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是作家中的“变色龙”，几十年里他的每一次创作转轨都踩在了时代的浪尖上。写科普、写科幻、写纪实文学、写游记、写小说，他自由地穿梭在未来和历史之间。
　　“我不喜欢加头衔，作家就是作家，别为我强加定语。”叶永烈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更想成为自己笔下的“小灵通”，79岁仍然漫游在现实与想象的世界，不想停下来。
　　出道早、多产、好奇心旺盛，几十年里叶永烈一直认为自己是同辈中的年轻人。可前年栽在自家楼梯上的一个跟头，让精力充沛的他有了服老的念头，“再也不敢噔噔噔跑上跑下”，更没想到今年还住了院。他开始羡慕别人称莫言为“莫老”，“仿佛企盼他永远不会老。而我呢，叶老则黄，则落”。
　　当身体拖了后腿，再也不能像年轻那会儿日写万言、倚马可待时，叶永烈感慨：“老之将至，我只能量力而为，贾其余勇，再写几部长篇小说。”130万字的“上海三部曲”就这样来到了读者面前。

“写老温州，青年作家未必如我”

　　对于作家来说，真正想写的故事，总是需要天时地利。叶永烈生于温州，长居上海，但直到去年，才第一次将这两座城一起写进长篇小说《邂逅美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成为“孤岛”，温州在日寇铁蹄下沦陷。方美莲、方丽莲这对姐妹，一个在上海跌入风尘，一个在温州成为中共特工，她们被时代大潮裹挟着，经历沉浮起落，最终都走上了红色之路。
　　上海和温州，一个是他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家园，一个是他度过少年时代的故乡。长长的弄堂，烧煤的老虎灶、茶客聊天声、评弹演唱声、炉工铲煤声……书中叶永烈不仅描绘了泛黄的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剪影，还细细勾勒了湿润的温州水城风情。
　　1957年，叶永烈背上行囊第一次离开温州到北京上大学。三面环山的温州，出不去，也进不来，通往上海的客轮还没开通。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背着锅炉、烧着木炭”的木炭汽车。车子摇摇晃晃到了火车站，叶永烈丢下行李，急匆匆要去看火车：“从来没见过火车啊！行李都不要了！”

　　60多年后，从上海到温州坐动车只需4个小时。车轮上的巨变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更别说这两座现代化城市的拔地而起、面目一新了。但叶永烈回温州，还是要寻摸一小片老城区住下，那里留有童年时见过的轮廓。写作时，遥远的回忆重重叠叠，温州的种种细节自然而然地从笔尖流淌而出：往日双莲桥的荷花，晏公殿巷的小河，洞桥头的大榕树，高盈里的深宅大院……“写今日温州，我不如当代温州青年作家，但写旧温州、老温州，青年作家未必如我。”叶永烈说。
　　百年沉浮的题材历来为中国作家所偏爱，进入21世纪后也不乏新获大奖的名篇巨作。叶永烈有自己的风格，他不写先锋派小说，不写海派小说，也不写“哲学式、散文式”的长篇小说，而是用中国传统小说的风格书写上海的社会文本，同时嵌入自己的人生坐标。《邂逅美丽》是“上海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此之前他完成了《东方华尔街》和《海峡柔情》的创作。三部小说连在一起勾勒出了上海百年风貌变迁。
　　他把写长篇小说比作造航空母舰，还和记者描述了一番“造舰”的过程。“一旦开笔，就要接连数月闭关，不上网、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没日没夜摁键，久久面对电脑屏幕，如同达摩面壁，直至一口气写完几十万字，这才卸下沉重的包袱。”
　　如今，平生累计写了3500万字的叶永烈还在继续写作，采访前一天还写了两篇随笔。除了停不下来的笔，还有停不下来的脚步。叶永烈的游记在不断更新，目前已经超过500万字。他曾游历几十个国家，用游记记录了许多历史瞬间。苏联解体时，他跑去了乌克兰;“9·11”事件发生时，他坐在空荡荡的机舱内飞往纽约，带着一箱胶卷去走访和拍摄。
　　这两年，叶永烈又在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留下了新的足迹，中国与世界的交集被他记在笔下。在巴拿马运河河畔，他看到频繁往来的中国商船，船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见证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在古巴，叶永烈留意到街头有不少中国元素。“古巴的警车是中国吉利轿车。在路边一辆正在装货的重型卡车上还印有‘中国重汽’四个黑体字。司机对我说，中国是古巴最好的朋友。”

“写纪实文学就像福尔摩斯探案”

　　很长一段时间里，叶永烈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纪实文学作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的潮流中，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历史，视野更加宽阔、思索更加深入，创作出一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
　　此时叶永烈也开始了“反思报告文学”的写作，《傅雷之死》是其中的代表，发表后还获得了《报告文学》杂志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此前社会上流传的，甚至连儿子傅聪、傅敏都信以为真的“傅雷服毒而死”的说法，也因叶永烈的调查而被澄清。
　　傅雷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作家。1966年，年仅58岁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自杀离世。叶永烈从1982年起开始关注傅雷。他前前后后走访了二十几位历史当事人，包括傅聪、傅敏兄弟，为《傅雷家书》作序的楼适夷，傅雷家保姆周菊娣，冒充“干女儿”而保留下傅雷夫妇骨灰的江小燕等。 　　1985年，叶永烈到上海公安部门查档，“档案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死因。我还找到了为傅雷夫妇做尸检的法医。法医告诉我他们当时没有查出什么毒液，就是自縊身亡。”事后叶永烈将档案影印了一份寄给傅聪、傅敏，两人才真正了解了父母离世的真相。
　　“采访傅聪时，他曾对我说，他的父亲是‘五四’一代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想得很深的人，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叶永烈印象最深的是傅雷的遗书，“整整三页，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
　　1987年，叶永烈成为上海作家协会专职作家。他上报了《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写作计划，开始创作重大政治题材纪实作品。
　　“写纪实文学就像福尔摩斯探案，有时要通过档案破解谜团。”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途突然闯入一名“密探”，会议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多年来，“密探”是谁成为一段悬案。写《红色的起点》时，叶永烈找到了当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薛耕莘，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一个叫程子卿的人，原是青帮人员，后来被黄金荣介绍到巡捕房，是他打探到一大的会址后闯入刺探，幸好与会人员及时撤离，才免于被捕。”叶永烈从档案中找到了程子卿的工作证和薛耕莘在1972年提交的一份交代材料，印证了这个说法。“和党史专家交流时，他们也表示认可。最近我去一大会址参观，宣传册上也注明了闯入者就是程子卿。”叶永烈说。
　　叶永烈最看重历史当事人，通常写一部书会走访几十位甚至百余位当事人。写纪实文学时，他像一个侦察员，拥有敏锐的嗅探直觉和突破能力，“找到历史的当事人，然后想办法打开他们的话匣子。”
　　为了撰写《毛泽东与蒋介石》，叶永烈曾多次去重庆走访。有一次入住酒店时，服务员无意间说了一句，前几天童小鹏就住这个房间。“我一听赶紧问他的新住址，立马追了过去。童小鹏曾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他亲身经历了重庆谈判，详细地帮我回忆了谈判全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幸运又非常重要的采访。”
　　每次走访，叶永烈都要带着饭盒那么大的红灯牌录音机，里面装着磁带，录音时红灯一闪一闪的。几十年里，他积累了上千盘磁带，这些都是口述历史的珍贵资料。此外，还有各种文稿、照片、笔记、作品剪报、评论、样书等，这些都被叶永烈分类保存。
　　2014年，叶永烈向上海图书馆捐赠多箱文献。在捐赠仪式上，他幽默了一回：“我原本设想，在我故世之后，在墓碑上写着：‘对不起，我不能再为您回答为什么！’现在似乎可以改为：‘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

两颗种子

　　“我不能再为您回答为什么”，这个“包袱”来自叶永烈的成名作《十万个为什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永烈在北大度过了6年时光。当时系里汇集了傅鹰、唐有祺、黄子卿等一批海归爱国科学家，叶永烈深受他们的影响。多年后他写文章回忆这段岁月，还清楚地记得傅鹰讲义上的叮嘱：“这些难题，有待于新中国的青年化学家们努力呵！”
　　1960年，为了响应“向科学进军”的时代号召，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定出一本能够回答孩子们所有问题的百科式科普书。在商量撰写人选时，编辑曹燕芳想起了此前出版的一本科学小品《碳的一家》，文风活泼、说理有趣，作者是一名叫叶永烈的大二学生。
　　不久，叶永烈收到一封信，信中曹燕芳罗列了一些化学方面的问题，请他用通俗有趣的语言来回答。叶永烈按照问题单，挨个写了一遍。写完后意犹未尽，还加了几个他觉得应该列出来的“为什么”。样稿寄出不久，叶永烈收到了回信，这次是更多的“为什么”。
　　此后，叶永烈每天在北大图书馆阅读大量报纸、期刊和文献，一口气写了《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173个问题里的163个，又写了天文、地理、生物等其他分册的一些题目。在《十万个为什么》最早出版的5册里，有2/3的内容是由叶永烈一人完成的。
　　《十万个为什么》从第一版出到第六版，叶永烈是唯一一个参与撰写每一版的作者。在2013年第六版中，这套50多岁的科普读物仍要回答新的问题，叶永烈回答了其中20个。“高铁、液晶、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这些新出现的科技和现象，要补充进去。还有一些新的事例，比如‘什么是放射性’这个问题第五版就增加了，但最新版可以从日本福岛地震说起。”
　　如果说叶永烈曾经随手播下了两颗种子，一颗是《十万个为什么》，引发了无数少年对科学的浓厚兴趣;那么另一颗就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它为几代读者叩响了科幻世界的大门。
　　叶永烈写《小灵通漫游未来》是在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20岁出头的他“每天在北大啃窝窝头，连饭都吃不好”。肚子是空的，可想象力是丰富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充满对未来的幻想：小灵通在梦境中登上了去往未来市的气垫船，见识了水滴型飘行车、机器人服务员、人造器官、环幕电影、太阳能照明……
　　书稿完成后却遭到了退稿。“原因是，这种描述未来灿烂前景的小说与艰难困苦的现实格格不入。人连饭都吃不好，还漫游什么未来？”叶永烈说。
　　直至1978年，《小灵通漫游未来》才被提上出版日程。中国人开始关心“四个现代化”，开始思考现代化实现后的景象。叶永烈用“浪潮”来描述那时人们对科技的向往，《小灵通漫游未来》是这次科幻浪潮中的一个代表。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催生了科幻小说的一段繁荣期。叶永烈是当时科幻创作的主力选手之一，和写《飞向人马座》的郑文光、写《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童恩正并称为“三剑客”。
　　伴随着革新与开放，知识分子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1979年，《光明日报》记者谢军采访叶永烈后写了一份内参，反映了叶永烈科普创作的显著成就和创作中的困难：“他创作条件很差，一家四口人挤在12平方米的矮平房里，一扇小窗，暗淡无光……”1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作了批示：“调查一下，如属实，应同上海商量如何改善叶永烈同志的工作条件。”3月4日，方毅针对改善作者的工作条件又作了一次批示：“我看要鼓励科普作家，这项工作在世界各国都很重视。” 　　也是在这一年，叶永烈成为世界科幻协会首位中国会员，中国科幻打开了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此后他与世界科幻小说家的联系密切起来，美国科幻小说家海因莱因、英国科幻小说家克拉克都和他有过通信。海因莱因来访上海时，叶永烈还负责了接待工作。
　　这两年叶永烈忙着整理和郑文光、童恩正等七八位作家的几百封旧信，准备集结成书。在这些“很要紧的”信件里，他们讨论科幻作品和创作环境，思考科幻的未来，“信中的喜悦、迷茫甚至愤怒，都见证了中国科幻走过的那条曲折的路。”

文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底色

　　《环球人物》：这两年科幻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和您当时相比，您觉得科幻创作环境有了哪些变化？
　　叶永烈：对于科幻来说，我差不多是一个局外人了。前几年刘慈欣获“雨果奖”让科幻又热了起来。我跟刘慈欣是两代科幻作家。他很幸运。对科幻小说发展而言，他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
　　《环球人物》：纪实文学的严肃性常常引发质疑和讨论，您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叶永烈：创作纪实文学时，我给自己定下两点：一个是观点正确，作家对历史事件应该有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必须正确;一个是事实准确，一个年月日、一个人名都不能有错。有句话是历史像幅油画，近看看不清，远看才能看清。我们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距离太近，有时候会看不清，我尽量在客观准确的前提下接近真实。
　　《环球人物》：有人说当下文学创作百花齐放，但缺少划时代的大师级作品。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叶永烈：首先不要隨便封大师。现在评论界有一种吹捧风气，有的作品名不副实。现在中国一年刊发5000多部长篇作品，有一两部是优秀的就不错了。沙里淘金，最严酷的是时间的考验。经过时间考验，作品依然闪闪发光，那才是真正留下来的。
　　《环球人物》：您怎么理解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叶永烈：文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底色。改革开放初期，我经历了科幻文学的革新和开放，后来我写纪实长篇，是因为处在一个反思的时代。现在我写“上海三部曲”，因为上海是中国这一百年发展的缩影。
　　作家创作的主题总是随时代变化，我们应该是时代的记录者。这个时代是历史上非常精彩的一个段落——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东方的睡狮终于醒了。当然，过程中有反复，但是了解错误、提出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所以应该让历史告诉未来。
　　叶永烈
　　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小灵通漫游未来》。后转入纪实文学领域，代表作有《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