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居住在拥挤嘈杂的城市里，听腻了大街小巷软绵无力的流行曲,心烦时老会回想起故乡绿树葱茏、山花烂漫的旷野里，耳畔不时飘过那高亢、悠长，如柔水般漫过草坪花地滋润心田的“花儿”来。因为,我与“花儿”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便时时牵动着我无尽思念的情愫。
　　 “花儿”，亦名“少年”，是青海农村里特有的山歌。家乡人用“花儿”来命名山歌，就具有了形象的美、色彩的美、神韵的美、气味的美，是最绝了的形容词。“花儿”，那不正是开放在故乡千万万山野乡民心里、永不枯萎凋谢的花朵吗?
　　 “花儿”来源于民间，连绵流淌了几千载，滋润了故乡人民干涸的心田。他们高兴时唱，痛苦时唱，把对生活、对人生、对爱情的向往，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可以说，“花儿”便是青海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的精神食粮。正如乡亲们说的那样：“饭一天不吃肚子饿了挨住哩，‘花儿’一会儿不唱心慌得跳哩！”“花儿”就是青海人“心头的肉”、“护心的油”，精神的寄托，生活的伴侣。在一首传统“花儿”中也这样唱道：“河里的鱼娃儿寓不开水，没水时它咋能活哩？“花儿”是阿哥们护心的油，不唱时阿们价过哩？”
　　 我出生在南方赣江边，上世纪40年代随父回故里定居湟水畔。青海气候的确不如南方那样暖和宜人，四季里都能看到山野盛开的鲜花。然而，高原人心田里盛开的这朵朵带有泥土和奶油馨香的“花儿”，却充盈着阳刚之气，不惧风雪寒冷，孕蕾绽花。虽不娇艳，但很朴素，像磁石般紧紧吸引了我的心，与她相依为伴，结下了不解之缘，伴我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
　　 在与乡亲们长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爱上了他们口头创作的“花儿”，这枝秀丽多姿、丰彩闪烁的“花儿”。记得还是十三四岁时，在假日放羊中，我从小伙伴们的口中记录下上百首似懂非懂的“花儿”词，装订成袖珍本子随身携带。后不巧被祖父发现“没收了”，说是“野曲儿”不能学，我挨了一顿训斥，小本子也被投入火炉焚烧了。当时我好心疼，还偷偷地流过几次泪。
　　 这次挨训和本子的被焚，丝毫没有影响到我对“花儿”的痴爱，相反地，这种痴爱的情愈加浓烈。上世纪50年代上中学，我读了许多民间文学方面的书籍，知道了人民口头创作的伟大的社会作用，正如世界大文豪高尔基说的：“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能懂得人民的真正历史。”于是，逐渐将自己感性的喜爱，上升为一种理性的集辑，坚定了我对“花儿”搜集的决心，常利用假日上山下乡，不辞路远去拜访唱家，参加“花儿会”。不到两年时间，就搜集到“花儿”词上千首，选编为《青海花儿选》集子出版，成了读者的“抢手书”。
　　 我常舍得花钱购买有关“花儿”的书籍，把手头几本“花儿”集子视为珍宝。文化大革命中怕被红卫兵抄走，冒着挨整批斗的风险，“坚壁清野”于墙壁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重见光日，捧读起来，字字如春天初绽的花蕾，觉得更艳丽清秀，爱不释手。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我又埋头扎进了“花儿”理论研究，写出论文十余篇，刊在广西《民族艺术》、《青海社会科学》等学术报刊上。《花儿的格律特点和艺术特色》、《花儿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特色》等几篇论文，被几所大专院校列为民间文学课的参考资料。仿“花儿”创作的二百多首新词，集为《幸福的日月唱上》一书出版，成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好唱本。
　　 在一次文艺晚会上，同仁们再三要我出个节目，我嗓子虽然不亮，但即兴作词，唱了这样一首“花儿”：“花儿是我心上的花，日里夜里地爱她；年过了八十掉完牙，还要把‘花儿’唱啦!”顿时，会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有几个女同志还要与我对唱哩。
　　 如今，我虽已年过“古稀”，却痴心不改。每年夏天遇到附近有“花儿会”，不怕人笑话，总要去浪一浪，好再听听那来自故乡山野、销魂荡魄的“野曲儿”。因年迈而生的心理疲惫，顿时烟消云散，生活骤然变得如诗如画般地美好，真不负“夕阳无限美”。
　　 每当听到广播里播送“花儿”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轻声哼唱起来，逗得老伴前仰后合地笑个不停，说我是被“花儿”勾了魂、迷了心。我还爱买“花儿”磁带，像苏平、朱仲禄、马文娥、马俊等著名唱家的专辑我都有。闲暇时放上几盘，听起来悠然自得，心旷神怡，又宛如回到了山乡旷野里，听着乡亲们在引颈高唱“花儿”。一时像老翁返童，觉得年轻了许多。“花儿”，真成了我终身的欣慰，给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和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