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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末三国时期，益州地区思想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惜命思想严重；二是谶纬之学兴盛，认为曹魏最终统一天下；三是忠君观念淡漠，择主观念强烈。这些观念，与蜀汉“兴复汉室”的基本国策相违背。刘备在时，一方面任用具有这些思想的人兴教办学，一方面严格控制不利于蜀汉统治思想的流传。刘备去世后，蜀汉政府没有继续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思想，还大幅任用这些人兴教办学，这就为刘禅选择投降埋下伏笔。至于刘璋选择投降，是他本身就已经具有了这些思想。
关键词：益州；思想观；惜命；择主；兴教办学；投降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
汉末三国时期，益州作为天府之地，是重要争夺对象。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年），刘璋投降，刘备从他手里夺到益州。蜀汉景耀六年（263年），刘禅向邓艾大军投降，曹魏占据益州。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提倡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的春秋大义，而刘璋、刘禅选择投降显然违背了春秋大义。问题是刘璋、刘禅这两位益州当时的执权者明知违背了春秋大义，为什么还会选择投降呢？
本文以为，刘璋、刘禅之所以选择投降，与流行于当时益州的思想观念，即儒士对国家、百姓、人生的见解和看法在特殊时期发生变化有着重要关系。在这一时期，两位执政者不再固守国君死社稷的春秋大义，选择了他们认为合理的做法。而且，后来占领益州的蜀汉政府大幅任用具有这些思想观念的儒士兴教办学、发展文化，又使得这些思想观念在较大范围内得到传播、获得认同，这也是刘禅选择投降虽遇到阻力但依然能得以实施的原因。
一
汉末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益州算是一方安定之土。外界动乱和益州安定这一环境对照，改变了益州儒士对人生的看法。儒家所提倡的“舍生取义”“积极入世”思想观念一度被许多儒士所放弃，人们纷纷自保，“惜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可。
惜命的一种表现方式是舍义取生。
许靖，字文休，汝南郡平舆县人。他虽不是益州人士，但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四起，他四处逃难，“后刘璋遂使使招靖，靖来入蜀。璋以靖为巴郡、广汉太守……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史。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许靖第一次逃命行为发生在董卓执政时，当时许靖堂兄许 与孔同同谋声讨董卓，“靖惧诛，奔 ”。刘璋招来许靖后，待他似不薄。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围攻成都，许靖又准备翻越城墙出去投降，这是他第二次逃命行为。由许靖的行为可以看出，此人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在给曹操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世路戎夷，祸乱遂合，驽怯偷生，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
许靖作为东汉末年具有较高声望的儒士，竟也出现这种违背儒家道义的行为，他在逃奔到孔 处后，曾自表曰：“党贼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义。窃念古人当难诡常，权以济其道。”可见，许靖的思想观念在特定时代发生了一些转变，而且他这种思想转变也得到社会的认可。
刘备因为许靖想翻越城墙投降一事而不想任用他。法正劝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法正劝刘备厚待许靖，是基于许靖在天下人心中有很好的名声。由此可见，天下人并不以这种惜命行为为怪。
惜命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避世。
儒家思想提倡“入世”，孔子就说“学而优则仕”；汉末三国时期益州儒士出于多种原由考虑，纷纷选择“避世”。“避世”从表象看是远离政治，不求作为，归根结底，是“避祸”，远离争端和是非，保全自己的生命。
杜微，字国辅，梓潼涪人也。少受学于广汉任安。刘璋辟为从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称聋，闭门不出。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微固辞， 而致之。既致，亮引见微，微自陈谢。
陈寿对杜微这种避世行为是称赞的，《三国志》曰：“杜微修身隐静，不役当世，庶几夷、皓之概。”将他与伯夷、商山四皓相提并论。
避世思想在益州是有影响的，表现在身处仕途的儒士们身上，就是不多过问政事。以 正为例， 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在蜀汉皇宫秘书署任职。曾写《释讥》一文，表达自己的志趣。文中写一个人讥笑他不去追求事业和名声，只是偶尔献一策、进一言，表明自己对得起自己的官职，但未做到竭尽全力。郗正反驳曰：“是以贤人君子，深图远虑，畏彼咎戾，超然高举，宁曳尾于涂中，秽浊世之休誉。彼岂轻主慢民，而忽于时务哉？盖《易》著行止之戒，《诗》有靖恭之叹，乃神之听之而道使之然也。”他认为贤人君子应当识实务，进退有度。陈寿认为，郗正的这种做法避免了灾祸。《三国志》说：“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
三国时期，谶纬之学兴盛，相较魏吴，益州更为笃信，《三国志》曰：“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在研究谶纬之学人看来，汉朝气数已尽，天下必将属于曹魏。这是益州思想界流行的关于天下未来趋势的看法。
周群，字仲直，巴西阆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学术于广汉杨厚，名亚董扶、任安。数被征，终不诣。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谯周曾就周舒所说的“当涂高者，魏也”向杜琼请教。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琼又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谯周依照杜琼的说法，触类旁通，将结论更加以论证化：“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
汉末三国时期，特殊的战乱环境改变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忠君观念，他们不再固守一定要服膺于某位主公的思想，而是自主择君。相较魏吴，益州儒士这种观念尤为突出。首先以法正、张松为例，他们本为刘璋属下，后归降刘备，不是刘璋残暴或者其他什么恶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刘璋不会有大作为。 谯周曾在劝谏后主的疏中，直接表达他对择主观念的认可。他在劝谏后主不要增广声乐时说：“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这就说明谯周是认可贤才智士择主的做法，只不过他以为贤才智士择主的主要条件是看主公“德之薄厚”。他在劝谏后主不要入南中时又说：“《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谯周认为，圣人知道得失存亡、天命所归。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不乐意，也应该重新择主，如微子，虽然是纣王的叔叔，也依然归降周武王。
二
上述例子说明汉末三国时期益州整体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就算在某段时间益州儒士们感念执政者厚待恩德，尽其力效忠朝廷，也并未改变占据他们头脑中对人生和政治的看法，他们总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观处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最好的例子是谯周。诸葛亮领益州牧时，谯周为劝学从事，当诸葛亮病死于敌战区时，“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但当邓艾大军攻克江油时，谯周却并未因为诸葛亮对其厚重，拼死护卫蜀汉政权，而是从天命等思想观念出发，劝刘禅投降。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放在益州整体思想氛围下，就完全可以理解。
刘禅选择投降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受益州大环境思想观念的影响，当时益州具有这些思想的人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刘备为汉中王时，许靖为太傅。刘备称帝时，许靖的工作是教育百姓遵守五教和宽厚的原则。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为蜀汉政权实际的执行者，他又任命具有这些思想的人兴教办学。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诸葛亮任用他们三人目的明确，他与杜微书曰：“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许慈，字仁笃，先主刘备定蜀后，因蜀中动乱已经一二十年，教育事业荒废，便任用许慈、胡潜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人一起管理古代文献，同时制定有关学校规章制度。许慈去世后，其子许勋继承他的事业，复位博士。来敏，字敬达，“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及立太子，以为家令”。周群字仲直，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谯周，字允南，诸葛亮兼任益州牧时，任命他为劝学从事。蒋琬兼任益州刺史时，调任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全州的学生。
《三国志》载：许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谯周“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可见他们对教学工作之尽职。由于具有上述思想观念的人多从事教育工作，多通过教育方式将自己的思想传给后学者，后学者又多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从而促使了上述思想在社会上的流传。陈寿是谯周的学生，谯周劝降之举遭到后人斥责，陈寿曰：“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益州当时盛行的思想观念与蜀汉的长期国策——兴复汉室是相违背的，这种思想的流传不利于蜀汉的统治，危害性严重。刘备在时，曾采取严厉措施。蜀郡张裕曾对人说：“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刘备因此杀掉他。
如果说，刘备在时采用了双手抓的策略，一方面任用具有上述思想的人兴教办学，另一方面严格控制不利于蜀汉统治思想的流传。刘备去世后，蜀汉统治阶层没采取合适的措施制止这种思想的流行，忽略了舆论宣传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亮集》有教曰：“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邪？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后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后主即位，吾暗于知人，遂复擢为将军祭酒，违议者之审见，背先帝所疏外，自谓能以敦厉薄俗，帅之以义。今既不能，表退职，使闭门思愆。”不仅如此，蜀汉政府还任用这批人士兴教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这些思想流行，为刘禅选择投降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刘禅选择投降与蜀汉政府忽视舆论宣传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大幅任用具有上述思想的人士兴教办学而扩大这种思想的流行有关，那他之前的刘璋选择投降，则是因为受这些思想的潜移默化。刘璋的父亲刘焉，目睹汉灵帝统治衰败，便想远离是非避难，后因董扶的预言而改变主意，“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可见，刘璋的父亲刘焉身上已具有惜命思想和相信谶纬之学，对汉朝的未来不看好。刘焉的观念完全不影响刘璋是不可能的。刘备的属下法正曾写信给刘璋，劝他为保全家族而选择投降：“正虽获不忠之谤，然心自谓不负圣德，顾惟分义，实窃痛心。左将军从本举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事实上，刘璋也这样做了。刘璋身上没有一定要服膺于某位主公的思想，他对曹操、刘备、孙权都表示过臣服:“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先主迁璋于南郡公安，尽归其财物及故佩振威将军印绶。孙权杀关羽，取荆州，以璋为益州牧，驻秭归”。所以，刘璋选择投降与他本身具有的思想有关。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
[2] 李兆成：《一代贤相诸葛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梁玉文等：《诸葛亮文译注》，巴蜀书社，1988年版。
作者简介：符丽平，女，1978—，四川巴中人，硕士，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三国文化，工作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关键词：益州；思想观；惜命；择主；兴教办学；投降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
汉末三国时期，益州作为天府之地，是重要争夺对象。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年），刘璋投降，刘备从他手里夺到益州。蜀汉景耀六年（263年），刘禅向邓艾大军投降，曹魏占据益州。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提倡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的春秋大义，而刘璋、刘禅选择投降显然违背了春秋大义。问题是刘璋、刘禅这两位益州当时的执权者明知违背了春秋大义，为什么还会选择投降呢？
本文以为，刘璋、刘禅之所以选择投降，与流行于当时益州的思想观念，即儒士对国家、百姓、人生的见解和看法在特殊时期发生变化有着重要关系。在这一时期，两位执政者不再固守国君死社稷的春秋大义，选择了他们认为合理的做法。而且，后来占领益州的蜀汉政府大幅任用具有这些思想观念的儒士兴教办学、发展文化，又使得这些思想观念在较大范围内得到传播、获得认同，这也是刘禅选择投降虽遇到阻力但依然能得以实施的原因。
一
汉末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益州算是一方安定之土。外界动乱和益州安定这一环境对照，改变了益州儒士对人生的看法。儒家所提倡的“舍生取义”“积极入世”思想观念一度被许多儒士所放弃，人们纷纷自保，“惜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可。
惜命的一种表现方式是舍义取生。
许靖，字文休，汝南郡平舆县人。他虽不是益州人士，但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四起，他四处逃难，“后刘璋遂使使招靖，靖来入蜀。璋以靖为巴郡、广汉太守……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史。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许靖第一次逃命行为发生在董卓执政时，当时许靖堂兄许 与孔同同谋声讨董卓，“靖惧诛，奔 ”。刘璋招来许靖后，待他似不薄。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围攻成都，许靖又准备翻越城墙出去投降，这是他第二次逃命行为。由许靖的行为可以看出，此人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在给曹操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世路戎夷，祸乱遂合，驽怯偷生，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
许靖作为东汉末年具有较高声望的儒士，竟也出现这种违背儒家道义的行为，他在逃奔到孔 处后，曾自表曰：“党贼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义。窃念古人当难诡常，权以济其道。”可见，许靖的思想观念在特定时代发生了一些转变，而且他这种思想转变也得到社会的认可。
刘备因为许靖想翻越城墙投降一事而不想任用他。法正劝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法正劝刘备厚待许靖，是基于许靖在天下人心中有很好的名声。由此可见，天下人并不以这种惜命行为为怪。
惜命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避世。
儒家思想提倡“入世”，孔子就说“学而优则仕”；汉末三国时期益州儒士出于多种原由考虑，纷纷选择“避世”。“避世”从表象看是远离政治，不求作为，归根结底，是“避祸”，远离争端和是非，保全自己的生命。
杜微，字国辅，梓潼涪人也。少受学于广汉任安。刘璋辟为从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称聋，闭门不出。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微固辞， 而致之。既致，亮引见微，微自陈谢。
陈寿对杜微这种避世行为是称赞的，《三国志》曰：“杜微修身隐静，不役当世，庶几夷、皓之概。”将他与伯夷、商山四皓相提并论。
避世思想在益州是有影响的，表现在身处仕途的儒士们身上，就是不多过问政事。以 正为例， 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在蜀汉皇宫秘书署任职。曾写《释讥》一文，表达自己的志趣。文中写一个人讥笑他不去追求事业和名声，只是偶尔献一策、进一言，表明自己对得起自己的官职，但未做到竭尽全力。郗正反驳曰：“是以贤人君子，深图远虑，畏彼咎戾，超然高举，宁曳尾于涂中，秽浊世之休誉。彼岂轻主慢民，而忽于时务哉？盖《易》著行止之戒，《诗》有靖恭之叹，乃神之听之而道使之然也。”他认为贤人君子应当识实务，进退有度。陈寿认为，郗正的这种做法避免了灾祸。《三国志》说：“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
三国时期，谶纬之学兴盛，相较魏吴，益州更为笃信，《三国志》曰：“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在研究谶纬之学人看来，汉朝气数已尽，天下必将属于曹魏。这是益州思想界流行的关于天下未来趋势的看法。
周群，字仲直，巴西阆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学术于广汉杨厚，名亚董扶、任安。数被征，终不诣。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谯周曾就周舒所说的“当涂高者，魏也”向杜琼请教。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琼又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谯周依照杜琼的说法，触类旁通，将结论更加以论证化：“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
汉末三国时期，特殊的战乱环境改变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忠君观念，他们不再固守一定要服膺于某位主公的思想，而是自主择君。相较魏吴，益州儒士这种观念尤为突出。首先以法正、张松为例，他们本为刘璋属下，后归降刘备，不是刘璋残暴或者其他什么恶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刘璋不会有大作为。 谯周曾在劝谏后主的疏中，直接表达他对择主观念的认可。他在劝谏后主不要增广声乐时说：“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这就说明谯周是认可贤才智士择主的做法，只不过他以为贤才智士择主的主要条件是看主公“德之薄厚”。他在劝谏后主不要入南中时又说：“《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谯周认为，圣人知道得失存亡、天命所归。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不乐意，也应该重新择主，如微子，虽然是纣王的叔叔，也依然归降周武王。
二
上述例子说明汉末三国时期益州整体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就算在某段时间益州儒士们感念执政者厚待恩德，尽其力效忠朝廷，也并未改变占据他们头脑中对人生和政治的看法，他们总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观处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最好的例子是谯周。诸葛亮领益州牧时，谯周为劝学从事，当诸葛亮病死于敌战区时，“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但当邓艾大军攻克江油时，谯周却并未因为诸葛亮对其厚重，拼死护卫蜀汉政权，而是从天命等思想观念出发，劝刘禅投降。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放在益州整体思想氛围下，就完全可以理解。
刘禅选择投降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受益州大环境思想观念的影响，当时益州具有这些思想的人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刘备为汉中王时，许靖为太傅。刘备称帝时，许靖的工作是教育百姓遵守五教和宽厚的原则。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为蜀汉政权实际的执行者，他又任命具有这些思想的人兴教办学。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诸葛亮任用他们三人目的明确，他与杜微书曰：“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许慈，字仁笃，先主刘备定蜀后，因蜀中动乱已经一二十年，教育事业荒废，便任用许慈、胡潜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人一起管理古代文献，同时制定有关学校规章制度。许慈去世后，其子许勋继承他的事业，复位博士。来敏，字敬达，“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及立太子，以为家令”。周群字仲直，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谯周，字允南，诸葛亮兼任益州牧时，任命他为劝学从事。蒋琬兼任益州刺史时，调任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全州的学生。
《三国志》载：许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谯周“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可见他们对教学工作之尽职。由于具有上述思想观念的人多从事教育工作，多通过教育方式将自己的思想传给后学者，后学者又多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从而促使了上述思想在社会上的流传。陈寿是谯周的学生，谯周劝降之举遭到后人斥责，陈寿曰：“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益州当时盛行的思想观念与蜀汉的长期国策——兴复汉室是相违背的，这种思想的流传不利于蜀汉的统治，危害性严重。刘备在时，曾采取严厉措施。蜀郡张裕曾对人说：“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刘备因此杀掉他。
如果说，刘备在时采用了双手抓的策略，一方面任用具有上述思想的人兴教办学，另一方面严格控制不利于蜀汉统治思想的流传。刘备去世后，蜀汉统治阶层没采取合适的措施制止这种思想的流行，忽略了舆论宣传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亮集》有教曰：“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邪？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后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后主即位，吾暗于知人，遂复擢为将军祭酒，违议者之审见，背先帝所疏外，自谓能以敦厉薄俗，帅之以义。今既不能，表退职，使闭门思愆。”不仅如此，蜀汉政府还任用这批人士兴教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这些思想流行，为刘禅选择投降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刘禅选择投降与蜀汉政府忽视舆论宣传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大幅任用具有上述思想的人士兴教办学而扩大这种思想的流行有关，那他之前的刘璋选择投降，则是因为受这些思想的潜移默化。刘璋的父亲刘焉，目睹汉灵帝统治衰败，便想远离是非避难，后因董扶的预言而改变主意，“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可见，刘璋的父亲刘焉身上已具有惜命思想和相信谶纬之学，对汉朝的未来不看好。刘焉的观念完全不影响刘璋是不可能的。刘备的属下法正曾写信给刘璋，劝他为保全家族而选择投降：“正虽获不忠之谤，然心自谓不负圣德，顾惟分义，实窃痛心。左将军从本举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事实上，刘璋也这样做了。刘璋身上没有一定要服膺于某位主公的思想，他对曹操、刘备、孙权都表示过臣服:“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先主迁璋于南郡公安，尽归其财物及故佩振威将军印绶。孙权杀关羽，取荆州，以璋为益州牧，驻秭归”。所以，刘璋选择投降与他本身具有的思想有关。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
[2] 李兆成：《一代贤相诸葛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梁玉文等：《诸葛亮文译注》，巴蜀书社，1988年版。
作者简介：符丽平，女，1978—，四川巴中人，硕士，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三国文化，工作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