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自从今年4月9日在杭州碰到应邀来参加中国美术学院70周年校庆的杭间君,就一直记挂在我们晤面时提起的话题并应允撰文的事,话题是回顾 20世纪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5月21日我出差进京,顺便拜访杭间君,又是旧话重提并接到尚刚君已经抛出的“玉”,即后来刊登在《装饰》1998年第3期上面的文章“工艺史与傅斯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窗口谈谈中国工艺美术史(以下简称工艺史)本身的问题,我想是一件有意义和令人愉快的事。因为这样的论题放在临近世纪末的今天来谈特别合适,就从事工艺史工作的人来说,针对近些年来的境况发表一些看法,谈一些心得,引起一些争鸣和社会关注,至少可以促进交流、活跃学术气氛,有益于学科的建设。我自1988年起学习工艺史正式涉足此行,以后便一直从事教学及研究没有间断过,至今已整整10年却无什出息。我自以为该是属于尚刚君所言的那种“只剩下行为”的那一类人,这是因为10年间对自己安身立命的学科出现目前“逡巡不前,岐路彷徨”的境况深有同感而愿引咎自检。好在行为还在,便可实话实说地讲上几句。但是不想徒锐偏解,且繁例难载,故结合自己心得略举三要,供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