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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天祥的“集杜诗”借杜甫之诗写自身感世忧时的家国之情，艺术手法圆融天成，如出己手，避免了集句诗流于文字游戏的通病，历来为后人称道。本文从文天祥“集杜诗”中的《胡笳曲（十八拍）》入手，分別从内容方面论述《胡笳曲（十八拍）》中蔡琰、杜甫、文天祥三人异世同悲及三重镜像中的精神契合，从形式手法方面论述文天祥“学杜”与“变杜”的话语建构，从而探讨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大夫阶级历劫者的家国情怀与艺术自觉。
关键词：文天祥；集杜诗；“诗史”传统；家国情怀
一、前言
“集句诗者，杂集古句以成诗也。”自西晋傅咸集诗经成诗以来，集句诗始终凭“以文为戏”的姿态存于诗坛，有不登大雅之嫌。两宋三百年间，集句诗创作蔚为大观，荆公承传新变①，文山臻于至善。文山于燕京狱中，成集杜诗二百余首，字字血泪，一改集句诗游戏消遣之风，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不容忽视。文天祥的集杜诗，五言有《集杜诗》，七言有《胡笳曲》。前者借少陵之诗写山河破碎、身世飘零之事，后者假文姬之口抒悲愤无奈、感世忧时之怀。前者以叙事记人为主，是宋末诗史；后者以写景抒情为主，为士人心史。“《集杜诗》都是五言四句，篇幅短小，《胡笳曲》多数是七言，少则八句，多达十四句，篇幅较长。”相比于《集杜诗》而言，《胡笳曲》的创作难度更大，加之蔡琰、杜甫、文山三人相似的身世之悲、国破家亡之感，使其在情感维度上产生精神契合，因而，读者可从这三重镜像中窥见身陷囹圄却心怀社稷的士大夫形象。《胡笳曲》是文天祥对南宋末年铁骑烽火下黎民百姓颠沛流离的真实记录，是对异族统治下故国危亡的悲愤忧思，是对匡时救弊、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的深刻注释。
本文从文天祥集杜诗中的《胡笳曲（十八拍）》入手，分别从内容方面论述《胡笳曲（十八拍）》中蔡琰、杜甫、文天祥三人异世同悲及三重镜像中的精神契合，从形式手法方面论述文天祥“学杜”与“变杜”的话语建构，从而探讨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大夫阶级历劫者的家国情怀与艺术自觉。
二、三重镜像中的精神契合
在历史的轮回中，某些境遇竟有惊人的相似性。蔡琰、杜甫、文天祥三人时隔五百余年，因其国难家恨，此三者生活的时代和身世经历极其相似，不免让被囚于燕京狱中的文天祥产生异世同悲之感。文山假文姬之口、借少陵之诗，抒发自身之悲愤，遂有《集杜诗》《胡笳曲（十八拍）》。
相似的身世境遇构成《胡笳曲》中蔡琰、杜甫、文天祥三人经历的叠合，为三重镜像的叠合。在时间维度上，蔡琰处于东汉末年胡汉战乱之际，杜甫处于安史叛乱之后，而文天祥则处于南宋覆灭之际。空间维度上，《胡笳曲》作于燕京狱中。不妨以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观之，置三者不同的时空境遇于诗中，一诗同现三人之境遇，形成三重镜像，又同时出现在真实时空的胡大都狱中，从而呈现出叠合。现实的空间——“污下而幽暗”的八尺土室之内，“蒸沤历澜”，“乍晴暴热”。三重镜像——东汉名存实亡，文姬被虏至胡地，眼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安史叛乱，胡兵乱京，老杜四处奔波，眼见“国破山河在”，“感时溅泪”、“恨别惊心”；蒙元铁骑南下，南宋王朝覆灭，文天祥被囚于胡大都，“零丁洋里叹零丁”。《胡笳曲》将东汉末、天宝后、南宋末广阔的时空连接在了一起，因而，《胡笳曲》不仅仅是文天祥借蔡文姬的不幸和悲愤来抒发己怀，更是士大夫阶层在社稷倾覆、民族劫难之际的内心写照。
文天祥在《集杜诗·自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之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可见“性情同”乃集杜诗创作之根源，其精神契合于忧国之思背后呈现的民族气节。
文天祥的《胡笳曲》“刻意保留了蔡琰《胡笳十八拍》的叙事性”，其中依稀可见与蔡诗相似的内容和情节。一至六拍抒写遭乱被掳的悲愤，七至十二拍叙写居胡思乡的悲思，十三至十八拍倾诉弃胡归汉的别子之痛。文天祥在《胡笳曲》中完成对蔡琰遭遇的文学想象，并塑造出感同身受的历劫者形象。“江风萧萧云拂地，笛声愤怒哀中流。”（第二拍），“山木惨惨天欲雨，前有毒蛇后猛虎。”（第四拍），“南极一星朝北斗，每依南斗望京华。”（第九拍），“自断此生休问天，看射猛虎终残年。”（第十六拍），在这些诗句中依稀可想见：大漠风尘日色昏，班马萧萧，胡笳铮铮；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抒情主人公去国离乡，故国难还，国仇家恨虽在，报国无门，终老此残生。读《胡笳曲》，一种黄沙漫天的历史沧桑感扑面而来，在文天祥泪洒囚室的背后，是历代士大夫阶层在民族危亡之际所显现的爱国主义的赤子之心，这也是蔡诗、杜诗能跨越时空，在《胡笳曲》中引起经久不息的精神共鸣的原因。
三、“学杜”与“变杜”的话语建构
“忧国杜少陵，感兴陈子昂”。二人共通的家国抱负，使文天祥对杜甫推崇备至。尤当南宋覆灭于蒙元后，文天祥对杜甫的异代知音之感愈深，其在燕京狱中作《读杜诗》：“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杜甫身经离乱，忧国伤时，悲愤乎中，发之于诗，使文天祥很自然地在思想情感上引起共鸣。”于是，文天祥在《胡笳曲》中完成“学杜”与“变杜”的话语建构，以杜诗抒己情，即后来李贽所谓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因此，《胡笳曲》中看似句句出自杜诗，其实又非全是杜诗。“学杜”即学杜之写作风格与创作精神，“变杜”则是加诗序、改动字句、改变杜诗原意，从而达到一种似曾相识的“陌生化”效果，是对杜诗的解构与重构。
其一，“学杜”即继承杜诗“诗史”的笔法和沉郁顿挫的风格。如“黄河北岸海西军，翻身向天仰射云。胡马长鸣不知数，衣冠南渡多崩奔。山木惨惨天欲雨，前有毒蛇后猛虎。”（第四拍﹚。“黄河”句、“胡马”句，皆出自因吐蕃入寇而作的《黄河二首》。
其二，“翻身”句，源于安史之乱时所作《哀江头》；“衣冠”句，讽刺吐蕃入侵时代宗和士庶避乱南奔，出自《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山木”句、“前有”句，均出自避战乱而流落异地时所作的《发阆中》。文天祥多引杜甫安史之乱后所作诗句，以记录南宋末年异族入侵下，百姓流离失所的社会现实。从沉郁顿挫的诗风中亦可见其独木难支、难扶大厦之将倾的悲壮之感。 “变杜”则体现为加诗序、改动字句或调整诗句排列。杜甫的诗歌基本无诗序，《胡笳曲》则有小序，用以说明作诗的缘由和意图。这是文天祥对集句诗的创新之举，从而体现其“变杜”的特点。为使词意相属，他还在《胡笳曲》中改动杜诗的个别字句，或是不改杜诗，而是调整诗句的前后排列，从而改变诗意。前者情况如：“胡马长鸣不知数”（第四拍，出自杜甫《黄河二首》之一），杜诗为“铁马长鸣不知数”，文天祥为切合蔡诗，突出异族入侵的史实，有意把“铁马”改为“胡马”。又如：“欲问长安无使来”（第四拍，源自《所思》），原文为“欲问平安无使来”，在文天祥心中，社稷安危高于一切，他无法顾及亲人的安危，遂把“平安”改为“长安”。后者情况如：“可惜春光不相见”（第九拍，出自《春日戏题郝使君兄》），本是杜甫用来调侃郝使君的，文天祥将其与前一句“汉主山河锦绣中”连用，从而抒发哀叹山河沦落的悲痛之情。
在“学杜”与“变杜”的话语建构中，文天祥的集杜诗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形态，艺术地呈现出一种空前的、社会功用意义上的超负荷状态。此外，深广而庞杂的社会语境——异代外族入侵，是理解和阐释其艺术成就的充分必要条件。一旦脱离文天祥所处的时空来谈论其集杜诗，则不免会显得语言孱弱、艺术表达粗糙了。
四、结语
文天祥无疑是一位时代的历劫者。强敌入侵与亡国灭种的威胁、儒家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结、“天降大任”的历史偶然性，让他背负着于国、于家、于己都无法推卸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文天祥无疑是宋元交替之际受难的耶稣——背负着长满荆棘的十字架，追思历史与现实的劫难，从而生出入骨三分的绝望。并于这种绝望中，与杜甫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从而完成自我灵魂的救赎。
《胡笳曲》呈现两个基本主题：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形象、命运与抉择。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历劫者，抱有对家国痴心不改的责任与使命。而对“爱国”话语的建构，与其说是文化英雄主义的一次高昂，不如说它是一次回归——对儒家“知其不可為而为之”的无畏精神的回归。在现实的劫难中，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历劫者，寓意于文，道出人生沧桑、国事家事的变迁，既写出异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也表达其对历史、文化的理解与叩问，表现爱国主义的赤子之心，从而使其悲剧命运变得壮烈而雄浑。《胡笳曲》历史地、具体地探究着中华民族虽饱经忧患，却依然生生不已的内在原因。
注释
①《蔡宽夫诗话》云：“荆公晚多喜取前人诗句为集句诗，世皆言此体自公始。”宋代集句诗在前代基础上承传新变，王安石以严肃的态度创作集句诗，丰富了集句诗的形式和体制，促成了集句诗在元丰前后的大繁荣。
参考文献
[1]刘华民.文天祥《胡茄曲十八拍》初探[J].铁道师院学报，1998（3）：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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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中胜，李三梅.诗歌若杜甫──论文天祥学杜[J].杜甫研究学刊，2000（04）：50-54.
[4]张明华.集句诗的发展及其特点[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04）：24-29.
[5]赵超，王渭清.文天祥《集杜诗》与《胡笳曲》异同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93-96.
[6]邓晓琼.“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论文天祥学杜诗[J].中国韵文学刊，2006（04）：68-72.
[7]魏景波.文天祥与杜甫的异代诗缘[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73-76.
[8][新加坡]衣若芬.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J].浙江大学学报，2012，（3）：133-134.
[9]张福清.20世纪以来文天祥《集杜诗》研究综述[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35（05）：37-40.
[10]宋亚娟.文天祥与其集杜诗的文体解读[J].写作（上旬刊），2017（06）：33-37.
[11]赵冰洁.文天祥对杜甫诗歌的继承[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12]赵长杰.文天祥集杜诗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13]艾茂莉.文天祥《集杜诗》研究[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2011.
[14]文天祥.文天祥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5.
[15]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6]刘华民.文天祥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9.
[17]刘明华.杜甫研究论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18]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419.
[19]莫砺锋.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J].杜甫研究学刊，1992（3）：45-49.
关键词：文天祥；集杜诗；“诗史”传统；家国情怀
一、前言
“集句诗者，杂集古句以成诗也。”自西晋傅咸集诗经成诗以来，集句诗始终凭“以文为戏”的姿态存于诗坛，有不登大雅之嫌。两宋三百年间，集句诗创作蔚为大观，荆公承传新变①，文山臻于至善。文山于燕京狱中，成集杜诗二百余首，字字血泪，一改集句诗游戏消遣之风，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不容忽视。文天祥的集杜诗，五言有《集杜诗》，七言有《胡笳曲》。前者借少陵之诗写山河破碎、身世飘零之事，后者假文姬之口抒悲愤无奈、感世忧时之怀。前者以叙事记人为主，是宋末诗史；后者以写景抒情为主，为士人心史。“《集杜诗》都是五言四句，篇幅短小，《胡笳曲》多数是七言，少则八句，多达十四句，篇幅较长。”相比于《集杜诗》而言，《胡笳曲》的创作难度更大，加之蔡琰、杜甫、文山三人相似的身世之悲、国破家亡之感，使其在情感维度上产生精神契合，因而，读者可从这三重镜像中窥见身陷囹圄却心怀社稷的士大夫形象。《胡笳曲》是文天祥对南宋末年铁骑烽火下黎民百姓颠沛流离的真实记录，是对异族统治下故国危亡的悲愤忧思，是对匡时救弊、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的深刻注释。
本文从文天祥集杜诗中的《胡笳曲（十八拍）》入手，分别从内容方面论述《胡笳曲（十八拍）》中蔡琰、杜甫、文天祥三人异世同悲及三重镜像中的精神契合，从形式手法方面论述文天祥“学杜”与“变杜”的话语建构，从而探讨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大夫阶级历劫者的家国情怀与艺术自觉。
二、三重镜像中的精神契合
在历史的轮回中，某些境遇竟有惊人的相似性。蔡琰、杜甫、文天祥三人时隔五百余年，因其国难家恨，此三者生活的时代和身世经历极其相似，不免让被囚于燕京狱中的文天祥产生异世同悲之感。文山假文姬之口、借少陵之诗，抒发自身之悲愤，遂有《集杜诗》《胡笳曲（十八拍）》。
相似的身世境遇构成《胡笳曲》中蔡琰、杜甫、文天祥三人经历的叠合，为三重镜像的叠合。在时间维度上，蔡琰处于东汉末年胡汉战乱之际，杜甫处于安史叛乱之后，而文天祥则处于南宋覆灭之际。空间维度上，《胡笳曲》作于燕京狱中。不妨以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观之，置三者不同的时空境遇于诗中，一诗同现三人之境遇，形成三重镜像，又同时出现在真实时空的胡大都狱中，从而呈现出叠合。现实的空间——“污下而幽暗”的八尺土室之内，“蒸沤历澜”，“乍晴暴热”。三重镜像——东汉名存实亡，文姬被虏至胡地，眼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安史叛乱，胡兵乱京，老杜四处奔波，眼见“国破山河在”，“感时溅泪”、“恨别惊心”；蒙元铁骑南下，南宋王朝覆灭，文天祥被囚于胡大都，“零丁洋里叹零丁”。《胡笳曲》将东汉末、天宝后、南宋末广阔的时空连接在了一起，因而，《胡笳曲》不仅仅是文天祥借蔡文姬的不幸和悲愤来抒发己怀，更是士大夫阶层在社稷倾覆、民族劫难之际的内心写照。
文天祥在《集杜诗·自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之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可见“性情同”乃集杜诗创作之根源，其精神契合于忧国之思背后呈现的民族气节。
文天祥的《胡笳曲》“刻意保留了蔡琰《胡笳十八拍》的叙事性”，其中依稀可见与蔡诗相似的内容和情节。一至六拍抒写遭乱被掳的悲愤，七至十二拍叙写居胡思乡的悲思，十三至十八拍倾诉弃胡归汉的别子之痛。文天祥在《胡笳曲》中完成对蔡琰遭遇的文学想象，并塑造出感同身受的历劫者形象。“江风萧萧云拂地，笛声愤怒哀中流。”（第二拍），“山木惨惨天欲雨，前有毒蛇后猛虎。”（第四拍），“南极一星朝北斗，每依南斗望京华。”（第九拍），“自断此生休问天，看射猛虎终残年。”（第十六拍），在这些诗句中依稀可想见：大漠风尘日色昏，班马萧萧，胡笳铮铮；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抒情主人公去国离乡，故国难还，国仇家恨虽在，报国无门，终老此残生。读《胡笳曲》，一种黄沙漫天的历史沧桑感扑面而来，在文天祥泪洒囚室的背后，是历代士大夫阶层在民族危亡之际所显现的爱国主义的赤子之心，这也是蔡诗、杜诗能跨越时空，在《胡笳曲》中引起经久不息的精神共鸣的原因。
三、“学杜”与“变杜”的话语建构
“忧国杜少陵，感兴陈子昂”。二人共通的家国抱负，使文天祥对杜甫推崇备至。尤当南宋覆灭于蒙元后，文天祥对杜甫的异代知音之感愈深，其在燕京狱中作《读杜诗》：“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杜甫身经离乱，忧国伤时，悲愤乎中，发之于诗，使文天祥很自然地在思想情感上引起共鸣。”于是，文天祥在《胡笳曲》中完成“学杜”与“变杜”的话语建构，以杜诗抒己情，即后来李贽所谓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因此，《胡笳曲》中看似句句出自杜诗，其实又非全是杜诗。“学杜”即学杜之写作风格与创作精神，“变杜”则是加诗序、改动字句、改变杜诗原意，从而达到一种似曾相识的“陌生化”效果，是对杜诗的解构与重构。
其一，“学杜”即继承杜诗“诗史”的笔法和沉郁顿挫的风格。如“黄河北岸海西军，翻身向天仰射云。胡马长鸣不知数，衣冠南渡多崩奔。山木惨惨天欲雨，前有毒蛇后猛虎。”（第四拍﹚。“黄河”句、“胡马”句，皆出自因吐蕃入寇而作的《黄河二首》。
其二，“翻身”句，源于安史之乱时所作《哀江头》；“衣冠”句，讽刺吐蕃入侵时代宗和士庶避乱南奔，出自《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山木”句、“前有”句，均出自避战乱而流落异地时所作的《发阆中》。文天祥多引杜甫安史之乱后所作诗句，以记录南宋末年异族入侵下，百姓流离失所的社会现实。从沉郁顿挫的诗风中亦可见其独木难支、难扶大厦之将倾的悲壮之感。 “变杜”则体现为加诗序、改动字句或调整诗句排列。杜甫的诗歌基本无诗序，《胡笳曲》则有小序，用以说明作诗的缘由和意图。这是文天祥对集句诗的创新之举，从而体现其“变杜”的特点。为使词意相属，他还在《胡笳曲》中改动杜诗的个别字句，或是不改杜诗，而是调整诗句的前后排列，从而改变诗意。前者情况如：“胡马长鸣不知数”（第四拍，出自杜甫《黄河二首》之一），杜诗为“铁马长鸣不知数”，文天祥为切合蔡诗，突出异族入侵的史实，有意把“铁马”改为“胡马”。又如：“欲问长安无使来”（第四拍，源自《所思》），原文为“欲问平安无使来”，在文天祥心中，社稷安危高于一切，他无法顾及亲人的安危，遂把“平安”改为“长安”。后者情况如：“可惜春光不相见”（第九拍，出自《春日戏题郝使君兄》），本是杜甫用来调侃郝使君的，文天祥将其与前一句“汉主山河锦绣中”连用，从而抒发哀叹山河沦落的悲痛之情。
在“学杜”与“变杜”的话语建构中，文天祥的集杜诗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形态，艺术地呈现出一种空前的、社会功用意义上的超负荷状态。此外，深广而庞杂的社会语境——异代外族入侵，是理解和阐释其艺术成就的充分必要条件。一旦脱离文天祥所处的时空来谈论其集杜诗，则不免会显得语言孱弱、艺术表达粗糙了。
四、结语
文天祥无疑是一位时代的历劫者。强敌入侵与亡国灭种的威胁、儒家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结、“天降大任”的历史偶然性，让他背负着于国、于家、于己都无法推卸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文天祥无疑是宋元交替之际受难的耶稣——背负着长满荆棘的十字架，追思历史与现实的劫难，从而生出入骨三分的绝望。并于这种绝望中，与杜甫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从而完成自我灵魂的救赎。
《胡笳曲》呈现两个基本主题：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形象、命运与抉择。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历劫者，抱有对家国痴心不改的责任与使命。而对“爱国”话语的建构，与其说是文化英雄主义的一次高昂，不如说它是一次回归——对儒家“知其不可為而为之”的无畏精神的回归。在现实的劫难中，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历劫者，寓意于文，道出人生沧桑、国事家事的变迁，既写出异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也表达其对历史、文化的理解与叩问，表现爱国主义的赤子之心，从而使其悲剧命运变得壮烈而雄浑。《胡笳曲》历史地、具体地探究着中华民族虽饱经忧患，却依然生生不已的内在原因。
注释
①《蔡宽夫诗话》云：“荆公晚多喜取前人诗句为集句诗，世皆言此体自公始。”宋代集句诗在前代基础上承传新变，王安石以严肃的态度创作集句诗，丰富了集句诗的形式和体制，促成了集句诗在元丰前后的大繁荣。
参考文献
[1]刘华民.文天祥《胡茄曲十八拍》初探[J].铁道师院学报，1998（3）：55-59.
[2]刘华民.文天祥《指南录》《指南后录》异同论[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3）：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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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明华.集句诗的发展及其特点[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04）：24-29.
[5]赵超，王渭清.文天祥《集杜诗》与《胡笳曲》异同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93-96.
[6]邓晓琼.“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论文天祥学杜诗[J].中国韵文学刊，2006（04）：68-72.
[7]魏景波.文天祥与杜甫的异代诗缘[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73-76.
[8][新加坡]衣若芬.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J].浙江大学学报，2012，（3）：133-134.
[9]张福清.20世纪以来文天祥《集杜诗》研究综述[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35（05）：37-40.
[10]宋亚娟.文天祥与其集杜诗的文体解读[J].写作（上旬刊），2017（06）：33-37.
[11]赵冰洁.文天祥对杜甫诗歌的继承[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12]赵长杰.文天祥集杜诗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13]艾茂莉.文天祥《集杜诗》研究[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2011.
[14]文天祥.文天祥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5.
[15]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6]刘华民.文天祥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9.
[17]刘明华.杜甫研究论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18]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419.
[19]莫砺锋.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J].杜甫研究学刊，1992（3）：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