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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的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行为策略选择直接影响食品安全状态。本文创新性的将博弈树的节点当作下一次博弈的参考点，并用价值函数取代期望函数构建了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演化博弈模型，保证了分析过程中始终贯穿有限理性人的假设。通过对动态博弈模型分析，明晰了感知成本与实际成本间的关系，得出了影响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行为策略选择的7个变量、5个相关参数，并从安全管理成本价值感知的角度阐释了目前食品市场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失灵的根源，从而提出了食品安全保障建议。
【关键词】：食品添加剂 前景理论 博弈 感知成本 实际成本
1 引言
食品安全事关公众的生命健康、政府威信和社会安定。保障食品安全离不开有效的控制与管理，缘于食品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其相关的管理过程十分复杂，涉及的产业部门繁多[1]。国内外许多学者采用博弈模型对政府部门和食品生产企业的行为策略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了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机制失灵的缘由，并提出了对策建议。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食品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声誉展开：许民利、王俏和欧阳林寒[2]认为食品供应商与制造商的质量投入策略与双方质量投入产出比密切相关；李宗泰和何忠伟[3]认为为得到更多的安全食品，应该通过补贴、奖励等政策提升遵纪守法行为的预期收益、通过罚款、惩处等政策降低违纪非法行为的预期收益。王虎和李长健[4]认为在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由此产生了相关主体见的利益博弈现象；王艳芳和刘亚相[5]通过对食品供应链中企业的安全投入与收益间关系的分析，在恰当假设与简化的基础上，构建供应链中企业基于产品安全投入的非合作博弈模型、合作博弈模型与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对不同情况下企业的投入决策进行了分析；朱玲玲和胡安其[6]从有无政府监管两个方面，对食品市场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情况进行分析；Caswell采用收益-成本模型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性[7]。马琳[8]认为加大对转基因食品企业的监管力度、惩罚力度和对转基因食品监管部门的奖励力度能够使转基因食品生产企业与监管部门良性互动，逐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Grief从商业经济的角度研究并阐述了诚信对于企业的重要性[9-10]。
这些研究为构建安全放心的食品市场环境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构建的博弈模型均架构于“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的公设。诺贝经济学奖得主西蒙认为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决非完全的[11]，因此，通过von Nevman和Morgenstern指出预期效用理论构建的客观收益矩阵及博弈分析结果与现实不够贴切，甚至出现一些互为矛盾和无法解释某些现象的情况。Kahneman和Tversky[12]提出的前景理论，更符合决策者在不确定情况下不完全理性的决策行为[13]。因而，价值函数相较于预期效用函数能更加贴切的描述现实中博弈双方的行为选择。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政府部门与食品生产企业为有限理性人的假设，创新性的将博弈树的节点当作下一次博弈双方的参考点，并采用价值函数替代预期效用函数以构建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收益感知矩阵，并基于该矩阵分析政府部门和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关系，以使得博弈双方在整个过程中都始终贯彻有限理性假设，从而得到更贴近实际的结果，进一步从经济和心理的综合视角阐释食品市场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失灵的原因。
2构建动态博弈模型
在实现博弈中，博弈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收益价值感知等信息了解的不够准确，参与人只能凭借自身价值感知而选择行为策略。因此，在下一博弈节点，博弈双方均会参照上一博弈节点所带来的收益而选择行为策略，故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之间就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问题的博弈构成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问题。
2.1 前景理论和价值函数
Kahneman和Tversky [12]提出一种替代的风险决策框架即前景理论。前景理论所寓示的价值函数，相较于期望收益函数 主要特征有：①效用除了与总收入或总消费有关，更主要源于某个参考点基础上的收益或损；②决策权重π（Pi）为加权主观概率Pi的函数，有π（0）=0，π（1）=1；③价值函数为S型曲线，故满足 时，
2.2 模型假设
假设1：1）本研究假设认为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在日常生产和监管中均采取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的策略，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为0；2）若食品企业选择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的策略，食品安全事故就有发生的概率为P，故食品企业因此需承担风险成本为R，根据风险传递理论，政府部门需承担上级部门的责罚、公信力损失等风险成本为λR （λ为风险传递系数[15-16]）；3）若双方均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为则认为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为1。
假设2：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双方均为有限理性的局中人。所谓有限理性体现在博弈双方通过试错、学习、改进寻找较好的稳定策略，其均衡是不断调整和改进选择的结果，即博弈双方行为策略的选择是基于在试错、学习、调整和改进过程中自身对策略价值的感知而非实际效用情况[15-16]，故选用价值函数替代预期效用函数。
假设3：1）政府部门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法规等各种手段检查监管食品企业行为，其对需的支付劳动、资金、时间等实际监管成本为C1，概率为P1；2）食品企业认识到食品添加剂安全对其持续经营发展的重要性，积极配合政府的行动，其对需支付的管理、资金、时间、人力等实际保障成本为 C2，概率为P2；食品企业只为短期的经营效益，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而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监管，需承担行政惩罚、声誉损失等的处罚成本为C3，概率为1-P2 ；4）在政府部门采取滥用职权的情况下（概率为P3），食品企业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采取受贿策略以避免受到处罚，需支出的成本为C4 （C41且m？n。根据模型假设绘制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动态博弈树，如图1所示。
图1 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动态博弈树
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双方总是参照以前有限经验在不断试错、学习、调整和改进，即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对食品安全的价值感知是动态变化的。根据前景理论的基本原理“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可知，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在面临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可能带来损失时，容易采取风险较高策略，总是会低估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所带来的价值损失甚至认为不会发生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表示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认为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不会发生或能够采取办法致使事故发生所带来的价值损失为零，因此假设在博弈双方的初始参照点为（0， 0）。根据研究假设和动态博弈树，博弈双方对不同策略所承担实际成本
的价值感知为
2.3 实际成本的价值感知
根据价值函数理论及模型假设，当双方都重视安全时，此时安全风险成本为0，即可视为“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发生的概率
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作为一个事件存在一定的发生概率 P，事件发生后需承担的损失为C3，若没有被监管部门查获则处罚为0，故有 ；3）由假设1可知，当食品企业选择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的策略，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就有发生的概率为P，事件发生后需承担的损失为Bc3，若没有发生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则为0，故有风险成本
2.3 模型求解
采用逆向归纳法求此动态博弈问题的均衡解，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计算节点⑥的感知收益值；
其次计算⑨的感知收益值
2.4 感知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关系
2.5结果分析
4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食品安全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不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博弈主体自身的风险偏好类型，对品牌价值、惩罚成本、风险成本等对自身的行为策略有重要影响。因此，博弈各方应该积极合作，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保障食品安全，同时，需综合政策、法律、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综合调整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以保障食品市场健康运行，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企业奖惩制度，明确食品企业策略选择的价值感知“参照点”，促使食品企业自觉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进而承担起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一方面，有助于降低食品企业对“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策略成本的感知，进而重视食品安全；另一方面，明晰了“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策略所带来的成本损失，有助于食品企业基于有限理性判断而选择“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策略。但根据博弈结论可知，惩奖的额度给食品企业带去的价值感知并非越大愈好，否则会引发行贿受贿、滥用职权的不良风气。
第二，加强对主管部门法制教育和建设，以加大主管部门，特别是执法人员对滥用职权、不重视食品安全所带来成本损失的感知。同时实行精细化管理，落实责任到人和责任到岗的管理制度，确保食品添加剂安全责任事故可追溯性，进一步强化主管部门人员对食品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风险的价值感知，主动选择“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策略，进而提升主管部门执法的效率和质量。
第三，建立食品添加剂信息公布平台和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实时发布监管信息，一方面强化食品企业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意识，强化食品企业对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所造成损益的感知，有利于企业自我监督。另一方面加强执法的科学性，可根据食品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预警信息，对食品企业实行适当、合理、有效的管理，既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又有助于提升监管质量。更为重要的是，既能保护消费者权益，又能保护食品企业，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防止类似“三鹿”奶粉事件引发乳制品市场整体的崩溃，给中国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参考文献
[1] 李艳波， 刘松先. 信息不对称下政府部门与食品企业的博弈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06， 14（z1）： 197-200.
[2] 许民利， 王俏， 欧阳林寒. 食品供应链中质量投入的演化博弈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12， 05： 131-141.
[3] 李宗泰， 何忠伟. 基于进化博弈论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分析[J]. 中国农学通报， 2012， 30： 312-316.
[4] 王虎， 李长健. 利益多元化语境下的食品安全规制研究--以利益博弈为视角[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3： 144-152.
[5] 王艳芳， 刘亚相. 食品供应链中产品安全投入的博弈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03： 155-159.
[6] 朱玲玲， 胡安其. 食品市场交易与监管博弈分析[J]. 当代经济， 2011， 23： 151-152.
[7] Julie A， Caswell. Economic approaches to measu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food safe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2000， 62： 26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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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rief A. Cultural Belief and Organization of Society：A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 Socie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102（5）：912-950.
[11] 蒋正峰， 贺寿南. 博弈论中的理性问题分析[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 49-52， 68.
[12] Tversky A， Kahncman D.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2， 5： 297-323.
[13] 刘瑞霞， 邬冬华， 凌和良等. 不确定条件下判断和决策的新领域--前景理论[J]. 运筹与管理， 2005， 14（2）： 14-18.
[14] 张维，张海峰，张永杰等.基于前景理论的波动不对称性[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2， 32（3）： 458-465.
[14] Dov G. Safety climate beyond： A multilevel multiclimate framework[J]. Safety Science， 2008， 46： 376-387.
[15] 周维， 王明哲. 基于前景理论的风险决策权重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5， 25（2）： 74-78.
[16] 周国华， 张羽， 李延来等. 基于前景理论的施工安全管理行为演化博弈[J]. 系统管理学报， 2012， 21（4）： 501-509.
【关键词】：食品添加剂 前景理论 博弈 感知成本 实际成本
1 引言
食品安全事关公众的生命健康、政府威信和社会安定。保障食品安全离不开有效的控制与管理，缘于食品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其相关的管理过程十分复杂，涉及的产业部门繁多[1]。国内外许多学者采用博弈模型对政府部门和食品生产企业的行为策略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了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机制失灵的缘由，并提出了对策建议。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食品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声誉展开：许民利、王俏和欧阳林寒[2]认为食品供应商与制造商的质量投入策略与双方质量投入产出比密切相关；李宗泰和何忠伟[3]认为为得到更多的安全食品，应该通过补贴、奖励等政策提升遵纪守法行为的预期收益、通过罚款、惩处等政策降低违纪非法行为的预期收益。王虎和李长健[4]认为在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由此产生了相关主体见的利益博弈现象；王艳芳和刘亚相[5]通过对食品供应链中企业的安全投入与收益间关系的分析，在恰当假设与简化的基础上，构建供应链中企业基于产品安全投入的非合作博弈模型、合作博弈模型与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对不同情况下企业的投入决策进行了分析；朱玲玲和胡安其[6]从有无政府监管两个方面，对食品市场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情况进行分析；Caswell采用收益-成本模型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性[7]。马琳[8]认为加大对转基因食品企业的监管力度、惩罚力度和对转基因食品监管部门的奖励力度能够使转基因食品生产企业与监管部门良性互动，逐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Grief从商业经济的角度研究并阐述了诚信对于企业的重要性[9-10]。
这些研究为构建安全放心的食品市场环境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构建的博弈模型均架构于“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的公设。诺贝经济学奖得主西蒙认为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决非完全的[11]，因此，通过von Nevman和Morgenstern指出预期效用理论构建的客观收益矩阵及博弈分析结果与现实不够贴切，甚至出现一些互为矛盾和无法解释某些现象的情况。Kahneman和Tversky[12]提出的前景理论，更符合决策者在不确定情况下不完全理性的决策行为[13]。因而，价值函数相较于预期效用函数能更加贴切的描述现实中博弈双方的行为选择。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政府部门与食品生产企业为有限理性人的假设，创新性的将博弈树的节点当作下一次博弈双方的参考点，并采用价值函数替代预期效用函数以构建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收益感知矩阵，并基于该矩阵分析政府部门和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关系，以使得博弈双方在整个过程中都始终贯彻有限理性假设，从而得到更贴近实际的结果，进一步从经济和心理的综合视角阐释食品市场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失灵的原因。
2构建动态博弈模型
在实现博弈中，博弈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收益价值感知等信息了解的不够准确，参与人只能凭借自身价值感知而选择行为策略。因此，在下一博弈节点，博弈双方均会参照上一博弈节点所带来的收益而选择行为策略，故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之间就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问题的博弈构成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问题。
2.1 前景理论和价值函数
Kahneman和Tversky [12]提出一种替代的风险决策框架即前景理论。前景理论所寓示的价值函数，相较于期望收益函数 主要特征有：①效用除了与总收入或总消费有关，更主要源于某个参考点基础上的收益或损；②决策权重π（Pi）为加权主观概率Pi的函数，有π（0）=0，π（1）=1；③价值函数为S型曲线，故满足 时，
2.2 模型假设
假设1：1）本研究假设认为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在日常生产和监管中均采取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的策略，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为0；2）若食品企业选择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的策略，食品安全事故就有发生的概率为P，故食品企业因此需承担风险成本为R，根据风险传递理论，政府部门需承担上级部门的责罚、公信力损失等风险成本为λR （λ为风险传递系数[15-16]）；3）若双方均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为则认为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为1。
假设2：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双方均为有限理性的局中人。所谓有限理性体现在博弈双方通过试错、学习、改进寻找较好的稳定策略，其均衡是不断调整和改进选择的结果，即博弈双方行为策略的选择是基于在试错、学习、调整和改进过程中自身对策略价值的感知而非实际效用情况[15-16]，故选用价值函数替代预期效用函数。
假设3：1）政府部门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法规等各种手段检查监管食品企业行为，其对需的支付劳动、资金、时间等实际监管成本为C1，概率为P1；2）食品企业认识到食品添加剂安全对其持续经营发展的重要性，积极配合政府的行动，其对需支付的管理、资金、时间、人力等实际保障成本为 C2，概率为P2；食品企业只为短期的经营效益，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而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监管，需承担行政惩罚、声誉损失等的处罚成本为C3，概率为1-P2 ；4）在政府部门采取滥用职权的情况下（概率为P3），食品企业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采取受贿策略以避免受到处罚，需支出的成本为C4 （C4
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双方总是参照以前有限经验在不断试错、学习、调整和改进，即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对食品安全的价值感知是动态变化的。根据前景理论的基本原理“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可知，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在面临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可能带来损失时，容易采取风险较高策略，总是会低估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所带来的价值损失甚至认为不会发生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表示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认为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不会发生或能够采取办法致使事故发生所带来的价值损失为零，因此假设在博弈双方的初始参照点为（0， 0）。根据研究假设和动态博弈树，博弈双方对不同策略所承担实际成本
的价值感知为
2.3 实际成本的价值感知
根据价值函数理论及模型假设，当双方都重视安全时，此时安全风险成本为0，即可视为“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发生的概率
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作为一个事件存在一定的发生概率 P，事件发生后需承担的损失为C3，若没有被监管部门查获则处罚为0，故有 ；3）由假设1可知，当食品企业选择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的策略，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就有发生的概率为P，事件发生后需承担的损失为Bc3，若没有发生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则为0，故有风险成本
2.3 模型求解
采用逆向归纳法求此动态博弈问题的均衡解，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计算节点⑥的感知收益值；
其次计算⑨的感知收益值
2.4 感知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关系
2.5结果分析
4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食品安全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不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博弈主体自身的风险偏好类型，对品牌价值、惩罚成本、风险成本等对自身的行为策略有重要影响。因此，博弈各方应该积极合作，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保障食品安全，同时，需综合政策、法律、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综合调整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以保障食品市场健康运行，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企业奖惩制度，明确食品企业策略选择的价值感知“参照点”，促使食品企业自觉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进而承担起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一方面，有助于降低食品企业对“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策略成本的感知，进而重视食品安全；另一方面，明晰了“不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策略所带来的成本损失，有助于食品企业基于有限理性判断而选择“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策略。但根据博弈结论可知，惩奖的额度给食品企业带去的价值感知并非越大愈好，否则会引发行贿受贿、滥用职权的不良风气。
第二，加强对主管部门法制教育和建设，以加大主管部门，特别是执法人员对滥用职权、不重视食品安全所带来成本损失的感知。同时实行精细化管理，落实责任到人和责任到岗的管理制度，确保食品添加剂安全责任事故可追溯性，进一步强化主管部门人员对食品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风险的价值感知，主动选择“重视食品添加剂安全”策略，进而提升主管部门执法的效率和质量。
第三，建立食品添加剂信息公布平台和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实时发布监管信息，一方面强化食品企业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意识，强化食品企业对食品添加剂安全事故所造成损益的感知，有利于企业自我监督。另一方面加强执法的科学性，可根据食品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预警信息，对食品企业实行适当、合理、有效的管理，既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又有助于提升监管质量。更为重要的是，既能保护消费者权益，又能保护食品企业，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防止类似“三鹿”奶粉事件引发乳制品市场整体的崩溃，给中国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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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玲玲， 胡安其. 食品市场交易与监管博弈分析[J]. 当代经济， 2011， 23：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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