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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选编的《古文观止》遴选了自东周到明末二百二十二篇古文。“观止”意味着这里所选的就是编者心目中最上乘、最典范的文章。事实上这部书也确实传世不衰,影响深遠,鲁迅先生就认为它是足以和《昭明文选》并列的双璧。《古文观止》中的三家散文,主要包括柳宗元的《愚溪诗序》《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十余篇文章。
一、贤者流落山水间——柳、欧、苏三家所处的困境
细读《古文观止》里的三家散文,就不难发现: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自放山水、观赏美景,写下传世名篇之际,恰恰是他们仕途失意、精神极度郁闷之时。此时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相同的标签:“被贬官员”,只是被贬的原因各有不同。
柳宗元被贬,适在他参与王叔文的革新运动,运动失败与王叔文相继被贬之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他“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可谓与事实相符。永州地处湘粤桂三地交界,极为荒僻,人烟稀少,生活极其不便,令人思之生畏。柳宗元满怀报国情怀与济世不得的忧愤,带着他67岁的老母亲同去永州。去到永州没有住所,只能借宿在寺庙里。到达永州半年后,他的母亲卢氏老妇人便因生活艰苦而患病离世。而朝中的反对派并没有因为柳宗元离开京城而放松对他的打击,朝中毁谤之声不绝。艰苦的生活环境,加上残酷的政治迫害,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直到“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在那里,柳宗元写下传世名篇《永州八记》。
欧阳修的境遇比柳宗元要好一些。他因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被反对派打压,被贬为滁州太守。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就写作于此时。也许是因为欧阳修的轻松宽和的为官之道没有引起反对派太多的敌意,抑或是因为欧阳修在官场耕耘多年人脉深厚,所以欧阳修的贬官生活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他自己时常饮酒作诗,滁州在他的治下也民生和乐,社会太平。“颓然乎其间”的欧阳太守用醉意掩盖了对无情官场的悲愤不平。但如果细读欧阳修的《秋声赋》,就能感觉到他对残酷的政治倾轧心有余悸。
相比前两位的锐意改革被当权者排挤,苏轼的被贬更像一场无妄之灾。苏轼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既不属于改革派,也与保守派保持一定的距离,竟也两边不讨好,无论哪派当权,苏轼都是被打击的对象。本属例行公事的《湖州谢表》,竟被人寻章摘句,诬告成“诽谤朝廷”。政敌们又从他的诗集里找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罪证”,来污蔑他有谋逆之心,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看似事出偶然,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苏轼为人正直,既不愿委身新党,又看不惯旧党对新党的压制报复,所以两边树敌,为新旧两党所不容,无论哪一派执政,苏轼都逃不脱被打击的命运,而且被贬之地越来越偏远:黄州、汝州、密州,甚至远在海南的儋州,一代文坛宗主就这样被驱赶得四处奔波。颠沛流离之中,苏轼的长子被吓出了精神异常,幼子病死在去汝州的路上。在这种困境中,他写下“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著名的山水散文。
二、匡济天下护黎元——三家在困境中的自我救赎
被贬到偏远之地,能够做些什么、写些什么?时代给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出了同样的考题。三家给出的答案,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甘沉沦,把满腔的失意化为造福当地百姓的具体行动,做了很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事。同时,在困境中不忘放松自我、游历山水,叙事抒怀、精研文章。
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三家都在地方官任上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柳宗元在永州移风易俗,制止了当地以儿女为质借钱,逾期不能还则没为奴婢的恶俗;兴办学堂,指导当地生员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大大促进了潇湘地区的求学之风(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除此之外,柳宗元还开荒建设、推广医术、开凿水井等,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和爱民情怀。
欧阳修被贬之后施行“宽简”的治理方法,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息。他治下的滁州呈现一派繁荣和谐景象,“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老百姓生活祥和安宁,他也乐得与民同乐,吃着“山肴野蔌”,陶醉于“众宾欢”“太守宴”。
苏轼更加是一个将人生理想与社会实际结合得无比紧密的全能型天才,无论到哪里都不忘改善民生,兴修水利,推进文教。苏轼去多个地方任职,不仅留下“苏堤”等著名的水利工程,还大力发展教育,结束了海南等地多年没有进士的历史。
在困境中仍不失操守、纵身受诽谤仍不忘初心,柳、欧、苏三家都把个人的人生价值同百姓的福祉、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国士风范。
三、远近高低各不同——三家山水散文之比较
在表达方式上,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以写景为主,抒情议论为辅;欧阳修的山水散文则写景与议论并举,各有佳作;到了苏轼则更少写景,更重议论了。三家的山水散文呈现出一种写景逐渐减少、议论逐渐增多的发展趋势,这也符合唐宋两代山水散文的发展特点。
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以细腻、逼真的写景而著称,他擅长把寻常的景物写的奇特而又富有美感,别人不以为意的小溪、小丘、荒园,在他笔下都显得那么富有情趣。在《愚溪诗序》、《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等文章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把生活中不为人所称道的寻常景物写得富有灵性、美妙绝俗,并且借景抒情,寓情于景。
欧阳修笔下的山水散文开始出现写景与议论并举的倾向,有些山水散文还是以写景为主,如《醉翁亭记》,但是在另一些山水散文中,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了引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感悟,如《丰乐亭记》。在《丰乐亭记》中,作者用简洁的笔触描绘了滁州山高水清的景致,继而回顾这里百年前的战乱往事,通过今昔对比颂扬了宋初所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作者一方面希望统治者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求人民安于现状,以保持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一、贤者流落山水间——柳、欧、苏三家所处的困境
细读《古文观止》里的三家散文,就不难发现: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自放山水、观赏美景,写下传世名篇之际,恰恰是他们仕途失意、精神极度郁闷之时。此时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相同的标签:“被贬官员”,只是被贬的原因各有不同。
柳宗元被贬,适在他参与王叔文的革新运动,运动失败与王叔文相继被贬之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他“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可谓与事实相符。永州地处湘粤桂三地交界,极为荒僻,人烟稀少,生活极其不便,令人思之生畏。柳宗元满怀报国情怀与济世不得的忧愤,带着他67岁的老母亲同去永州。去到永州没有住所,只能借宿在寺庙里。到达永州半年后,他的母亲卢氏老妇人便因生活艰苦而患病离世。而朝中的反对派并没有因为柳宗元离开京城而放松对他的打击,朝中毁谤之声不绝。艰苦的生活环境,加上残酷的政治迫害,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直到“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在那里,柳宗元写下传世名篇《永州八记》。
欧阳修的境遇比柳宗元要好一些。他因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被反对派打压,被贬为滁州太守。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就写作于此时。也许是因为欧阳修的轻松宽和的为官之道没有引起反对派太多的敌意,抑或是因为欧阳修在官场耕耘多年人脉深厚,所以欧阳修的贬官生活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他自己时常饮酒作诗,滁州在他的治下也民生和乐,社会太平。“颓然乎其间”的欧阳太守用醉意掩盖了对无情官场的悲愤不平。但如果细读欧阳修的《秋声赋》,就能感觉到他对残酷的政治倾轧心有余悸。
相比前两位的锐意改革被当权者排挤,苏轼的被贬更像一场无妄之灾。苏轼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既不属于改革派,也与保守派保持一定的距离,竟也两边不讨好,无论哪派当权,苏轼都是被打击的对象。本属例行公事的《湖州谢表》,竟被人寻章摘句,诬告成“诽谤朝廷”。政敌们又从他的诗集里找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罪证”,来污蔑他有谋逆之心,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看似事出偶然,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苏轼为人正直,既不愿委身新党,又看不惯旧党对新党的压制报复,所以两边树敌,为新旧两党所不容,无论哪一派执政,苏轼都逃不脱被打击的命运,而且被贬之地越来越偏远:黄州、汝州、密州,甚至远在海南的儋州,一代文坛宗主就这样被驱赶得四处奔波。颠沛流离之中,苏轼的长子被吓出了精神异常,幼子病死在去汝州的路上。在这种困境中,他写下“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著名的山水散文。
二、匡济天下护黎元——三家在困境中的自我救赎
被贬到偏远之地,能够做些什么、写些什么?时代给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出了同样的考题。三家给出的答案,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甘沉沦,把满腔的失意化为造福当地百姓的具体行动,做了很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事。同时,在困境中不忘放松自我、游历山水,叙事抒怀、精研文章。
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三家都在地方官任上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柳宗元在永州移风易俗,制止了当地以儿女为质借钱,逾期不能还则没为奴婢的恶俗;兴办学堂,指导当地生员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大大促进了潇湘地区的求学之风(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除此之外,柳宗元还开荒建设、推广医术、开凿水井等,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和爱民情怀。
欧阳修被贬之后施行“宽简”的治理方法,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息。他治下的滁州呈现一派繁荣和谐景象,“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老百姓生活祥和安宁,他也乐得与民同乐,吃着“山肴野蔌”,陶醉于“众宾欢”“太守宴”。
苏轼更加是一个将人生理想与社会实际结合得无比紧密的全能型天才,无论到哪里都不忘改善民生,兴修水利,推进文教。苏轼去多个地方任职,不仅留下“苏堤”等著名的水利工程,还大力发展教育,结束了海南等地多年没有进士的历史。
在困境中仍不失操守、纵身受诽谤仍不忘初心,柳、欧、苏三家都把个人的人生价值同百姓的福祉、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国士风范。
三、远近高低各不同——三家山水散文之比较
在表达方式上,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以写景为主,抒情议论为辅;欧阳修的山水散文则写景与议论并举,各有佳作;到了苏轼则更少写景,更重议论了。三家的山水散文呈现出一种写景逐渐减少、议论逐渐增多的发展趋势,这也符合唐宋两代山水散文的发展特点。
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以细腻、逼真的写景而著称,他擅长把寻常的景物写的奇特而又富有美感,别人不以为意的小溪、小丘、荒园,在他笔下都显得那么富有情趣。在《愚溪诗序》、《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等文章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把生活中不为人所称道的寻常景物写得富有灵性、美妙绝俗,并且借景抒情,寓情于景。
欧阳修笔下的山水散文开始出现写景与议论并举的倾向,有些山水散文还是以写景为主,如《醉翁亭记》,但是在另一些山水散文中,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了引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感悟,如《丰乐亭记》。在《丰乐亭记》中,作者用简洁的笔触描绘了滁州山高水清的景致,继而回顾这里百年前的战乱往事,通过今昔对比颂扬了宋初所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作者一方面希望统治者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求人民安于现状,以保持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