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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60年代以降的晚清社会，是西洋音乐逐步向民间传播、渗透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西洋音乐开始与普通社会民众发生较广泛地接触，也日益为社会所接受，从而为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普及化、社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在沿海城市，西方音乐并不只是西人的娱乐要素，它同时也参与构建了晚清国人都市娱乐的文化场域。本文依据晚清《申报》勾稽大量史料， 对西洋音乐在晚清中国民间传播的史实进行分析， 着力对晚清西洋音乐在迎神赛会中的运用及传播进行了考证， 其中很多资料均为作者首次发掘使用。
关键词：《申报》、西方音乐、迎神赛会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申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上海逐步发展起来，西乐也随之进入媒体的视野，成为媒介关注的话题之一。就晚清大众传媒的报道情况来看，至少在赛马会、赛花会、水龙会等迎神赛会活动中，西式音乐都有较为普遍的运用。部分西式娱乐因较为开放，并不全然局限仅供西人娱乐，故而也成为晚清时期西方音乐向华人传播的重要渠道。就《申报》所见，各类赛会中西方音乐的运用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式跑马会与赛花会中西方音乐的运用
英国人极奇喜好赛马。早期来沪的英国人在租界安定下来，便迫不及待地尝试赛马活动。英国人分别于1850、1854、1863年先后在上海建立了三个跑马场。1874年，英国人H.朗在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一书中写道：“一个英国人能长期待在国外而不做设立赛马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上海租界早期的记录表明这种英国传统的消遣早就存在了”。 在跑马会上，西乐也是鼓舞士气、渲染气氛的重要手段。晚清各类报章杂志对上海西人跑马活动记载甚多，其中不乏对跑马活动中西方音乐的描写，权举三例：
台上西乐齐鸣，徐疾皆有，节奏宛如中国之画角车铙齐宛。须臾，电光闪铄，自远而近以先过台前者为胜，仍至原处下骑，其控送之雍，各奔驰之便捷，颷发电掣之际，傍人无不目眩神骇。
顷又闻西乐大作，场中九马疾驰而出，历一周。夺标者，卖汇票之西内谷儿，马名师克迭也。
赌红旗之飞飙，听西乐之齐鸣，盖皆名驹赌赛也。
虽然报道对“西乐”的描述极为简略，读者对西乐演奏者、演奏形式、演奏内容等基本要素都缺乏清楚了解，不过透过上述几条有关跑马会的报道却不难看出，演奏西乐在跑马过程中是相对固定的一个环节，西式音乐在近代上海的跑马活动中运用非常普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报道大抵都是中国士人的感观，跑马会虽是英国人引入上海的娱乐性赛会，但因其较早为国人开放，渐成为中国人竞相参与的大众娱乐项目。正是在特定的中西交汇的固定场域中，跑马会中的西式音乐给晚清士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记，并进而成为他们描述的对象。
与跑马会这类带来竞赛性质的赛会不同，赛花会则显然更有休闲的味道，主要以观赏、交际为目的。《申报》曾记载光绪丁丑（1877）春夏之交，英人举行的一场小型赛花会，文载：
本埠英领署花园每年春夏之交举行赛花会今已三次矣。昨为相赛之第一日……惟会内之奇葩异卉视昔为多大都来自外洋，故花名花色半皆目所未睹，但觉娇艳欲笑芳气袭裾……间有华客数人同扩眼界，并有乐工十数辈，迭奏西乐，如抗如坠，不疾不徐，颇悠扬可听。余如各式蔬果亦杂陈几案，其最出色者花枝上俱系以牌以为标识，至若盆盎之精工帷幕之阔大犹其余事也。
显然，与赛马会相较，音乐虽然都处于辅助性的地位，但因其所承担的功能不同，故而音乐的内容以及带来的功效与意蕴自然也大不相同。赛花会虽名为赛会，实为赏花大会，且举办“已三次”。此类赛花会同时也向部分华人开放，在中西人士同游共赏的环境中，西乐“不疾不徐，颇悠扬可听”。
二、“水龙会”中的西方音乐元素
“水龙”是旧时对消防灭火器的俗称，民间组织的救火会则俗称水龙会。既是为提醒人们防范火害，也出于熟习业务的需要，救火会经常会开展消防演练，这种以“喷水龙”为主的赛会活动往往被民间称之为“水龙大会”或“水龙盛会”。这种活动后来渐渐演变成为一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民间一般将五月二十一作为定期的水龙会节日。早在明代，一些地方即成立有民间组织的救火会。近代以来，西方的城市管理方式被逐步引入。在租界中，西人仿照西方城市管理的模式设立有新式救火会，不时操演水龙。因此种演习其与中国传统民俗色彩的水龙大会极为相似，故亦得名。1885年《点石斋画报》曾刊有《操演水龙》一图，题图文字云：
西人善用火，而亦善防火。其利普者，其害亦烈。故自火船、火车之外，其通商埠头之工部局中，必置新式洋龙数条，以备民间失火。而又不时操演，察看其灵钝，预防其损坏，甚不愿临事张皇，等有备于无备也。实事求是之功能，终让西人出一头地。
新式救火会举行的这些操演，即是民间所说的“水龙大会”。这些西式救火会在操练水龙时，为鼓舞士气，往往在操练过程中加入西式音乐。在这些“水龙大会”上，西式音乐成为赛会渲染氛围、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
1869年，《教会新报》刊登一篇《上海租界外国水龙会》，文中就提到是年四月初一的一次操演，描述操演过程中“外国人吹打奏乐，声韵悠扬”。 《申报》创办之后，对水龙大会也有过多次报道。在对水龙大会盛况的描述中，曾数次提及西乐对大会氛围的渲染之功。例如同治壬申（1872年）十月二十九日晚间举行的水龙大会，这次大会吸引了大量观众，报道称“沪城南北之都人士无不往观，街巷俱为之填塞”。该文详细描述了水龙大会的盛况及细节，其中提及：
西人咸各执其所司之器，按队成行，整齐不乱云。于是点齐火把，擎起火球，西乐工则击鼓吹笙，西巡捕则执鞭持棒，由法租界内之浦滩从容起行，凡号衣则各从其色，红者尽红，黑者尽黑，灯火之光，皎同白昼。
同治癸酉（1873年）三月初七，为欢迎俄王子来沪，西商再举行水龙大会，热闹程度更甚从前。这场水龙会中，西乐演奏不仅为赛会增色不少，乐队所奏俄国之歌更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西乐两班一在前一殿后，吹笙击鼓，和鸣锵锵。每车上各放烟火流星等物，火树银花，顷刻变幻，迤逦而来，长约半里。行至琼记洋行门首，乐声忽变，盖为奏俄国之歌也。
晚清媒体对水龙大会描述甚多，这些都表明西乐在近代消防操演训练中，已成为较为固定的环节。
三“丧葬喜乐”：西方音乐在晚清民俗中的运用
道光八年十二月初六日（1828年），大学士管顺天府事庐荫傅等奏报番明改悔天主教犯张成善出教后，仍沿用旧时音乐并收藏经卷：
宛平县，属桑峪村地方，有传习天主教之人。出殡，张成善忆及从前伊祖父母丧事有同教之人，用教中音乐在灵前吹打念经，今照旧吹打热闹。
这些活动大抵都属官方打击的范围，故而所见多源自官方向朝廷的奏报。不过可以想见，因天主教的传播，信徒私下采用西乐者虽不普及，但较于被查禁者，其数目恐亦不小，且民间对西方音乐的接触渠道与接受能力并不容低估。上述两通官方奏报事实上就已反映出透过天主教的传播，一般民众已有接触西方音乐的可能。一些简单的乐器、经卷已有流通的渠道，普通信徒可自行轻意购得，至于“教中音乐”已可自行“吹打”。
近代开埠后，上海等地城市民众也曾在丧葬仪式中采用西方音乐。不过，显然与道光年间张成善因受天主教影响，在民间私下保留宗教性的仪式不同，此时的丧葬仪式并非受宗教的影响，而多是世俗猎奇的心态以示“隆重”。光绪九年（1883）《申报》曾报道过一则《西乐送殡》的新闻，文中记载：
居家出殡虽极隆盛，不过铭旌旗伞等事，初无足纪。而本埠间有雇佣西乐者旧例所无，风气一变矣。昨日英租界大马路集贤里内许姓出殡，死者为“诰封恭人”，晋封淑人于午后发引，执行维备，更用西乐二班前八名后四名，音韵苍凉，如听蒿里之歌，故途人咸属耳目……
该许姓人家出殡即雇用西乐队参加，乐队共十二名，“前八名余四名”。在丧事的操办者眼中，这里的西乐与传统僧道磬钹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西乐较为少见，吹奏之间当更能引人耳目，足以显示丧礼的“隆重”罢了。而据《申报》言说者的观察看来，原来的丧葬仪式虽极为隆重，但多是传统的“铭旌旗伞等事”。但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雇佣西乐者”，虽系“新鲜”事物，却已引发了不少“效行”之举，以致生出“风气一变矣”的感叹。
《申报》所观察到的社会心态很值得玩味。随着西乐的盛行，“雇佣西乐”参与丧葬礼仪正日益成为民间社会一种潜在的趋势。数月之后，《申报》再次报道了西乐出殡的一条报道，这条报道的名称叫《西乐通行》，大抵反映采用西乐出殡已渐为盛行。该篇叙述说：
本埠住居之人近来盛行西乐，昨日英租界二摆渡附近之处有湖州人黄姓家出殡甚属闹热。死者为吴太淑，人于午后发引，除寻常执事香亭及僧道送丧男女外，并有西乐二十四名，灵柩用新式材罩，四面玻璃辉映，经过地方，路人皆驻足而观也。
是条新闻与前述无明显的差别，唯值得关注的是句首“本埠住居之人近来盛行西乐”一语反映出该时期西乐受欢迎的程度。
上海地方对西乐的接受，不仅反映在雇佣西乐队在丧葬仪式中，这一时期的西乐也出现在迎神赛会、地方社交、民俗仪式之中。与这些仪式上的其它音乐一样，西方音乐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性的文化消费品。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曾载有“西乐迎神”一篇，以士人的眼光观察了这一“新鲜”的事物：
西人无事不用乐。以予所见，团兵会操也，死丧出殡也，春秋两季之跑马，与夫官员调任到岸之时，咿咿唔唔，亦自可听。节奏之疾徐系以足，万足齐举如拍板。然近则通商埠头有力而好奇者，间亦雇佣之。今年重阳令节，粤人之经商寓沪者，咸赴天后宫迎神赛会。除旗锣扇伞外，亦用西乐一班，随之游行。夫邾用夷礼，《春秋》贬之，窃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所不取。
这则《西乐迎神》的插画形象生动地勾勒了西洋音乐在上海地方迎神赛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时人的复杂心态。在作者看来，尽管西人团兵会操、死丧出殡无不采用西乐，但是中国传统礼仪中采用西乐，显然不合“道统”，理应受到“读书明理之君子”的批评。不过，现实的情况显然与维系道统的“读书明理之君子”的观念不同，这位粤商（粤人之经商寓沪者）恰以实际行动宣示了这种“中西合璧”可能更迎合了时人的审美与心理需求，在“趋西”的时代话语下，“洋乐”显然不能再被视为传统“华夷之辨”中的“夷礼”，它反而成为彰显权贵身份与地位的另一种表达与象征性的符号。“西乐迎神”中簇拥而从的官商，以及题语中夫子卫道的反讥恰恰也生动地反衬出复杂的社会心态和社会结构。
小结
19世纪60年代以降的晚清社会，是西洋音乐逐步向民间传播、渗透的重要时期。《申报》所见西方音乐在迎神赛会中的运用，事实上只是近代西方音乐来华传播的一个片断。这些西方音乐元素有些出现在西式语境，而有一些则在中式的语境中运用，可见西方音乐并不只是西人的娱乐要素，它同时也参与构建了晚清国人都市娱乐的文化场域。晚清民间中西混杂的音乐实践实际上体现了近代海上文化变迁的缩影，反映在早期中西文化冲突之时，融合与对立的统一性特征，体现出上海开埠后“华洋杂处”的社会风貌。
作者简介：赵庆文（1978.7—），女，汉，甘肃兰州人。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研究方向：音乐史、艺术理论
邮寄地址：四川绵阳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621010）赵庆文 联系电话：18011134518
关键词：《申报》、西方音乐、迎神赛会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申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上海逐步发展起来，西乐也随之进入媒体的视野，成为媒介关注的话题之一。就晚清大众传媒的报道情况来看，至少在赛马会、赛花会、水龙会等迎神赛会活动中，西式音乐都有较为普遍的运用。部分西式娱乐因较为开放，并不全然局限仅供西人娱乐，故而也成为晚清时期西方音乐向华人传播的重要渠道。就《申报》所见，各类赛会中西方音乐的运用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式跑马会与赛花会中西方音乐的运用
英国人极奇喜好赛马。早期来沪的英国人在租界安定下来，便迫不及待地尝试赛马活动。英国人分别于1850、1854、1863年先后在上海建立了三个跑马场。1874年，英国人H.朗在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一书中写道：“一个英国人能长期待在国外而不做设立赛马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上海租界早期的记录表明这种英国传统的消遣早就存在了”。 在跑马会上，西乐也是鼓舞士气、渲染气氛的重要手段。晚清各类报章杂志对上海西人跑马活动记载甚多，其中不乏对跑马活动中西方音乐的描写，权举三例：
台上西乐齐鸣，徐疾皆有，节奏宛如中国之画角车铙齐宛。须臾，电光闪铄，自远而近以先过台前者为胜，仍至原处下骑，其控送之雍，各奔驰之便捷，颷发电掣之际，傍人无不目眩神骇。
顷又闻西乐大作，场中九马疾驰而出，历一周。夺标者，卖汇票之西内谷儿，马名师克迭也。
赌红旗之飞飙，听西乐之齐鸣，盖皆名驹赌赛也。
虽然报道对“西乐”的描述极为简略，读者对西乐演奏者、演奏形式、演奏内容等基本要素都缺乏清楚了解，不过透过上述几条有关跑马会的报道却不难看出，演奏西乐在跑马过程中是相对固定的一个环节，西式音乐在近代上海的跑马活动中运用非常普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报道大抵都是中国士人的感观，跑马会虽是英国人引入上海的娱乐性赛会，但因其较早为国人开放，渐成为中国人竞相参与的大众娱乐项目。正是在特定的中西交汇的固定场域中，跑马会中的西式音乐给晚清士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记，并进而成为他们描述的对象。
与跑马会这类带来竞赛性质的赛会不同，赛花会则显然更有休闲的味道，主要以观赏、交际为目的。《申报》曾记载光绪丁丑（1877）春夏之交，英人举行的一场小型赛花会，文载：
本埠英领署花园每年春夏之交举行赛花会今已三次矣。昨为相赛之第一日……惟会内之奇葩异卉视昔为多大都来自外洋，故花名花色半皆目所未睹，但觉娇艳欲笑芳气袭裾……间有华客数人同扩眼界，并有乐工十数辈，迭奏西乐，如抗如坠，不疾不徐，颇悠扬可听。余如各式蔬果亦杂陈几案，其最出色者花枝上俱系以牌以为标识，至若盆盎之精工帷幕之阔大犹其余事也。
显然，与赛马会相较，音乐虽然都处于辅助性的地位，但因其所承担的功能不同，故而音乐的内容以及带来的功效与意蕴自然也大不相同。赛花会虽名为赛会，实为赏花大会，且举办“已三次”。此类赛花会同时也向部分华人开放，在中西人士同游共赏的环境中，西乐“不疾不徐，颇悠扬可听”。
二、“水龙会”中的西方音乐元素
“水龙”是旧时对消防灭火器的俗称，民间组织的救火会则俗称水龙会。既是为提醒人们防范火害，也出于熟习业务的需要，救火会经常会开展消防演练，这种以“喷水龙”为主的赛会活动往往被民间称之为“水龙大会”或“水龙盛会”。这种活动后来渐渐演变成为一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民间一般将五月二十一作为定期的水龙会节日。早在明代，一些地方即成立有民间组织的救火会。近代以来，西方的城市管理方式被逐步引入。在租界中，西人仿照西方城市管理的模式设立有新式救火会，不时操演水龙。因此种演习其与中国传统民俗色彩的水龙大会极为相似，故亦得名。1885年《点石斋画报》曾刊有《操演水龙》一图，题图文字云：
西人善用火，而亦善防火。其利普者，其害亦烈。故自火船、火车之外，其通商埠头之工部局中，必置新式洋龙数条，以备民间失火。而又不时操演，察看其灵钝，预防其损坏，甚不愿临事张皇，等有备于无备也。实事求是之功能，终让西人出一头地。
新式救火会举行的这些操演，即是民间所说的“水龙大会”。这些西式救火会在操练水龙时，为鼓舞士气，往往在操练过程中加入西式音乐。在这些“水龙大会”上，西式音乐成为赛会渲染氛围、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
1869年，《教会新报》刊登一篇《上海租界外国水龙会》，文中就提到是年四月初一的一次操演，描述操演过程中“外国人吹打奏乐，声韵悠扬”。 《申报》创办之后，对水龙大会也有过多次报道。在对水龙大会盛况的描述中，曾数次提及西乐对大会氛围的渲染之功。例如同治壬申（1872年）十月二十九日晚间举行的水龙大会，这次大会吸引了大量观众，报道称“沪城南北之都人士无不往观，街巷俱为之填塞”。该文详细描述了水龙大会的盛况及细节，其中提及：
西人咸各执其所司之器，按队成行，整齐不乱云。于是点齐火把，擎起火球，西乐工则击鼓吹笙，西巡捕则执鞭持棒，由法租界内之浦滩从容起行，凡号衣则各从其色，红者尽红，黑者尽黑，灯火之光，皎同白昼。
同治癸酉（1873年）三月初七，为欢迎俄王子来沪，西商再举行水龙大会，热闹程度更甚从前。这场水龙会中，西乐演奏不仅为赛会增色不少，乐队所奏俄国之歌更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西乐两班一在前一殿后，吹笙击鼓，和鸣锵锵。每车上各放烟火流星等物，火树银花，顷刻变幻，迤逦而来，长约半里。行至琼记洋行门首，乐声忽变，盖为奏俄国之歌也。
晚清媒体对水龙大会描述甚多，这些都表明西乐在近代消防操演训练中，已成为较为固定的环节。
三“丧葬喜乐”：西方音乐在晚清民俗中的运用
道光八年十二月初六日（1828年），大学士管顺天府事庐荫傅等奏报番明改悔天主教犯张成善出教后，仍沿用旧时音乐并收藏经卷：
宛平县，属桑峪村地方，有传习天主教之人。出殡，张成善忆及从前伊祖父母丧事有同教之人，用教中音乐在灵前吹打念经，今照旧吹打热闹。
这些活动大抵都属官方打击的范围，故而所见多源自官方向朝廷的奏报。不过可以想见，因天主教的传播，信徒私下采用西乐者虽不普及，但较于被查禁者，其数目恐亦不小，且民间对西方音乐的接触渠道与接受能力并不容低估。上述两通官方奏报事实上就已反映出透过天主教的传播，一般民众已有接触西方音乐的可能。一些简单的乐器、经卷已有流通的渠道，普通信徒可自行轻意购得，至于“教中音乐”已可自行“吹打”。
近代开埠后，上海等地城市民众也曾在丧葬仪式中采用西方音乐。不过，显然与道光年间张成善因受天主教影响，在民间私下保留宗教性的仪式不同，此时的丧葬仪式并非受宗教的影响，而多是世俗猎奇的心态以示“隆重”。光绪九年（1883）《申报》曾报道过一则《西乐送殡》的新闻，文中记载：
居家出殡虽极隆盛，不过铭旌旗伞等事，初无足纪。而本埠间有雇佣西乐者旧例所无，风气一变矣。昨日英租界大马路集贤里内许姓出殡，死者为“诰封恭人”，晋封淑人于午后发引，执行维备，更用西乐二班前八名后四名，音韵苍凉，如听蒿里之歌，故途人咸属耳目……
该许姓人家出殡即雇用西乐队参加，乐队共十二名，“前八名余四名”。在丧事的操办者眼中，这里的西乐与传统僧道磬钹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西乐较为少见，吹奏之间当更能引人耳目，足以显示丧礼的“隆重”罢了。而据《申报》言说者的观察看来，原来的丧葬仪式虽极为隆重，但多是传统的“铭旌旗伞等事”。但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雇佣西乐者”，虽系“新鲜”事物，却已引发了不少“效行”之举，以致生出“风气一变矣”的感叹。
《申报》所观察到的社会心态很值得玩味。随着西乐的盛行，“雇佣西乐”参与丧葬礼仪正日益成为民间社会一种潜在的趋势。数月之后，《申报》再次报道了西乐出殡的一条报道，这条报道的名称叫《西乐通行》，大抵反映采用西乐出殡已渐为盛行。该篇叙述说：
本埠住居之人近来盛行西乐，昨日英租界二摆渡附近之处有湖州人黄姓家出殡甚属闹热。死者为吴太淑，人于午后发引，除寻常执事香亭及僧道送丧男女外，并有西乐二十四名，灵柩用新式材罩，四面玻璃辉映，经过地方，路人皆驻足而观也。
是条新闻与前述无明显的差别，唯值得关注的是句首“本埠住居之人近来盛行西乐”一语反映出该时期西乐受欢迎的程度。
上海地方对西乐的接受，不仅反映在雇佣西乐队在丧葬仪式中，这一时期的西乐也出现在迎神赛会、地方社交、民俗仪式之中。与这些仪式上的其它音乐一样，西方音乐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性的文化消费品。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曾载有“西乐迎神”一篇，以士人的眼光观察了这一“新鲜”的事物：
西人无事不用乐。以予所见，团兵会操也，死丧出殡也，春秋两季之跑马，与夫官员调任到岸之时，咿咿唔唔，亦自可听。节奏之疾徐系以足，万足齐举如拍板。然近则通商埠头有力而好奇者，间亦雇佣之。今年重阳令节，粤人之经商寓沪者，咸赴天后宫迎神赛会。除旗锣扇伞外，亦用西乐一班，随之游行。夫邾用夷礼，《春秋》贬之，窃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所不取。
这则《西乐迎神》的插画形象生动地勾勒了西洋音乐在上海地方迎神赛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时人的复杂心态。在作者看来，尽管西人团兵会操、死丧出殡无不采用西乐，但是中国传统礼仪中采用西乐，显然不合“道统”，理应受到“读书明理之君子”的批评。不过，现实的情况显然与维系道统的“读书明理之君子”的观念不同，这位粤商（粤人之经商寓沪者）恰以实际行动宣示了这种“中西合璧”可能更迎合了时人的审美与心理需求，在“趋西”的时代话语下，“洋乐”显然不能再被视为传统“华夷之辨”中的“夷礼”，它反而成为彰显权贵身份与地位的另一种表达与象征性的符号。“西乐迎神”中簇拥而从的官商，以及题语中夫子卫道的反讥恰恰也生动地反衬出复杂的社会心态和社会结构。
小结
19世纪60年代以降的晚清社会，是西洋音乐逐步向民间传播、渗透的重要时期。《申报》所见西方音乐在迎神赛会中的运用，事实上只是近代西方音乐来华传播的一个片断。这些西方音乐元素有些出现在西式语境，而有一些则在中式的语境中运用，可见西方音乐并不只是西人的娱乐要素，它同时也参与构建了晚清国人都市娱乐的文化场域。晚清民间中西混杂的音乐实践实际上体现了近代海上文化变迁的缩影，反映在早期中西文化冲突之时，融合与对立的统一性特征，体现出上海开埠后“华洋杂处”的社会风貌。
作者简介：赵庆文（1978.7—），女，汉，甘肃兰州人。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研究方向：音乐史、艺术理论
邮寄地址：四川绵阳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621010）赵庆文 联系电话：18011134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