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1923～2009年）和冯真是中国著名的夫妻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琦擅长人物刻画，画作《主席走遍全国》《我们的总设计师》在海内外影响甚广。冯真以油画见长，近年更以发扬民间年画、剪纸艺术著称。
　　日前，八旬高龄的冯真教授应邀写下对丈夫李琦的回忆文字，读来情真意远。
　　最近，有人拿来一幅画问是不是李琦的真迹。我们一看，就是真迹。1958年毛泽东同志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李琦也在场，创作一幅工人给毛主席递毛巾的画。此画曾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后来李琦将画赠给十三陵水库陈列馆。没料到小画流入社会，前几年被拍卖到44万。那个人说他是花66万买来的。我们觉得领袖像被人买来卖去，实在难堪。
　　李琦很早就有画领袖肖像的愿望。大约在1951年，他画过《井冈山会师》（我协助画）；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出来，他又创作了《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伟大的祖国》。但他一直觉得这些创作拘泥于具体场景，有一天他脑中忽然闪现出一个平易近人、风尘仆仆的伟人形象，于是在丈二宣纸上创作了《主席走遍全国》。他虚心地征求意见，让学生和亲属用小纸条投票决定人物头部俯仰高低。他在“牛棚”中仍琢磨画毛主席，画了许多巴掌大小的画。
　　说老实话，我最初不怎么理解他为什么执意要画领袖肖像，但57年的婚姻生活让我逐渐能理解他长期在革命队伍里培养的那份炽热情怀与永不停歇的使命感。
　　“不画出伟人的性格美，
　　心里憋得慌”
　　很早就有人说李琦画领袖和伟人是为了个人出名，以后又风传他是“宫廷画家”“遵命画家”，专门歌颂权贵，想向上爬。一开始，我多少受这种舆论影响，觉得太配合政策有点降低艺术家的身份，“宫廷画家”“遵命画家”的帽子好像有点低人一等。面对这些风言风语，李琦说：“随人家怎么理解吧，我们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早在80年代后期，李琦明确表示：“要为对人民事业有功劳的人物树碑立传。”为了避免把对象画成凌烟阁中的神像，或是端着领袖架势，挥巨手的形象，他总是力图表现人物平易近人的一面。
　　可是平实、朴素的肖像画并不都能够为被画者本人及家属接受，得罪了一些人。有时他被弄糊涂了，但又一想，伦勃朗都曾因此贫困而死，何况自己的艺术修养与技术都不成熟呢。
　　有些亲友劝说，某某一幅山水、一幅花鸟卖出了天价，现在谁还愿意画肖像？他说，正因为没人愿意画，我就更不能停止画。他对我说：“其实我也很喜欢画山水花鸟，但我肚子里积存着那些人物的特殊性格美，不画出来，心里憋得慌。”
　　的确，有些画是有关领导请李琦画的，可以算作“遵命”之作。但也有很多是他心中想画的，如雷锋、孔繁森等先进人物。孔繁森肖像中那席地而坐，穿着又旧又破的鞋，手中拿着小本子和笔的形象，都来自画家的自由想象。绘画史上很多杰作是“遵命”之作，如米开朗基罗的穹顶画等，这就不用我多费笔墨了。
　　“还是李琦同志觉悟高”
　　还有人造谣说，李琦利用领袖、名人画赚钱。其中一事是在1993年正值毛泽东百年诞辰，有人出版了李琦画的领袖像挂历，邀他参加各地的促销活动，他痛快地应允了。为了赶时间，他时常坐硬座、吃盒饭。有一次没买到坐票，发着烧的他在两节车厢连接处凑合一宿。可竟有人不指名地批评他揽财。我为此写了申辩信，大意是李琦为的是纪念毛主席，没有拿一分钱报酬，出版商和书店没有因此加价。
　　不久后出版的《李琦画集》印刷1000册，北京出版社送给他若干本。李琦又把家中的积蓄悉数取出，自费买了30多本画册寄给各省图书馆和美术院校，反应寥寥。找机会打听，才了解到大部分画册不知下落。此事还不时被家中的保姆嘲笑呢。
　　有些为中外名人画的肖像画是应有关单位、协会募捐之请而画的，如竹下登、哈默、曾宪梓等，这些单位和协会希望用这些肖像画来募捐，或把他的字画送到一些企业来为协会集资。但李琦从未收过一分钱的回报。人家一句“还是李琦同志觉悟高”，他就很知足了。后来有人刊文造谣，李琦画日本首相收了数千美元。我们已通过法律手段讨回了公道。
　　“牛棚里闹革命”
　　有人认为李琦一贯极左，其实，据我的了解和一些同志的反映，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不能用一个“左”字来概括，甚至他在反右运动中差点当了“右派”。1957年暑假，我从苏联休假回国，在青岛从报纸上看到，我们一向敬爱的江丰同志被打成“右派”“纵火头目”。我从青岛回北京的当天就去看望江丰。李琦告诉我，之前美院不少同志去文化部为江丰同志说情。虽然李琦不同意江丰同志轻视国画的主张，但相信江丰绝不“反党”就也去了。会上，他好几次激动得要站起来发言，但每次都被坐在旁边的王贤敏（延安的老战友，当时在文化部工作）使劲拽住。“文革”中，造反派搜出了李琦之前写给江丰的意见书，因为称江丰是“同志”，叫李琦为“漏网右派”。江丰同志还未摘帽，我们就一起去西单探望他，江丰后来也来过我们家。
　　其实，李琦对“右派”同事一直很尊重，还尽自己所能保护了一些同事。中央美院的钱绍武老师曾经遭到批判、关押，钱老师的妻子患病生活无法自理，年幼的孩子被人指为“黑”后代，幼儿园也拒绝接收。李琦和我商量后，在别人不理解的目光中，把钱老师患病的妻子和孩子接到家里来照顾。
　　当然，他对一些事物的认识过于简单化，也很愿意在各种运动中充当积极分子，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在历次运动中可能有伤人的事，这就要向人们道歉了。
　　在“四清”运动时，不知是谁说目的是清除国民党CC分子，李琦听后马上说：“唉呀，我们系里就有呀！叶浅予和宗其香就是呀！”有人斥责他别有用心。李琦回家对我说：“我怎么别有用心？宗其香先生还教过我画水彩呢！”我问他，你认为这次“四清”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也不知道，看来我是说了没经过三思的话了。
　　李琦的执着是优点，但也是容易转成的缺点。“文革”中，李琦因创作刘少奇与时传祥在一起的国画《同志》，被指责为“御用黑画家”，关进了“牛棚”。李琦还以“红色牛鬼蛇神”自居，要在“牛棚中闹革命”，伤害了一些党外的老先生，有人认为他有意取巧。其实这么做，对他也没什么好处。他当时觉得自己即使成了“牛鬼蛇神”，还是比旁人要“革命”，后来想想实在幼稚可笑。我也分析，是他那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优越感使然。
　　对抗丑陋，义无反顾
　　李琦的父亲李舜琴、母亲阎林民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特殊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对李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处世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造就了他的耿直与率真。
　　李琦一生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指出的“二为”方针。晚年的李琦对自己的创作思路进行调整，也能理解一些青年画家的探索。可是，对一些背离了这个方针，甚至给党和国家“抹黑”的所谓“政治波普”画美术作品，或是让老百姓看不懂，甚至低俗、丑陋的美术作品，他不断地提出口头和书面批评，甚至向有关领导力陈这类画的危害性，为此而招来了不少攻击、谩骂。有的匿名信上骂他是“扼杀艺术天才的刽子手”，是“卑鄙的告密者”，威胁他“当心点”！李琦笑着对我说：“你要准备好，有可能有一天要从电线杆上为我收尸。”我还开玩笑：“那不就离马克思更近一点了吗。”
　　李琦说：我对年轻人的各种探索能理解，但我不能原谅一些老同志，他们不仅不教育青年，不帮他们回头，不把关，还在为这些“政治波普”画推波助澜、摇旗呐喊。
　　李琦总遗憾自己不能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创作，平时对时间抓得很紧，但是一旦认为是对人民、对社会发展不利的现象和行为，他总是暂时忍痛放下手中的画笔，挺身而出进行批评、争鸣。他很明白自己不是理论家，也知道自己力量单薄，“出头的椽子先烂”。但他总是义无反顾地认为国家的利益、共产主义事业比他个人的成败更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李琦认为不对的事情就忍不住要抵制、要批评、要管一管。他看到有的人为了锻炼身体，攀援、踢踹小树，就上前制止。看到宣武区环卫工人被打一事，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第二天一早，便通过电视台、报纸向社会呼吁“要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
　　李琦耿直甚至执拗的性格，绝不是为了自己，说到底是希望我们党越来越好、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好，虽然他的表达方式有时让人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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