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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元禄14年发生的真实故事《赤穗事件》改变而成的《忠臣藏》自诞生之日起至今200多年仍经久不衰。其讲述的是47名义士集体为主君复仇，最终集体剖腹的故事，向主君表达了“忠”。47壮士的义举在日本几乎为人不知无人不晓，至今的每年12月14日，日本各大剧院仍然会上演《忠臣藏》，本文试图通过《忠臣藏》来分析日本江户时期的忠孝观念。
关键词：《忠臣藏》;忠孝观;复仇
1 赤穗事件
元禄14年3月14日，赤穗藩主浅野长矩为“御驰走役”，但因浅野不明典礼规程，将军便将他安排至专门从事幕府仪式，但浅野未向吉良行贿，因此便刁难浅野，并将错误礼仪教给他，导致浅野在典礼当天丑态百出，浅野恼羞成怒便拔刀刺伤吉良，将军府动刀乃大忌，德川纲吉为之大怒，命令浅野当天剖腹谢罪，并剥夺其在赤穗的全部领地，浅野家全部家臣一夜之间成为“浪人”。然而却未对吉良做任何追究，这明显违背了武家社会“喧哗两成败”原则，即争吵双方不问理由均要受到处罚。浅野家47名家臣认为主君受到不公正待遇，于是他们暂定交出赤穗城，家臣们流落在外，隐姓埋名，成为浪人，但是他们为主君浅野复仇的念头确更加强烈，经过一年多的缜密的计划，最终以大石为首的47武士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1702年12月14日）借着月光和雪地的反光，潜入吉良家，将其杀死，翌日清晨将吉良首级奉在浅野墓前，成功完成复仇行动，其他46人被判集体剖腹，之后也同他们主公一起葬在泉岳寺。
2 《忠臣藏》中的“忠”与“孝”
浅野家47名武士集体为主君复仇的事迹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在主君浅野剖腹谢罪到他们成功复仇之间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抛弃一切名声、正义、亲情，准备复仇工作。大石为告别妻子，变卖家产，甚至为筹集路费，还把的妻子和妹妹卖到当地妓院，自己则到江户城低级妓院，打架斗殴，47名武士在不惜一切完成复仇，其根源思想在于对主君的“忠”的束缚，在日本，对领主的“忠”是建立在“施恩”与“奉公”的所谓“主恩从报”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使得在日本社会中，“忠”优先于“孝”。大石为表明对主君的“忠”，不禁舍弃对亲情的“孝”也佐证了这一点。这也成为江户时代重“忠”轻“孝”的模范。武士们不惜舍弃自身名誉和牺牲家庭，也要为了主君而尽忠。那么江户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忠”轻“孝”的价值取向呢？
幕府时代，社会上实行严格的“士、农、工、商”严格的身份制度，作为“四民”之首的武士阶级，其收入实行俸禄制，因此切断了武士与土地的直接联系，武士作为大名的家臣，失去了与主君对抗的经济基础，便使得武士对上级主君的绝对服从。
儒学中强调“大义名分”和“倡导天理、反对私欲”思想的朱子学更加受到幕府重视，更多宣传主君对武士有恩，所以武士应该对上级报恩，宣传“恩”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忠”与“孝”所涵盖的范畴不同，在实际生活中也必然会产生矛盾。“忠”的对象为国家主人，“孝”的对象为尊卑血亲，因此会产生“忠孝不能两全”现象。“恩”实际上作为一种“债”，必须要还，所以全力报恩在日本人看来是一种美德。
德川将军将土地作为恩典分给各“大名”，各“大名”作为受恩的回报要效忠于幕府将军，因此赤穗藩主浅野处于对将军“恩”的回报有义务完成典礼，当浅野为维护自身名誉公然在幕府上拔刀刺伤吉良时，也有义务剖腹来弥补自己对主君的“不忠”，这也可以视为是对幕府的报恩。而接受浅野作为恩典分给以大石为首的武士们的土地，处于对浅野恩典的回报，他们也有义务为其复仇。因此，当浅野死后，他们面临两种选择，跟随浅野剖腹而死，或等待机会为浅野复仇。否则，其作为武士的名誉将会被玷污，在德川时代，武士把名誉看的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获得名誉评价是武士身份者所有社会活动中最大的价值目标，因此浅野家47武士在通过一年多的等待之后，忍辱负重，最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杀死吉良，成功为主君复仇。因此，“报恩”做为表达家臣对主君的“忠”，也成为了一种价值取向。
在日本，特别是“在日本战国以后的非血缘协作型社会中，血缘意义上的孝亲观念开始淡薄，人们对孝的理解，接近于中国社会的“忠”的，当47名武士面对“忠”和“孝”的矛盾时，他们都怀着“君父之仇恨，不共戴天”的信念，像维护家的名誉一样维护主君。这种牺牲个人以及家庭作为代价来为报效主君的求“忠”而舍“孝”的行为，引起了日本人的共鸣。
3 江户时期的“忠”与“孝”
“忠”与“孝”这两个儒家伦理观念是中日共同推崇的道德准则，“忠”是指对主君尽忠，“孝”则是指对父母尽孝，但是两者在中日两国之间所处的位置却不相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基于亲子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孝”，而日本传统文化则强调基于“主恩从报”的“忠”，尤其江户时代后，人们对“忠”的认识超越了对“孝”，“忠”不再是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道具，而成为了全民的道德要求。
德川时代，武士作为行政官僚，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基础，武士及其家庭的生存完全依靠主君发放的俸禄。因此，武士对于来自幕藩体制越来越强化的“尽忠”要求，已经没有任何资格要求任何条件。
日本在17世纪前后才使“孝”在全社会得以普及，其内容大多表现为子女对长辈承担的义务，而且，日本“孝”道还掺入了大量佛教色彩，更多的宣扬“恩”的作用，认为子女对父母“尽孝”就是报答父母的恩情，“恩”是“孝”的前提，这种对恩的等价偿还，称之为“义理”，日本人自出生起，无时无刻不生活与“义理”之中。因此对于武士来说，无论是父子还是夫婦，最终都是为主君“尽忠”。因此，这也说明了日本集团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同时也说明“忠”的进一步强化。
4 小结
如上所述，在《忠臣藏》中，由于扎根于家臣心中的为主君“尽忠”的束缚，使他们舍弃了对家人的“孝”。日本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结合本国独特的社会条件和人文条件，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忠孝”的“重忠轻孝”的思想，通过对此的研究，可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化的特质。
参考文献：
[1] 莫文沁.《赵氏孤儿》与《忠臣藏》忠孝观念比较研究[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09）.
[2] 刘金才.中日伦理价值取向比较—以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为中心[J].人文杂志，1994.
[3] 王炜.日本武士名誉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 莫文沁.解读歌舞伎《忠臣藏》中“情义”的束缚[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07）.
[5] 新渡户道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作者简介：张拓（1994—），男，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文化。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关键词：《忠臣藏》;忠孝观;复仇
1 赤穗事件
元禄14年3月14日，赤穗藩主浅野长矩为“御驰走役”，但因浅野不明典礼规程，将军便将他安排至专门从事幕府仪式，但浅野未向吉良行贿，因此便刁难浅野，并将错误礼仪教给他，导致浅野在典礼当天丑态百出，浅野恼羞成怒便拔刀刺伤吉良，将军府动刀乃大忌，德川纲吉为之大怒，命令浅野当天剖腹谢罪，并剥夺其在赤穗的全部领地，浅野家全部家臣一夜之间成为“浪人”。然而却未对吉良做任何追究，这明显违背了武家社会“喧哗两成败”原则，即争吵双方不问理由均要受到处罚。浅野家47名家臣认为主君受到不公正待遇，于是他们暂定交出赤穗城，家臣们流落在外，隐姓埋名，成为浪人，但是他们为主君浅野复仇的念头确更加强烈，经过一年多的缜密的计划，最终以大石为首的47武士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1702年12月14日）借着月光和雪地的反光，潜入吉良家，将其杀死，翌日清晨将吉良首级奉在浅野墓前，成功完成复仇行动，其他46人被判集体剖腹，之后也同他们主公一起葬在泉岳寺。
2 《忠臣藏》中的“忠”与“孝”
浅野家47名武士集体为主君复仇的事迹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在主君浅野剖腹谢罪到他们成功复仇之间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抛弃一切名声、正义、亲情，准备复仇工作。大石为告别妻子，变卖家产，甚至为筹集路费，还把的妻子和妹妹卖到当地妓院，自己则到江户城低级妓院，打架斗殴，47名武士在不惜一切完成复仇，其根源思想在于对主君的“忠”的束缚，在日本，对领主的“忠”是建立在“施恩”与“奉公”的所谓“主恩从报”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使得在日本社会中，“忠”优先于“孝”。大石为表明对主君的“忠”，不禁舍弃对亲情的“孝”也佐证了这一点。这也成为江户时代重“忠”轻“孝”的模范。武士们不惜舍弃自身名誉和牺牲家庭，也要为了主君而尽忠。那么江户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忠”轻“孝”的价值取向呢？
幕府时代，社会上实行严格的“士、农、工、商”严格的身份制度，作为“四民”之首的武士阶级，其收入实行俸禄制，因此切断了武士与土地的直接联系，武士作为大名的家臣，失去了与主君对抗的经济基础，便使得武士对上级主君的绝对服从。
儒学中强调“大义名分”和“倡导天理、反对私欲”思想的朱子学更加受到幕府重视，更多宣传主君对武士有恩，所以武士应该对上级报恩，宣传“恩”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忠”与“孝”所涵盖的范畴不同，在实际生活中也必然会产生矛盾。“忠”的对象为国家主人，“孝”的对象为尊卑血亲，因此会产生“忠孝不能两全”现象。“恩”实际上作为一种“债”，必须要还，所以全力报恩在日本人看来是一种美德。
德川将军将土地作为恩典分给各“大名”，各“大名”作为受恩的回报要效忠于幕府将军，因此赤穗藩主浅野处于对将军“恩”的回报有义务完成典礼，当浅野为维护自身名誉公然在幕府上拔刀刺伤吉良时，也有义务剖腹来弥补自己对主君的“不忠”，这也可以视为是对幕府的报恩。而接受浅野作为恩典分给以大石为首的武士们的土地，处于对浅野恩典的回报，他们也有义务为其复仇。因此，当浅野死后，他们面临两种选择，跟随浅野剖腹而死，或等待机会为浅野复仇。否则，其作为武士的名誉将会被玷污，在德川时代，武士把名誉看的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获得名誉评价是武士身份者所有社会活动中最大的价值目标，因此浅野家47武士在通过一年多的等待之后，忍辱负重，最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杀死吉良，成功为主君复仇。因此，“报恩”做为表达家臣对主君的“忠”，也成为了一种价值取向。
在日本，特别是“在日本战国以后的非血缘协作型社会中，血缘意义上的孝亲观念开始淡薄，人们对孝的理解，接近于中国社会的“忠”的，当47名武士面对“忠”和“孝”的矛盾时，他们都怀着“君父之仇恨，不共戴天”的信念，像维护家的名誉一样维护主君。这种牺牲个人以及家庭作为代价来为报效主君的求“忠”而舍“孝”的行为，引起了日本人的共鸣。
3 江户时期的“忠”与“孝”
“忠”与“孝”这两个儒家伦理观念是中日共同推崇的道德准则，“忠”是指对主君尽忠，“孝”则是指对父母尽孝，但是两者在中日两国之间所处的位置却不相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基于亲子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孝”，而日本传统文化则强调基于“主恩从报”的“忠”，尤其江户时代后，人们对“忠”的认识超越了对“孝”，“忠”不再是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道具，而成为了全民的道德要求。
德川时代，武士作为行政官僚，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基础，武士及其家庭的生存完全依靠主君发放的俸禄。因此，武士对于来自幕藩体制越来越强化的“尽忠”要求，已经没有任何资格要求任何条件。
日本在17世纪前后才使“孝”在全社会得以普及，其内容大多表现为子女对长辈承担的义务，而且，日本“孝”道还掺入了大量佛教色彩，更多的宣扬“恩”的作用，认为子女对父母“尽孝”就是报答父母的恩情，“恩”是“孝”的前提，这种对恩的等价偿还，称之为“义理”，日本人自出生起，无时无刻不生活与“义理”之中。因此对于武士来说，无论是父子还是夫婦，最终都是为主君“尽忠”。因此，这也说明了日本集团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同时也说明“忠”的进一步强化。
4 小结
如上所述，在《忠臣藏》中，由于扎根于家臣心中的为主君“尽忠”的束缚，使他们舍弃了对家人的“孝”。日本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结合本国独特的社会条件和人文条件，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忠孝”的“重忠轻孝”的思想，通过对此的研究，可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化的特质。
参考文献：
[1] 莫文沁.《赵氏孤儿》与《忠臣藏》忠孝观念比较研究[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09）.
[2] 刘金才.中日伦理价值取向比较—以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为中心[J].人文杂志，1994.
[3] 王炜.日本武士名誉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 莫文沁.解读歌舞伎《忠臣藏》中“情义”的束缚[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07）.
[5] 新渡户道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作者简介：张拓（1994—），男，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文化。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