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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翻开陈仲华女士的《定陵发掘现场指挥———白万玉》这部书时，岁月渐渐远去的往事陡然浮出水面，一条清晰的中国早期考古探索之路立刻展现在我们面前，至少在八十年前，我国考古先驱们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他们高举着探求的火炬，照亮了近现代中国科学考古的黎明前夜。中华历史的探索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是一种神圣而不可抗拒的责任与诱惑，正是这种神圣的责任与诱惑引领着几代考古工作者们为了祖国的考古事业坚韧不拔地苦苦寻觅、苦苦思索，为完整复原华夏文明的本来面貌而不懈奋斗。
当我深读此书时，我听到了一个静虚之音———喧哗时代下一个清静的声音，那是一个身在闹市，心远当下，以道风禅意的“初心”与芸芸众生感同身受时发出的心声；一个想自己所想，做自己想做，生活在别处却气定神闲的人。一切手段的存在和调用，只是为了营构一种自我追求的境界，一种山水精神的境界，一种博大的抒情气概，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享受，一种使“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的“神”“韵”得以体现的追求，一种平和、纯洁清旷、雅逸的自我风格。
我一直有个看法，无论是哪本书，里面应该包含了他贯穿性的价值观、核心的美学原则和个性的语言风格。因而，作者陈仲华的书及人，都是有个性的。那么个性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艺术表现的个性应该是一个人生命境界的展示，作品不管是博大还是清婉、是厚重还是秀丽、是绚烂还是平淡，那都是源自生命的感动，那是艺术家人生境界的记录。
书中主人公白万玉先生是作者陈仲华女士的亲舅舅。他从16岁起就跟随瑞典著名的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博士踏上了地质勘探与田野考古的科学之路，从此他就迈进了田野考古的大门。
白万玉（1899—1970），字蕴山，河北宣化庞家堡汤池口村人。在中国考古界被尊称为“白老”（以下简称白老）、誉为“一代田野考古发掘大师”。1915年，他跟随安特生进行地质勘探工作；1916年由于袁世凯之死，地质考察因缺经费而停滞。同年6月，安特生团队在山西偶然发现一批古生物化石并与当时地理测绘研究所所长丁长江随即调整了工作重心，将地质考察转向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得到了当时民国农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于是，安特生的考古生涯自此拉开了帷幕。白老也从此转为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室内技术整理相关知识的学习；1918年2月，安特生通过在京任教的瑞典化学家麦格雷格·吉伯（J.Megregor.Gibb）介绍，于3月22日首次在周口店鸡骨山考察并发现古生物化石；1921年，白老跟随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到周口店进行田野发掘，经当地人介绍找到化石出土点“老牛沟”。他们是最早考察发掘北京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并成为发现北京猿人的嚆（hao）矢。他们所做的前期工作为日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出土奠定了坚实而可靠的基础；同年，白老又跟随安特生、袁复礼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最早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与命名。当安特生在图书馆看到1904年美国中亚考察团在俄国土库曼亚诺发现的石器与彩陶共存报告，将仰韶与亚诺的彩陶进行比对后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为摸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选择在两地通道的甘青地区进行深入考察；1923—1924年，安特生以中国政府矿业顾问的身份组队（白老是主要成员之一）在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这次行程到达青海湖南岸，在青海境内首次发现了西宁附近的十里堡、朱家寨，湟中县的卡约、下西河、寺儿寨，民和县的马厂塬、米拉沟、小南庄、黑土庄，贵德县的罗汉堂、何家寺、文昌庙、广培等十多处古遗址。在甘肃境内首次发现了广河县的半山、齐家坪，临洮县的辛店、寺洼山，民勤县的沙井等几处古遗址。结束了黄河、湟水河、洮河三大流域各地古代遗址的发掘。1924年，白老受安特生重托与期望独立进入渭水流域的天水进行田野考古调查。他在秦州七里墩发现几处齐家文化遗址，罗玉沟烟铺下、石桥镇白蛇坡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对天水南乡礼县进行了考古调查。期间采集一件马家窑文化的鸟纹彩陶瓶，被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1927—1933年，经安特生推荐，白老又跟随另一位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先生参加由徐炳昶（chang）为中方团长、斯文·赫定为瑞方团长的“中瑞西北联合科学考察团”。考察团于1927年5月9日由北京出发，穿越内蒙、新疆等地，挺进楼兰、罗布泊进行探险与田野考古发掘。白老以冻掉一根手指为代价与团队成员出色圆满地完成了此次考察任务，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刮目相看；1934—1937年，由民国北平研究院和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建的考古会，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弯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田野考古发掘。白老和苏秉琦先生一起参加了这次发掘。期间，因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研究院迁徙等原因，此次发掘未按原计划完成而告终。发掘资料由北平、陕西各分一部分，另有一部分古物陷入敌伪手中，给后期资料整理工作造成诸多不便。后经苏秉琦先生努力写出《斗鸡台戴家弯研究》初稿，交香港商务印书馆，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书稿下落不明，令人惋惜。直到1954年才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报告付印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考古学报告，为中国科学考古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老回到家乡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在龙关周边地区与日本鬼子斗争达几年之久。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考古所）于1950年8月1日建立，白老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到考古所，任技佐。同年10月，白老与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马得志、徐智铭、魏善臣、王仲殊、赵栓等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组成考古专业队，在河南辉县琉璃阁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考古所第一次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1952年，由中央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中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共同举办的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白老与我国文史界泰斗级大家如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成、夏鼐等人一起为被当时文博界称为“黄埔四期”（1952—1955年，共办四届，约303人）的学员们授课，白老主讲“田野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课后带领学员们开赴河南郑州二里岗和洛阳烧沟遗址进行现场实习。新中国成立初期，白老经常应北大邀请，为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天之骄子”们授课。1956年，白老参加中科院考古所组建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赴河南三门峡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同年4月，白老收到中科院考古所夏鼐副所长的加急电报并火速赶回北京，在夏鼐办公室接受所长指示：“周总理已经同意了，正式发掘长陵前，先搞试掘，取得经验后再开发长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正式核准开发皇陵的一个项目，以国家行为主动发掘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史无前列。这项任务使夏鼐先生备感责任重大，由于夏先生工作繁忙，难以脱身专抓定陵现场发掘工作，故全力物色一位能够代表他并能胜任现场发掘指挥的人选，最终把目标锁定在富有田野考古发掘经验并被誉为“一代田野考古发掘大师”的白老身上。1956年5月17日，定陵田野考古发掘的大幕徐徐拉开，白老在定陵首次采用“探沟法”进行发掘，可以说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科学发掘皇陵的首创。从1957年9月完成地面土方工程，到1958年7月结束玄宫内器物清理工作，前后两年零两个月，用工两万余，耗资40余万元，出土各类文物总计2648件。夏鼐先生对定陵发掘做了总结，“定陵发掘创造了两个毫发无损：庞中威探险，人———毫发无损！白老打开大石门，物———毫发无损”。解放后的十年间是白老考古事业奋发有为、广种博收的季节。定陵发掘可以说是他在谢幕之前的一场精彩表演。1959年，白老退休。 退休后的白老经常应北大邀请给学子们授课，并亲自带领他们到考古发掘现场实习。他还应邀参加我国考古项目，如1960年，山西侯马考古发掘等；文革期间，白老身心受到重创，因他在发掘定陵时与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常有接触，说他是吴晗线上的人。最终导致神经错乱。1966年10月的一天，白老在去医院看病途中被一辆大汽车撞倒在地，头、锁骨、肋骨及腰全部撞坏，经医生全力抢救和家人精心照料不仅脱离了危险而且出现了奇迹，也许是好人有好报，白老的神智与身体渐渐地恢复了正常。1970年，白老在平静中走完他人生的坦途。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能有机会参与到我国最重要并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项目，应该是人生中的幸事，白老就是这样一位考古前辈：解放前，参与北京周口店、河南仰韶、甘青地区众多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古遗址，内蒙、新疆楼兰、罗布泊、陕西宝鸡斗鸡台。解放后，参与河南辉县琉璃阁，培训全国考古工作人员，河南三门峡，北京定陵等我国重点考古项目的发现与发掘工作。在工作中，白老有幸结识了许多世界与中国文史界顶级人物并与他们并肩协作，如安特生、丁长江、袁复礼、黄文弼、斯文·赫定、徐炳昶、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成、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马得志、徐智铭、魏善臣、王仲殊、赵栓等等。白老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考古事业。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我由衷地为他老人家一生所从事的考古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深感自豪与骄傲。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凄厉粗暴的野风，锤炼了他的神智，铸就了他的体魄。早期投身实践，却无情占有了他理论学习的大量时间。就这样一位曾经跋涉大漠、闯荡戈壁、历尽艰辛，穿越在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他像一匹被考古事业驱赶的始终向前奔驰而无法停息下来的老马，为中国考古事业奉献一生的人，最后竟没有留下任何遗物，甚至没留下一篇文章，比起今天有些靠关系、假学历和剽窃别人成果而获得的教授、专家们来说，他是否显得更加伟岸与高大？任何事情都似乎没有完美性，抑或可以说完美是一种理想，不完美才是推动完美的永恒力量。他像春蚕吐丝，像蜡烛燃烧，默默无闻地奉献，又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华夏神州不就是因为有着无数这样默默无闻的炎黄子孙，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才得以繁衍生息吗？他们创造了历史，书写了历史，他们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望着白老被无情岁月摧残的满头谢顶的老照片，和那面部上被凛冽刺骨的狂风无情雕琢的条条皱纹，还有那被肆虐寒彻的雨雪磨砺的心脑和处处疲惫的躯体，体悟出考古先驱走过的高山、湖泊、沙漠和草原，他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的寂寞、困惑、生死线上挣扎的故事，内心感到无限的酸楚。
年轻时的白老在祖国大地经受了大自然的考验，他最先接触周口店“北京猿人”和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青铜时代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中年后的明代皇陵等古代遗迹，亲眼目睹了常人难以见到的楼兰古城、罗布泊以及祖国的壮美山河……他的学识随着探索步伐的深入而日益提升。
80多年前，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尚属历史空白，当时关于田野考古发掘毫无经验可谈。直到二十世纪20年代，由安特生发现了仰韶遗址，并组织考古发掘，便预示着中国近现代至此拉开了考古学的序幕，把中国远古文明的探索与研究纳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中前进的。安特生也由此被人们誉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
当前科学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认为最先意识到周口店遗址重要科学价值的就是那位世界著名的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两颗北京猿人牙齿和他首次向世界公布了周口店遗址的发现，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刘大有在《安特生评传》一书中写到：“1918年2月，安特生经在京任教的瑞典化学家麦格雷格·吉伯（J.Megregor.Gibb）介绍，首次在周口店洞穴中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1921年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此发掘又经当地群众介绍找到丰富的猪下颌骨等化石的出土点‘老牛沟’。1926年10月22日，在陪瑞典王储访华在北平学术团体的欢迎大会上，他郑重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的消息，……才拉开了发现‘中国猿人’化石的序幕”。白老在周口店遗址的发现发掘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特生全名约翰·古纳。安特生（Joham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874年出生于瑞典纳克省奥里不罗市的乡村，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1900年在瑞典主持第11届万国地质大会的召开。1902年取得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先后参加了南北极考察活动。1906年任该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图二、安特生晚年像）。
从1914年至1925年，中国政府采纳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邀请他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协助中国专家进行地质、矿物、古代生物和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仰韶文化”享誉世界，最早就是经过他的发掘而命名的。
在1921年仰韶遗址发掘之前，我国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有新石器时代遗存，有些外国学者或传教士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和石器时代，后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起初，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彩陶与亚诺文化彩陶有非常相似之处。由此，他提出一个推断，中国彩陶文化可能源于西方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学术观点，此说提出后，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和激烈争论。尽管几年后，于1925年，安特生通过《甘肃考古记》，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更正，否定了前面推测的中国文化源于新疆的假说。又在1943年他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上再次更正了自己的看法，得出了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也意味着他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当他发现自己的学术推断出现错误时，却毫不犹豫地进行更正，这也是他高风亮节的一种学术勇气与风范，但这种批评至今余波未消。其实，许多人并未详细了解他后来的著述，只是一味地责难这位启蒙者。人们对于许多怀有不良动机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给予批评，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强盗，打着文化考察的幌子，在中国大地上大肆盗掘中国文化瑰宝。国人对于列强侵略的义愤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初次来华的安特生并将其归为同类是可以理解的。但安特生和那些强盗们截然不同，他到中国各地进行的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都是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经过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不仅说明我国存在着非常发达并富有自己特色的新石器文化，而且是世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那些主张中国无石器时代的悖论不攻自破。此后，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才逐渐开展起来，并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逐步建立了中国考古体系，使中国考古学成为当代众多学科中的重要一支。而新石器时代的发掘与研究为探讨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夏商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实地考察和考古发掘，安特生出版了《中国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纪》、《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朱家寨遗址》等多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考古著作。作为一位友好使者，他没有辜负中、瑞两国人民的殷切期望，他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座丰碑，世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
斯文·赫定（1865.2.19.—1952.11.26），是瑞典著名考古探险家、地理学家、地形学家。他从16岁从事探险生涯，曾五次来中国西部探险，对神秘的东方古国情有独钟。1895年，他一人首次来到喀什考察，穿越了世界第二大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1899—1902年他第二次来华考察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1905—1908年在罗布泊考察。1927—1933年，带领“中瑞西北联合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北部进行考察，此次考察大部分地区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条件极其恶劣，使人难以适应。白老及全体队员们常年风餐露宿，但大家憋足一股劲，一定要为祖国争光，再苦再累也心甘。
参与斗鸡台考古发掘，无疑为白老的考古生涯又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庞中威在《定陵发掘亲历记》中写道：“白老……跟苏秉琦调查发掘过宝鸡斗鸡台……这些在中国考古史上有着深远意义的大事，他都参加过”。这次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考古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夏鼐所长的领导下，定陵考古发掘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白老是功不可没的。
明十三陵，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的陵墓群，面积120平方公里，坐落在北京昌平北天寿山附近。在绿树浓荫之中，一座座红墙黄瓦的陵园建筑，檐牙交啄，金碧辉煌，显得格外肃穆庄严。从明成祖朱棣到思宗朱由检14帝，除景泰帝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陵都在此营葬，成为明代成祖以后诸皇帝的陵墓区，总称十三陵。
定陵是十三陵中所营建的第十座陵墓，又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墓之一。始建于1584年，1590年建成，耗时6年整。陵墓建成时万历皇帝只有28岁，到1620年正式启用，整整闲置30年之久。定陵占地18万平方米，地宫距地面约20米，面积约1195平方米，全部用石砌成，内无梁架，为石拱券，相当高大。分设正殿、配殿、前殿和七扇四吨重的汉白玉大门。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三具木棺停放在后殿的棺床上，中为万历皇帝，左侧（北面）为孝端皇后王氏，右侧（南面）为孝靖皇后王氏。棺旁26个红漆木箱装满了奇珍异宝的陪葬品。那些富丽堂皇的金银器和珠宝玉器，精妙绝伦的青花瓷器和绚丽多彩的罗纱织锦以及龙袍、皇冠和凤冠等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为研究明代皇宫奢靡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据资料此建筑工程造价达白银800余万两，人力、物力无法计算。
万历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明穆宗长子。6岁被立为太子，10岁即位，改年号万历。在位长达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朝从十四世纪中叶1368年太祖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至1644年思宗崇祯皇帝上吊死于煤山（景山），时间跨度达276年之久。皇帝传承16代。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祭祀祖先的美德，十分重视亡者埋葬地的风水，葬仪和礼仪，以此来缅怀纪念祖先，希望祖先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庇护。中国传统有厚葬习俗，尤其是身份显赫的人更希望死后能享用生前奢华之物。在封建帝王们看来，陵寝的修建是一件关乎国运兴衰和朝代长久的大事，所以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修建他们的陵墓。然而，帝王陵墓之多，陵寝制度之严谨，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和民族信仰等元素，这是中国丧葬制度的最高表现形式。
白老不仅是“一代田野考古发掘大师”还是文物修复高手，他能把尘封在地下数千年而支离破碎的各类器物修复得天衣无缝，还原其本来面貌。如革命烈士“江姐”被害后的血衣复原工作就是请这位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的白老出色完成的。所谓文物修复，属考古技术范畴，还包含很多其他专业，如绘图、照相、化验等内容。其实在田野发掘时技术人员就要介入，进入室内整理时就已充当主角。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文物大多损坏严重，模糊不清，复原时必须具备深厚而广博的历史学、考古理论、文化人类学、原始艺术等相关的综合知识，对不同文物质地的复原方法与效果处理都能反映出技术人员坚实而过硬的专业功底。尤其针对残损严重的出土文物如陶器、青铜器、金银器、骨器、彩绘木器、丝织品等等复原的要求是十分严谨的，需要全方位综合思考。一件残损严重的特殊文物，在尚未复原前，无论是器物造型与结构还是图案纹样与内容，无人看懂，哪怕你研究学识再深，当看不懂时，将如何研究？只有在技术人员将其复原后的基础上方能进行。所以考古技术工作往往是走在研究之前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对考古研究十分重要的、含有综合文化素质的工作。实际上这种技术性工作不是简单的黏合、拼对与摹绘，而是比一般创作性工作要求更高，更需要有科学依据，要同历史相吻合，又要忠实于历史原貌，既严谨又规范。干技术性工作，不仅要有坚定的信心、一贯的恒心、足够的细心和持久的耐心，并赋予精湛的技艺方能做到。所以考古修复是一项集技术性和研究性很强的工作。当每项考古工作圆满结束时，那一刻白老嘴角露出的是来自心底的微笑，这其中有满足有安慰更有一份责任。苦涩、亲切而难忘。
经过粗略梳理，列出白老参与和主持的我国首次发现发掘的重要考古项目：
一、参与最早考察发掘北京周口店古人类化石；
二、参与最早发现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并命名；
三、参与最早发现发掘“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四、参与最早发现发掘“齐家文化”；
五、参与最早发现发掘“辛店文化”；
六、参与最早发现发掘“卡约文化”；
七、参与我国最早考古学专著的前期发掘工作；
八、参与建国后中科院考古所第一次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
九、指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行为主动发掘皇陵现场；
十、首次采用“探沟法”发掘定陵，是我国考古史上科学发掘皇陵的首创。
多年来，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为我国早期考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从一个山村小伙子成长为一名颇有造诣的田野考古大家，使他成为最先一批接触远古遗迹并以最近距离与原始先祖对话的人，他积累了大量的考古科学数据，为追溯古人类的活动，揭开人类文明的面纱填补了科学空白。白老作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注定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留下他的名字。
考古学是一门探索人类历史的科学。它通过发掘古代人类遗留的文化遗存，认识和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揭示和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给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并指导和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最后用作者的一句话来做文章的结束吧：“……是他们共同奋斗的峥嵘岁月把这一崇高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他们为此奋斗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垂不朽，值得铭记，……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参考文献：
[1]陈仲华.定陵发掘现场指挥———白万玉[M].学苑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2]赵生琛，谢端琚，赵信.青海古代文化[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3]辛光武.高原魂[M].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4]李成虎.悠悠我心从张建青〈青海彩陶收藏与鉴赏〉说起.青海彩陶收藏与鉴赏：探源[M].中国艺术状态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当我深读此书时，我听到了一个静虚之音———喧哗时代下一个清静的声音，那是一个身在闹市，心远当下，以道风禅意的“初心”与芸芸众生感同身受时发出的心声；一个想自己所想，做自己想做，生活在别处却气定神闲的人。一切手段的存在和调用，只是为了营构一种自我追求的境界，一种山水精神的境界，一种博大的抒情气概，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享受，一种使“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的“神”“韵”得以体现的追求，一种平和、纯洁清旷、雅逸的自我风格。
我一直有个看法，无论是哪本书，里面应该包含了他贯穿性的价值观、核心的美学原则和个性的语言风格。因而，作者陈仲华的书及人，都是有个性的。那么个性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艺术表现的个性应该是一个人生命境界的展示，作品不管是博大还是清婉、是厚重还是秀丽、是绚烂还是平淡，那都是源自生命的感动，那是艺术家人生境界的记录。
书中主人公白万玉先生是作者陈仲华女士的亲舅舅。他从16岁起就跟随瑞典著名的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博士踏上了地质勘探与田野考古的科学之路，从此他就迈进了田野考古的大门。
白万玉（1899—1970），字蕴山，河北宣化庞家堡汤池口村人。在中国考古界被尊称为“白老”（以下简称白老）、誉为“一代田野考古发掘大师”。1915年，他跟随安特生进行地质勘探工作；1916年由于袁世凯之死，地质考察因缺经费而停滞。同年6月，安特生团队在山西偶然发现一批古生物化石并与当时地理测绘研究所所长丁长江随即调整了工作重心，将地质考察转向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得到了当时民国农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于是，安特生的考古生涯自此拉开了帷幕。白老也从此转为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室内技术整理相关知识的学习；1918年2月，安特生通过在京任教的瑞典化学家麦格雷格·吉伯（J.Megregor.Gibb）介绍，于3月22日首次在周口店鸡骨山考察并发现古生物化石；1921年，白老跟随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到周口店进行田野发掘，经当地人介绍找到化石出土点“老牛沟”。他们是最早考察发掘北京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并成为发现北京猿人的嚆（hao）矢。他们所做的前期工作为日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出土奠定了坚实而可靠的基础；同年，白老又跟随安特生、袁复礼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最早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与命名。当安特生在图书馆看到1904年美国中亚考察团在俄国土库曼亚诺发现的石器与彩陶共存报告，将仰韶与亚诺的彩陶进行比对后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为摸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选择在两地通道的甘青地区进行深入考察；1923—1924年，安特生以中国政府矿业顾问的身份组队（白老是主要成员之一）在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这次行程到达青海湖南岸，在青海境内首次发现了西宁附近的十里堡、朱家寨，湟中县的卡约、下西河、寺儿寨，民和县的马厂塬、米拉沟、小南庄、黑土庄，贵德县的罗汉堂、何家寺、文昌庙、广培等十多处古遗址。在甘肃境内首次发现了广河县的半山、齐家坪，临洮县的辛店、寺洼山，民勤县的沙井等几处古遗址。结束了黄河、湟水河、洮河三大流域各地古代遗址的发掘。1924年，白老受安特生重托与期望独立进入渭水流域的天水进行田野考古调查。他在秦州七里墩发现几处齐家文化遗址，罗玉沟烟铺下、石桥镇白蛇坡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对天水南乡礼县进行了考古调查。期间采集一件马家窑文化的鸟纹彩陶瓶，被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1927—1933年，经安特生推荐，白老又跟随另一位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先生参加由徐炳昶（chang）为中方团长、斯文·赫定为瑞方团长的“中瑞西北联合科学考察团”。考察团于1927年5月9日由北京出发，穿越内蒙、新疆等地，挺进楼兰、罗布泊进行探险与田野考古发掘。白老以冻掉一根手指为代价与团队成员出色圆满地完成了此次考察任务，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刮目相看；1934—1937年，由民国北平研究院和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建的考古会，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弯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田野考古发掘。白老和苏秉琦先生一起参加了这次发掘。期间，因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研究院迁徙等原因，此次发掘未按原计划完成而告终。发掘资料由北平、陕西各分一部分，另有一部分古物陷入敌伪手中，给后期资料整理工作造成诸多不便。后经苏秉琦先生努力写出《斗鸡台戴家弯研究》初稿，交香港商务印书馆，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书稿下落不明，令人惋惜。直到1954年才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报告付印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考古学报告，为中国科学考古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老回到家乡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在龙关周边地区与日本鬼子斗争达几年之久。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考古所）于1950年8月1日建立，白老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到考古所，任技佐。同年10月，白老与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马得志、徐智铭、魏善臣、王仲殊、赵栓等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组成考古专业队，在河南辉县琉璃阁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考古所第一次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1952年，由中央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中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共同举办的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白老与我国文史界泰斗级大家如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成、夏鼐等人一起为被当时文博界称为“黄埔四期”（1952—1955年，共办四届，约303人）的学员们授课，白老主讲“田野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课后带领学员们开赴河南郑州二里岗和洛阳烧沟遗址进行现场实习。新中国成立初期，白老经常应北大邀请，为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天之骄子”们授课。1956年，白老参加中科院考古所组建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赴河南三门峡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同年4月，白老收到中科院考古所夏鼐副所长的加急电报并火速赶回北京，在夏鼐办公室接受所长指示：“周总理已经同意了，正式发掘长陵前，先搞试掘，取得经验后再开发长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正式核准开发皇陵的一个项目，以国家行为主动发掘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史无前列。这项任务使夏鼐先生备感责任重大，由于夏先生工作繁忙，难以脱身专抓定陵现场发掘工作，故全力物色一位能够代表他并能胜任现场发掘指挥的人选，最终把目标锁定在富有田野考古发掘经验并被誉为“一代田野考古发掘大师”的白老身上。1956年5月17日，定陵田野考古发掘的大幕徐徐拉开，白老在定陵首次采用“探沟法”进行发掘，可以说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科学发掘皇陵的首创。从1957年9月完成地面土方工程，到1958年7月结束玄宫内器物清理工作，前后两年零两个月，用工两万余，耗资40余万元，出土各类文物总计2648件。夏鼐先生对定陵发掘做了总结，“定陵发掘创造了两个毫发无损：庞中威探险，人———毫发无损！白老打开大石门，物———毫发无损”。解放后的十年间是白老考古事业奋发有为、广种博收的季节。定陵发掘可以说是他在谢幕之前的一场精彩表演。1959年，白老退休。 退休后的白老经常应北大邀请给学子们授课，并亲自带领他们到考古发掘现场实习。他还应邀参加我国考古项目，如1960年，山西侯马考古发掘等；文革期间，白老身心受到重创，因他在发掘定陵时与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常有接触，说他是吴晗线上的人。最终导致神经错乱。1966年10月的一天，白老在去医院看病途中被一辆大汽车撞倒在地，头、锁骨、肋骨及腰全部撞坏，经医生全力抢救和家人精心照料不仅脱离了危险而且出现了奇迹，也许是好人有好报，白老的神智与身体渐渐地恢复了正常。1970年，白老在平静中走完他人生的坦途。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能有机会参与到我国最重要并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项目，应该是人生中的幸事，白老就是这样一位考古前辈：解放前，参与北京周口店、河南仰韶、甘青地区众多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古遗址，内蒙、新疆楼兰、罗布泊、陕西宝鸡斗鸡台。解放后，参与河南辉县琉璃阁，培训全国考古工作人员，河南三门峡，北京定陵等我国重点考古项目的发现与发掘工作。在工作中，白老有幸结识了许多世界与中国文史界顶级人物并与他们并肩协作，如安特生、丁长江、袁复礼、黄文弼、斯文·赫定、徐炳昶、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成、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马得志、徐智铭、魏善臣、王仲殊、赵栓等等。白老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考古事业。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我由衷地为他老人家一生所从事的考古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深感自豪与骄傲。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凄厉粗暴的野风，锤炼了他的神智，铸就了他的体魄。早期投身实践，却无情占有了他理论学习的大量时间。就这样一位曾经跋涉大漠、闯荡戈壁、历尽艰辛，穿越在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他像一匹被考古事业驱赶的始终向前奔驰而无法停息下来的老马，为中国考古事业奉献一生的人，最后竟没有留下任何遗物，甚至没留下一篇文章，比起今天有些靠关系、假学历和剽窃别人成果而获得的教授、专家们来说，他是否显得更加伟岸与高大？任何事情都似乎没有完美性，抑或可以说完美是一种理想，不完美才是推动完美的永恒力量。他像春蚕吐丝，像蜡烛燃烧，默默无闻地奉献，又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华夏神州不就是因为有着无数这样默默无闻的炎黄子孙，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才得以繁衍生息吗？他们创造了历史，书写了历史，他们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望着白老被无情岁月摧残的满头谢顶的老照片，和那面部上被凛冽刺骨的狂风无情雕琢的条条皱纹，还有那被肆虐寒彻的雨雪磨砺的心脑和处处疲惫的躯体，体悟出考古先驱走过的高山、湖泊、沙漠和草原，他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的寂寞、困惑、生死线上挣扎的故事，内心感到无限的酸楚。
年轻时的白老在祖国大地经受了大自然的考验，他最先接触周口店“北京猿人”和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青铜时代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中年后的明代皇陵等古代遗迹，亲眼目睹了常人难以见到的楼兰古城、罗布泊以及祖国的壮美山河……他的学识随着探索步伐的深入而日益提升。
80多年前，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尚属历史空白，当时关于田野考古发掘毫无经验可谈。直到二十世纪20年代，由安特生发现了仰韶遗址，并组织考古发掘，便预示着中国近现代至此拉开了考古学的序幕，把中国远古文明的探索与研究纳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中前进的。安特生也由此被人们誉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
当前科学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认为最先意识到周口店遗址重要科学价值的就是那位世界著名的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两颗北京猿人牙齿和他首次向世界公布了周口店遗址的发现，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刘大有在《安特生评传》一书中写到：“1918年2月，安特生经在京任教的瑞典化学家麦格雷格·吉伯（J.Megregor.Gibb）介绍，首次在周口店洞穴中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1921年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此发掘又经当地群众介绍找到丰富的猪下颌骨等化石的出土点‘老牛沟’。1926年10月22日，在陪瑞典王储访华在北平学术团体的欢迎大会上，他郑重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的消息，……才拉开了发现‘中国猿人’化石的序幕”。白老在周口店遗址的发现发掘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特生全名约翰·古纳。安特生（Joham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874年出生于瑞典纳克省奥里不罗市的乡村，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1900年在瑞典主持第11届万国地质大会的召开。1902年取得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先后参加了南北极考察活动。1906年任该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图二、安特生晚年像）。
从1914年至1925年，中国政府采纳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邀请他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协助中国专家进行地质、矿物、古代生物和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仰韶文化”享誉世界，最早就是经过他的发掘而命名的。
在1921年仰韶遗址发掘之前，我国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有新石器时代遗存，有些外国学者或传教士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和石器时代，后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起初，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彩陶与亚诺文化彩陶有非常相似之处。由此，他提出一个推断，中国彩陶文化可能源于西方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学术观点，此说提出后，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和激烈争论。尽管几年后，于1925年，安特生通过《甘肃考古记》，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更正，否定了前面推测的中国文化源于新疆的假说。又在1943年他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上再次更正了自己的看法，得出了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也意味着他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当他发现自己的学术推断出现错误时，却毫不犹豫地进行更正，这也是他高风亮节的一种学术勇气与风范，但这种批评至今余波未消。其实，许多人并未详细了解他后来的著述，只是一味地责难这位启蒙者。人们对于许多怀有不良动机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给予批评，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强盗，打着文化考察的幌子，在中国大地上大肆盗掘中国文化瑰宝。国人对于列强侵略的义愤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初次来华的安特生并将其归为同类是可以理解的。但安特生和那些强盗们截然不同，他到中国各地进行的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都是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经过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不仅说明我国存在着非常发达并富有自己特色的新石器文化，而且是世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那些主张中国无石器时代的悖论不攻自破。此后，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才逐渐开展起来，并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逐步建立了中国考古体系，使中国考古学成为当代众多学科中的重要一支。而新石器时代的发掘与研究为探讨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夏商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实地考察和考古发掘，安特生出版了《中国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纪》、《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朱家寨遗址》等多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考古著作。作为一位友好使者，他没有辜负中、瑞两国人民的殷切期望，他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座丰碑，世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
斯文·赫定（1865.2.19.—1952.11.26），是瑞典著名考古探险家、地理学家、地形学家。他从16岁从事探险生涯，曾五次来中国西部探险，对神秘的东方古国情有独钟。1895年，他一人首次来到喀什考察，穿越了世界第二大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1899—1902年他第二次来华考察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1905—1908年在罗布泊考察。1927—1933年，带领“中瑞西北联合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北部进行考察，此次考察大部分地区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条件极其恶劣，使人难以适应。白老及全体队员们常年风餐露宿，但大家憋足一股劲，一定要为祖国争光，再苦再累也心甘。
参与斗鸡台考古发掘，无疑为白老的考古生涯又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庞中威在《定陵发掘亲历记》中写道：“白老……跟苏秉琦调查发掘过宝鸡斗鸡台……这些在中国考古史上有着深远意义的大事，他都参加过”。这次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考古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夏鼐所长的领导下，定陵考古发掘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白老是功不可没的。
明十三陵，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的陵墓群，面积120平方公里，坐落在北京昌平北天寿山附近。在绿树浓荫之中，一座座红墙黄瓦的陵园建筑，檐牙交啄，金碧辉煌，显得格外肃穆庄严。从明成祖朱棣到思宗朱由检14帝，除景泰帝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陵都在此营葬，成为明代成祖以后诸皇帝的陵墓区，总称十三陵。
定陵是十三陵中所营建的第十座陵墓，又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墓之一。始建于1584年，1590年建成，耗时6年整。陵墓建成时万历皇帝只有28岁，到1620年正式启用，整整闲置30年之久。定陵占地18万平方米，地宫距地面约20米，面积约1195平方米，全部用石砌成，内无梁架，为石拱券，相当高大。分设正殿、配殿、前殿和七扇四吨重的汉白玉大门。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三具木棺停放在后殿的棺床上，中为万历皇帝，左侧（北面）为孝端皇后王氏，右侧（南面）为孝靖皇后王氏。棺旁26个红漆木箱装满了奇珍异宝的陪葬品。那些富丽堂皇的金银器和珠宝玉器，精妙绝伦的青花瓷器和绚丽多彩的罗纱织锦以及龙袍、皇冠和凤冠等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为研究明代皇宫奢靡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据资料此建筑工程造价达白银800余万两，人力、物力无法计算。
万历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明穆宗长子。6岁被立为太子，10岁即位，改年号万历。在位长达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朝从十四世纪中叶1368年太祖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至1644年思宗崇祯皇帝上吊死于煤山（景山），时间跨度达276年之久。皇帝传承16代。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祭祀祖先的美德，十分重视亡者埋葬地的风水，葬仪和礼仪，以此来缅怀纪念祖先，希望祖先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庇护。中国传统有厚葬习俗，尤其是身份显赫的人更希望死后能享用生前奢华之物。在封建帝王们看来，陵寝的修建是一件关乎国运兴衰和朝代长久的大事，所以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修建他们的陵墓。然而，帝王陵墓之多，陵寝制度之严谨，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和民族信仰等元素，这是中国丧葬制度的最高表现形式。
白老不仅是“一代田野考古发掘大师”还是文物修复高手，他能把尘封在地下数千年而支离破碎的各类器物修复得天衣无缝，还原其本来面貌。如革命烈士“江姐”被害后的血衣复原工作就是请这位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的白老出色完成的。所谓文物修复，属考古技术范畴，还包含很多其他专业，如绘图、照相、化验等内容。其实在田野发掘时技术人员就要介入，进入室内整理时就已充当主角。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文物大多损坏严重，模糊不清，复原时必须具备深厚而广博的历史学、考古理论、文化人类学、原始艺术等相关的综合知识，对不同文物质地的复原方法与效果处理都能反映出技术人员坚实而过硬的专业功底。尤其针对残损严重的出土文物如陶器、青铜器、金银器、骨器、彩绘木器、丝织品等等复原的要求是十分严谨的，需要全方位综合思考。一件残损严重的特殊文物，在尚未复原前，无论是器物造型与结构还是图案纹样与内容，无人看懂，哪怕你研究学识再深，当看不懂时，将如何研究？只有在技术人员将其复原后的基础上方能进行。所以考古技术工作往往是走在研究之前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对考古研究十分重要的、含有综合文化素质的工作。实际上这种技术性工作不是简单的黏合、拼对与摹绘，而是比一般创作性工作要求更高，更需要有科学依据，要同历史相吻合，又要忠实于历史原貌，既严谨又规范。干技术性工作，不仅要有坚定的信心、一贯的恒心、足够的细心和持久的耐心，并赋予精湛的技艺方能做到。所以考古修复是一项集技术性和研究性很强的工作。当每项考古工作圆满结束时，那一刻白老嘴角露出的是来自心底的微笑，这其中有满足有安慰更有一份责任。苦涩、亲切而难忘。
经过粗略梳理，列出白老参与和主持的我国首次发现发掘的重要考古项目：
一、参与最早考察发掘北京周口店古人类化石；
二、参与最早发现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并命名；
三、参与最早发现发掘“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四、参与最早发现发掘“齐家文化”；
五、参与最早发现发掘“辛店文化”；
六、参与最早发现发掘“卡约文化”；
七、参与我国最早考古学专著的前期发掘工作；
八、参与建国后中科院考古所第一次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
九、指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行为主动发掘皇陵现场；
十、首次采用“探沟法”发掘定陵，是我国考古史上科学发掘皇陵的首创。
多年来，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为我国早期考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从一个山村小伙子成长为一名颇有造诣的田野考古大家，使他成为最先一批接触远古遗迹并以最近距离与原始先祖对话的人，他积累了大量的考古科学数据，为追溯古人类的活动，揭开人类文明的面纱填补了科学空白。白老作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注定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留下他的名字。
考古学是一门探索人类历史的科学。它通过发掘古代人类遗留的文化遗存，认识和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揭示和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给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并指导和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最后用作者的一句话来做文章的结束吧：“……是他们共同奋斗的峥嵘岁月把这一崇高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他们为此奋斗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垂不朽，值得铭记，……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参考文献：
[1]陈仲华.定陵发掘现场指挥———白万玉[M].学苑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2]赵生琛，谢端琚，赵信.青海古代文化[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3]辛光武.高原魂[M].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4]李成虎.悠悠我心从张建青〈青海彩陶收藏与鉴赏〉说起.青海彩陶收藏与鉴赏：探源[M].中国艺术状态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