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幾十个国家近10年来的研究表明，通过干预性的公共卫生措施来减少因毒品带来的危害，可大大地降低艾滋病感染率和国家卫生保健的成本。实际上，在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一些地方，由于注射器替换计划的参与者可以获得更多康复治疗的机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戒毒率一直保持稳定、甚至稳中有升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再次成为了乌托邦式美梦的牺牲品。自苏联解体以来，这两个国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吸毒问题呈现出急剧恶化的趋势。为响应联合国禁毒条约所提倡的实现全社会无毒品化的呼吁，这些国家不但制定了十分严厉的政策，还出台了相关制度以推动相关政策的执行。然而，正是这样的政策对今天第三世界艾滋病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用以指导全球禁毒措施的联合国条约并没有反映出有关吸毒和成瘾性方面的最新发现。事实上，联合国的多数有关毒品的协定早在艾滋病出现以前就已经颁布。而在前苏联和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毒品的静脉注射。
　　仅举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上升最快的国家为例。近5年来，两国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数量增加了18倍。据估计，大约有150万俄罗斯人和40万乌克兰人感染了HIV，其中至少有85%是因静脉注射毒品而染病的。
　　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严格地奉行联合国禁毒条约，把与禁毒有关的资源全都分配给了司法部门。结果是大量的吸毒者没有受到警察的合理对待，失去了接受治疗的重要机会。与此同时，毒品泛滥的状况却没能得到遏制。
　　压制性的政策在减少毒品需求方面从未取得过胜利。对于与吸毒有关的经济、社会抑或是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它们往往起不到任何作用。把吸毒者关起来非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更容易使监狱里的吸毒问题成倍地增加--俄罗斯即是如此。
　　此外，在高压环境下，吸毒者会为逃避警察的搜捕而东躲西藏。这样，他们可能遭到更多的歧视，也更不可能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及其周围人们的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吸毒者丧失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也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和与人交流的机会，吸毒的问题和艾滋病病毒便一起迅速地蔓延开来。
　　世界几十个国家近10年来的研究表明，通过干预性的公共卫生措施来减少因毒品带来的危害，可大大地降低艾滋病感染率和国家卫生保健的成本。根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保守估计，如果美国在1987年到1995年间实施全国性的注射器替换计划，节约的净资本可达5亿美元。
　　同样，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在实施注射器替换计划的城市里，通过静脉注射吸毒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平均每年下降了5.8%，而没有实施该计划的城市，有关数据则年均上升5.9%。而有关研究表明，注射器替换计划并不会导致吸毒率的增加。实际上，对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研究表明，由于该计划的参与者可以获得更多康复治疗的机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戒毒率一直保持稳定、甚至稳中有升。
　　20世纪90年代，非洲有数百万人死于艾滋病，一些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超过了25%。对于这个问题，国际社会现在的看法也与先前有了不同。人们认为，正是由于类似的无知，才造成了艾滋病这种可怕的疾病在前苏联以及其他地区的泛滥。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吗？许多国家的政府只是一味地执行联合国的文件，而没能考虑过于粗暴的禁毒政策可能对公共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
　　重新审视我们所采取的措施还不算太晚。一些国家在对付吸毒和艾滋病的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实际的举措。在这些国家里，吸毒首先是作为一个公共健康问题来对待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 通过颁布公平保护和反对歧视的法律，保障吸毒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公民自由；
　　● 承认吸毒是个公共健康而非纯粹的法律问题，政府的政策必须反映这个现实；
　　● 使干净针头的替换和采用美沙酮及其他替代药物进行治疗，像发放安全套一样公开化；
　　● 制定注重实效、全面、可行的减轻负面影响的国家计划，其中应包含教育、戒毒、替代治疗和针头替换等各方面的内容；
　　●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有关方面在制定关于吸毒的政策措施时，吸毒者及其支持者都应该被包含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