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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底至今，随着改革进程及财富积累，中国所有社会阶层，无论其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发生了诸多变化。
有的阶层无疑因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而得利，相比之下，有的阶层获利水平则有落差。失利者恐怕可以下岗工人为例- - -不少学者认为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对于有些阶层，比如官员，专业术语称“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则可能存在争议。
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张维迎。他曾在名为《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结果他因此说法被说成了“人民公敌”。
这篇文章发表4年后，张维迎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辩解，这是一句反讽- - -意思是他觉得官员在改革中得利、至少没有受损。
后来他又重申，官员的相对地位在改革中有所降低，证据之一是包产到户后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理干部，以及干部终身制的废除。
无论他对于官员得失的分析引起多大争议，有一句话还是被认为切中要点：改革的结果之一是削弱官员的权力。
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官员为何要改革？众所周知，30多年来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达成这一目标的必经之途，就是转变政府的职能，一些过去的权力要“下放”给市场、“下放”到企业。
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在行政管理改革中对于官员权力的分解和让渡。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其直接结果，就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物质的不断丰富。这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执政者都需要面临的基础- - -让老百姓衣食无忧。
今天，在整个国家已经告别饥饿并向全面小康社会进发、大多数家庭都开始拥有不动产的时候，官员又如何看待改革？
特别是当许多人把官员群体看做既得利益者之时，官员们怎么看改革？
想不想改革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肖唐镖，近年来连续对官员的政治态度进行调查，内容涉及政治改革。
在答卷者中，85%以上的官员认为“应该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大约5%的人认为“目前不宜进行改革”。
肖唐镖的问卷对象，是中部几个省份省委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包括市厅级领导干部班、县处级领导干部班、中青年领导干部班、公务员班、高校处级政工班和乡镇党委书记班，也就是从正科级到司局级的党政干部。
他的结论是：民主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在平均教育程度接近大学本科水准的地方官员中已被广泛接收。
官员们对政治改革的欢迎态度，在其他类似调查问卷中得到印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孙永芬曾在广东主持了对六个主要社会阶层政治心态的调查。
约20%的社会管理者“很同意”或“基本同意”这样的观点：“政治民主并不重要，只要能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就够了。”超过七成的受调查者则反对这一说法。
而在其他社会阶层中， 37%以上的产业工人认同这一观点，知识分子超过25%。相比之下，官员们更认同政治民主，这与一般社会舆论的判断大有不同。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的一个内容，中央党校教授谢志强主持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也显示了干部们对政治改革的关注。
“这些调查都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领导干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既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处于改革中的普通一分子。”谢志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4年，地（厅）级干部们最关注是：机构人事、收入分配、国有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
2005年，居前三的依次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机构人事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而到了2008年，政治体制改革已跃至首位，其次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机构人事改革。
“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等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许多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期望越来越高。”肖唐镖总结说。
从调查问卷看，官员对于改革的认识和期望，与社会舆论并没有太大出入。
比如，在谢志强的问卷中有这样的内容：哪些是改革稳定发展中最为重大的问题？
预设的18个答案中，干部们的选择依次是：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贫困问题、腐败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失业问题。
从问卷来看，官员们希望改革。
还有一项调查是2001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与北方工业大学联合进行的，曾显示了当时党政干部对一些焦点改革问题的态度。
比如，90%以上的党政干部预期可以在工资改革中获益，89%认为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可以获益，均居社会各阶层之首。
认为可以在劳动就业改革中获益的党政干部为67%，仅低于农民两个百分点。在户籍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科技改革中获益的认可度稍低，排在第五位、第四位和第三位。
显然，官员和其他社会阶层在宏观问题上不乏“共鸣”。而在利益格局愈加复杂的今天，他们对于具体改革问题也会有自己的考虑。
想要什么样的改革
虽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希望通过公务员考试获得“铁饭碗”，但是调查说，也有部分官员对自己的待遇心有不平：有42%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贡献超过收入。
与之对应，65%以上的农业劳动者认为自己的社会贡献与收入匹配，居各阶层之首。
“一些干部有怨气”，在其他多项调查中也有显现。
这些怨气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干部选拔机制问题、上级领导水平低以及收入问题。
在孙永芬的调查中，45%以上的官员认为干部选拔制度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 在各类调查中，除了官员和知识分子，其他社会阶层对干部选拔制度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他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指向腐败问题。
在近年来的调查中，官员对推进政治改革的要求仍有上涨。而另一方面，“如果要他们在实现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作抉择时，多数人选择的依然是‘经济发展比较重要’。”肖唐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选择这一观点的人比选择“民主优先”的高出53个百分点以上。
面对问卷，官员表现出了与整个社会舆论相似的态度。然而，回到现实，挑战与压力使一些人可能做出另外的选择。
比如对于换届问题，湖南常德市委对市县乡三级干部曾进行了“换届干部心态调研”。
虽然绝大多数干部对这项选拔制度改革表示认同、乐观并愿意接受考验，但详细问卷还是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消极态度。
比如，对于党委成员落选的认识，认为“大大损伤积极性”的占84. 3%，“不能接受”的占12. 1%。
通过谈话，又发现一些人其实有“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的语言和心理。并且，有85. 3%的希望落选后保留级别，有12. 6%的希望组织安排易地为官，有2. 1%的考虑退出干部队伍。
程连昌，原国家人事部常务副部长，曾主持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曾谈到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这项自改革开放至今一直直接针对干部群体的变革，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很难通过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达到平衡和统一”。
“特别在中国，一旦涉及待遇这些问题，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然就会出大问题。”他说，“由国家主导的工资制度，只能是涨，不能降。要达到公平，就要提低的，不能把高的拉下来。”
肖唐镖认为，通过问卷调查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但并不能据此简单推论他们在改革问题上的行动可能。
如何推进改革
肖唐镖发现，作为一个特征，官员希望改革走渐进理性的道路。
比如在调查选项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为了改善我国基层民主状况，人们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另一些人认为保持稳定是头等大事，不利于稳定的话应该少说或不说。您自己倾向于哪种说法？
53. 4%的答卷者持前一种看法，39. 8%的人持后一种看法。
另一个问题是：您同意“团体太多，会影响安定与和谐”这一说法吗？
除了大约5%的人“说不清”，有将近40%的答卷者认同这一说法。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同意“各种团体向政府提出要求，会伤害所有人的利益”这一说法？
大约8%的人说不清，35%以上的答卷者同意这一说法。
肖唐镖在中东西部多省党校都做过“中国走什么样的改革路径的问卷调研”。
结果是，33. 5%的答卷者选择“自上而下”，54. 4%的答卷者选择“上下结合”；60%选择渐进方式，选择激进性变革的有2. 1%。
“渐进式的改革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大多数民众的选择。这与官员们的选择是一致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及苏东剧变都影响他们的选择。”谢志强告诉本刊记者。
北京市委党校的一项调查说：北京45岁以下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开放性分值低于外地领导干部，稍低于局级领导干部，明显低于优秀处长班（45岁以上局级后备）领导干部。
换句话说，45岁以上的官员反而比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敢于打破常规。
肖唐镖说，官员心态的变化，与社会矛盾增多、老百姓的意见表达、官员民主法治意识大幅提升等都有关系。
改革对官员的利益显然有所触动。“但我觉得这不影响他们改革的动力。”肖唐镖告诉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干部中有一批有抱负、做改革者、想做事的人，并且不在少数。”
2月26日～28日，十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我们具有做好工作的许多有利条件，但也面对着许多严峻挑战。全党同志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工作前瞻性、进取性、创造性。
有的阶层无疑因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而得利，相比之下，有的阶层获利水平则有落差。失利者恐怕可以下岗工人为例- - -不少学者认为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对于有些阶层，比如官员，专业术语称“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则可能存在争议。
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张维迎。他曾在名为《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结果他因此说法被说成了“人民公敌”。
这篇文章发表4年后，张维迎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辩解，这是一句反讽- - -意思是他觉得官员在改革中得利、至少没有受损。
后来他又重申，官员的相对地位在改革中有所降低，证据之一是包产到户后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理干部，以及干部终身制的废除。
无论他对于官员得失的分析引起多大争议，有一句话还是被认为切中要点：改革的结果之一是削弱官员的权力。
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官员为何要改革？众所周知，30多年来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达成这一目标的必经之途，就是转变政府的职能，一些过去的权力要“下放”给市场、“下放”到企业。
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在行政管理改革中对于官员权力的分解和让渡。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其直接结果，就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物质的不断丰富。这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执政者都需要面临的基础- - -让老百姓衣食无忧。
今天，在整个国家已经告别饥饿并向全面小康社会进发、大多数家庭都开始拥有不动产的时候，官员又如何看待改革？
特别是当许多人把官员群体看做既得利益者之时，官员们怎么看改革？
想不想改革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肖唐镖，近年来连续对官员的政治态度进行调查，内容涉及政治改革。
在答卷者中，85%以上的官员认为“应该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大约5%的人认为“目前不宜进行改革”。
肖唐镖的问卷对象，是中部几个省份省委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包括市厅级领导干部班、县处级领导干部班、中青年领导干部班、公务员班、高校处级政工班和乡镇党委书记班，也就是从正科级到司局级的党政干部。
他的结论是：民主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在平均教育程度接近大学本科水准的地方官员中已被广泛接收。
官员们对政治改革的欢迎态度，在其他类似调查问卷中得到印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孙永芬曾在广东主持了对六个主要社会阶层政治心态的调查。
约20%的社会管理者“很同意”或“基本同意”这样的观点：“政治民主并不重要，只要能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就够了。”超过七成的受调查者则反对这一说法。
而在其他社会阶层中， 37%以上的产业工人认同这一观点，知识分子超过25%。相比之下，官员们更认同政治民主，这与一般社会舆论的判断大有不同。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的一个内容，中央党校教授谢志强主持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也显示了干部们对政治改革的关注。
“这些调查都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领导干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既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处于改革中的普通一分子。”谢志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4年，地（厅）级干部们最关注是：机构人事、收入分配、国有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
2005年，居前三的依次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机构人事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而到了2008年，政治体制改革已跃至首位，其次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机构人事改革。
“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等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许多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期望越来越高。”肖唐镖总结说。
从调查问卷看，官员对于改革的认识和期望，与社会舆论并没有太大出入。
比如，在谢志强的问卷中有这样的内容：哪些是改革稳定发展中最为重大的问题？
预设的18个答案中，干部们的选择依次是：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贫困问题、腐败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失业问题。
从问卷来看，官员们希望改革。
还有一项调查是2001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与北方工业大学联合进行的，曾显示了当时党政干部对一些焦点改革问题的态度。
比如，90%以上的党政干部预期可以在工资改革中获益，89%认为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可以获益，均居社会各阶层之首。
认为可以在劳动就业改革中获益的党政干部为67%，仅低于农民两个百分点。在户籍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科技改革中获益的认可度稍低，排在第五位、第四位和第三位。
显然，官员和其他社会阶层在宏观问题上不乏“共鸣”。而在利益格局愈加复杂的今天，他们对于具体改革问题也会有自己的考虑。
想要什么样的改革
虽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希望通过公务员考试获得“铁饭碗”，但是调查说，也有部分官员对自己的待遇心有不平：有42%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贡献超过收入。
与之对应，65%以上的农业劳动者认为自己的社会贡献与收入匹配，居各阶层之首。
“一些干部有怨气”，在其他多项调查中也有显现。
这些怨气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干部选拔机制问题、上级领导水平低以及收入问题。
在孙永芬的调查中，45%以上的官员认为干部选拔制度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 在各类调查中，除了官员和知识分子，其他社会阶层对干部选拔制度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他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指向腐败问题。
在近年来的调查中，官员对推进政治改革的要求仍有上涨。而另一方面，“如果要他们在实现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作抉择时，多数人选择的依然是‘经济发展比较重要’。”肖唐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选择这一观点的人比选择“民主优先”的高出53个百分点以上。
面对问卷，官员表现出了与整个社会舆论相似的态度。然而，回到现实，挑战与压力使一些人可能做出另外的选择。
比如对于换届问题，湖南常德市委对市县乡三级干部曾进行了“换届干部心态调研”。
虽然绝大多数干部对这项选拔制度改革表示认同、乐观并愿意接受考验，但详细问卷还是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消极态度。
比如，对于党委成员落选的认识，认为“大大损伤积极性”的占84. 3%，“不能接受”的占12. 1%。
通过谈话，又发现一些人其实有“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的语言和心理。并且，有85. 3%的希望落选后保留级别，有12. 6%的希望组织安排易地为官，有2. 1%的考虑退出干部队伍。
程连昌，原国家人事部常务副部长，曾主持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曾谈到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这项自改革开放至今一直直接针对干部群体的变革，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很难通过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达到平衡和统一”。
“特别在中国，一旦涉及待遇这些问题，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然就会出大问题。”他说，“由国家主导的工资制度，只能是涨，不能降。要达到公平，就要提低的，不能把高的拉下来。”
肖唐镖认为，通过问卷调查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但并不能据此简单推论他们在改革问题上的行动可能。
如何推进改革
肖唐镖发现，作为一个特征，官员希望改革走渐进理性的道路。
比如在调查选项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为了改善我国基层民主状况，人们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另一些人认为保持稳定是头等大事，不利于稳定的话应该少说或不说。您自己倾向于哪种说法？
53. 4%的答卷者持前一种看法，39. 8%的人持后一种看法。
另一个问题是：您同意“团体太多，会影响安定与和谐”这一说法吗？
除了大约5%的人“说不清”，有将近40%的答卷者认同这一说法。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同意“各种团体向政府提出要求，会伤害所有人的利益”这一说法？
大约8%的人说不清，35%以上的答卷者同意这一说法。
肖唐镖在中东西部多省党校都做过“中国走什么样的改革路径的问卷调研”。
结果是，33. 5%的答卷者选择“自上而下”，54. 4%的答卷者选择“上下结合”；60%选择渐进方式，选择激进性变革的有2. 1%。
“渐进式的改革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大多数民众的选择。这与官员们的选择是一致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及苏东剧变都影响他们的选择。”谢志强告诉本刊记者。
北京市委党校的一项调查说：北京45岁以下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开放性分值低于外地领导干部，稍低于局级领导干部，明显低于优秀处长班（45岁以上局级后备）领导干部。
换句话说，45岁以上的官员反而比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敢于打破常规。
肖唐镖说，官员心态的变化，与社会矛盾增多、老百姓的意见表达、官员民主法治意识大幅提升等都有关系。
改革对官员的利益显然有所触动。“但我觉得这不影响他们改革的动力。”肖唐镖告诉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干部中有一批有抱负、做改革者、想做事的人，并且不在少数。”
2月26日～28日，十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我们具有做好工作的许多有利条件，但也面对着许多严峻挑战。全党同志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工作前瞻性、进取性、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