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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文人”一词从中国输入日本，后来逐渐成为大多数儒者的自我定位。
日本江户时期的社会体制是从上到下严格的世袭制，无法像中国那样实施科举制度。所以，日本的儒者不是中国的士大夫，而只是处于武士与百姓之间的中间阶层。当时只有生于武士家庭者才能当官，所以官僚全部来源于武士阶层。为了让下层百姓能够承认并接受世袭统治制度，幕府借助朱子学说巩固体制。但是，在日本这种世袭制十分严格的社会里，儒学以“礼”为核心而阐发的“经”的思想体系，与日本现实社会很难符合。中国儒家自孔子以来形成了“为政以德”、“有德者王”的基本政治理念，它与对暴君实行“放伐”(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思想观念有直接关系。而这种理念和“万世一系”的日本国体观完全是对立的。
新井白石(1657～1725)在《折た<柴の记》(《折焚柴记》，周一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里指出，德川纲吉时代(1680～1709)以前的日本还蔓延着对儒学的无知。当时在武士的观念中，学问是贵族或者僧侣才需要关心的。他们对于渴望学习的同事感到反感并加以嘲笑。武士将自身价值的核心定位于“武艺”，只求获得一个“战斗者”应有的资质。因此很多武士往往蔑视“文”本身，就连对“太平”也感到厌恶。在德川时代前期，社会不理解儒家说教的意义，他们要向社会宣教儒学的实用性价值。这肯定是中国士大夫没有遇到过的烦恼与折磨。以好学出名的诸侯本多忠筹就感到很悲哀，因为幕府制度已经建立了一百年，但是社会上认为武士不读书也无关紧要的人仍然很多。这说明德川家康倡导的所谓“文治”观念与江户时代武士的意识之间有很多矛盾。因此日本的儒者在推行“文治”的过程中，首先要对这些不读书的武士说明“学问”的必要性，而且，既然当时日本社会没有科举制度，也就不可能以“学而优则仕”为理由促使他们去读书。因此，日本儒学绝对不能贬低作为武士存在意义的“武”。由儒者撰写的“武士训”与“武士道”论、“士道论”之类，都必须先考虑如何符合日本的“武士”情况，才能进而说明“文道”的社会价值。
在江户时代，作为专家的儒者在社会上的存在形态大概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町儒者”，另外一种是“御儒者”。
所谓“町儒者”，是指在城町开设教室，传授儒学典籍，培养对汉诗文的阅读与写作能力以及说“道”的本领的人，其生活来源全部依靠学费。一般来说，这些“町儒者”生活很困苦，实际上他们大都还兼任医生，否则难以维持生计。所以社会上一般把“町儒者”当成看病的郎中。所谓“御儒者”，是指侍候将军或者诸侯、大名，靠日常吟诗撰文和讲授儒家义理领取俸禄的儒者。他们和武士不同，可以更换主公，不过也有像林罗山及其后裔那样世代侍候幕府大将军的例子。一般而言，“御儒者”没有资格直接参与统治。有身份的武士阶层认为，如果耽于儒学就会阻碍发迹。当时，社会上有“儒者心胸”这样一个贬义词，意思是说儒者自命清高、百无一用而又酸文假醋。社会上认为儒者是脱离社会而被学问迷住的闲人，绝对不会光宗耀祖。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者研习的是推崇“文以载道”的朱子学说，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步入仕途，不能以学问经世致用。这不能不使他们质疑自己的生存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所谓的“文人趣味”，亦即以诗文为业、多才多艺；具有孤高的自尊心和藐视世俗的叛逆性格，纵然物质生活匮乏却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是怀才不遇的儒者在社会里唯一可选择的姿态。
德川吉宗统治时期，以九州的长崎为海外进口基地，日本接连不断地从中国获得各种新书，白话小说也引进很多。有日本学者认为当时中国白话小说的引入，本来是以了解当时的中国情况为主要目的。但事实上，中国白话小说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具有更加广泛和深远的意义和作用，例如徂徕等古文辞学派为了学习写作，以白话小说为中国话的教科书，中国白话小说的趣味马上吸引了日本知识分子。除了白话小说以外，画谱、法帖、乐谱、关于文房四宝以及投壶等游艺方面的书籍都不断进入日本，于是中国的文人趣味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之问传播得很广泛。比如祗园南海在《湘云瓒语》中说：“文人慧业虽然对于世道人心没有直接的益处，但是游艺却与俗世的俗文化不能同一看待，它是高层次的雅事。能够优游于雅事的人，人品的层次很高，很高贵。”服部南郭(1683～1757)受到徂徕学的洗礼，早就不顾经世济民之学而想着“以古文与诗歌之著述要留下不朽之名”(参见汤浅元祯著《文会杂记》)。
这里必须提到中国明末清初的逸民著述在当时日本儒者心中引起的共鸣。逸民不仕新朝，卖文为生，和日本儒者的生活处境非常相似。受明末清初逸民热衷撰写随笔的风潮影响，日本儒者圈里也开始流行写炫耀博学多闻或渲染生活情趣的随笔。从正统儒学的角度而言，投身这类随笔写作未免脱离了义理之学的正轨。但这恐怕是儒者们在已停滞的社会里为了发挥自己的个性，在无可奈何之下所选择的发展方向。许多儒者更是效仿中国明末逸民的生活方式，对社会若即若离的旁观态度，如此既能保持知识阶层的自尊，又能对社会现状作出批评。当然，这样一来，他们也就越来越像“文人”而非“儒者”了，老庄思想的流行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相传荻生徂徕的《太平策》一书写于1716年，献给当时秉政的八代将军德川吉宗，该书主张废弃德川幕府一向崇奉的儒学、以老庄思想作为立国之本。但是，这本书问世之后，直到明和(1764～1771)初期五十年间一直默默无闻，然而到了天明(1781～1788)初期它在社会上已经广为人知。由此可见，正是从明和后期到天明初期的十五六年间，文人阶层对传统儒学的危机和老庄思想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识。书中批评当时的社会状态，认为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与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代是鼎盛时期，从那以后过了三四十年，到荻生徂徕所处的时代世界已经困穷。“然而，救济世界窘迫之道，在于老庄思想，此即应该好好地引用老庄的‘安民知人’之学说，成为试图建立(社会架构的)基础，否则今后二十年间(社会)不会改好。”(参见丸山真男等校注《荻生徂徕》，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464页)荻生徂徕认为当今社会现状不能再继续恶化下去了，但是目前施行的社会政策却越处理越糟糕，所以面对当今社会最好还是不作任何处理。现实之所以被弄成这样，原因在于虽然儒家是以治理国家为最高目标，但是以其“拙劣的医术”进行治疗，只会使社会陷入窘境。
贺茂真渊也在《国意考》中论辩说，德川幕府治理天下已久，社会在儒教礼乐之下趋于停滞，唯有遵循自然而不拘束的无道之道才能恢复活力。泷鹤台在《三之迳》的末尾说出了当时的日本社会的情势，认为即使儒者也无法实践儒家思想，最好追随老庄，感受人生的逸乐。此外还有佚斋樗山的《田舍庄子》、信更生的《都庄子》、名张湖镜的《都老子》等书，都是按照作者个人的理解劝说读者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老庄思想的指引去生活。在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里也可以看到老庄思想的显著影响。
此时恰好也是普通百姓对文人的关注不断高涨的时期。民间发行了文人名册《平安人物志》，收集了居住在京都的文人的事迹，大阪则出版了类似的《浪华乡友录》。普通百姓所需求的与其说是经世致用之学不如说是怡情悦性的文艺，即使学问也旨在迎合其实用性趣味。而为了谋生，文人们也不得不迎合这些要求，学问不求专深而求博杂。然而，正是在这种迎合民间实用性趣味的过程中，文人化的儒者具体而微地塑造了普通百姓的道德观念，促成了民间社会的职业伦理的形成，这是中国掌握政治权力的士大夫阶层无法做到的。而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儒学教养在武士阶层逐渐普及，涌现出了一批儒者化的武士。正是文人化的儒者和儒者化的武士共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近代转型。
日本江户时期的社会体制是从上到下严格的世袭制，无法像中国那样实施科举制度。所以，日本的儒者不是中国的士大夫，而只是处于武士与百姓之间的中间阶层。当时只有生于武士家庭者才能当官，所以官僚全部来源于武士阶层。为了让下层百姓能够承认并接受世袭统治制度，幕府借助朱子学说巩固体制。但是，在日本这种世袭制十分严格的社会里，儒学以“礼”为核心而阐发的“经”的思想体系，与日本现实社会很难符合。中国儒家自孔子以来形成了“为政以德”、“有德者王”的基本政治理念，它与对暴君实行“放伐”(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思想观念有直接关系。而这种理念和“万世一系”的日本国体观完全是对立的。
新井白石(1657～1725)在《折た<柴の记》(《折焚柴记》，周一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里指出，德川纲吉时代(1680～1709)以前的日本还蔓延着对儒学的无知。当时在武士的观念中，学问是贵族或者僧侣才需要关心的。他们对于渴望学习的同事感到反感并加以嘲笑。武士将自身价值的核心定位于“武艺”，只求获得一个“战斗者”应有的资质。因此很多武士往往蔑视“文”本身，就连对“太平”也感到厌恶。在德川时代前期，社会不理解儒家说教的意义，他们要向社会宣教儒学的实用性价值。这肯定是中国士大夫没有遇到过的烦恼与折磨。以好学出名的诸侯本多忠筹就感到很悲哀，因为幕府制度已经建立了一百年，但是社会上认为武士不读书也无关紧要的人仍然很多。这说明德川家康倡导的所谓“文治”观念与江户时代武士的意识之间有很多矛盾。因此日本的儒者在推行“文治”的过程中，首先要对这些不读书的武士说明“学问”的必要性，而且，既然当时日本社会没有科举制度，也就不可能以“学而优则仕”为理由促使他们去读书。因此，日本儒学绝对不能贬低作为武士存在意义的“武”。由儒者撰写的“武士训”与“武士道”论、“士道论”之类，都必须先考虑如何符合日本的“武士”情况，才能进而说明“文道”的社会价值。
在江户时代，作为专家的儒者在社会上的存在形态大概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町儒者”，另外一种是“御儒者”。
所谓“町儒者”，是指在城町开设教室，传授儒学典籍，培养对汉诗文的阅读与写作能力以及说“道”的本领的人，其生活来源全部依靠学费。一般来说，这些“町儒者”生活很困苦，实际上他们大都还兼任医生，否则难以维持生计。所以社会上一般把“町儒者”当成看病的郎中。所谓“御儒者”，是指侍候将军或者诸侯、大名，靠日常吟诗撰文和讲授儒家义理领取俸禄的儒者。他们和武士不同，可以更换主公，不过也有像林罗山及其后裔那样世代侍候幕府大将军的例子。一般而言，“御儒者”没有资格直接参与统治。有身份的武士阶层认为，如果耽于儒学就会阻碍发迹。当时，社会上有“儒者心胸”这样一个贬义词，意思是说儒者自命清高、百无一用而又酸文假醋。社会上认为儒者是脱离社会而被学问迷住的闲人，绝对不会光宗耀祖。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者研习的是推崇“文以载道”的朱子学说，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步入仕途，不能以学问经世致用。这不能不使他们质疑自己的生存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所谓的“文人趣味”，亦即以诗文为业、多才多艺；具有孤高的自尊心和藐视世俗的叛逆性格，纵然物质生活匮乏却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是怀才不遇的儒者在社会里唯一可选择的姿态。
德川吉宗统治时期，以九州的长崎为海外进口基地，日本接连不断地从中国获得各种新书，白话小说也引进很多。有日本学者认为当时中国白话小说的引入，本来是以了解当时的中国情况为主要目的。但事实上，中国白话小说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具有更加广泛和深远的意义和作用，例如徂徕等古文辞学派为了学习写作，以白话小说为中国话的教科书，中国白话小说的趣味马上吸引了日本知识分子。除了白话小说以外，画谱、法帖、乐谱、关于文房四宝以及投壶等游艺方面的书籍都不断进入日本，于是中国的文人趣味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之问传播得很广泛。比如祗园南海在《湘云瓒语》中说：“文人慧业虽然对于世道人心没有直接的益处，但是游艺却与俗世的俗文化不能同一看待，它是高层次的雅事。能够优游于雅事的人，人品的层次很高，很高贵。”服部南郭(1683～1757)受到徂徕学的洗礼，早就不顾经世济民之学而想着“以古文与诗歌之著述要留下不朽之名”(参见汤浅元祯著《文会杂记》)。
这里必须提到中国明末清初的逸民著述在当时日本儒者心中引起的共鸣。逸民不仕新朝，卖文为生，和日本儒者的生活处境非常相似。受明末清初逸民热衷撰写随笔的风潮影响，日本儒者圈里也开始流行写炫耀博学多闻或渲染生活情趣的随笔。从正统儒学的角度而言，投身这类随笔写作未免脱离了义理之学的正轨。但这恐怕是儒者们在已停滞的社会里为了发挥自己的个性，在无可奈何之下所选择的发展方向。许多儒者更是效仿中国明末逸民的生活方式，对社会若即若离的旁观态度，如此既能保持知识阶层的自尊，又能对社会现状作出批评。当然，这样一来，他们也就越来越像“文人”而非“儒者”了，老庄思想的流行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相传荻生徂徕的《太平策》一书写于1716年，献给当时秉政的八代将军德川吉宗，该书主张废弃德川幕府一向崇奉的儒学、以老庄思想作为立国之本。但是，这本书问世之后，直到明和(1764～1771)初期五十年间一直默默无闻，然而到了天明(1781～1788)初期它在社会上已经广为人知。由此可见，正是从明和后期到天明初期的十五六年间，文人阶层对传统儒学的危机和老庄思想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识。书中批评当时的社会状态，认为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与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代是鼎盛时期，从那以后过了三四十年，到荻生徂徕所处的时代世界已经困穷。“然而，救济世界窘迫之道，在于老庄思想，此即应该好好地引用老庄的‘安民知人’之学说，成为试图建立(社会架构的)基础，否则今后二十年间(社会)不会改好。”(参见丸山真男等校注《荻生徂徕》，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464页)荻生徂徕认为当今社会现状不能再继续恶化下去了，但是目前施行的社会政策却越处理越糟糕，所以面对当今社会最好还是不作任何处理。现实之所以被弄成这样，原因在于虽然儒家是以治理国家为最高目标，但是以其“拙劣的医术”进行治疗，只会使社会陷入窘境。
贺茂真渊也在《国意考》中论辩说，德川幕府治理天下已久，社会在儒教礼乐之下趋于停滞，唯有遵循自然而不拘束的无道之道才能恢复活力。泷鹤台在《三之迳》的末尾说出了当时的日本社会的情势，认为即使儒者也无法实践儒家思想，最好追随老庄，感受人生的逸乐。此外还有佚斋樗山的《田舍庄子》、信更生的《都庄子》、名张湖镜的《都老子》等书，都是按照作者个人的理解劝说读者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老庄思想的指引去生活。在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里也可以看到老庄思想的显著影响。
此时恰好也是普通百姓对文人的关注不断高涨的时期。民间发行了文人名册《平安人物志》，收集了居住在京都的文人的事迹，大阪则出版了类似的《浪华乡友录》。普通百姓所需求的与其说是经世致用之学不如说是怡情悦性的文艺，即使学问也旨在迎合其实用性趣味。而为了谋生，文人们也不得不迎合这些要求，学问不求专深而求博杂。然而，正是在这种迎合民间实用性趣味的过程中，文人化的儒者具体而微地塑造了普通百姓的道德观念，促成了民间社会的职业伦理的形成，这是中国掌握政治权力的士大夫阶层无法做到的。而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儒学教养在武士阶层逐渐普及，涌现出了一批儒者化的武士。正是文人化的儒者和儒者化的武士共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