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史充斥着战争，充斥着流血的政治。时至今日，战争的阴影仍远未消除，永久和平的年代仍远未来到。既然战争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既然春秋时人孙武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早已成为共识，也就毫不奇怪作为我国第一部通史的《史记》，会格外青睐战争行为的主体——军人，会给军人留下大篇幅的记述空间。据统计，《史记》全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与战争有关，其中不乏备受赞誉的名篇，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白起王翦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蒙恬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等，传主大都是不同历史年代“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杰出军人代表，身上所蕴含的感天动地的精神力量，足以感召当代军人进一步坚定“能打仗，打胜仗”的信念，以无愧于时代的不凡业绩，进入当代史家所不能遗漏的新型传主的行列。
　　血性充沛 赴死慨然
　　战争是要死人的，从冷兵器时代的“十步杀一人”，到核武器时代数十万生灵霎那间的消失，人们总能听到战地丧钟被死亡的幽灵不停地敲响。古往今来，没有哪种职业像军人这样经常贴近死亡，需要时时正视其狰狞面孔。考察一个军人的能力素质，关键就要看他能否正视淋漓的鲜血，能否经受死亡的考验，《史记》的军人传记篇章在这方面记述得特别充分。司马迁笔下的杰出军人，往往是在非生即死的危急关头，演绎着他们令人动容的生命传奇。读了《淮阴侯列传》，不会忘记韩信曾一度面临“坐法当斩”的生死考验，临刑前他毫无畏惧地质问道：“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读了《陈涉世家》，不会忘记陈胜在遇雨失期、“法皆斩”的危急时刻，喊出的震古烁今的话语——“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读了《李将军列传》，不会忘记当他深陷匈奴大军的围困，身边的“吏士皆无人色”，他却毫不畏惧，“意气自如”；读了《项羽本纪》，更不会忘记项羽慷慨赴死的英雄壮举。对于项羽的自刎乌江，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是颇有微辞的，写诗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认为项羽未能做到忍辱负重、百折不挠。但在司马迁看来，项羽的赴死是一种杀身成仁，他的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要知道，项羽宅心仁厚、勇悍刚强，这种品质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不得不佩服。在完成了推翻暴秦的大业以后，项羽虽然在战场上一如既往地所向披靡，但在内心深处，他认为个人的使命已经完成，早就不愿和刘邦再打下去了，不愿让天下百姓因为自己而深陷生灵涂炭的持久战中，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如果我们了解了项羽厌战爱民的心态，或许就能了解他日后选择自杀的意义所在了。他在突出了垓下重围之后，谢绝了乌江亭长的好意，没有选择卷土重来的道路，而是义无反顾地上演了自刎乌江的悲壮一幕。项羽的这种死，在《史记》研究专家吴汝煜先生看来是意义重大的，因为——“是项羽最先提出结束内战、消除人民痛苦的问题，也正是由他自己亲手解决了这个问题。”曾遭遇宫刑之耻的司马迁，在痛定思痛之后悟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道理，而项羽的自刎乌江，不正是司马迁所心仪的“重于泰山”之死吗？司马迁为什么把项羽之死写得惊天地泣鬼神？原因正在于此。
　　能打胜仗 才干卓然
　　司马迁挥动如椽巨笔，采用他所发明的纪传体，从上古时期的黄帝，一直写到他所生活的西汉武帝时期。面对三千年以来曲折幽邃的时空隧道，面对灿若繁星的历史人物，他必须有所斟酌有所侧重，必须在拟定传主名单时精挑细选。他在《张丞相列传》中言及选择历史人物的标准，表示即使某些人官至高位，封侯拜相，但若“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毫无建树，尸位素餐，他也绝不为之立传。有幸成为《史记》传主的，均须才干不凡，成就突出。著名学者李长之先生曾感叹说：“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他还指出司马迁在整部《史记》中最喜爱的历史人物是项羽与李广，“写到他们的文章——《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也便是《史记》中最精彩，最炫耀人的文章了！”而这两个人物恰恰均为兵家，他们典型体现了《史记》中军人形象的职业素养，即会带兵，能打仗，讲武德，能力超群，有胆有识。
　　除了项羽、李广，在《史记》中的战争天地充分展现军事天赋的，还有孙武、孙膑、吴起、田单、伍子胥、韩信、张良、卫青、霍去病等。在司马迁笔下，孙武的吴宫教阵、孙膑的进兵减灶、田单的火牛阵、韩信的深谋远虑、张良的运筹帷幄、卫霍的大战匈奴，不仅为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与“军事迷”所津津乐道，更是历代史家研究战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在唐代边塞诗中，人们可以看到其中充盈着浓郁的汉代情结，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被唐朝诗人竞相歌咏，荣光无限。“匈奴未灭不言家，驱逐行行边徼赊”（李昂《从军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王维《燕支行》）、“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李白《胡无人》）……上引诗句所用典故，出处均在《史记》。是司马迁的描绘，点燃了唐人的诗情，引发了唐人的追慕。在当代军事史论著当中，人们可以看到专家对汉代名将的盛情点赞，如倪乐雄先生对霍去病的赞颂——“其实西汉的霍去病就是中国古代的巴顿，和巴顿一样，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其用兵来如急雨、去如狂飙，犁廷扫穴般驰骋往来于匈奴腹地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其用兵每战必胜，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这番评述来自于倪先生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细读。司马迁的记述作为西汉前期汉匈战争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激发了唐代诗人建功边陲的入世情怀，更激发了后世学者对以李广、霍去病为代表的汉代名将的探究热情。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征途上，岂能忽略对大汉盛世优秀军人及其战争谋略的学习与借鉴？由此可见《史记》战争记述的当代价值。
　　重战、研战而绝非好战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这几句话足以说明太史公撰写军人传记的两大思想原则——一是重战、研战，二是绝非好战。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评价司马迁的兵学修养道：“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司马迁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美誉，在于他不仅做到了深入研读战争资料，透彻了解笔下人物的戎马生涯与军事思想，还能做到走出书斋的狭小天地，实地考察传主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环境。例如，在《樊郦滕灌列传》中，司马迁写道：“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等人原本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战争的暴风骤雨将他们推向历史舞台中心，成为名声显赫的人物。司马迁由此加深了对战争的认识，感受到战争在激发人的才智、改变人的命运乃至重建社会结构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扎扎实实的实地考察不仅为司马迁荣获“实录”桂冠打下坚实基础，也使他对战争的认识有别于一般文人，能对兵家的生长环境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真切地把握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是如何把他们磨砺成一代名将的。
　　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对战争人物倾注巨大的写作热情，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司马迁迷信暴力，也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好战分子。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时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控诉战争罪恶，反对穷兵黩武，声势浩大的反战思想经过先秦儒家孔、孟、荀的大力倡导，一直延伸至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战争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司马迁是儒家思想的传承者，他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明确地表达了重视战争而又反对滥用武力的辨证思维。司马迁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借主父偃《谏伐匈奴疏》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这说明司马迁重视兵家人物，倡导注重战争，研究兵略，不是好战，而是自强，抗暴御侮，维护和平。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闪射着智慧的光芒。
　　（作者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