费尔的偶然机缘是这样的：酒桌上，不知怎么，跟朋友聊起“教养”这件事。这个时代，“教养”属于成功学的一部分。“教养”的主要价值在于，能够帮助一个人成功。“教养”的次要价值在于，能够让一个成功者看起来配得上他的成功。喝了几杯酒，我又开始不合时宜起来。我说：我真正需要教养的时候，可能是失败的时候。比如，或许哪天，我成为囚徒，阅读写作谈话的权利都被剥夺，那样的余生该怎么过呢？要是脑子里装着几百首诗、几十部乐谱，甚至哪怕几盘棋局，我可能会比较有气力挺过来，至少多挺一些日子。在这种假设境况下，“教养”不是锦上添花的东西，而是渡过苦难的装备，性命攸关。
所有的酒桌都是如此，话题很快跑到别处。“教养”作为苦难之准备，这个话题继续纠缠着我。继续想下去，我发现，“教养”不是这个话题的关键词，“苦难”才是。正确的问题应该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是否帮助我们为苦难做好了准备。
“为苦难做好准备”，正是这个表述，让我记起朋霍费尔。
他的人生，他的神学，都围绕“受难”展开。作为基督徒，朋霍费尔天然就从基督教那里继承了一整套想象苦难、担荷苦难、思考苦难甚至期待苦难的语汇。这套语汇，在20世纪逐渐被淡化，被遗忘。苦难深重的20世纪，恰恰是崇拜快乐、崇拜胜利的世纪。20世纪的“新话”，早已教人们把苦难视为偶然的坏事。什么是偶然的坏事呢？遇到了，自认倒霉；但平时不必为它浪费心思；总之，它不是思考生活和世界的关键词。
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正是一部在苦难中准备受难的心灵史。他没有提出全新神学，他只是重提基督教关于受苦的旧教诲。奇特的是，那些旧教诲，在新时代里显得异常突兀。20世纪前50年是这样的新时代：尽管苦难频仍，人们却似乎失去了思考苦难的愿望和能力。
朋霍费尔的神学，让人们把苦难当成基本的人生景观。苦难不是什么偶然的坏事，而是生命故事的主题。时间当中，不存在一个使人免于苦难的应许之地。耶稣为人受难。追随基督就意味着，准备好像耶稣那样受难。
受难这个主题，在朋霍费尔的写作当中一以贯之。正因如此，他的刺杀希特勒，以及由此而来的牺牲，不是政治事件，而是神学事件。
那几天，因为几句酒话重读朋霍费尔。两件事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命运。
重温的况味果然不同。读他的《狱中书简》，我想到很多，关于自己，关于汉语，关于他离世七十多年之后的这个时代。
在朋霍费尔那里，“受难”，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决断，一系列行动，以及最后的承担。但是，受难者朋霍费尔的行动背后，确实有一个连贯的思想链条。它的三个核心词是：德国、现代、生活。
三
朋霍费尔攻读神学并成为牧师的那几年，正是德国从一战的阴霾里踉跄挺身，继而把希特勒送上神坛的几年。朋霍费尔牧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对朋霍费尔及其家人以及他们所属的阶层而言，爱国原本不构成困扰。朋霍费尔曾经和他的同龄人一样，为国家的混乱而焦虑，为国家的强大而欢呼。然而，就在朋霍费尔深入思考作为门徒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德国人的爱国情感迅速升级为国家主义的爱国热病。希特勒掌权之后，试图把教会置于政府的绝对监护之下。在朋霍费尔看来，这意味着将普世正义置于某种特殊利益之下，而这种特殊利益又明显地背离了普世正义。
这种倒置并非危機的全部。更大的危机是，大多数德国人接受了这种倒置，甚至为之欢呼，不曾意识到发生了倒置。历史学家断定，朋霍费尔较早看出了希特勒政权的邪恶。其实朋霍费尔也较早意识到这场邪恶的隐秘合谋者：德国人，或者说德国人的心灵。
被捕前，朋霍费尔写过一组札记，剖析最新的德国人的心灵状况。他说，这个狂热的国家似乎沦陷于一场假面舞会：
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狱中书简》，2） 假面舞会的假面，是“光明”“仁慈”“历史必然性”以及诸如此类的大词。这些大词，让全部道德传统土崩瓦解。于是，人们对恶、对恶人失去了起码的感知能力。戴上假面，恶便可以在灯光之下翩然起舞。
假面舞会，不只是恶的狂欢，也是对人的重新塑造。人们戴上假面，继而把假面当成真相。于是，就有了“愚蠢”。愚蠢，是对真相的无能为力。朋霍费尔说，这是一种道德缺陷：
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
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狱中书简》，7—9）
根据朋霍费尔的诊断，德国的危机或曰恶，正在于动用国家机器系统地制造愚蠢。愚蠢，是一种被教育出来的“听不见”的状态。愚蠢的人，听不见不准他们听见的一切。
狂熱是愚蠢的形式之一。系统地制造愚蠢的时代，总是系统地爆发狂热。朋霍费尔把狂热分子比喻成斗牛：
狂热分子以为，自己的道德纯洁将成为罪恶势力的敌手，可是，他好像一头公牛，攻击的是那块红布，而不是手持红布的那个人，于是他逐渐感到疲倦而最终屈服了，他被非本质的东西纠缠住，并且落入了对手精心设置的陷阱之中。（《狱中书简》，3）
斗牛的可悲之处在于，它的命运已注定：无比严肃地遭受戏弄。它的所有激情，都被“非本质的东西”裹挟。
麻木、驯服，是愚蠢的另一形式。系统地制造愚蠢的时代，总是系统地制造可以驯服的疯狂。斗牛疯狂，但容易驯服，因为它的愤怒被红布牵引，它的力量不属于自己。朋霍费尔发现，纳粹培育的公民正是如此。
他一方面发展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胆大妄为，另一方面则发展了一种极其令人痛苦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总是阻碍行动。（《狱中书简》，5）
这种谨小慎微，被解释成公民义务，继而浪漫化为公民的牺牲精神。
于是，出现了疯狂的驯服。人们为自己的牺牲精神而疯狂。朋霍费尔说，麻烦就在这里：这样的驯服者并不理解他的世界，他不知道，“服从和自我牺牲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别忘了，疯狂和驯服，都源于愚蠢。
愚蠢是被制造的。但不能说愚蠢者无辜，因为愚蠢者是制造者的最佳同谋，他们合力践踏正义。朋霍费尔并非愤世嫉俗者。他绝不认为践踏正义是这个时代的新鲜事。读读历史就会知道，正义遭到践踏，几乎是历史的主要情节。朋霍费尔说，这个时代的新鲜之处在于它践踏正义的方式：它是在原则上无视正义，好像它自身包含着证明自己有理由似的。（《狱中书简》，11）
朋霍费尔的意思是：这个时代的邪恶，成了可以自我称义的东西——践踏正义者，有能力证明，践踏即正义。当然，所谓的“证明”，必须依赖事先制造出来的同意者——愚蠢。
四
《狱中书简》里，对德国的诊断总是与对时代的思考交织在一起。
德国心灵的愚蠢，源于系统制造。但是制造愚蠢，只有在一种深广的时代氛围里才容易发生。这种氛围，朋霍费尔用过好几种描述：无根基的时代、非宗教的时代、人的自律时代。
无根基，是较早使用的描述：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每一种可设想的选择，看来都同样的不可忍受。（《狱中书简》，2）
什么是根基？朋霍费尔说，就是“召唤—跟随”。一个站在自己根基之上的人，是能听到召唤，并且让自己的整个生命响应召唤的人。唯有在“召唤—跟随”的结构中，人的理性、良心，或各种关于美德的信念，才有意义，才能良好运转。一旦“召唤—追随”的结构被瓦解，理性、良心便失去了根基，各种美德信念也成为碎片，互不相干，甚至互相矛盾。没有根基的理性、良心、美德，可能把人带到意料不到的恐怖之地。
德国心灵对希特勒的崇拜，对国家主义的迷狂，正是“召唤—跟随”的蹩脚替代品。或者说，希特勒式的极权，正是无根基时代的合理产物。听不见召唤的人们，总得听见一点什么，总想跟随一点什么。希特勒的事情，就这么成了。他的跟随者，并不全都缺乏理性、良心、美德，人们只是失去了根基。
愚蠢是系统制造而成。无根基的时代，并非谁的蓄意谋划，只是历史的不期然而然。不期然而然，总是比蓄意制造更令人无可奈何。囚禁期间，朋霍费尔使用了另外的两个表述：非宗教、人的自律。
1944年5月到7月，朋霍费尔在给友人的信里密集思考时代的“非宗教性”。他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大约从13世纪开始，西方世界开始展现出一个难以遏制的动向：在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驱逐上帝，施行人的自律。时至20世纪，人的自律已经获得终极胜利。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在这些领域里，上帝彻底失去发言权：
事情正在变得很明显，每样东西没有“上帝”也行，而且同以前一样好。（《狱中书简》，155）
非宗教的时代，就是没有上帝也行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听到上帝的“召唤”，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令人尴尬的。正是上帝的出局，导致了时代的无根基状况。
在朋霍费尔看来，问题的真正棘手之处是，这个无根基的时代不会因为请回上帝而重获根基。上帝走了，不可能重又强加给世界。狱中的朋霍费尔，评论了20世纪的几种神学、哲学理论：巴特、蒂里希、存在哲学……他预计，这些心智努力终归徒劳，因为，它们无非是要把上帝强塞给渴求自律的人们。 睁开的眼睛，不可能重新闭上。争得的权柄，不可能重新交出。不管好还是不好，20世纪，人类已经走到一个容不下上帝的时代。即便意识到没有上帝的危险，人们还是再也回不到上帝照耀的从前。由此，朋霍费尔提出了他的问题：非宗教时代的人，是否还要做门徒？如何做门徒？
答案一：人应该做门徒。做门徒的意思是，人必须进入“召唤—跟随”的生存结构。
答案二：非宗教时代，人不大可能仅仅通过传统的宗教生活进入“召唤—跟随”的生存结构。这意味着，现代人做门徒的难度更大，但并非不可能。
朋霍费尔所谓的“非宗教时代”，是说在这个时代里，传统的宗教生活、神学话语不足以为人支撑起“召唤—跟随”的生存结构。人类既然已经进入成年时代，便不再可能以童年的方式聆听上帝。可这并不意味着，成年的人类不再需要上帝。他需要上帝，因为他需要理解自己。朋霍费尔说，成年的世界可以不信神，“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上帝更近了”。（《狱中书简》，182）
不信神、非宗教，既是成年人类的危机，也是成年人类的机会。危机在于，失去根基的人们，很可能遭受系统的愚蠢化。机会在于，目睹了时代最新的灾难和谎言之后，他可能以更精纯的方式接近上帝。朋霍费尔就印证了这样的机会。这个为了上帝而刺杀希特勒的人，是一位实证主义科学家的儿子。
朋霍费尔对时代氛围的判断，视角和语言都是基督教的。但他的思考，可以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思想史脉络当中，那就是对“现代性”的反省思潮。
朋霍費尔指出了一个重大的“现代事实”：“召唤—跟随”这个生存结构，在现代世界越来越失去存身之土壤。而在前现代世界，它依靠基督信仰维系千年。其实，这个生存结构的丧失，不只是西方现象，或者基督教现象。几乎所有伟大的古典宗教和哲学，都在用自己的词汇申述类似的东西。几乎所有伟大的古典宗教和哲学，都以相近的方式塑造人的心灵：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中间物；人必须接受自身之动物性，学会与之相处；同时，人必须借助神性的维度方能理解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而这样一种生存结构，在现代降临之后，彻底瓦解。很多思想者，都从这个角度反省现代：雅思贝斯、海德格尔、沃格林、路易斯……名单可以列得很长，朋霍费尔也是其中之一。
这些哲人的共通处在于，其思考都围绕着某种现代症候展开。现代性遮蔽了人类生存的神性维度。对此，有人欢呼，有人警觉。这里列举的哲人，都是警觉者。他们用各自的方式邀请人们重审现代性。对于其中几位，重审现代性的另一个表述，是重审人的神性。
朋霍费尔给出的方案是，吁请人们在无神的时代成为门徒：
现在人受到的挑战，是要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的手里参与上帝的受难。（《狱中书简》，180）
二战中的朋霍费尔，做的正是这件事。
五
在无神的时代成为门徒，这不是某个宗教、某个党派、某个种族的事，是一个人的事。对一个人而言，这不是进哪个教堂、行哪种仪式、奉哪个神、持哪套体系的事，是过何种生活的事。做门徒，就是做一个完全的人，投入到“此世的”生活。极权主义灾难毁掉很多东西，归根到底，是毁掉人的生活。生活的毁灭，唯有通过生活救赎。
活着不等于生活。愚蠢的人活着，却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因为他们甘心沦为工具，放弃理解生活、承担生活的责任。系统地制造愚蠢，也就是系统地制造支离破碎的生活。极权国度，仍然会有合格的军人、教师、官僚、商人、警察、狱卒，却越来越敌视“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是对生活有理解的人。极权不喜欢这样的人，极权不喜欢理解。
《狱中书简》最迷人的部分，是朋霍费尔讲述狱中生活。
生活和牢狱，似乎是一对矛盾。有自由才有生活。牢狱恰好是剥夺自由的地方。然而，朋霍费尔偏偏在牢狱里过出自由生活。他的每一封信，都在讲述生活的艺术。在无神的时代成为门徒，生活便是道场。生活的艺术，不只有风花雪月，更关乎救赎。
在一篇入狱之前的札记里，朋霍费尔宣布，捍卫“有品质的生活”，就是向邪恶宣战：
除非我们有勇气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和有益的包容而战斗，否则，一切人间价值都将被淹没在混乱之中。粗鲁地蔑视这种包容，同内心的不稳定一样，正是乱民的标志，因为，为赢得傲慢者的恩宠而大吵大闹、阿谀奉承，同自降到乱民的水平一样，正是变成乱民的途径……
在自尊自重被放弃了的地方，在对人类品质的感受以及包容的力量衰退的地方，大混乱正在逼近。在为物质上的舒服而允许粗鲁无礼的地方，自尊自重就被放弃，防洪的闸门就被打开，而大混乱就会冲垮我们曾立誓要守卫的堤坝。这是对人性犯下的罪恶……
在别的时代，为一切人的平等而奋斗，也许一直是基督教徒的职责。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职责是热情地捍卫人与人之间的包容意识……（《狱中书简》，12）
品质是什么呢？是对人性见多识广之后的悲悯包容，是对自尊自重的坚持，是对粗俗无力的抵制，是对自身沦为乱民的警惕。
乱民、低贱……朋霍费尔毫不介意使用此类刺痛群众心灵的字眼。他的时代，“平等”早已成为偶像。朋霍费尔深深感受到这尊新神的破坏力，它有一种把一切抹平的冲动。“有品质的生活”，就是要抵御这种破坏力，在精神领域捍卫“高贵”：
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着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但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自然的尊重，不论他们的等级是高是低。自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失去了的对品质的意识，恢复以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品质是一切形式的一致性的死地。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要求人们的眼睛既要向上看，也要向下看，尤其在自己的密友的选择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是彼此竞争的，而品质则互相补足。（《狱中书简》，13） 报纸、收音机、狂热的活动、放荡挥霍……正是这些新文化不断把人抹平。
在较早的写给父母的信里，他感慨自己这一代人生活得支离破碎。支离破碎的原因是，他们离传统的生活教养越来越远，同时又活在一个把人工具化的时代：
我們这一代人不再像你们那一代人一样，能够期待这样一种生活，它可在职业和私人活动中找到充分的用武之地，从而达到完满与平衡。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你们生活的榜样尚在我们眼前，这使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生活之支离破碎。（《狱中书简》，56）
正是这种对支离破碎的痛彻感受，让朋霍费尔思考如何过一种完整的生活。1944年5月，他在几封写给友人的信里找到一个恰切表述：复调生活。灵感，来自他钟爱的复调音乐：
我们必须有一种良好的、清晰的旋律。没有它，就不可能有饱满的或完美的声音，有了它，对位声部就有了坚定的支柱，就不会跑调或消失，就其本身而言，它就永远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只有这种复调能够赋予生活以完整性，同时也向我们保证，只要定旋律保持不断，就没有什么东西会出大错。也许，你的假期和就在前面的分离，对你来说会比较易于忍受一些。如果分离定要来临，且伴随着各种危险，请你不要害怕它或者仇恨它，你要把你的信念固定在定旋律上……（《狱中书简》，139）
复调生活，就是永远听得到对位旋律之上的定旋律，永远在定旋律的照临之下乐享对位旋律的妙趣。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训练、捍卫复调听力，人才不会沦为单线思维、偏狭情感的囚徒。愤怒的斗牛，什么都听不见。
在朋霍费尔这里，复调生活，等于捍卫自由。他所谓的自由，不是政治状态，不是社会状态，而是灵魂状态。自由的灵魂，听得见召唤，并由此决断、承担。自由的灵魂，对快乐有依恋，对苦难有准备，在快乐、苦难中，仍然能够思考、倾听、决断。
朋霍费尔自己提供了复调生活的典范。
朋霍费尔的最后几个星期，与来自欧洲各地的囚徒一起度过。其中一位英国军官这样回忆：
朋霍费尔……简直是谦卑虚心与亲切温和的化身，在我看来，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是在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这样的人之一，对他来说，上帝是实实在在的，是近在身边的。（《力阻狂轮》编者序）
1944年5月25日的信里，朋霍费尔告诉朋友：
我又被警报打断了一次，而此刻正坐在门外享受阳光。（《狱中书简》，150）
多年以前，我就是因为这句话，记住了朋霍费尔。多年之后，我也因为这句话搅乱了一个酒局。
注：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德国人，1906年2月4日至1945年4月9日），德国信义宗牧师，认信教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名神学家。出生在德国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曾经参加在德国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并计划刺杀希特勒。1943年3月被拘捕，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被绞死，而希特勒于不久后自杀身亡。主要著作《做门徒的代价》《狱中书简》《伦理学》。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