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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内涵：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各种矛盾运动是推动编辑工作发展的动力；编辑工作的本质是出版物内容的选择、加工与创造。论述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意义：是一项凸显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工作；是一项凸显专业性的信息知识优化工作；是一项凸显文化性的两个效益转化工作。
[关键词] 数字出版时代 编辑工作 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2-0005-05
Philosophizing on Editing Work in Digital Publishing Era
Wu P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430070）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editing work in digital publishing era as follows： the unity of the subjective world and the objective world； contradiction movements as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iting work； the essence of to select， process and create the contents of publications. It also expounds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editing work in digital publishing era as follows： reification of intellectual creations which demonstrating progressiveness； optimization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which manifesting expertise； translation of effectiveness which revealing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era Editing work Philosophizing
诞生于20世纪末的数字出版[1] 浪潮势头迅猛，荡涤了绵延数千年的社会习俗，影响了数以亿计地球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图书生产传播本身，超越了刀刻锥画、写本拓片、雕版印刷的“慢文字”时代，进入信息知识高速运转、飞速利用、快捷创新的数字出版时代。但一部分编辑对传统出版的“慢文字”较为习惯，思维角度多从纸本图书的生产过程出发，对数字出版评判价值趋向不稳定，依靠“慢图书”时代编辑工作内容的惯性思维开展信息知识生产传播活动，编辑过程重中间环节，对前期调研、选题策划以及后期宣传、营销推广缺乏重视，对网络技术、数字出版技术、手机阅读的功能开发、利用各类媒体整合出版等技术与内容的结合较为盲目，对内容提供商不熟悉不重视，自身编辑角色定位模糊，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不清晰不明确。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编辑对数字技术的兴趣高于出版，认为数字出版中的编辑并非是永久的职业，对编辑工作与内容提供商之间的关系分不清楚，思考问题多从经济效益出发，能赚钱即是好选题，图书内容浅表化、低俗化，重技术轻品牌，重网络平台轻原创生产，思维方式直接单一，思想内容质量的文化追求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变得若有若无，可要可不要，价值取向扭曲。两种编辑工作观点虽然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哲学观不相符。本文拟从哲学的角度浅析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希冀厘清思路、明确方向，以利于其长期、顺利地发展。
1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内涵
1.1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
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十分有意思的事情。生产文化、传播文化、积累文化的使命与文化表达、文化创新、文化引领同聚一体。从主体来说，编辑主体是文化人，编辑工作是文化工作，编辑人及编辑工作反映社会文化是义务、是职责、是使命，反之，是编辑人及编辑工作的失职。从客体来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任何文化动态，无论意识形态领域还是物质、技术、生产领域都会在编辑出版物中反映出来，任何社会文化创新的形式都以编辑工作的实践活动反映出来。因此，编辑出版是社会文化的集中反映，社会文化借助于编辑出版工作突破时空传播开来。二者的关系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命题类似。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反映。知识经济创造的价值在出版中反映十分突出。一是以知识经济为选题的图书引领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使知识经济概念及知识经济社会得到认同并在读者中产生极大影响，引领知识经济的潮头。二是知识经济带来很大的编辑出版价值，直接价值是知识经济选题的图书出版后创造的经济效益，间接价值是在社会上引导了重视知识、热爱知识、学习知识的文化氛围，而热爱知识、学习知识的最便利方法就是学习，就是读书。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客观世界一是指社会，二是指编辑出版的对象。主观世界主要指编辑人，即数字出版时代从事编辑工作的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即通过编辑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改造社会，并在社会变化的同时自我精神境界也得到强化与升华。数字出版时代的社会，承载信息知识的载体材料并非仅为纸张（且纸质的优势正在被弱化），白纸黑字的内容表达方式正在被声、光、电、磁、色彩、动画、影视等取代，表现出“闻其声、见其形”的功能；数字出版的生产、复制技术见证了“即时印刷即刻获取”的网络速度，“互联网+”让信息知识传播的空间和时间不再成为影响内容时效性的难题。 如果说传统出版时代人们还能够区分清楚编辑、作者、读者的话，数字出版时代则淡化了他们的角色界限，模糊了图书文献、影视传媒、微博微信、网络出版、数字阅读等多种信息知识生产与传播之间的界限。现代人在享受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社会信息知识生产便利、获取便捷的春风雨露时，也增添了对海量信息取舍、真伪判断、价值利弊的烦恼，惟有培养自身对信息知识的搜集能力、辨别能力，方能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海洋里明确方向，为我所用。而编辑出版界自身，生产传播知识、集成优选知识、策划掌控知识并决定其是否进入、如何进入社会传播渠道，靠的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靠的是正确的编辑价值观。因而，辨析数字出版时代编辑观、寻求编辑工作的价值与规律、揭示编辑工作本质等必将有助于改变编辑精神状态，更新思维方法，提高编辑创造性劳动的质量，达成目标，并在实践中实现编辑最大的人生价值。
1.2 各种矛盾运动是推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发展的动力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面临各种矛盾，如无用的、海量的信息与有价值的、有效信息之间的取舍矛盾；无论何人何时充当编辑产生的质量低劣出版物与打造精品、培养品牌对编辑人员的高素质要求之间的时间效益矛盾；图书品种不断增加、数量越来越多但读者却对诸多书籍、网络出版物并不满意或满意度降低之间的供需矛盾；提倡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政治标准第一、严守出版底线、不能出的选题坚决阻止二者之间标准把握的矛盾；一边提倡“文责自负”，一边要求作品必须经过编辑加工、且没有加工过的书不得传播之间责任把控的矛盾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或过程都存在多种矛盾。数字出版时代亦然。但各种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在事物发展的任何阶段，必有而且只有一种矛盾居于支配地位，起着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作用，这种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是次要矛盾。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需要明确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因为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也就容易解决。同时，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利于解决矛盾，主要矛盾是牛鼻子，牵着牛鼻子方能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遇到的所有矛盾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承担着多方面的压力，当出版社为生存即注重经济效益占主要地位时，编发稿件和网络载文都会降低质量，对低质次品或关系稿放松出版要求，或者缺乏科学性，或者忽视网络读者的需求，最恶劣的是无原则、无底线，非但不能引领文化，反而制造文化垃圾，污染人们的思想。有些网络写手为了提高点击率，往往主动迎合读者的口味，呈现粗俗、低俗的文字。如果读者良莠不辨，于社会发展不是促进力量反为阻碍力量，得失倒置是极不合算的。因此，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并努力使二者达到平衡，促进出版良性发展，是上策。强调并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迎刃而解。保证社会效益前提下，还要对编辑工作提要求，注意与读者的互动，尽量满足读者的现实需求，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也是正确的编辑态度。那种不注意扩大再生产，不注重积累发展资金的编辑观也是不正确的。编辑哲学非功利特质及其思辨功能可以引导编辑辩证地处理来稿的品位质量与市场效应之间的关系，以文稿的文化品位吸引读者，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
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各种矛盾交织的数字出版中，解决了网络平台的技术问题会遇到内容提供商的文本、图像、语音表达问题，解决了表达问题会遇到用户培养、提高、创新的问题等等，正是在一个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推动编辑工作的发展，提高编辑水平。
1.3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是数字出版物的选择、加工与创造
事物的本质属性是该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根本标志。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是信息知识的选择、加工与创造。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有许多内容与它事物重叠或区别不大，如利用数字平台、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从事出版物的生产加工，它与电子公司、网络公司、科技开发公司中的部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区别于它们的根本是出版物内容的要求，即信息知识的选择、加工与创造工作。这是任何电子公司、数字平台、网络公司、科技开发公司都难以做到，且不会对出版物内容有相当的敏感度、高要求，不会有专业性的工作。
对出版物内容的选择、加工与创造无论在“慢文字”的传统出版时代还在“即时出版”的数字出版时代都是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后者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色。
出版内容的选择具有社会性，即必须选择与社会标准相一致、相适应的内容，表现为选题应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要什么方面的内容即策划什么选题。选题可以引领社会，走在社会前头。但如果有与社会文化不相容的选题或稿件则必须履行“把关人”“守门人”职责，即使其可能产生非常好的经济效益。编辑加工也是编辑特有的工作环节，是编辑对出版物内容和形式所做的修改完善，并使其符合出版“齐、清、定”完备的要求。数字出版时代借用互联网、数字平台人人都可发表作品，但达到出版要求的只有经编辑加工后的文稿——主题更突出、结构更合理、层次更清晰。编辑工作的创造性是选择的主动性与艺术的编辑加工方法二者的结合。创造性能充分凸显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特性。如能否通过网状的、互联的、结构化的知识架构，将各知识点关联起来，通过知识链开发新的知识领域，为知识更新服务。能否将图文、声音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将虚拟的网络与现实信息服务结合起来；能否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终端阅读器、广播电视网等多种渠道将信息知识传播开来并产生更大的效益；能否将内容上的数字化创新与数字出版产业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处理好与网络平台、广告商的关系等等。
综上，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本质特征既有与传统出版相同的属性，又有着数字出版鲜明的时代特色，明白于此，有助于寻找数字出版规律，了解数字出版发展中的必然联系，掌握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以更好地满足社会、满足读者对信息知识服务的要求。 2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意义
数字出版时代，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紧密结合，编辑工作将信息知识作为出版的内容、数字化及非数字化的作品均作为产品、将融入集团、集资众筹、上市升级作为出版产业的形态、将商业规则作为品牌维护、发展壮大的资本，经营着记载、选择、传播、更新人类已有知识，优化、组合、促进、创造新的信息知识的职能，充分显示文化积累传播的功能。虽然在数字出版时代，给各行各业各种人员都提供了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著“书”立说的便利条件，但只有职业编辑，才会在策划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校对设计及至营销等方面，以专业化的手段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发挥着其他行业无法保证的社会效益和职业化要求的经济效益的作用。编辑工作者生产科学知识的过程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哲学意义。
2.1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凸显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工作
发展的、动态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是数字时代编辑工作先进性的最好诠释。数字出版时代的社会信息具有量大庞杂、碎片零乱、瞬息万变的特点，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信息，过滤筛选信息。比如选题策划工作，是辨析、认识若干个知识点，比较它们之间的关联度，最终确定某一个或集合某几个概念、知识点作为选题决策的参考。那么，确定选题的依据是什么？一定是追踪今天科技前沿的多于明日黄花，一定是展现当今时代精神的多于陈旧观念，一定是阐述现时大政方针的多于故国春秋业，一定是高尚的、新颖的、大气的、正能量的选题多于陈旧的、酸腐的、颓废的策划。先进性决定编辑工作在选题、选作者、选出版方式上的标准。总之，数字时代的编辑工作先进与落后的博弈就像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而不可倒退一样。有了这个标准，无论信息多少、规模大小、真伪如何都可以得到处理。
将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为出版物的过程也就是编辑哲学的实践过程。数字出版时代一切理念都要接地气，适合阅读、方便阅读，并被读者乐于接近、喜欢接受的物质形式一定是时代高新技术与出版物特征的最佳结合体。如纸质图书，除了保持与内容性质、风格相统一的综合要求之外，还应该考虑油墨适性、纸张质地、开本大小、造型构图等多方面的精细化的要求；再如网络阅读，界面是否友好？用户是否不需要指导就能自行操作？如何满足下载需求？不同年龄用户对字体字号、光线明暗、色彩饱和度的不同需求如何处理？使电子书从1.0版本升级到3.0基本达到纸本图书时代难以跳跃的高度——读者直接在物化的精神产品上与内容提供商互动。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在具有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过程中也得到升华，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2.2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凸显专业性的信息知识优化工作
数字出版时代利用网络、计算机、手机提供了人人发布信息、编辑信息、复制信息的环境与条件，人人都有成为编辑的可能。事实也正是如此，输入、修改、复制、粘贴便可以完成“作者”向“编辑”的过渡。饶有趣味的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被认可的“编辑学”、都不太了解的“编辑”职业居然在这个数字化时代不知不觉地让众人都变成了非职业的“网络编辑”。如此，还需要专业性的、职业化的编辑吗？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数字出版时代应当更加凸显编辑工作的专业性。360行中没有比编辑更懂编辑出版的职业，也没有比编辑更知晓选题策划、编辑法规、编辑技术、编辑流程的人。网络编辑伴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出现而诞生，是编辑职业中的一种类型，也应履行完整的编辑职能。开放的网络空间带来鱼龙混杂、虚实不分的现状，影响了信息有效性，这些信息被读者无法辨识使用后，要么是鲜花毒草全盘接受，要么是费时费力多次探究，重复低效，更无质量可谈。
专业性的编辑明白，正式出版的图书或者即使是非正式出版、仅随手粘贴于网络上的文章也是要讲规矩的，这种“码字”的规矩只有专业性的编辑才熟悉。专业性的编辑工作不会将编辑个体喜好替代公众标准，不会不作选择地盲目推荐，不会将不规范的语言、不统一的图示、不符合标点符号使用标准的代码轻易出手。
形式尚且有规矩，何况内容。曾经书籍就是读书人的标准，“看，书上说的”成为孩子们手中的权威。又曾几何时，盗版书猖獗，“无错不成书”让纸质图书失去了做楷模的信心。读书人尽管有许多无奈，但还是将希望寄存于专业性的编辑。数字出版产业中的专业编辑对出版内容有强烈的选择意识、精品意识。这种选择即是信息优化的过程，优化了的信息方可产生精品。故将有效的信息以及从信息中提炼出来的知识再公之于众、进入社会化流通之前经过专业编辑之手是十分必要的，编辑工作的专业性可以使信息知识得以优化，优化的结果将从无序变为有序、从庞杂理出精细、从零乱走向规范。
优化有提炼、综合、分解等不同方式，主要在延展广度、挖掘深度两方面。延展广度依靠知识交叉、信息综合、跨学科联合，挖掘深度意在纵向发展，探索新的未知领域。优化信息知识的方法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具体优化的人——即编辑必须具备优化知识的科学精神、思维能力及人文素养，即相应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掌握科学发展的趋势，了解历史与当代的科学技术，关注现代科学研究的焦点，思考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核技术、能源资源、自然灾害防御等共性问题。
因此，数字出版时代，传统的编辑职能不仅不能消失，反而应该更加强化，正是专业化编辑的加入，更加强调编辑工作的先进性，更加注重知识的合理构架，方才构成这个时代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篇章。只有重视并加强编辑的专业性，信息知识的优化工作才有保证，正是在专业性的编辑工作与数字出版技术完美融合的过程中，数字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才有保障，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数字出版环境的良性发展得益于优化了的信息知识，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又离不开数字出版技术。总之，没有专业性的编辑队伍，没有编辑职业岗位上的“把关”与“守望”，不可能有信息知识点与点之间衔接出来的概念体系，不可能有纸质本、影视剧、电子书、网络版、手机阅读的畅销书。 3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凸显文化性的两个效益转化工作
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体，是人类生存的方式。数字出版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上网冲浪、手机阅读、游戏娱乐、在线写作等生活方式极为普遍。它既是读者休闲享受生活的一种状态，也是文化生产、文化交流、文化积累的自然现象，是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应该更加凸显文化性。进入21世纪，读者已经不满足产品的纯商业性，带有文化烙印的产品更受读者青睐。而理应是文化属性的编辑出版工作如果丧失了本性便将失去安身立命之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高尚的灵魂塑造人，需要具备高尚灵魂的编辑组织出版大量有文化的书籍、传媒、影视、动漫作品等去教育影响人，使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里少一些见利忘义之人、之事。有少数编辑忽视了自身的文化性，出书时选择什么赚钱就出什么，定书名时觉得怎么吸引读者就叫什么，明是“少儿不宜”的内容却无视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品格低下，庸俗粗俗，伦理道德缺失，社会底线无控。如果不去强化编辑工作的文化性，只单纯逐利的商业性便会乘机而入。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亦然。
社会是由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构成的。编辑工作的文化性要求书籍出版既满足市场又满足读者。满足市场需要并非等同于满足读者需要。市场需要是眼前的、短期的利益，读者需要才是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有文化含量的编辑工作最大的价值不是满足读者，而是引导读者，提高读者，最终的境界是创造读者。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同样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作品也是编辑自身文化素养的体现。编辑工作的文化性决定了编辑人的文化性，编辑人的文化含量高才能编辑出高质量的文化作品，编辑自身文化含量低，不仅没有编辑好的作品的水平，甚至都不具有欣赏优秀作品的能力。
出版需要追求经济效益，不可能永远地让穷棒子精神走出一条富裕之路，但社会效益应是第一位的。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辩证地看，社会效益好的出版物会带来相当好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高也并非社会效益不好。二者转化的前提是出版物必须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策划的作品是符合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选题。如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节奏感强，社会信息知识更新频率加快，不加选择地来稿即发，“饥不择食”的窘态一定不会产生优秀的出版物。优秀之作是双效益结合的精品。传统出版时代，好编辑的形象是认认真真地在办公室看稿，数字出版时代则是勤跑市场，瞄准市场，在杂乱的信息中学会取舍、优化、组合，掌握作者资源、渠道资源，满足读者在新信息新知识方面的要求，当选题策划与读者需求一致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双丰收。当出版物仅有经济效益却难以向社会效益转化时，内容提供商——编辑方面负主要责任。因而，必须以提高编辑自身的文化修养为主，高水平的文化素质才是出高质量的、双效益的选题的保障。
数字出版技术应为出版物的双效益转化提供途径，因而，编辑必须掌握数字出版技术，并利用技术创造形式新颖、内容精当的作品。经过了编辑工作的社会化出版，将人类积累下来的知识转化为数字或文本出版物，最终才能体现编辑的也是社会的理想信念、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
[关键词] 数字出版时代 编辑工作 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2-0005-05
Philosophizing on Editing Work in Digital Publishing Era
Wu P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430070）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editing work in digital publishing era as follows： the unity of the subjective world and the objective world； contradiction movements as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iting work； the essence of to select， process and create the contents of publications. It also expounds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editing work in digital publishing era as follows： reification of intellectual creations which demonstrating progressiveness； optimization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which manifesting expertise； translation of effectiveness which revealing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era Editing work Philosophizing
诞生于20世纪末的数字出版[1] 浪潮势头迅猛，荡涤了绵延数千年的社会习俗，影响了数以亿计地球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图书生产传播本身，超越了刀刻锥画、写本拓片、雕版印刷的“慢文字”时代，进入信息知识高速运转、飞速利用、快捷创新的数字出版时代。但一部分编辑对传统出版的“慢文字”较为习惯，思维角度多从纸本图书的生产过程出发，对数字出版评判价值趋向不稳定，依靠“慢图书”时代编辑工作内容的惯性思维开展信息知识生产传播活动，编辑过程重中间环节，对前期调研、选题策划以及后期宣传、营销推广缺乏重视，对网络技术、数字出版技术、手机阅读的功能开发、利用各类媒体整合出版等技术与内容的结合较为盲目，对内容提供商不熟悉不重视，自身编辑角色定位模糊，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不清晰不明确。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编辑对数字技术的兴趣高于出版，认为数字出版中的编辑并非是永久的职业，对编辑工作与内容提供商之间的关系分不清楚，思考问题多从经济效益出发，能赚钱即是好选题，图书内容浅表化、低俗化，重技术轻品牌，重网络平台轻原创生产，思维方式直接单一，思想内容质量的文化追求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变得若有若无，可要可不要，价值取向扭曲。两种编辑工作观点虽然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哲学观不相符。本文拟从哲学的角度浅析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希冀厘清思路、明确方向，以利于其长期、顺利地发展。
1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内涵
1.1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
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十分有意思的事情。生产文化、传播文化、积累文化的使命与文化表达、文化创新、文化引领同聚一体。从主体来说，编辑主体是文化人，编辑工作是文化工作，编辑人及编辑工作反映社会文化是义务、是职责、是使命，反之，是编辑人及编辑工作的失职。从客体来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任何文化动态，无论意识形态领域还是物质、技术、生产领域都会在编辑出版物中反映出来，任何社会文化创新的形式都以编辑工作的实践活动反映出来。因此，编辑出版是社会文化的集中反映，社会文化借助于编辑出版工作突破时空传播开来。二者的关系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命题类似。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反映。知识经济创造的价值在出版中反映十分突出。一是以知识经济为选题的图书引领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使知识经济概念及知识经济社会得到认同并在读者中产生极大影响，引领知识经济的潮头。二是知识经济带来很大的编辑出版价值，直接价值是知识经济选题的图书出版后创造的经济效益，间接价值是在社会上引导了重视知识、热爱知识、学习知识的文化氛围，而热爱知识、学习知识的最便利方法就是学习，就是读书。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客观世界一是指社会，二是指编辑出版的对象。主观世界主要指编辑人，即数字出版时代从事编辑工作的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体即通过编辑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改造社会，并在社会变化的同时自我精神境界也得到强化与升华。数字出版时代的社会，承载信息知识的载体材料并非仅为纸张（且纸质的优势正在被弱化），白纸黑字的内容表达方式正在被声、光、电、磁、色彩、动画、影视等取代，表现出“闻其声、见其形”的功能；数字出版的生产、复制技术见证了“即时印刷即刻获取”的网络速度，“互联网+”让信息知识传播的空间和时间不再成为影响内容时效性的难题。 如果说传统出版时代人们还能够区分清楚编辑、作者、读者的话，数字出版时代则淡化了他们的角色界限，模糊了图书文献、影视传媒、微博微信、网络出版、数字阅读等多种信息知识生产与传播之间的界限。现代人在享受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社会信息知识生产便利、获取便捷的春风雨露时，也增添了对海量信息取舍、真伪判断、价值利弊的烦恼，惟有培养自身对信息知识的搜集能力、辨别能力，方能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海洋里明确方向，为我所用。而编辑出版界自身，生产传播知识、集成优选知识、策划掌控知识并决定其是否进入、如何进入社会传播渠道，靠的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靠的是正确的编辑价值观。因而，辨析数字出版时代编辑观、寻求编辑工作的价值与规律、揭示编辑工作本质等必将有助于改变编辑精神状态，更新思维方法，提高编辑创造性劳动的质量，达成目标，并在实践中实现编辑最大的人生价值。
1.2 各种矛盾运动是推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发展的动力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面临各种矛盾，如无用的、海量的信息与有价值的、有效信息之间的取舍矛盾；无论何人何时充当编辑产生的质量低劣出版物与打造精品、培养品牌对编辑人员的高素质要求之间的时间效益矛盾；图书品种不断增加、数量越来越多但读者却对诸多书籍、网络出版物并不满意或满意度降低之间的供需矛盾；提倡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政治标准第一、严守出版底线、不能出的选题坚决阻止二者之间标准把握的矛盾；一边提倡“文责自负”，一边要求作品必须经过编辑加工、且没有加工过的书不得传播之间责任把控的矛盾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或过程都存在多种矛盾。数字出版时代亦然。但各种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在事物发展的任何阶段，必有而且只有一种矛盾居于支配地位，起着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作用，这种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是次要矛盾。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需要明确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因为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也就容易解决。同时，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利于解决矛盾，主要矛盾是牛鼻子，牵着牛鼻子方能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遇到的所有矛盾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承担着多方面的压力，当出版社为生存即注重经济效益占主要地位时，编发稿件和网络载文都会降低质量，对低质次品或关系稿放松出版要求，或者缺乏科学性，或者忽视网络读者的需求，最恶劣的是无原则、无底线，非但不能引领文化，反而制造文化垃圾，污染人们的思想。有些网络写手为了提高点击率，往往主动迎合读者的口味，呈现粗俗、低俗的文字。如果读者良莠不辨，于社会发展不是促进力量反为阻碍力量，得失倒置是极不合算的。因此，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并努力使二者达到平衡，促进出版良性发展，是上策。强调并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迎刃而解。保证社会效益前提下，还要对编辑工作提要求，注意与读者的互动，尽量满足读者的现实需求，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也是正确的编辑态度。那种不注意扩大再生产，不注重积累发展资金的编辑观也是不正确的。编辑哲学非功利特质及其思辨功能可以引导编辑辩证地处理来稿的品位质量与市场效应之间的关系，以文稿的文化品位吸引读者，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
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各种矛盾交织的数字出版中，解决了网络平台的技术问题会遇到内容提供商的文本、图像、语音表达问题，解决了表达问题会遇到用户培养、提高、创新的问题等等，正是在一个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推动编辑工作的发展，提高编辑水平。
1.3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是数字出版物的选择、加工与创造
事物的本质属性是该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根本标志。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是信息知识的选择、加工与创造。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有许多内容与它事物重叠或区别不大，如利用数字平台、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从事出版物的生产加工，它与电子公司、网络公司、科技开发公司中的部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区别于它们的根本是出版物内容的要求，即信息知识的选择、加工与创造工作。这是任何电子公司、数字平台、网络公司、科技开发公司都难以做到，且不会对出版物内容有相当的敏感度、高要求，不会有专业性的工作。
对出版物内容的选择、加工与创造无论在“慢文字”的传统出版时代还在“即时出版”的数字出版时代都是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后者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色。
出版内容的选择具有社会性，即必须选择与社会标准相一致、相适应的内容，表现为选题应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要什么方面的内容即策划什么选题。选题可以引领社会，走在社会前头。但如果有与社会文化不相容的选题或稿件则必须履行“把关人”“守门人”职责，即使其可能产生非常好的经济效益。编辑加工也是编辑特有的工作环节，是编辑对出版物内容和形式所做的修改完善，并使其符合出版“齐、清、定”完备的要求。数字出版时代借用互联网、数字平台人人都可发表作品，但达到出版要求的只有经编辑加工后的文稿——主题更突出、结构更合理、层次更清晰。编辑工作的创造性是选择的主动性与艺术的编辑加工方法二者的结合。创造性能充分凸显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特性。如能否通过网状的、互联的、结构化的知识架构，将各知识点关联起来，通过知识链开发新的知识领域，为知识更新服务。能否将图文、声音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将虚拟的网络与现实信息服务结合起来；能否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终端阅读器、广播电视网等多种渠道将信息知识传播开来并产生更大的效益；能否将内容上的数字化创新与数字出版产业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处理好与网络平台、广告商的关系等等。
综上，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本质特征既有与传统出版相同的属性，又有着数字出版鲜明的时代特色，明白于此，有助于寻找数字出版规律，了解数字出版发展中的必然联系，掌握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以更好地满足社会、满足读者对信息知识服务的要求。 2 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工作的哲学意义
数字出版时代，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紧密结合，编辑工作将信息知识作为出版的内容、数字化及非数字化的作品均作为产品、将融入集团、集资众筹、上市升级作为出版产业的形态、将商业规则作为品牌维护、发展壮大的资本，经营着记载、选择、传播、更新人类已有知识，优化、组合、促进、创造新的信息知识的职能，充分显示文化积累传播的功能。虽然在数字出版时代，给各行各业各种人员都提供了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著“书”立说的便利条件，但只有职业编辑，才会在策划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校对设计及至营销等方面，以专业化的手段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发挥着其他行业无法保证的社会效益和职业化要求的经济效益的作用。编辑工作者生产科学知识的过程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哲学意义。
2.1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凸显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工作
发展的、动态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是数字时代编辑工作先进性的最好诠释。数字出版时代的社会信息具有量大庞杂、碎片零乱、瞬息万变的特点，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信息，过滤筛选信息。比如选题策划工作，是辨析、认识若干个知识点，比较它们之间的关联度，最终确定某一个或集合某几个概念、知识点作为选题决策的参考。那么，确定选题的依据是什么？一定是追踪今天科技前沿的多于明日黄花，一定是展现当今时代精神的多于陈旧观念，一定是阐述现时大政方针的多于故国春秋业，一定是高尚的、新颖的、大气的、正能量的选题多于陈旧的、酸腐的、颓废的策划。先进性决定编辑工作在选题、选作者、选出版方式上的标准。总之，数字时代的编辑工作先进与落后的博弈就像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而不可倒退一样。有了这个标准，无论信息多少、规模大小、真伪如何都可以得到处理。
将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为出版物的过程也就是编辑哲学的实践过程。数字出版时代一切理念都要接地气，适合阅读、方便阅读，并被读者乐于接近、喜欢接受的物质形式一定是时代高新技术与出版物特征的最佳结合体。如纸质图书，除了保持与内容性质、风格相统一的综合要求之外，还应该考虑油墨适性、纸张质地、开本大小、造型构图等多方面的精细化的要求；再如网络阅读，界面是否友好？用户是否不需要指导就能自行操作？如何满足下载需求？不同年龄用户对字体字号、光线明暗、色彩饱和度的不同需求如何处理？使电子书从1.0版本升级到3.0基本达到纸本图书时代难以跳跃的高度——读者直接在物化的精神产品上与内容提供商互动。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在具有先进性的精神产品物化过程中也得到升华，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2.2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凸显专业性的信息知识优化工作
数字出版时代利用网络、计算机、手机提供了人人发布信息、编辑信息、复制信息的环境与条件，人人都有成为编辑的可能。事实也正是如此，输入、修改、复制、粘贴便可以完成“作者”向“编辑”的过渡。饶有趣味的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被认可的“编辑学”、都不太了解的“编辑”职业居然在这个数字化时代不知不觉地让众人都变成了非职业的“网络编辑”。如此，还需要专业性的、职业化的编辑吗？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数字出版时代应当更加凸显编辑工作的专业性。360行中没有比编辑更懂编辑出版的职业，也没有比编辑更知晓选题策划、编辑法规、编辑技术、编辑流程的人。网络编辑伴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出现而诞生，是编辑职业中的一种类型，也应履行完整的编辑职能。开放的网络空间带来鱼龙混杂、虚实不分的现状，影响了信息有效性，这些信息被读者无法辨识使用后，要么是鲜花毒草全盘接受，要么是费时费力多次探究，重复低效，更无质量可谈。
专业性的编辑明白，正式出版的图书或者即使是非正式出版、仅随手粘贴于网络上的文章也是要讲规矩的，这种“码字”的规矩只有专业性的编辑才熟悉。专业性的编辑工作不会将编辑个体喜好替代公众标准，不会不作选择地盲目推荐，不会将不规范的语言、不统一的图示、不符合标点符号使用标准的代码轻易出手。
形式尚且有规矩，何况内容。曾经书籍就是读书人的标准，“看，书上说的”成为孩子们手中的权威。又曾几何时，盗版书猖獗，“无错不成书”让纸质图书失去了做楷模的信心。读书人尽管有许多无奈，但还是将希望寄存于专业性的编辑。数字出版产业中的专业编辑对出版内容有强烈的选择意识、精品意识。这种选择即是信息优化的过程，优化了的信息方可产生精品。故将有效的信息以及从信息中提炼出来的知识再公之于众、进入社会化流通之前经过专业编辑之手是十分必要的，编辑工作的专业性可以使信息知识得以优化，优化的结果将从无序变为有序、从庞杂理出精细、从零乱走向规范。
优化有提炼、综合、分解等不同方式，主要在延展广度、挖掘深度两方面。延展广度依靠知识交叉、信息综合、跨学科联合，挖掘深度意在纵向发展，探索新的未知领域。优化信息知识的方法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具体优化的人——即编辑必须具备优化知识的科学精神、思维能力及人文素养，即相应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掌握科学发展的趋势，了解历史与当代的科学技术，关注现代科学研究的焦点，思考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核技术、能源资源、自然灾害防御等共性问题。
因此，数字出版时代，传统的编辑职能不仅不能消失，反而应该更加强化，正是专业化编辑的加入，更加强调编辑工作的先进性，更加注重知识的合理构架，方才构成这个时代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篇章。只有重视并加强编辑的专业性，信息知识的优化工作才有保证，正是在专业性的编辑工作与数字出版技术完美融合的过程中，数字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才有保障，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数字出版环境的良性发展得益于优化了的信息知识，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又离不开数字出版技术。总之，没有专业性的编辑队伍，没有编辑职业岗位上的“把关”与“守望”，不可能有信息知识点与点之间衔接出来的概念体系，不可能有纸质本、影视剧、电子书、网络版、手机阅读的畅销书。 3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凸显文化性的两个效益转化工作
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体，是人类生存的方式。数字出版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上网冲浪、手机阅读、游戏娱乐、在线写作等生活方式极为普遍。它既是读者休闲享受生活的一种状态，也是文化生产、文化交流、文化积累的自然现象，是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应该更加凸显文化性。进入21世纪，读者已经不满足产品的纯商业性，带有文化烙印的产品更受读者青睐。而理应是文化属性的编辑出版工作如果丧失了本性便将失去安身立命之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高尚的灵魂塑造人，需要具备高尚灵魂的编辑组织出版大量有文化的书籍、传媒、影视、动漫作品等去教育影响人，使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里少一些见利忘义之人、之事。有少数编辑忽视了自身的文化性，出书时选择什么赚钱就出什么，定书名时觉得怎么吸引读者就叫什么，明是“少儿不宜”的内容却无视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品格低下，庸俗粗俗，伦理道德缺失，社会底线无控。如果不去强化编辑工作的文化性，只单纯逐利的商业性便会乘机而入。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亦然。
社会是由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构成的。编辑工作的文化性要求书籍出版既满足市场又满足读者。满足市场需要并非等同于满足读者需要。市场需要是眼前的、短期的利益，读者需要才是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有文化含量的编辑工作最大的价值不是满足读者，而是引导读者，提高读者，最终的境界是创造读者。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同样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作品也是编辑自身文化素养的体现。编辑工作的文化性决定了编辑人的文化性，编辑人的文化含量高才能编辑出高质量的文化作品，编辑自身文化含量低，不仅没有编辑好的作品的水平，甚至都不具有欣赏优秀作品的能力。
出版需要追求经济效益，不可能永远地让穷棒子精神走出一条富裕之路，但社会效益应是第一位的。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辩证地看，社会效益好的出版物会带来相当好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高也并非社会效益不好。二者转化的前提是出版物必须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策划的作品是符合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选题。如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节奏感强，社会信息知识更新频率加快，不加选择地来稿即发，“饥不择食”的窘态一定不会产生优秀的出版物。优秀之作是双效益结合的精品。传统出版时代，好编辑的形象是认认真真地在办公室看稿，数字出版时代则是勤跑市场，瞄准市场，在杂乱的信息中学会取舍、优化、组合，掌握作者资源、渠道资源，满足读者在新信息新知识方面的要求，当选题策划与读者需求一致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双丰收。当出版物仅有经济效益却难以向社会效益转化时，内容提供商——编辑方面负主要责任。因而，必须以提高编辑自身的文化修养为主，高水平的文化素质才是出高质量的、双效益的选题的保障。
数字出版技术应为出版物的双效益转化提供途径，因而，编辑必须掌握数字出版技术，并利用技术创造形式新颖、内容精当的作品。经过了编辑工作的社会化出版，将人类积累下来的知识转化为数字或文本出版物，最终才能体现编辑的也是社会的理想信念、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