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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匹夫》是近几年发现的汪曾祺的重要佚作之一，也是其中最长的一篇，就像《野草》蕴含着鲁迅的人生哲学一样，《匹夫》也包含着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初始密码。这不仅体现在主题上——作者浸润在中西文化思想中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也体现在结构上——《匹夫》是深合汪曾祺创作理念的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文体实验，还体现在语言上——从一开始就满怀读者意识的语言张力，同时也体现在小说最后一节——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表达出作者的创作理论和创作思想。对这些方面进行详细解析和探究，有利于增进对汪曾祺小说创作思想的认识，对深入研究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匹夫》;意识流
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汪曾祺佚作的再现，其文学史价值不断被重新评价和认识。通过文本细读，笔者发现，《匹夫》无论是主题、结构、语言，还是小说中体现出的文学创作理论和思想端倪，都带有典型的汪曾祺小说创作特色，可将其视作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初始密码，可从中窥见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特色。
一、中西文化影响下的心灵自白
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主要包括“我”（西门鱼）、荀、郎化廊、巫、鲁先生以及学校里的众多同学。
小说为何以《匹夫》为题？或许答案就蕴藏在“我”、荀和郎化廊的人物形象中。
“我”写小说，但不同于那些“使用极旧的手法的小说家”。“我与夜都像是清池里升起的水泡一样破了的梦的外面。”“我”戏谑自己为荀派定姓氏，“我”和荀都对归途生出联想，都不许风筝像别的。荀因自己夜行产生的联想能成为“我”小说的材料，自己高兴，也觉得“我”会高兴。
荀，是个年轻人，学生，染上北方气质的吴越一带的人，聪明人，遗世独立却又非常入世，喜欢写诗，写得一手好字，喜欢关于古墓发掘的书。他秉承个人主义，忧心于学校的荒芜、学生追求实际、学生浪费时间地跟风恋爱，并思考生命的价值。
郎化廊，“常以破落的贵族的心情娱乐自己”，颇有意思，“常画莫名其妙的画”，“功夫大半花在画题上”。对照一下汪曾祺，汪曾祺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并对其极其宠爱;父亲颇具艺术情趣与才华，与汪曾祺亦师亦友。他少读《论语》，习桐城派古文，酷爱美术，也学三民主义、算术、历史、地理，初中时即接触新文学。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同学曾说，“那位有才华的、孤傲、轻狂、又有些惶惑的‘荀’的身上，很有20岁汪曾祺的影子”。
以上足可证明：“我”、荀、郎化廊共同构成了汪曾祺的自画像。
小说中的“我”、荀、郎化廊就是这样的“匹夫”，他们带着对个人命运关注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入世，充满着深重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在遗世独立中坚守人格气节。文中无一处出现“匹夫” 二字，“匹夫”的精神和力量却贯穿始终。在当时的处境下，荀这样的青年是很难找到出路的，所以，在这一番痛苦艰难的探寻之后，“他只有一半活在时间与空间里了”，另一半则只能寄希望于“在遥远的地方”的火光。这又形成了浓重的悲剧意蕴。
纵观此后汪曾祺的小说，无论是《徙》中的两代教书匠谈甓渔、高北溟，还是《大淖记事》里的锡匠师傅……无论穷达，他们或只重人间情谊，或闪耀人性光辉，但众多的悲剧结局也总令读者唏嘘。汪曾祺小说中的入世精神、人道主义关怀、悲悯情怀，以及悲剧意蕴，在《匹夫》中早已自白于世。
二、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文体实验
《匹夫》的前五节从“我”的视角来看荀，最后一节以荀写给“我”的信转换成荀的视角，“我”重新思考荀的想法（反刍）。小说描写了荀的夜行，“我”带荀对郎化廊先生的一次拜访，荀继续夜行和在校门口的思考，荀的学校生活，等等。这些看似不相联系的各个片段，其实始终以荀的意识流动连接。从月亮、星星想到脚下的路，从路旁的树想到“那个城”“那些人”，从树上的叶子思考到“悟”和“思想”;思绪重新回到路，从走过的路想到归途，从风和树叶到荀的诗和个人主义，及至校门，到宿舍……这意识，流动着思考，也流动着思想。
小说《匹夫》中说“我”要写小说，最后写出的小说是集小说、散文、诗歌、书信为一体的特殊文体结构，这也间接体现了汪曾祺对意识流小说文体创作的实验。探寻汪曾祺进行意识流小说创作的渊源，要追溯到他所受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从高中时读的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到西南联大求学时期广泛阅读的俄、英、美、西班牙等外国的小说，契诃夫、阿索林、紀德、伍尔夫等的文学创作都深深影响了他。从戏剧化结构转到散文化结构，契诃夫被汪曾祺看作是现代小说的奠基人，汪曾祺还把他最喜欢的中国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称作“中国的契诃夫”。对他影响深刻的阿索林的小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或描写一组画面，或描写一串对话，或由一些流动的意识构成。从一开始写作，汪曾祺就摈弃了创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传统小说写法，而是创作真实表现生活的“不十分是一个小说”的小说。
三、满怀读者意识的语言张力
根据潘桂林在《“文学场”之魂：中国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研究》中的界定，读者意识包括作家对读者所指、地位、功能的认识，对读者心理和阅读期待的揣测。此处的读者，既包括“现实的读者”，又包括存在于作者观念中的“设想的读者”。
汪曾祺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将语言从工具论上升到本体论。他同时也提到，读者受感染的首先是小说的语言，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他对语言的高度重视，让语言成为他小说中的重要因素，他的小说中的创造性的语言张力也体现着他始终如一的读者意识。
第一，“言”与“无言”的对立。《匹夫》中有大量的对话，或是荀夜行路上的独白，或是荀与“我”或舍友的对话，这些对话推动着意识的流动，也推进着小说叙述主题的进展。小说中，两棵树都能引发荀对生命价值的哲思，宿舍中的同学众生相也详尽刻画，但对荀的心理变化，却只是点到即止。几乎每一小节的结尾都是耐人寻味之语。作品以“言”激发读者，以“无言”召唤读者，任凭读者无尽地言说。 第二，铺陈与急转的对立。在《匹夫》中，这一特点体现在小说的每一个小节的结尾处，往往都是正当读者沉浸在“气氛”中，笔锋陡转，给人以无限思考的空间。
第三，留白与补充的对立。在《匹夫》以及汪曾祺的很多小说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括号和破折号的使用。《匹夫》中括号出现了12次，破折号出现了18次，其中除去破折号表声音的延续等作用外，括号和破折号的主要作用在于补充说明。在这补充说明里，或是单纯的解释说明，或透着作者的情绪，或在沉闷中带来一点幽默诙谐。这就构成了小说语言中的留白与补充的对立。
第四，常规与陌生化的对立。《匹夫》中的语言集传统与现代、书面语与口语、民俗方言与普通话等于一身。汪曾祺以自己深厚的语言修养为基础，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心理，对常用的语言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文白杂糅，简洁而又内涵丰富，形成无限张力。
四、《匹夫》中展现的创作理论
第一，先锋文体实践。1947年，汪曾祺发表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中提到：“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在此之前，大声喊出这种小说创作理念的，恐怕就是《匹夫》了。
第二，真实和互文。汪曾祺的“真实观”，是读者角度的“真实观”，他说：“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最好不要想到我写小说，你看。而是，咱们来谈生活。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
《匹夫》并不完美，与汪曾祺的一些成熟的作品相比，其艺术水平也不是太高，它在语言、结构等行文风格上都带着浓重的实验色彩。但正是这种大胆的实验，隐含着汪曾祺创作之路的最初轨迹，并绵延至他的整个创作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讲，《匹夫》对于研究汪曾祺以及他的文字，就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卢军.影响与重构：汪曾祺小说创作论[D].济南：山东大学：2005.
[2]杨鼎川.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J].佛山大学学报，1996（1）：34.
[3]肖莉.“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96-101.
[4]刘明.“规避”的辉煌和遗憾：汪曾祺創作论[J].当代作家评论，2003（6）：80-86.
[5]林毓君.汪曾祺的读者意识[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3）：361-362.
作者单位：
聊城大学
关键词：汪曾祺;《匹夫》;意识流
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汪曾祺佚作的再现，其文学史价值不断被重新评价和认识。通过文本细读，笔者发现，《匹夫》无论是主题、结构、语言，还是小说中体现出的文学创作理论和思想端倪，都带有典型的汪曾祺小说创作特色，可将其视作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初始密码，可从中窥见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特色。
一、中西文化影响下的心灵自白
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主要包括“我”（西门鱼）、荀、郎化廊、巫、鲁先生以及学校里的众多同学。
小说为何以《匹夫》为题？或许答案就蕴藏在“我”、荀和郎化廊的人物形象中。
“我”写小说，但不同于那些“使用极旧的手法的小说家”。“我与夜都像是清池里升起的水泡一样破了的梦的外面。”“我”戏谑自己为荀派定姓氏，“我”和荀都对归途生出联想，都不许风筝像别的。荀因自己夜行产生的联想能成为“我”小说的材料，自己高兴，也觉得“我”会高兴。
荀，是个年轻人，学生，染上北方气质的吴越一带的人，聪明人，遗世独立却又非常入世，喜欢写诗，写得一手好字，喜欢关于古墓发掘的书。他秉承个人主义，忧心于学校的荒芜、学生追求实际、学生浪费时间地跟风恋爱，并思考生命的价值。
郎化廊，“常以破落的贵族的心情娱乐自己”，颇有意思，“常画莫名其妙的画”，“功夫大半花在画题上”。对照一下汪曾祺，汪曾祺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并对其极其宠爱;父亲颇具艺术情趣与才华，与汪曾祺亦师亦友。他少读《论语》，习桐城派古文，酷爱美术，也学三民主义、算术、历史、地理，初中时即接触新文学。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同学曾说，“那位有才华的、孤傲、轻狂、又有些惶惑的‘荀’的身上，很有20岁汪曾祺的影子”。
以上足可证明：“我”、荀、郎化廊共同构成了汪曾祺的自画像。
小说中的“我”、荀、郎化廊就是这样的“匹夫”，他们带着对个人命运关注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入世，充满着深重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在遗世独立中坚守人格气节。文中无一处出现“匹夫” 二字，“匹夫”的精神和力量却贯穿始终。在当时的处境下，荀这样的青年是很难找到出路的，所以，在这一番痛苦艰难的探寻之后，“他只有一半活在时间与空间里了”，另一半则只能寄希望于“在遥远的地方”的火光。这又形成了浓重的悲剧意蕴。
纵观此后汪曾祺的小说，无论是《徙》中的两代教书匠谈甓渔、高北溟，还是《大淖记事》里的锡匠师傅……无论穷达，他们或只重人间情谊，或闪耀人性光辉，但众多的悲剧结局也总令读者唏嘘。汪曾祺小说中的入世精神、人道主义关怀、悲悯情怀，以及悲剧意蕴，在《匹夫》中早已自白于世。
二、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文体实验
《匹夫》的前五节从“我”的视角来看荀，最后一节以荀写给“我”的信转换成荀的视角，“我”重新思考荀的想法（反刍）。小说描写了荀的夜行，“我”带荀对郎化廊先生的一次拜访，荀继续夜行和在校门口的思考，荀的学校生活，等等。这些看似不相联系的各个片段，其实始终以荀的意识流动连接。从月亮、星星想到脚下的路，从路旁的树想到“那个城”“那些人”，从树上的叶子思考到“悟”和“思想”;思绪重新回到路，从走过的路想到归途，从风和树叶到荀的诗和个人主义，及至校门，到宿舍……这意识，流动着思考，也流动着思想。
小说《匹夫》中说“我”要写小说，最后写出的小说是集小说、散文、诗歌、书信为一体的特殊文体结构，这也间接体现了汪曾祺对意识流小说文体创作的实验。探寻汪曾祺进行意识流小说创作的渊源，要追溯到他所受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从高中时读的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到西南联大求学时期广泛阅读的俄、英、美、西班牙等外国的小说，契诃夫、阿索林、紀德、伍尔夫等的文学创作都深深影响了他。从戏剧化结构转到散文化结构，契诃夫被汪曾祺看作是现代小说的奠基人，汪曾祺还把他最喜欢的中国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称作“中国的契诃夫”。对他影响深刻的阿索林的小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或描写一组画面，或描写一串对话，或由一些流动的意识构成。从一开始写作，汪曾祺就摈弃了创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传统小说写法，而是创作真实表现生活的“不十分是一个小说”的小说。
三、满怀读者意识的语言张力
根据潘桂林在《“文学场”之魂：中国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研究》中的界定，读者意识包括作家对读者所指、地位、功能的认识，对读者心理和阅读期待的揣测。此处的读者，既包括“现实的读者”，又包括存在于作者观念中的“设想的读者”。
汪曾祺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将语言从工具论上升到本体论。他同时也提到，读者受感染的首先是小说的语言，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他对语言的高度重视，让语言成为他小说中的重要因素，他的小说中的创造性的语言张力也体现着他始终如一的读者意识。
第一，“言”与“无言”的对立。《匹夫》中有大量的对话，或是荀夜行路上的独白，或是荀与“我”或舍友的对话，这些对话推动着意识的流动，也推进着小说叙述主题的进展。小说中，两棵树都能引发荀对生命价值的哲思，宿舍中的同学众生相也详尽刻画，但对荀的心理变化，却只是点到即止。几乎每一小节的结尾都是耐人寻味之语。作品以“言”激发读者，以“无言”召唤读者，任凭读者无尽地言说。 第二，铺陈与急转的对立。在《匹夫》中，这一特点体现在小说的每一个小节的结尾处，往往都是正当读者沉浸在“气氛”中，笔锋陡转，给人以无限思考的空间。
第三，留白与补充的对立。在《匹夫》以及汪曾祺的很多小说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括号和破折号的使用。《匹夫》中括号出现了12次，破折号出现了18次，其中除去破折号表声音的延续等作用外，括号和破折号的主要作用在于补充说明。在这补充说明里，或是单纯的解释说明，或透着作者的情绪，或在沉闷中带来一点幽默诙谐。这就构成了小说语言中的留白与补充的对立。
第四，常规与陌生化的对立。《匹夫》中的语言集传统与现代、书面语与口语、民俗方言与普通话等于一身。汪曾祺以自己深厚的语言修养为基础，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心理，对常用的语言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文白杂糅，简洁而又内涵丰富，形成无限张力。
四、《匹夫》中展现的创作理论
第一，先锋文体实践。1947年，汪曾祺发表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中提到：“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在此之前，大声喊出这种小说创作理念的，恐怕就是《匹夫》了。
第二，真实和互文。汪曾祺的“真实观”，是读者角度的“真实观”，他说：“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最好不要想到我写小说，你看。而是，咱们来谈生活。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
《匹夫》并不完美，与汪曾祺的一些成熟的作品相比，其艺术水平也不是太高，它在语言、结构等行文风格上都带着浓重的实验色彩。但正是这种大胆的实验，隐含着汪曾祺创作之路的最初轨迹，并绵延至他的整个创作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讲，《匹夫》对于研究汪曾祺以及他的文字，就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卢军.影响与重构：汪曾祺小说创作论[D].济南：山东大学：2005.
[2]杨鼎川.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J].佛山大学学报，1996（1）：34.
[3]肖莉.“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96-101.
[4]刘明.“规避”的辉煌和遗憾：汪曾祺創作论[J].当代作家评论，2003（6）：80-86.
[5]林毓君.汪曾祺的读者意识[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3）：361-362.
作者单位：
聊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