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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一书流行时,那时我才十几岁,对之并不太感兴趣;当作者约翰·奈斯比特与其德国夫人2009年推出他们的《中国大趋势》时,我买了一本,想看看时隔近三十年后,这位先生是怎么看待中国这三十年走过的路,又是怎么分析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的。
读过后,收获不少,全书处处充满着对中国大趋势的睿智思考。
作者认为中国当下建立的新的社会体制依赖于“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正是在这“八大支柱”的支撑下,虽然西方国家现在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并且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多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民主体制一样。作者的这个结论是通过他自己的交往以及他的团队搜集的来自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大量素材,然后以独特的视角给予缜密的分析得出的。这个视角的独特性就在于他首先放弃了根深蒂固的西方民主的“先见”,完全遵从于客观遵从于事实,而他在书中也反复告诫西方人士在看待中国时首先应该这么做。在这些年西方人士总是习惯于拿自己的价值观先入为主评判中国的情况下,作者的这种学术态度无疑值得肯定甚至赞扬。
作者的这个结论也是对我们完善阐释我国政治发展道路及其核心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巨大优越性的全新丰富与有益补充。为了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道路及其核心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我们在阐释这一切时,往往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也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共同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个熟稔西方民主脑海中树立着西方政治价值观坐标的西方学者,他的这个判断不能不让我们惊诧,也能为我们坚持这一道路增强了更大的信心,而其背后的分析更对我们的阐释提供了建立在两种制度充分比较基础上的全新考量。作者认为,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横向民主模式。而中国采用的是纵向民主模式。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的影响,中国的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它的主要优点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作者在多处分析中不经意使用了对比。作者说,在横向民主体系中,任何超过任期的目标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竞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许下诺言,然后因为时间限制而无需负责;第二,非常有意义的承诺可以因为其他政党当选而被废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则保证了它会坚持自己的承诺。作者还从中国实际出发得出了中国坚持这一政党制度的必要性。如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度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实行纵向民主,不会因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而且符合中国人对于和谐稳定的追求。纵向民主不是急功近利的,不需要向特殊利益集团低头,也不需要担心选票、游说与幕后操作。曾在另一本书上看到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一位高级研究员说过:“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时候,把本该是文化精深、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竞选总统,这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巨大伤害。”奥巴马在其《希望的勇气》一书中承认:“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金钱者的利益。”约翰无疑是深谙西方民主利弊的,而其分析也无疑是把西方民主的利弊与中国政治实际进行了深入比较后得出的公允之论。
但作者也没有一个劲地赞美,而是相应提出了警醒般的忠告。要想中国纵向民主健全发展,就必须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虽然现在不管是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各类政治机构在作决策时都越来越重视关注社会问题,倾听人民的意见,真正实现人民的参政议政,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但由于横亘在上与下之间的透明度,以及“上”掌握着的主导权问题,这种真正平衡的建立还需要艰苦的摸索。“下”现在是“抗议数量的增多”,而“上”由于“公章指数”的居高不下,仍然以强大的诱惑力引发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贪念与腐败,建立预防机制,即让官员出台政策监督自己的权力,其难度无异于“让鸟做个笼子把自己关进去”。这一切都在动摇着纵向民主的平衡与公众的信心。不要认为作者的话是过分挑剔或危言耸听,只要看看眼下的两则新闻——全国多个大城市举行水价上调听证会,竟然没有普通市民代表,而“上”以此名义请来的竟然是公司老总富豪,所谓表态同意的理由竟然早就被起草好;人民网发起的“未来十年十个最严峻挑战”,排在第一的就是腐败已经突破民众承受底线——你就会明白,作者的话既挑明了危机,也指出了趋势,既然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一种异于西方民主的政治模式,也具有优势且足以和西方民主模式相抗衡,那么它上述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加以解决,否则就会出现颠覆性的损害,其通道就是切实真正畅通和拓宽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实现广大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家们可以自上而下设立实现目标的框架,但是判断权在人民手中”。
作者还认为两种政治模式必须沟通交流以消除误解。这是一种非常善意的想法与提醒。大多数西方人总是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全世界通用的,因此希望其他国家也能遵循这一标准。西方人为什么总是想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呢?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不同文化对于“真理”有两种观点。“普适论”文化相信有些“真理”或者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信仰的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种叫做“特定论”的文化则认为适合我的就是对我而言是对的,适合你的就是对你而言是对的,每个特定社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什么是最适合你的。这正是中国的观点。而目前这两种观点仍陷在不仅误解甚至对立的状态。“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状况误解太深,而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解释也太少,以致让西方以为中国人民渴望西方民主”。作者的提醒是符合实际的。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们的对策何在?我们应该取更博大的胸襟更开放的姿态,应该建立更充分的文化与文明自信;我们不仅要欢迎物质层面的引进与走进,还应该欢迎更多像约翰这样的人文学者与专家走进中国,通过了解继而产生碰撞以致实现理解与认同。我们需要对内阐释,更应该改变以往被动应付应战的架式,以主动的精神做好对外的阐释。任何一个大国强国不能仅停留在经济的强大,它应该是立体的,除了经济还应该有文化与文明。有人认为中国成为大国必须要有价值观的输出。这当然也包括政治价值观的输出。从这个角度说,约翰的提醒又是及时的。这种“解释”不仅是让西方了解认识中国政治模式的需要,恐怕还是中国树立真正意义上大国的需要。惟有如此,约翰前面的判断才可能真正变成现实。
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国家人民的富裕”。作者对通向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归纳性分析,并认为其“一切皆源于教育”。作者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对中国未来发展所可能形成的制约给予了批判性的解剖。从教育管理的层面,行政干预过多,教育和其他机构仍然坚持着等级森严的家长制;从学者层面,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没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科学家之间缺少坦诚的交流,而且人们对这一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学生层面,被动学习,以考试为中心,以听话与谨言慎行为行为规范。这一切都是建设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不改变这一切,无助于创新思维、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开花结果,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改变它的秘决就是竞争。“竞争使得美国大学位列世界前茅,竞争使得美国企业业绩卓著,竞争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说的具体一点,就是竞争可以提高教育质量,竞争可以提高教育体制的整体水平,竞争可以拓宽学生的思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新见解、新理论,为将来的实践打下基础,并使他们勇于尝试新思路、新理论和新结论。看到这些,许多人会和我一样感到眼熟。这不正是钱学森先生“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也是眼下大家正在热议的“钱学森之问”的精神么?钱学森回顾了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感受,“创新的学风弥漫了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还鼓励“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中国现在“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一个科学大师和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忧虑都锁定在教育上,我们难道还有什么理由像“蔡桓公”一样“辩解”么?这种“辩解”如果不是惰性,就是病入膏肓的无知。而事情仍在进一步“恶化”。有人说2009年是中国学界蒙羞的一年,一批校官因学术丑闻和行政腐败落马。武汉理工大学、辽宁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高校校长或副校长被曝论文抄袭;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和党委常务副书记以及其他一些高校官员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刑拘……也许钱老没来得及就此设问,也许约翰知道了但没来得及写入书中或者笔下留情,但当毒瘤侵入圣洁的殿堂,遭到戕害的不仅是当下人们的眼睛,更是未来的心灵以及一个民族整个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个老外放下他的西方“先见”,一切遵从客观,并从中西两个理论维度对中国大趋势进行的睿智思考,相信会冲击着我们的思维,并给我们带来借鉴性的启发。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
读过后,收获不少,全书处处充满着对中国大趋势的睿智思考。
作者认为中国当下建立的新的社会体制依赖于“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正是在这“八大支柱”的支撑下,虽然西方国家现在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并且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多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民主体制一样。作者的这个结论是通过他自己的交往以及他的团队搜集的来自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大量素材,然后以独特的视角给予缜密的分析得出的。这个视角的独特性就在于他首先放弃了根深蒂固的西方民主的“先见”,完全遵从于客观遵从于事实,而他在书中也反复告诫西方人士在看待中国时首先应该这么做。在这些年西方人士总是习惯于拿自己的价值观先入为主评判中国的情况下,作者的这种学术态度无疑值得肯定甚至赞扬。
作者的这个结论也是对我们完善阐释我国政治发展道路及其核心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巨大优越性的全新丰富与有益补充。为了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道路及其核心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我们在阐释这一切时,往往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也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共同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个熟稔西方民主脑海中树立着西方政治价值观坐标的西方学者,他的这个判断不能不让我们惊诧,也能为我们坚持这一道路增强了更大的信心,而其背后的分析更对我们的阐释提供了建立在两种制度充分比较基础上的全新考量。作者认为,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横向民主模式。而中国采用的是纵向民主模式。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的影响,中国的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它的主要优点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作者在多处分析中不经意使用了对比。作者说,在横向民主体系中,任何超过任期的目标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竞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许下诺言,然后因为时间限制而无需负责;第二,非常有意义的承诺可以因为其他政党当选而被废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则保证了它会坚持自己的承诺。作者还从中国实际出发得出了中国坚持这一政党制度的必要性。如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度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实行纵向民主,不会因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而且符合中国人对于和谐稳定的追求。纵向民主不是急功近利的,不需要向特殊利益集团低头,也不需要担心选票、游说与幕后操作。曾在另一本书上看到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一位高级研究员说过:“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时候,把本该是文化精深、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竞选总统,这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巨大伤害。”奥巴马在其《希望的勇气》一书中承认:“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金钱者的利益。”约翰无疑是深谙西方民主利弊的,而其分析也无疑是把西方民主的利弊与中国政治实际进行了深入比较后得出的公允之论。
但作者也没有一个劲地赞美,而是相应提出了警醒般的忠告。要想中国纵向民主健全发展,就必须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虽然现在不管是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各类政治机构在作决策时都越来越重视关注社会问题,倾听人民的意见,真正实现人民的参政议政,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但由于横亘在上与下之间的透明度,以及“上”掌握着的主导权问题,这种真正平衡的建立还需要艰苦的摸索。“下”现在是“抗议数量的增多”,而“上”由于“公章指数”的居高不下,仍然以强大的诱惑力引发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贪念与腐败,建立预防机制,即让官员出台政策监督自己的权力,其难度无异于“让鸟做个笼子把自己关进去”。这一切都在动摇着纵向民主的平衡与公众的信心。不要认为作者的话是过分挑剔或危言耸听,只要看看眼下的两则新闻——全国多个大城市举行水价上调听证会,竟然没有普通市民代表,而“上”以此名义请来的竟然是公司老总富豪,所谓表态同意的理由竟然早就被起草好;人民网发起的“未来十年十个最严峻挑战”,排在第一的就是腐败已经突破民众承受底线——你就会明白,作者的话既挑明了危机,也指出了趋势,既然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一种异于西方民主的政治模式,也具有优势且足以和西方民主模式相抗衡,那么它上述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加以解决,否则就会出现颠覆性的损害,其通道就是切实真正畅通和拓宽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实现广大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家们可以自上而下设立实现目标的框架,但是判断权在人民手中”。
作者还认为两种政治模式必须沟通交流以消除误解。这是一种非常善意的想法与提醒。大多数西方人总是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全世界通用的,因此希望其他国家也能遵循这一标准。西方人为什么总是想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呢?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不同文化对于“真理”有两种观点。“普适论”文化相信有些“真理”或者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信仰的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种叫做“特定论”的文化则认为适合我的就是对我而言是对的,适合你的就是对你而言是对的,每个特定社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什么是最适合你的。这正是中国的观点。而目前这两种观点仍陷在不仅误解甚至对立的状态。“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状况误解太深,而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解释也太少,以致让西方以为中国人民渴望西方民主”。作者的提醒是符合实际的。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们的对策何在?我们应该取更博大的胸襟更开放的姿态,应该建立更充分的文化与文明自信;我们不仅要欢迎物质层面的引进与走进,还应该欢迎更多像约翰这样的人文学者与专家走进中国,通过了解继而产生碰撞以致实现理解与认同。我们需要对内阐释,更应该改变以往被动应付应战的架式,以主动的精神做好对外的阐释。任何一个大国强国不能仅停留在经济的强大,它应该是立体的,除了经济还应该有文化与文明。有人认为中国成为大国必须要有价值观的输出。这当然也包括政治价值观的输出。从这个角度说,约翰的提醒又是及时的。这种“解释”不仅是让西方了解认识中国政治模式的需要,恐怕还是中国树立真正意义上大国的需要。惟有如此,约翰前面的判断才可能真正变成现实。
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国家人民的富裕”。作者对通向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归纳性分析,并认为其“一切皆源于教育”。作者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对中国未来发展所可能形成的制约给予了批判性的解剖。从教育管理的层面,行政干预过多,教育和其他机构仍然坚持着等级森严的家长制;从学者层面,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没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科学家之间缺少坦诚的交流,而且人们对这一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学生层面,被动学习,以考试为中心,以听话与谨言慎行为行为规范。这一切都是建设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不改变这一切,无助于创新思维、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开花结果,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改变它的秘决就是竞争。“竞争使得美国大学位列世界前茅,竞争使得美国企业业绩卓著,竞争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说的具体一点,就是竞争可以提高教育质量,竞争可以提高教育体制的整体水平,竞争可以拓宽学生的思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新见解、新理论,为将来的实践打下基础,并使他们勇于尝试新思路、新理论和新结论。看到这些,许多人会和我一样感到眼熟。这不正是钱学森先生“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也是眼下大家正在热议的“钱学森之问”的精神么?钱学森回顾了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感受,“创新的学风弥漫了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还鼓励“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中国现在“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一个科学大师和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忧虑都锁定在教育上,我们难道还有什么理由像“蔡桓公”一样“辩解”么?这种“辩解”如果不是惰性,就是病入膏肓的无知。而事情仍在进一步“恶化”。有人说2009年是中国学界蒙羞的一年,一批校官因学术丑闻和行政腐败落马。武汉理工大学、辽宁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高校校长或副校长被曝论文抄袭;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和党委常务副书记以及其他一些高校官员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刑拘……也许钱老没来得及就此设问,也许约翰知道了但没来得及写入书中或者笔下留情,但当毒瘤侵入圣洁的殿堂,遭到戕害的不仅是当下人们的眼睛,更是未来的心灵以及一个民族整个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个老外放下他的西方“先见”,一切遵从客观,并从中西两个理论维度对中国大趋势进行的睿智思考,相信会冲击着我们的思维,并给我们带来借鉴性的启发。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