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的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了解中国红色政权真相的强烈愿望，由北平出发，经西安短暂停留后，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国民党严密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采访红色中国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斯诺采访了中共领导人、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对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情等各方面有了深入的了解。回到北平两周后，他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此后又在英美报刊发表了大量苏区之行的报道和照片，轰动中外。随后撰写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十年的新闻封锁，第一次生动朴实地向世界讲述红色中国的故事，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及其人民。该书很快成为震惊世界的畅销名著，仅出版当年就连续多次再版，并被陆续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当时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信息来源。1938年2月，由胡愈之等人集体翻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为方便出版发行，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中译本同样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多次再版，轰动国内及海外华人世界，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读了这本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西行漫记》的魅力首先在于真实
　　作为新闻记者，斯诺作风严谨、采访深入，探寻真理、实事求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认为“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他确实这样做了。在陕北，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抒发了对长征的敬佩之情。他断言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他称赞长征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苏区百姓当中，甚至深入两军对垒的前线，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政治架构、民俗风情等作了广泛调查。四个多月的时间，他的采访记录密密麻麻，写满了十几个笔记本，拍摄了三十卷胶卷，如实记录了红色中国的故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客观真实记录的原则，同样体现在斯诺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探寻和对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的評价中，既承认李德的决策错误，又提出有夸大李德错误的可能。在中央苏区的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依靠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李德坚持改变战术，以阵地战为中心，与国民党军打消耗战，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终至失败，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大部丧失，被迫开始长征。
　　《西行漫记》文笔优美，引人入胜
　　在经典的原著面前，一切解读都是苍白的，所以本文不得不大量引用原文。《西行漫记》的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角度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往往寥寥几笔就能将人物的突出特点、性格和生活场景勾勒出来，产生很强的画面感，让读者印象深刻、过目难忘。例如描写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朴素自然地表述了领袖与群众、红军统帅与普通战士的平等关系。他写邓发：中等身材，黑油油的浓发，闪闪发光的眼睛，青铜色的脸，恶作剧的笑容，像铁爪子似的有力的手，“他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很高兴——不断地拥抱我。他什么都愿意给我……他后来真的没有食言”。把一个诙谐热情的邓发呈现在读者面前。再如他描写徐海东：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像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真实战士的队伍。
　　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
　　《西行漫记》的叙事修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喻、 白描、比拟、衬托、对比、反问、设问、夸张、引用、谐音等，应有尽有。其中不乏幽默的故事，大大增强了这部著作的可读性、愉悦感。例如写独臂将军蔡树藩：
　　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很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他当共产党已有十年，在湖南当铁路工人时就参加了，后来到莫斯科去学习了两三年，还腾出时间来爱上一个俄国同志，同她结了婚。有时候他很不高兴地看着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条胳膊时会不会同他离婚。“别担心这样的小事。”伍修权教授这样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国留学生。但是，蔡树藩还是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后给他寄一条假臂。
　　四个多月的苏区生活，斯诺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别了，红色中国》一章中，斯诺描述了他离别时“恋恋不舍”的心情：“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苏区之行使斯诺与红色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斯诺一直关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对这个充满苦难和希望的国度寄予了深深热爱。1941年，当他因如实报道“皖南事变”受到国民党打击，被迫离开中国时，他满怀深情地写道：
　　我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中国的黄土岗上，留在碧绿的梯田中间，留在晨雾中隐约可见的孤岛似的庙宇里，留给那些曾经信任和爱护过我的中华儿女，留给那些曾供我食宿的一贫如洗却怡然自得的文明的农民，留给那些衣衫褴褛，皮肤黝黑却有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的孩子们，留给那些与我地位相等的熟人和恋人们，特别是留给那些满身虱子、领不到军饷、忍饥受辱的农民士兵们，他们难以思议的自我牺牲使一切的生活具有价值，并赋予这个伟大民族为生存和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以崇高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在麦卡锡主义时期，斯诺的处境十分艰难，于1959年移居瑞士，但他的美国护照得不到允许访华的签证。直到1960年，他拿到我国领事馆发给他的特别入境证，才得以访问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此后1964年和1970年又两度来访。每次访问中国，他都搜集大量材料，向世界生动报道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介绍红星照耀下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斯诺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热爱中国！”毛泽东主席在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里是他1936年西行的出发地，也是他回到北平后整理资料撰写《西行漫记》的地方。
　　直到今天，《西行漫记》这部80多年前的纪实作品，仍然拥有亿万读者，新的版本不断出现，常读常新、历久弥新，成为当之无愧的红色经典。它以永恒的魅力，印证着“好新闻是跑出来的”，只有深入一线、扎根人民，才能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和公信力。
　　作者单位：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