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科学理性的异化并非一蹴而就，其出现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完成的。在胡塞尔那个科学理性泛滥的时代，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科学理性的异化”。胡塞尔指出，科学理性的异化使得科学理性异变为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摒弃，并试图通过他的超越论现象学来解决异化问题。因此，他将生活世界规定为主观现象的领域，希望通过悬隔客观科学的态度回归生活世界，以便克服科学理性异化带来的丧失人性和生活意义等现代性问题。
关键词：异化；科学理性；生活世界
一、胡塞尔对科学理性异化的界定
“异化（Alteration）”是哲学和法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的一个概念，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涵，因而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关注过“异化”现象，并相应地提出过符合时代特征的“异化”理论。现今大多数学者认为卢梭是使用“异化”概念的先驱。因为他用其来研究世俗社会（政治社会）的演化过程，因而这种异化属于“世俗社会的异化”。黑格尔是至今被公认的将“异化”概念当作专门的概念引进哲学的第一人。在其《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需通过“异化”回归自身，因此属于“绝对精神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劳动异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剥削，也使得“异化”现象备受现今中国学术界的热议。
胡塞尔与上述三者理解的“异化”概念有一定相同之处。例如，卢梭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经意识到理性发展本身的悖论，这与胡塞尔有不谋而合之处；黑格尔和胡塞尔在对待异化问题上有殊途同归之感，二者都最终达到一种主观性，都将异化的最终解决表现为对“自我”的回归；而在对待异化的必然性上，马克思和胡塞尔有一致态度，认为异化现象未必一定出现。
尽管如此，其差异性还是十分显著的。胡塞尔身处实证主义盛行甚至泛滥的时代，他预见了欧洲科学危机的到来。作为现象学的创始者，他从现象学超验论（主观性、意向性）的角度理解近代欧洲科学或者说欧洲人的精神危机，而这样一种危机正是“科学理性的异化”造成的恶果。胡塞尔在《危机》①中对欧洲文明危机的分析体现了“科学理性的异化”过程，而他对“异化”一词的明确阐述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基点。
在胡塞尔看来，首先，“变异（Alteration）”②指“其他化”，即“作为对‘他我’之当下化的术语”。因此，是在意识领域中的经验通过感知而形成的一种“对他人的想象”的“样式变化”。[1](P32)其次，“异化（Entfremdung）”③与“陌生感知”有关，主要是指“去陌生化”。这就意味着通过结对的类比而将自己置入到作为陌生者的“他人”之中，同感“他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将“陌生”转变为“本己”。[1](P125)胡塞尔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通过超验现象学方法，最终消除异化现象的基础，其动机就是要克服近代以来欧洲科学的危机。因为在那个科学理性泛滥的时代，导致这种危机的具体异化形式就是“科学理性的异化”。
胡塞尔预见了当时欧洲科学危机的到来，并认为这是欧洲人生活的危机，这关系到整个意识领域的欧洲人的精神——理性的理念或哲学精神——要求人自身达到一种普遍与永恒的理想。而这种理性本身具有不明晰性和多义性，从而潜藏着一种“异化”的可能性，即是说容易陷入片面性和过早满足的危险，最终失去生活的根基和人的本性。他明确指出，“科学发生了本质变化，使科学的理念受到实证主义的限制，科学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意义，避开了对真正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2](P655)而近代以来，这种片面性危险主要表现为朴素性——客观主义——其根源在于“误入歧途的理性主义”。
在近代，异化的形式主要为“科学理性的异化”，它的外在形式为实证主义或物理-心理主义等客观主义思潮。当然，胡塞尔并不否认科学的实证主义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使得人们在行为和方法上更有效果。“对于一切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借以获得其意义和可能性的基本‘内在性’方法的认识，对于自然科学家和每一个客观的科学家，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2](P230)但是，胡塞尔同时指出，“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在我们生存的危机时刻，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2](P16)这就意味着，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症结就在于误把“客观经验”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自明性，科学理性成为了生活世界的“先入之见”。因而，人们在科学理性的诱导下抛弃了人的主观性问题，放弃了对自身的思考。诚如胡塞尔所说，“哲学本身成为问题，首先是以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形式成了问题，这涉及到全部理性问题的潜在意义和可能性。”[2](P655)
二、胡塞尔对科学理性异化过程的分析
科学理性的异化并非一蹴而就，其出现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完成的。在胡塞尔看来，这一种异化潜藏在对伽利略“自然数学化”思想的未查明的动机中。
（一）科学理性“潜在”的异化：伽利略的“自然数学化”
胡塞尔指出，“由于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2](P33)不可否认，伽利略的科学思想为科学脱离神学的束缚和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框架提供了武器，不但激发了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也为以后的科学发现奠定了基础。牛顿是站在伽利略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的更远的人，而现代的各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也在使用数学。作为数学家的马克思也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5]（P871）
但是，在胡塞尔看来，“伽利略的理念是一种假说，……，尽管有证明，这假说依然是而且永远是假说；这种证明是一个无穷的证明过程。”[2](P56)因而，他认为，伽利略的“自然数学化”与测量技术相结合形成一种“公式化”的普遍理念，这种普遍理念主要是指归纳性的恒常形式，但是，它作为一种假说却被冠上“不言而喻”的“自明性”。正是在这样一种假说之上，整个自然科学不断向前发展，并且提供出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的越来越正确的“表象”。
胡塞尔不仅看到了这种“假说”的不可靠性，而且也指出一种“公式化”的习惯一旦形成，即是说将公式的理念运用于生活世界，且在这种运用过程中将理念不断技术化，就潜藏着将人也技术化的危险。这种技术化的危险，从伽利略的思想中来看，主要是“数学的自然科学由于技术化而被抽空意义”。[2](P60)因此，一种“异化”潜藏在其中，在伽利略式的科学理性的演变中，挖空了纯粹的几何学的思维，也挖空了自然科学的思维。这种潜藏的“异化”同样可以采用自然科学通常所特有的一切方法，因而在一种未被阐明的情况下将自然变成了机械的。“一切方法本质上还有一种倾向，即随着技术化而变得肤浅化。”[2](P63)
至此，建立于伽利略式假说之上的自然科学的意义被掩盖，人们开始不假思索的利用公式和技术获得自身所需要的东西。正是这样一种被误以为的“不言而喻性”使得科学理性在一种“抽空”人性，“抽空”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状况下被“异化”了。
（二）科学理性的异化的表现
胡塞尔认为，伽利略的未被阐明的动机到了近代被笛卡尔的“我思”发掘出来，但当时的哲学家都没有真正直面这个最大的“谜”。这样的理论基础造就了对科学理性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摒弃。因此，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如同伽利略的假说一样，是在有“先入之见”的无基础状况下进行的研究，因此就像“空中楼阁”一样，经不起对其前提和基础的追问。而这种“先入之见”的假设抛弃了人性和生活世界的意义，它是科学理性异化的关键。
科学理性的异化是胡塞尔在批判实证主义④的过程中发现并表达出来的。其批判的基点就是实证主义最核心的主张——经验证实原则。这种原则规定：“一切科学的语句或命题都必须是能被经验证实或者证伪的，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命题，必须被拒斥于科学之外。”[3](P2)为此，胡塞尔毫不客气的指出“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2](P19) 经验证实原则是实证主义的基础，因此，实证主义的特征就是“它在由经验不言而喻地预先给定的世界基础上活动。并且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追问对这个世界，对每一个理性的存在者，都无条件有效的东西，追问这个世界本身是什么。”[2](P87)在这样一种理解下，只要是不能由事实的标准做出结论的问题，都不是科学问题。关于人的普遍知识，关于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问题在此都变得毫无意义，科学也就使得人类不再重视与自己的存在息息相关的真正问题，使人类遗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科学理性不再重视理性自身的思辨过程和形而上学的目的，而是将自身束缚在“经验”范围之内，使得欧洲人的精神和生活失去了根据和意义。因此，科学理性发生了异化。
科学理性的发展揭示了这样一种悖论：科学理性的高扬是为了将人类从迷信和恐惧中解放出来，但它的片面发展，它对感性的遮蔽，却给人性重新戴上了枷锁，形而上学退化为神话。胡塞尔清醒地认识到，仅有如实证主义这种论证客观世界的合理性价值而缺乏精神价值的人性是不健全的,将认知限制于“经验”范围之内，单纯依靠逻辑论证和实验数据与事实的吻合程度无法判定人的精神和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这种悖论就是科学理性异化的结果。
现实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科学”的冠名下形成的，这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等科学理性异化的主导因素得以被推崇的必然结果。如弗洛姆所言：“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4]（P370）科学理性带给人们多姿多彩的现代生活的背后，是异化给人类展示出不为人所控制的生存惨景。灭绝性的种族屠杀，世界性或区域性的战争，生态的进一步恶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能源危机，从人类理性中脱壳的文化异变，生活方式的简单化、技术化和虚拟化，人道主义掩盖下的霸权主义，人性的压抑，道德的沦丧和信仰缺失等都显示了科学理性异化带来的人类生存方式和状态的恶化。人类发展技术和工具的初衷应是成为辅助人们追求自身生存、发展和价值的手段。但是，当人们盲目的扩大科学理性的支配权限后发现自身已经无法控制其变异带来的危险。“20世纪本应是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哲学结出累累‘自由’和‘解放’硕果的时代。然而，结出的‘硕果’却变成了恶果，很难说是科学理性的收获还是科学理性的报复。”[6]
这就是胡塞尔所预见的，并且是现今真实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他看来，抛弃本性而生活在没有根基的客观世界之中是过于轻率的态度和对生活的不负责任。作为“人类公仆”的哲学家，胡塞尔试图通过对主观性的考察恢复哲学的自明性作为科学理性的前提和基础，并且让人将自己理解为对他固有的人的存在负责任的人，将自己理解为有责任过一种本真生活的人，理解为根据科学理性而非其异化形式而生活的人。
三、胡塞尔对科学理性异化问题的解决
在数字化与测量精确化的过程中，人失去了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科学理性的异化，使人满足于“朴素性”生活的“幸福”中，忘记了人的本质——主观性。欧洲人最终生活在没有人性基础的“技术化”或“工具化”的世界里，因而失去了自我，失掉了信仰。这时，科学理性在面临“危机”的同时，现代文明危机也随之到来。人类对商品利益的无限、盲目追求，而对人生价值的忽视，造成人性的丧失和对责任感的丢弃。
（一）将目光转向“生活世界”
胡塞尔预见了科学理性的异化，并试图通过他的超越论现象学来解决异化问题。在超越论现象学中，理论的兴趣是指向主观的东西，并认为这是为科学提供自明性的基础和前提。而生活世界对于在其中生活的人来说具有恒常的存在意义，因此，他将生活世界也规定为主观现象的领域，希望通过悬隔客观科学的态度回归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的概念是胡塞尔《危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角度让“生活世界”获得了这样一个功能，即“它使构造成就的整个阶段构造进入到发生性的奠基联系之中，并且使现象学思维的各种不同问题领域成为普全的统一性。因此，生活世界的概念使现象学有可能作为普全的、最终论证性的先验哲学得以完善。” [1]P273因而，只有将目光转向“生活世界”才能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活生生的人和世界不仅仅在逻辑证明之中，不仅仅在数字范围之内，它在这些科学理性潜在的异化出现以前就必然地预先在那里了。因此在客观科学之外还有更多属于我们人自身的东西，正如胡塞尔自己举出的例子那样：对于“素质”来说，我们是很难用数字或实验来论证的。
鉴于此，只有将目光转向“生活世界”，人们才能“清醒的生活”，即“对世界是清醒的，经常地现实地‘意识到’世界，以及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的自己本身，现实地体验到并且现实地实行对世界之存在的确信,……，生活总是在对世界的确信中的生活。”[2]P173
（二）通过悬隔的态度，达到生活世界
胡塞尔认为“人并不总是具有科学兴趣，即使是科学家也并不总是埋头于科学研究。”[2](P149)活生生的世界先于科学理性而存在，因此在前科学的阶段（主要指伽利略之前的阶段）人们照样可以提出关于生活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问题。胡塞尔相信，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直观直接感受这个世界，悬隔一切客观科学的意见和认识，从而更加全面的考察具有人的精神存在的生活世界。胡塞尔承认，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实行现象学的悬隔之时显然仍是站在世界的基础上的。只不过，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实证之后的经验世界，不再是仅凭借科学而来的任何知识作为前提的世界。“对于它们的真理性我们并不表示自己的态度。”[2](P178)
因而，需要一种态度——克制的态度对待自然世界。正如胡塞尔所说，“当人们以这种方式平淡地生活时，并不需要‘预先给定’这个词，关于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总是现实的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提示。”[2](P176)“可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普遍的悬隔方式，……，正是这样一种总体的实行作为统一的‘自然的态度’，构成‘朴素的’，‘直接的’平淡生活。”[2](P182)无疑，这种超越论的悬隔是一种习惯，它摆脱了偶然性和短暂性，超越普遍的意识生活而达到一种“无我”永恒之境。
通过悬隔，世界变成了现象。一切存在于生活世界，自然世界中的对错、善恶都成为被悬隔的对象，失去了关注的意义。“悬隔引导我们通过自我反思，从我们的意向生活中获取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2](P219)在此，人自身达到了一种空明的境界，处事不惊的风格，和静观其变的态度，让人找回属于自身的意义。外界的压力，生活的欲求都成了悬隔之物，这并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毋宁说它们一直都在，但“于我何加焉？”
参考文献：
[1]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译（修订版）》[M]三联书店 2007.8.
[2][德]胡塞尔著 王炳文译：《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商务印书馆 2001.
[3]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5][德]弗·梅林:《马克思传（上、下）》[M]人民出版社,1965.
[6]李国俊、刘秀岩：《生存论论域的现代性及技术理性批判》[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年 1月.
注 释：
①《危机》指胡塞尔著作《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缩写，题目和下文均以缩写形式表达.
②英文的“异化”，词源为拉丁文“alter”.
③德文中的“异化”，黑格尔、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使用此词，并都被翻译为“异化”，主要指主体客体分离和地位的颠倒.
④指最宽泛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包括第一代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等.
关键词：异化；科学理性；生活世界
一、胡塞尔对科学理性异化的界定
“异化（Alteration）”是哲学和法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的一个概念，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涵，因而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关注过“异化”现象，并相应地提出过符合时代特征的“异化”理论。现今大多数学者认为卢梭是使用“异化”概念的先驱。因为他用其来研究世俗社会（政治社会）的演化过程，因而这种异化属于“世俗社会的异化”。黑格尔是至今被公认的将“异化”概念当作专门的概念引进哲学的第一人。在其《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需通过“异化”回归自身，因此属于“绝对精神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劳动异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剥削，也使得“异化”现象备受现今中国学术界的热议。
胡塞尔与上述三者理解的“异化”概念有一定相同之处。例如，卢梭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经意识到理性发展本身的悖论，这与胡塞尔有不谋而合之处；黑格尔和胡塞尔在对待异化问题上有殊途同归之感，二者都最终达到一种主观性，都将异化的最终解决表现为对“自我”的回归；而在对待异化的必然性上，马克思和胡塞尔有一致态度，认为异化现象未必一定出现。
尽管如此，其差异性还是十分显著的。胡塞尔身处实证主义盛行甚至泛滥的时代，他预见了欧洲科学危机的到来。作为现象学的创始者，他从现象学超验论（主观性、意向性）的角度理解近代欧洲科学或者说欧洲人的精神危机，而这样一种危机正是“科学理性的异化”造成的恶果。胡塞尔在《危机》①中对欧洲文明危机的分析体现了“科学理性的异化”过程，而他对“异化”一词的明确阐述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基点。
在胡塞尔看来，首先，“变异（Alteration）”②指“其他化”，即“作为对‘他我’之当下化的术语”。因此，是在意识领域中的经验通过感知而形成的一种“对他人的想象”的“样式变化”。[1](P32)其次，“异化（Entfremdung）”③与“陌生感知”有关，主要是指“去陌生化”。这就意味着通过结对的类比而将自己置入到作为陌生者的“他人”之中，同感“他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将“陌生”转变为“本己”。[1](P125)胡塞尔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通过超验现象学方法，最终消除异化现象的基础，其动机就是要克服近代以来欧洲科学的危机。因为在那个科学理性泛滥的时代，导致这种危机的具体异化形式就是“科学理性的异化”。
胡塞尔预见了当时欧洲科学危机的到来，并认为这是欧洲人生活的危机，这关系到整个意识领域的欧洲人的精神——理性的理念或哲学精神——要求人自身达到一种普遍与永恒的理想。而这种理性本身具有不明晰性和多义性，从而潜藏着一种“异化”的可能性，即是说容易陷入片面性和过早满足的危险，最终失去生活的根基和人的本性。他明确指出，“科学发生了本质变化，使科学的理念受到实证主义的限制，科学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意义，避开了对真正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2](P655)而近代以来，这种片面性危险主要表现为朴素性——客观主义——其根源在于“误入歧途的理性主义”。
在近代，异化的形式主要为“科学理性的异化”，它的外在形式为实证主义或物理-心理主义等客观主义思潮。当然，胡塞尔并不否认科学的实证主义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使得人们在行为和方法上更有效果。“对于一切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借以获得其意义和可能性的基本‘内在性’方法的认识，对于自然科学家和每一个客观的科学家，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2](P230)但是，胡塞尔同时指出，“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在我们生存的危机时刻，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2](P16)这就意味着，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症结就在于误把“客观经验”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自明性，科学理性成为了生活世界的“先入之见”。因而，人们在科学理性的诱导下抛弃了人的主观性问题，放弃了对自身的思考。诚如胡塞尔所说，“哲学本身成为问题，首先是以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形式成了问题，这涉及到全部理性问题的潜在意义和可能性。”[2](P655)
二、胡塞尔对科学理性异化过程的分析
科学理性的异化并非一蹴而就，其出现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完成的。在胡塞尔看来，这一种异化潜藏在对伽利略“自然数学化”思想的未查明的动机中。
（一）科学理性“潜在”的异化：伽利略的“自然数学化”
胡塞尔指出，“由于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2](P33)不可否认，伽利略的科学思想为科学脱离神学的束缚和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框架提供了武器，不但激发了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也为以后的科学发现奠定了基础。牛顿是站在伽利略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的更远的人，而现代的各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也在使用数学。作为数学家的马克思也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5]（P871）
但是，在胡塞尔看来，“伽利略的理念是一种假说，……，尽管有证明，这假说依然是而且永远是假说；这种证明是一个无穷的证明过程。”[2](P56)因而，他认为，伽利略的“自然数学化”与测量技术相结合形成一种“公式化”的普遍理念，这种普遍理念主要是指归纳性的恒常形式，但是，它作为一种假说却被冠上“不言而喻”的“自明性”。正是在这样一种假说之上，整个自然科学不断向前发展，并且提供出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的越来越正确的“表象”。
胡塞尔不仅看到了这种“假说”的不可靠性，而且也指出一种“公式化”的习惯一旦形成，即是说将公式的理念运用于生活世界，且在这种运用过程中将理念不断技术化，就潜藏着将人也技术化的危险。这种技术化的危险，从伽利略的思想中来看，主要是“数学的自然科学由于技术化而被抽空意义”。[2](P60)因此，一种“异化”潜藏在其中，在伽利略式的科学理性的演变中，挖空了纯粹的几何学的思维，也挖空了自然科学的思维。这种潜藏的“异化”同样可以采用自然科学通常所特有的一切方法，因而在一种未被阐明的情况下将自然变成了机械的。“一切方法本质上还有一种倾向，即随着技术化而变得肤浅化。”[2](P63)
至此，建立于伽利略式假说之上的自然科学的意义被掩盖，人们开始不假思索的利用公式和技术获得自身所需要的东西。正是这样一种被误以为的“不言而喻性”使得科学理性在一种“抽空”人性，“抽空”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状况下被“异化”了。
（二）科学理性的异化的表现
胡塞尔认为，伽利略的未被阐明的动机到了近代被笛卡尔的“我思”发掘出来，但当时的哲学家都没有真正直面这个最大的“谜”。这样的理论基础造就了对科学理性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摒弃。因此，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如同伽利略的假说一样，是在有“先入之见”的无基础状况下进行的研究，因此就像“空中楼阁”一样，经不起对其前提和基础的追问。而这种“先入之见”的假设抛弃了人性和生活世界的意义，它是科学理性异化的关键。
科学理性的异化是胡塞尔在批判实证主义④的过程中发现并表达出来的。其批判的基点就是实证主义最核心的主张——经验证实原则。这种原则规定：“一切科学的语句或命题都必须是能被经验证实或者证伪的，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命题，必须被拒斥于科学之外。”[3](P2)为此，胡塞尔毫不客气的指出“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2](P19) 经验证实原则是实证主义的基础，因此，实证主义的特征就是“它在由经验不言而喻地预先给定的世界基础上活动。并且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追问对这个世界，对每一个理性的存在者，都无条件有效的东西，追问这个世界本身是什么。”[2](P87)在这样一种理解下，只要是不能由事实的标准做出结论的问题，都不是科学问题。关于人的普遍知识，关于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问题在此都变得毫无意义，科学也就使得人类不再重视与自己的存在息息相关的真正问题，使人类遗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科学理性不再重视理性自身的思辨过程和形而上学的目的，而是将自身束缚在“经验”范围之内，使得欧洲人的精神和生活失去了根据和意义。因此，科学理性发生了异化。
科学理性的发展揭示了这样一种悖论：科学理性的高扬是为了将人类从迷信和恐惧中解放出来，但它的片面发展，它对感性的遮蔽，却给人性重新戴上了枷锁，形而上学退化为神话。胡塞尔清醒地认识到，仅有如实证主义这种论证客观世界的合理性价值而缺乏精神价值的人性是不健全的,将认知限制于“经验”范围之内，单纯依靠逻辑论证和实验数据与事实的吻合程度无法判定人的精神和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这种悖论就是科学理性异化的结果。
现实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科学”的冠名下形成的，这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等科学理性异化的主导因素得以被推崇的必然结果。如弗洛姆所言：“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4]（P370）科学理性带给人们多姿多彩的现代生活的背后，是异化给人类展示出不为人所控制的生存惨景。灭绝性的种族屠杀，世界性或区域性的战争，生态的进一步恶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能源危机，从人类理性中脱壳的文化异变，生活方式的简单化、技术化和虚拟化，人道主义掩盖下的霸权主义，人性的压抑，道德的沦丧和信仰缺失等都显示了科学理性异化带来的人类生存方式和状态的恶化。人类发展技术和工具的初衷应是成为辅助人们追求自身生存、发展和价值的手段。但是，当人们盲目的扩大科学理性的支配权限后发现自身已经无法控制其变异带来的危险。“20世纪本应是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哲学结出累累‘自由’和‘解放’硕果的时代。然而，结出的‘硕果’却变成了恶果，很难说是科学理性的收获还是科学理性的报复。”[6]
这就是胡塞尔所预见的，并且是现今真实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他看来，抛弃本性而生活在没有根基的客观世界之中是过于轻率的态度和对生活的不负责任。作为“人类公仆”的哲学家，胡塞尔试图通过对主观性的考察恢复哲学的自明性作为科学理性的前提和基础，并且让人将自己理解为对他固有的人的存在负责任的人，将自己理解为有责任过一种本真生活的人，理解为根据科学理性而非其异化形式而生活的人。
三、胡塞尔对科学理性异化问题的解决
在数字化与测量精确化的过程中，人失去了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科学理性的异化，使人满足于“朴素性”生活的“幸福”中，忘记了人的本质——主观性。欧洲人最终生活在没有人性基础的“技术化”或“工具化”的世界里，因而失去了自我，失掉了信仰。这时，科学理性在面临“危机”的同时，现代文明危机也随之到来。人类对商品利益的无限、盲目追求，而对人生价值的忽视，造成人性的丧失和对责任感的丢弃。
（一）将目光转向“生活世界”
胡塞尔预见了科学理性的异化，并试图通过他的超越论现象学来解决异化问题。在超越论现象学中，理论的兴趣是指向主观的东西，并认为这是为科学提供自明性的基础和前提。而生活世界对于在其中生活的人来说具有恒常的存在意义，因此，他将生活世界也规定为主观现象的领域，希望通过悬隔客观科学的态度回归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的概念是胡塞尔《危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角度让“生活世界”获得了这样一个功能，即“它使构造成就的整个阶段构造进入到发生性的奠基联系之中，并且使现象学思维的各种不同问题领域成为普全的统一性。因此，生活世界的概念使现象学有可能作为普全的、最终论证性的先验哲学得以完善。” [1]P273因而，只有将目光转向“生活世界”才能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活生生的人和世界不仅仅在逻辑证明之中，不仅仅在数字范围之内，它在这些科学理性潜在的异化出现以前就必然地预先在那里了。因此在客观科学之外还有更多属于我们人自身的东西，正如胡塞尔自己举出的例子那样：对于“素质”来说，我们是很难用数字或实验来论证的。
鉴于此，只有将目光转向“生活世界”，人们才能“清醒的生活”，即“对世界是清醒的，经常地现实地‘意识到’世界，以及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的自己本身，现实地体验到并且现实地实行对世界之存在的确信,……，生活总是在对世界的确信中的生活。”[2]P173
（二）通过悬隔的态度，达到生活世界
胡塞尔认为“人并不总是具有科学兴趣，即使是科学家也并不总是埋头于科学研究。”[2](P149)活生生的世界先于科学理性而存在，因此在前科学的阶段（主要指伽利略之前的阶段）人们照样可以提出关于生活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问题。胡塞尔相信，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直观直接感受这个世界，悬隔一切客观科学的意见和认识，从而更加全面的考察具有人的精神存在的生活世界。胡塞尔承认，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实行现象学的悬隔之时显然仍是站在世界的基础上的。只不过，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实证之后的经验世界，不再是仅凭借科学而来的任何知识作为前提的世界。“对于它们的真理性我们并不表示自己的态度。”[2](P178)
因而，需要一种态度——克制的态度对待自然世界。正如胡塞尔所说，“当人们以这种方式平淡地生活时，并不需要‘预先给定’这个词，关于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总是现实的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提示。”[2](P176)“可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普遍的悬隔方式，……，正是这样一种总体的实行作为统一的‘自然的态度’，构成‘朴素的’，‘直接的’平淡生活。”[2](P182)无疑，这种超越论的悬隔是一种习惯，它摆脱了偶然性和短暂性，超越普遍的意识生活而达到一种“无我”永恒之境。
通过悬隔，世界变成了现象。一切存在于生活世界，自然世界中的对错、善恶都成为被悬隔的对象，失去了关注的意义。“悬隔引导我们通过自我反思，从我们的意向生活中获取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2](P219)在此，人自身达到了一种空明的境界，处事不惊的风格，和静观其变的态度，让人找回属于自身的意义。外界的压力，生活的欲求都成了悬隔之物，这并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毋宁说它们一直都在，但“于我何加焉？”
参考文献：
[1]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译（修订版）》[M]三联书店 2007.8.
[2][德]胡塞尔著 王炳文译：《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商务印书馆 2001.
[3]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5][德]弗·梅林:《马克思传（上、下）》[M]人民出版社,1965.
[6]李国俊、刘秀岩：《生存论论域的现代性及技术理性批判》[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年 1月.
注 释：
①《危机》指胡塞尔著作《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缩写，题目和下文均以缩写形式表达.
②英文的“异化”，词源为拉丁文“alter”.
③德文中的“异化”，黑格尔、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使用此词，并都被翻译为“异化”，主要指主体客体分离和地位的颠倒.
④指最宽泛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包括第一代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