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十年衰退过后，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于2016年反弹。这是个好消息。资本流动的增加如果得以持续，能同时促进需要更多高回报投资机会的发达经济体以及需要更多就业岗位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必然大受欢迎。发展中国家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富国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将带来发展机遇，遗憾的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结合可能导致全球无法抓住这一机遇。
　　2017年，最不发达国家每月将新增110多万劳动适龄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劳动力增长将最为迅速，而亚洲和中东许多具有经济和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发展中国家将紧随其后。
　　


　　这一趋势才刚刚开始。到2030年，新兴经济体每月将新增170万劳动适龄人口。
　　相比之下，1978年至2011年，中国平均每月新增110万劳动适龄人口。换言之，为了吸纳这些新增的劳动适龄人口，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必须几乎达到中国当时的两倍，而中国当时的经济增长之快可谓世所罕见。
　　制造业以及发展制造业所需的稳定资本流入，将决定发展中国家未来这些变化是福是祸。使更多储蓄从停滞不前的富国流向穷国从事生产性投资，将促进全球增长，并提升人口老龄化富国退休储蓄的投资回报。
　　现在反对，将来后悔
　　然而，上述互惠互利的局面有可能不会出现。尽管最近有所上涨，但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仍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位，而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明令禁止非居民在本国投资。30年来，货物和资本的更自由流动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并减轻了国与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然而，如今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引发了对全球市场整合的反对。
　　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然而两党候选人均未公开支持自由贸易，美国愈加分裂;与此同时，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凝聚力减弱，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抵制在2016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且毫无减轻的迹象。就连全球市场的保护者、曾是自由资本流动狂热信徒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某些情况下公开支持资本管制，这无意中加强了当前对全球化的抵制。
　　随着自由贸易和移民遭到攻击，2017年，世界各地的资本管制将加剧。可以预见的是，将出现更多像美国那样的试图阻止企业转移注册地的提案，然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全面税制改革。威胁对试图将资本转移到最有利可图的地方的企业进行惩罚性立法，将大大阻碍发展中国家融资、建设或维护工厂。
　　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还面临其他阻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表示希望恢复加息。2013年的“削减恐慌”表明，美国利率上升将阻止目前外国储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趋势。而可能影响资本流动持续复苏的意识形态力量比美联储更为强大。
　　欧洲移民危机以及美国总统选举的言论表明，公众和政治家对大规模移民怀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无意考虑促进储蓄从发达国家流向穷国。
　　


　　但富國必须（通过激励股权融资而非债务融资等方式）欣然接受促使资本从发达国家有序且持续流入新兴市场的政策带来的相互利益。如若不然，它们将面对更大的移民压力：由于就业前景渺茫，来自埃及、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国的数百万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将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到富国寻找就业机会。
　　从2017年开始，政策和态度都需要有所改变。否则，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恢复将无法满足穷国劳动适龄人口激增导致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需求，也无法带动经济停滞发达经济体——它们也要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就业复苏。
　　（翻译：熊静，审译：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