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存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弱女子，最近成了媒体追踪的焦点人物。在广州市当局不顾舆论抗议，悍然封杀电动自行车之后，叶存环公开站出来跟广州市政府叫板，一纸诉状，把收缴其坐骑的番禺交警告上了法庭。叶存环此举，当然首先是捍卫她自己的利益，但毋庸质疑，客观上也是为广州市数十万电动自行车消费者讨公道，为整个电动自行车行业讨公道。以弱女之身而抗衡强大的公权力，逆流而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英勇其悲壮令人感佩。
　　但这样悲壮的现实，也含有某种荒诞的意味。以弱女之身而抗衡强大的公权力，叶存环该需要付出多大的生命损耗啊。她原本无须付出这样的生命损耗。广州产业界原本应该有成熟的预警机制，把威胁产业发展的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但遗憾的是，广州产业界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以致最后只能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叶存环站出来，为广州产业界请命。这种背景下，叶存环愈是英勇悲壮，其实愈显出广州产业界的幼稚。
　　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就是中国企业不成熟，还在少年时期。广州电动车产业的现状，无疑印证了吴老的这个新的论断。广州禁电，并不是当局突然袭击，大家闻所未闻，猝不及防。广州禁电之说，可说由来已久，去年春夏更是广为流行，报章不时喧腾。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可能毫无瑕疵，或有失当，最好的矫正时机，往往只在拟议过程中。相关公共政策刚刚萌芽就组织讨论，通过一切合法的渠道去表达，去申诉，去游说，通过一切正当的程序参与利益博弈，力求公共政策尽可能合理、尽可能公平，这是行业预警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照此做去，才能使行业风险最小化。一般来说，拟议中的公共政策因尚未付诸实施，没有造成现实后果，一旦发现失当，要收回去也就没多少成本，事情也就简单得多。失当的公共政策一旦出台，一旦造成既成事实，那时再要收回，再来补救，纵然付出百倍代价，也往往殊少胜算了。
　　回到开头的话题。本来去年春夏，广州当局的禁电意图已昭然若揭，广州产业界倘于此时切入，危局或能排除。但整个广州产业界竟都置若罔闻，全无应对之策。一旦禁电告诸实施，始大梦初醒，但已悔之晚矣，尽管多方突围，迄今仍不得要领。
　　不关心公共政策，甚至对影响切身利益的产业政策也甚少关注，只知道埋头赚脚尖上的钱。这种短视，这种幼稚，在中国企业界尤其在中小民营企业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可以说是不咬不痛，不咬不醒。眼光只有一米长而看不到长远，因此往往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失语，这种背景下，也就不可能指望公共政策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整个行业的政策风险的最大化，也就难于避免。
　　这点上，中国企业界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需要好好师法洋人。人们都羡慕外资企业的政策环境，但恐怕很少人知道，外资企业较理想的政策环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巨大努力争取到的。有一个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叫做“中国外商投资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简称QBPC），该组织聚合了强大人力和财力，专司政策公关，为世界五百强从事院外游说，对改善外资企业的政策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讲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产业，QBPC从事的就是最高端的服务产业，中国现在最需要发展的就是这种最高端的服务产业。如何更多地关注公共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更好地沟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已经成了中国企业界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当务之急。政策也是生产力，不重视公共政策的产业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大发展。对此，广州电动车企业已经以他们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代价，做了最为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