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12月初开始,食用油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一轮涨价潮,深深刺痛了消费者神经。鲁花、金龙鱼、福临门等几大品牌近期几乎同时宣布上调大豆油、调和油、菜籽油等品种的价格,涨幅在10%上下。一时间,豆油涨价、甚至断货,消费者争相购买的新闻不绝于耳。而食用油价格的集体上涨,也引来了市场上一片猜疑。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普遍上涨的行情呢?谁是最终获益者?中国的大豆产业的前路又将如何呢?
　　
　　大豆产业之殇
　　
　　大豆是生产食用油的主要原材料。历史上,中国的大豆产量一度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大豆产量之和还要多。在上个世纪,大豆一直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农产品。
　　据相关统计资料表明,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从1995年起,中国开始从国外进口大豆。到2000年,中国大豆年进口量已首次突破10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此后几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额持续攀升。目前,中国大豆产量已由原来的世界第一,退居为继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0%。
　　另一方面,在2003年以前,小包装食用油在市场推广后,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规模达200多亿元的食用油市场,全国各地因此分布了上百家食用油压榨企业。由于食用油市场以每年20%至25%的速度快速增长,国内众多食用油企业过了几年好日子。
　　就在食用油行业欣欣向荣之际,2004年,中国食用油压榨企业却突然集体进入冰封期,大量企业因此倒闭。此时,在全世界控制着粮食生产运销的四大粮商——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达孚(LouisDreyfus)(下称“ABCD”),趁机低价收购停工的食用油压榨企业,并参股多家食用油压榨企业。
　　经过这轮洗牌后,中国的大豆市场受制于四大粮商。逐步形成了四大粮商控股或参股金龙鱼、鲁花和福临门等主要食用油品牌的格局。中国粮油学会、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和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等机构持续1年多时间的调研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近100家大型油脂企业中,已有64家被四大粮商参股控股,全国食用油近半的产量已被外资控制。
　　而从我国大豆产业整体发展格局来看,随着近年来我国对肉、蛋、奶和食用植物油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带动大豆压榨业飞速发展。2000年,我国日压榨大豆能力为6.4万吨,2006年底达到27万吨,几年中迅速增长了3.2倍。按每年开工率300天计算,2006年我国加工大豆能力就可达到8100万吨,但当年实际大豆压榨量只有3500万吨左右,仅占全部大豆压榨能力的43%。
　　由于产能盲目扩张,导致我国大豆压榨能力出现严重过剩的局面。据中华粮网统计,在2000-2006年期间,我国日压榨大豆能力增长了3.2倍,但在此期间,国内大豆实际压榨量仅增长了1.2倍,国内大豆压榨能力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大豆实际压榨量的增长速度。由于产能扩张过快,导致全行业开工率逐年降低,2000年开工率超过90%,2007年降至44.2%。其中2000吨/日以上加工厂开工率仅为52%左右,1000吨/日以下的小型加工厂半数以上处于倒闭、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由于产能过剩、布局集中,2003-2005年之间我国建成的大型大豆初榨油厂,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因经营困难,导致破产倒闭或被其他企业兼并重组。
　　
　　话语权旁落导致定价权缺失
　　
　　面对食用油价格上涨,生产商给出的理由是:进口大豆主产区南美,在2009年遭遇了旱灾,国际大豆交易量跌价带动了国内大豆价格上涨。数据显示,从2009年7月到12月初,大豆毛油价格已上涨15%-18%,精炼一级大豆油价格上涨13%-15%。但有关专家认为,本轮豆油涨价的领跑者是以进口大豆为原料的转基因大豆油,豆油价格的异常“敏感”,直接原因是生产成本上升,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大豆产业话语权的旁落,导致豆油市场定价权的缺失。
　　随着近年来国际资本持续对我国大豆产业进行渗透,“ABCD”四大粮商及其他国际资本已经初步完成了对我国大豆产业的控制,并向产业的物流、精炼等核心节点延伸。可以说,中国大豆加工企业目前面临被垄断外资分而治之、瓜分控制的危险。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中国大豆产业将无自主、安全可言。
　　由于粮食产业在我国的特殊战略地位,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满足国内油脂供给,我国才逐渐放开大豆进口市场,同时,以嘉吉、邦基、ADM和路易达孚为代表的国际资本业借机大举进入中国植物油压榨市场。
　　据了解,目前外资企业参与我国植物油生产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进行原料进口贸易,如大豆、棕榈油等,二是直接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三是进行资金参股。实际中,跨过粮商参与我国植物油生产往往是三种方式并用。
　　经过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目前国内食用植物油总供给量已达2400万吨左右,其中进口油脂油料折合食用油量接近1500万吨,ADM 、邦基、嘉吉、丰益国际、来宝等跨国粮商在全国近百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0多家企业参股控股持有股份,占我国植物油压榨总产能的66%。跨国粮商利用其对原料采购的优势,正在逐步将中国变成全球植物油加工工厂,中国油脂压榨业被外资垄断风险加大。
　　粮食问题专家、中华粮网信息事业部主编郭清保告诉记者,在国内油脂原料进口上,跨国粮商利用其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和资金优势,已基本完成对我国大宗食用油压榨原料的采购控制,国内压榨企业都在以进口大豆作为食用油压榨的原料。在投资建厂方面,ADM、邦基、嘉吉、丰益国际等跨国粮商在全国近百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0多家企业持有股份,几乎控制了国内占60%以上的大豆压榨能力。
　　由于越来越多的加工企业采用进口大豆,由此造成我国大豆产区出现卖粮难,播种面积持续下降的局面。外资对压榨环节的垄断,导致内资企业压榨能力和实际压榨量不断萎缩。2000年内资企业实际大豆压榨量占全国的91%,到2007年下降至52%,而同期外资企业压榨量从9.0%快速提高到48.0%,我国民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由于国内一些民营粮食企业资金有限,外资就以私下对民营企业投资、参股等隐蔽方式进入,规避国家政策监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外资的低调和保密,它们对我国粮食产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规模和渗透程度难以估计。跨国粮商利用其对原料采购的优势,使我国不仅在国际大豆市场上没有话语权,而且在国内大豆市场上也失去话语权,大豆进口时间、数量、价格被国外参股控股企业所掌控,国内油脂压榨业有被外资垄断的风险。
　　目前,我国的大豆加工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延伸到饲料加工、畜禽、水产养殖、营养保健、包装、航空、航天等领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如果国内大豆生产消亡,大豆将完全依赖进口,我国的大豆供应及饲料工业、畜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将面临全面威胁,我国食品营养所需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来源也将受制于人,危及我国食品安全。
　　
　　多管齐下捍卫大豆产业安全
　　
　　中国大豆协会副会长、九三油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田仁礼认为,要解决国产大豆出路,应采取短期与长期相结合措施。从当前看,应加快大豆加工业结构调整,引导内资大豆加工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方式,整合资源,淘汰一批落后的小规模大豆油脂加工厂,提高行业整体水平。从长期看,对加工国产大豆的大型加工企业要进行补贴,并控制大豆进口节奏。针对大豆加工能力已经严重过剩形势,应严格控制大豆油脂加工项目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尤其要限制一些企业借国家扩大内需之机,在沿海扩大压榨产能,把全行业产能控制在合理规模范围之内。
　　田仁礼还表示,在我国大豆产业与国外高度接轨形势下,民族大豆企业竞争力差,主要是与外资企业相比存在“三高”。首先,民族大豆企业储备成本高。企业一年的原料要在三个月内一次性储备,每吨国产大豆要比进口大豆储备成本高70多元。其次是收储费用高。产区加工企业收购农民大豆要面对千家万户,每吨大豆收储费用约80元,而进口大豆不需此项费用。三是产品运输成本高。我国大豆产区并不是大豆产品主销区,而进口大豆到达港口距主销区近,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运输费用平均每吨相差60多元。
　　专家认为,我国大豆产业的优势还在于我国是大豆原产地,品种资源十分丰富,我国尚未发展转基因大豆,高蛋白大豆品种的选育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在我国销售市场上,非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大豆价格几乎一致,而在欧洲、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非转基因大豆价格要高于转基因大豆10%-20%左右。我国中小大豆企业可尝试走异于国际大型油脂企业的差异化发展道路,重点发展非转基因产品,特别是高蛋白食用大豆产品,把国内非转基因大豆产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目前,由于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过高,对外寻找大豆资源,成为保障我国油脂安全供给的重要途径。根据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内需求现状,国家应鼓励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走出去”,支持民族大豆企业到南美、南亚和东非进行资源开发,并寻找战略性合作伙伴。
　　郭清保认为,在应对外资冲击中,国内油脂企业尤其要学习跨国粮商用100多年时间积累的全球资源配置、市场营销和风险管理经验。通过联合、收购、兼并等手段,形成以民族大粮商为首,包括中小型大豆压榨企业、大豆贸易商以及资本市场投资公司等在内的产业集群,建立我国大豆安全保障体系。
　　中国对进口大豆的依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国至今没有一家世界级的跨国企业,也令人深思。有专家认为,中国大豆产业历史悠久,曾经是出口大国。但是,贸易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由于中国的企业习惯孤军作战,热衷于自我资本积累,这种传统意识束缚了企业横向扩张。现代市场经济依靠现代企业制度,依靠现代资金市场。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大豆加工企业也缺乏互相参股、联合的外部环境,结果造成不少加工企业宁愿被外资参股,也不愿与内资企业联合。
　　郭清保表示,中国出不了ABCD这样的跨国粮商,其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够。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相关制度规范上,中国的粮食市场开始市场化改革,往远了说是从1979年开始的,其实真正推进放开粮食市场价格是在2004年,直到现在我们的粮食企业依然以国企为主,相对民营企业缺乏创新和市场开拓精神。另外,当前我国的粮食基本政策是省长负责制,每省都有自己扶持的重点粮油企业,说是割地为政也不为过,没有统一的市场竞争环境。最后,由于政策制定上的一些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粮食系统分成了储存、贸易、加工、进出口这样的分工,这点从现在中储粮、中粮、中谷、华粮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上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也导致有原粮的不搞加工,搞加工的找不到粮源,对企业的发展束缚较大。
　　所以,中国的粮油企业要想打造出“ABCD”这样的跨国粮商,不但需要企业自身不断创新进取,外部环境的改善也同样重要。
　　
　　警防“大豆悲剧”重演
　　
　　近期的“大豆悲剧”,或许还只是一个起点。
　　2009年2月25日,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联合发表了一份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报告称,中国正在等待商业化种植审批的3种转基因水稻,以及正在研发的5种转基因水稻,均涉及多项国外专利。这些国外专利的持有人中,不乏一些大型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和种子公司,比如拜耳和孟山都等。
　　与传统水稻相比,转基因水稻的优势在于抵抗一些特定的虫害。而在我国,由于水稻种植大多是精耕细作,很少会产生特定的虫害,转基因水稻的这种优势很难发挥出来。“如果转基因水稻获批进行商业化种植,农民就会被迫购买外资的高价种子。此举除了导致我国对粮食的控制权受到威胁,大米上涨,老百姓的生计受到影响外,几乎没有任何好处。”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
　　而在外资的转基因水稻还未在我国种植之前,外资在中国阴谋推广玉米的行动就已有所斩获。自2000年起,外资企业已在中国审定了玉米品种84个。尽管外资玉米品种所占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但在近几年里,一些外资玉米品种在中国的推广速度却很快。有资料显示,2001年至今,仅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就在广西推广种植了1000多万亩迪卡系列玉米,相当于玉米大省黑龙江种植面积的五分之一。
　　不仅如此,孟山都公司还争取到了农业部发放的转基因玉米的永久性进口安全证书,如今正在广西免费推广其产量高、抗病性效果好的迪卡008转基因玉米种子。
　　“不难想象,广西农户会因此而致富。但再过几年,当孟山都以广西为基地占领中国玉米种子市场后,中国人吃玉米,就要看其脸色了。”郎咸平说。他还表示,“如今,中国粮油市场的85%都受外资控制,老百姓炒一盘青椒肉丝的价格,都要由美国华尔街决定。”而玉米是养殖行业中的主要原料,一旦其被外资控制,中国的养殖业就要受制于外资。
　　“现在,跨国资本在中国粮食市场的布局远没有结束,他们正对我们进行新的阴谋。遗憾的是,国人至今仍未警醒,仍未意识到其中的严重性。”郎咸平担忧,一旦跨国资本的阴谋再次得逞,控制大米和玉米等其他粮食,国人将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