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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对历代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響。《诗》至汉代，开始作为一部儒家经典渐渐成为统治者的文化工具；至唐代，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杜甫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巨擎，同时，杜甫又恪守儒家规范，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型诗人。因此，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歌总集《诗经》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会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就从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两个方面分析了《诗经》对杜甫诗歌的影响，以期探寻杜诗对诗经的接受。
关键词：诗经；杜诗；影响
一、《诗经》对杜甫诗学思想的影响
杜甫在诗歌理论中的建树，并没有以一本理论书籍面世，而是以诗歌的形式探讨诗歌的写作。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端，在他的论诗诗当中，分别用六首七绝来阐述其文学特别是诗歌理念。在这些诗作当中，杜甫的主要文学观点即为“取清新”和“亲风雅”。这里讲到的“清新”，更多的是从其诗歌的字句出发，要求清新，主要与齐梁时期的繁冗相区别，而体裁上则更加注重向《诗三百》中的风雅靠齐。这种文学上的复古，与之前讲到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有很大的不同。从字词到体裁上都要求有一个变革。这种变革有偏向先秦复古也有自己的创新，复古是向以《诗三百》为代表的典籍学习其内容，创新则又有其自己的特色。
杜甫用诗歌的形式探讨诗歌的创作，这本来就是一个创新。从他的那六首论诗诗中，可以看到杜甫对前辈诗人的看法，对于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属于杜甫自己的见解。从内容上看，杜甫赞美庾信的晚年文章以及对初唐四杰的欣赏，倾向于清词丽句的赞同，向《诗经》中的风雅内容亲近，而《诗经》中的国风有很多是来自民间，反映下层劳动者劳作的辛苦以及对统治上层讽刺规劝的。大小《雅》有来自民间也有来自贵族的创作，有对统治者的讽谏也有对上层的赞扬，这两部分是杜甫认同的，在他的诗歌中不仅仅用理论提出来而且在实践创作中也有很多体现。三吏三别的写作，反应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痛楚，表现了对战争的痛诉以及对统治者的疏于管理国家造成这种场面的规刺。
二、《诗经》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艺术手法上的继承
《诗经》的艺术手法主要是指赋比兴。纵观杜甫诗歌的赋比兴艺术手法的应用特点，可以归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从赋比兴三种手法相较而言，比兴应用的要比赋多。在杜甫的诗歌当中，有大量运用比兴手法的，很多是比兴在一起运用。如作于天宝十三载的《秋雨叹》就用了比兴的手法，讽刺玄宗的昏庸，看不到民间的疾苦，而这些都源自杨国忠在其中作梗。“比兴”在杜甫的诗歌中多数充当的是讽刺的角色，“赋”的作用为铺排，在杜甫的赋中表现更为明显。《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的首段用“好鸟来”比薛至；《杜鹃行》中的“杜鹃”喻成天子；而像在《赠郑十八责》首段中“温温士君子，令我怀抱尽”的铺排，在杜甫的整个诗歌中较少。
其次，运用比兴手法的作品多写于杜甫的晚期。比可以通俗称为打比方即比喻，晚期的杜甫活动范围主要在成都境内，在这里有一段较闲适的农村生活，杜甫写了大量咏物诗，多喻自己，另一方面杜甫虽在蜀川，但时刻都关心整个国家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了大量的比喻诗。杜甫的比喻诗歌中，可大概分为几类。一者为比天子和权贵，“凤随其凰去”2中的“凤”喻“玄宗”。将“北斗”比作“王公”。一者为自喻，这类诗歌多为杜甫不得志又或是表志之作。他的八首咏物系类诗中，杜甫用“鹦鹉”、“孤雁”、“鸥”、“猿”、“鹿”、“鸡”、“黄鱼”、“白小”表达自己的才能不得施展。这类型的在杜甫的诗歌中占的比例较大。另一类以古喻今，杜甫多将汉事比唐事。《能画》就是这样一首。将汉代的历史事件嫁接到唐代，达到借古讽今的效果。“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祀”中借汉代发生的事情反应时下的现实。
（二）《诗经》对杜诗风格形成的影响
杜甫诗歌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沉郁顿挫。关于沉郁顿挫，一般都指杜诗运思深刻、感情浓烈、声情悲壮，而又忠厚缠绵、含蓄蕴藉、回环往复。追溯沉郁顿挫的形成原因，则与《诗经》的“怨刺”有关。面对时局的混乱、当朝的腐败，杜甫还是缺少直接揭露的勇气，多数采用的为“婉而多讽”的方式进行规劝。孔子提到诗可以兴、观、群、怨，而杜甫的诗歌风格也从这几方面出发。
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表现，在长安十年开始就体现的很明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历史悲剧画面，杨氏兄妹的腐败，安史之乱期間民不聊生的展现，都是其诗歌风格的体现。面对这些社会现象，杜甫并不是直接的写到其诗歌当中，而是委婉的娓娓道来。这样的一种方式既体现儒家传统中的“温柔敦厚”又符合文艺创作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但在此基础上，杜甫在写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将《诗经》中的怨刺加入其写作当中。而形成的沉郁顿挫风格一方面体现了传统儒家诗歌写作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处在战争时期诗人所要肩负的使命。
（三）杜甫对《诗经》的超越
纵观杜甫的诗歌题材，主要有关于干谒、历史、农村以及赠答。以干谒诗歌为例，其创作的主要时间是在长安十年，这也和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关。关于历史题材，则主要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所作，在杜甫之前，类似的题材不多，由于大量历史题材的诗歌，杜甫也被尊称为“诗史”。而关于历史题材的诗歌，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其影子，《诗经》中大雅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就是关于周族的史诗。杜甫在此基础上，用诗歌的方式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件。最具代表的是三吏三别以及北征系列。《诗经》中的史诗诗是四字形式的古体诗，记录的是周统治者的历史，其基调是欢快赞扬的；而杜甫则是采用的五言古体，记录的是安史之乱中的各种惨重，其基调则是悲情加讽刺。
此外，杜甫从小就秉承着儒家思想，倡导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因此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在杜甫的诗歌中都有体现。《诗经》作为儒家思想典籍的代表作之一，杜甫的思想中确实吸收了其精华。在杜甫的思想和诗歌中，可看到其对君主的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希望玄宗成为尧舜一样帝王。杜甫自己在长安困顿十年，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家族，从事仕途，也是忠君的一种表现，让自己能够辅佐君主。杜甫通过献三篇赋而被玄宗得知其才华，但仍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但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一直追随着皇室。从中可看到其对国君的忠诚。但是他的这种忠君却不盲目，看到统治者的奢华和腐败，杜甫也会在诗歌有写到，《丽人行》揭露了杨家姐妹的奢华，具有讽刺的意味。战乱期间普通劳动者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对他们的同情同时也对统治者有揭露其腐败的统治。这些诗歌都是对《诗经》中的忠君思想是一种继承和飞跃。
关键词：诗经；杜诗；影响
一、《诗经》对杜甫诗学思想的影响
杜甫在诗歌理论中的建树，并没有以一本理论书籍面世，而是以诗歌的形式探讨诗歌的写作。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端，在他的论诗诗当中，分别用六首七绝来阐述其文学特别是诗歌理念。在这些诗作当中，杜甫的主要文学观点即为“取清新”和“亲风雅”。这里讲到的“清新”，更多的是从其诗歌的字句出发，要求清新，主要与齐梁时期的繁冗相区别，而体裁上则更加注重向《诗三百》中的风雅靠齐。这种文学上的复古，与之前讲到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有很大的不同。从字词到体裁上都要求有一个变革。这种变革有偏向先秦复古也有自己的创新，复古是向以《诗三百》为代表的典籍学习其内容，创新则又有其自己的特色。
杜甫用诗歌的形式探讨诗歌的创作，这本来就是一个创新。从他的那六首论诗诗中，可以看到杜甫对前辈诗人的看法，对于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属于杜甫自己的见解。从内容上看，杜甫赞美庾信的晚年文章以及对初唐四杰的欣赏，倾向于清词丽句的赞同，向《诗经》中的风雅内容亲近，而《诗经》中的国风有很多是来自民间，反映下层劳动者劳作的辛苦以及对统治上层讽刺规劝的。大小《雅》有来自民间也有来自贵族的创作，有对统治者的讽谏也有对上层的赞扬，这两部分是杜甫认同的，在他的诗歌中不仅仅用理论提出来而且在实践创作中也有很多体现。三吏三别的写作，反应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痛楚，表现了对战争的痛诉以及对统治者的疏于管理国家造成这种场面的规刺。
二、《诗经》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艺术手法上的继承
《诗经》的艺术手法主要是指赋比兴。纵观杜甫诗歌的赋比兴艺术手法的应用特点，可以归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从赋比兴三种手法相较而言，比兴应用的要比赋多。在杜甫的诗歌当中，有大量运用比兴手法的，很多是比兴在一起运用。如作于天宝十三载的《秋雨叹》就用了比兴的手法，讽刺玄宗的昏庸，看不到民间的疾苦，而这些都源自杨国忠在其中作梗。“比兴”在杜甫的诗歌中多数充当的是讽刺的角色，“赋”的作用为铺排，在杜甫的赋中表现更为明显。《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的首段用“好鸟来”比薛至；《杜鹃行》中的“杜鹃”喻成天子；而像在《赠郑十八责》首段中“温温士君子，令我怀抱尽”的铺排，在杜甫的整个诗歌中较少。
其次，运用比兴手法的作品多写于杜甫的晚期。比可以通俗称为打比方即比喻，晚期的杜甫活动范围主要在成都境内，在这里有一段较闲适的农村生活，杜甫写了大量咏物诗，多喻自己，另一方面杜甫虽在蜀川，但时刻都关心整个国家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了大量的比喻诗。杜甫的比喻诗歌中，可大概分为几类。一者为比天子和权贵，“凤随其凰去”2中的“凤”喻“玄宗”。将“北斗”比作“王公”。一者为自喻，这类诗歌多为杜甫不得志又或是表志之作。他的八首咏物系类诗中，杜甫用“鹦鹉”、“孤雁”、“鸥”、“猿”、“鹿”、“鸡”、“黄鱼”、“白小”表达自己的才能不得施展。这类型的在杜甫的诗歌中占的比例较大。另一类以古喻今，杜甫多将汉事比唐事。《能画》就是这样一首。将汉代的历史事件嫁接到唐代，达到借古讽今的效果。“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祀”中借汉代发生的事情反应时下的现实。
（二）《诗经》对杜诗风格形成的影响
杜甫诗歌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沉郁顿挫。关于沉郁顿挫，一般都指杜诗运思深刻、感情浓烈、声情悲壮，而又忠厚缠绵、含蓄蕴藉、回环往复。追溯沉郁顿挫的形成原因，则与《诗经》的“怨刺”有关。面对时局的混乱、当朝的腐败，杜甫还是缺少直接揭露的勇气，多数采用的为“婉而多讽”的方式进行规劝。孔子提到诗可以兴、观、群、怨，而杜甫的诗歌风格也从这几方面出发。
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表现，在长安十年开始就体现的很明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历史悲剧画面，杨氏兄妹的腐败，安史之乱期間民不聊生的展现，都是其诗歌风格的体现。面对这些社会现象，杜甫并不是直接的写到其诗歌当中，而是委婉的娓娓道来。这样的一种方式既体现儒家传统中的“温柔敦厚”又符合文艺创作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但在此基础上，杜甫在写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将《诗经》中的怨刺加入其写作当中。而形成的沉郁顿挫风格一方面体现了传统儒家诗歌写作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处在战争时期诗人所要肩负的使命。
（三）杜甫对《诗经》的超越
纵观杜甫的诗歌题材，主要有关于干谒、历史、农村以及赠答。以干谒诗歌为例，其创作的主要时间是在长安十年，这也和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关。关于历史题材，则主要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所作，在杜甫之前，类似的题材不多，由于大量历史题材的诗歌，杜甫也被尊称为“诗史”。而关于历史题材的诗歌，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其影子，《诗经》中大雅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就是关于周族的史诗。杜甫在此基础上，用诗歌的方式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件。最具代表的是三吏三别以及北征系列。《诗经》中的史诗诗是四字形式的古体诗，记录的是周统治者的历史，其基调是欢快赞扬的；而杜甫则是采用的五言古体，记录的是安史之乱中的各种惨重，其基调则是悲情加讽刺。
此外，杜甫从小就秉承着儒家思想，倡导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因此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在杜甫的诗歌中都有体现。《诗经》作为儒家思想典籍的代表作之一，杜甫的思想中确实吸收了其精华。在杜甫的思想和诗歌中，可看到其对君主的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希望玄宗成为尧舜一样帝王。杜甫自己在长安困顿十年，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家族，从事仕途，也是忠君的一种表现，让自己能够辅佐君主。杜甫通过献三篇赋而被玄宗得知其才华，但仍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但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一直追随着皇室。从中可看到其对国君的忠诚。但是他的这种忠君却不盲目，看到统治者的奢华和腐败，杜甫也会在诗歌有写到，《丽人行》揭露了杨家姐妹的奢华，具有讽刺的意味。战乱期间普通劳动者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对他们的同情同时也对统治者有揭露其腐败的统治。这些诗歌都是对《诗经》中的忠君思想是一种继承和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