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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旧事之九
一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静江来到总统府，这是他第一次来，当时这地方还是两江总督署，主人叫刘坤一，把张静江喊到两江总督署来的正是两江总督刘坤一。
这是刘坤一上任两江总督的第三年。
是年，正遇江西、浙江大水，灾情极为严重。如果上奏请朝廷拨款救灾，刘坤一“明白”那不仅仅是“画饼充饥”，还得挨批。皇上会说，你富庶之地受灾要朝廷拨款，别的地方该怎么办？遇上这样的事，朝廷最流行的办法就是：依各省所报“正实收”记载，下旨“按照四川、山东、湖南等省开办赈捐所有虚衔”，也就是开放出钱买官。当然，这些官衔都是“虚”的，挂名而已，不任实职。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灾情后，根据朝廷要求，依此例开始在两江范围内由各省“赈捐总局”奉朝例赈捐。
张静江的父亲张宝善花纹银10万两，帮张静江捐了个二品候补道。张宝善并不愿意出这钱，是张静江的爷爷张颂贤要出这钱，张颂贤一直关注着这个三岁能握笔写字的绝顶聪明的孩子，穿着破袈裟的和尚预言过孩子的将来——“其难无比，其业无比”，前途无比大，前途无可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眼下这孩子，眼疾腿残，怎么会“其业无比”？
偏偏这个时候，有个人看中了这残腿的年轻人。谁？朝廷翰林授山东学使姚菊歧。这
姚菊歧是吴江人，与南浔很近，早就听说过这个顽童年少时的许多故事，想见见他。人家说，见可以，你得找个借口？姚学使说，我是朝廷命官，见他还要借口？人家说，你家不是有个待嫁女儿吗？以相亲名义比什么都好！姚学使想也没想就爽口答应了。
见了面，姚学使与张静江一席对话，让姚学使大为振奋，当场就对张颂贤表示，你这孙子得有个好孙媳伺候才行。张宝善明白，故意叹道，谁家愿意啊！姚学使不知是计，竟然脱口而出，我家有啊！张府上下闻而雀跃，一片叫好。不过姚学使还是很认真地告诉张颂贤，杭州宦绅孙宝琦与我有缘，若你趁朝廷有认捐的机会，谋个职就好了。说到这里，缄口不再语。张颂贤自然就听明白了，不再多言，酒肉伺候准亲家，桌上给儿子下令：花10万银子给孙子捐个官。这官捐了有什么用，他是不知道的，只是顺了姚学使的话，起码可以娶个孙媳妇回家。但儿子却不那么想，既然出了10万银子就得有效果。于是，张宝善就应两江总督之命带儿子来“应试”。
刘坤一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捐官的人，他都要亲自过问。所谓的亲自过问，就是看人，面试，量才而定。他总是想从这些人中间发现人才，可见他对朝廷的一片忠诚。
这一年中国最大的事件就是维新运动兴起，“戊戌变法”开始。刘坤一撞上了近代中国的一次思想解放。时代潮流提倡新学，主张民权，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等。对封建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开始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逐渐领军中国近代文化。刘坤一当然不能置身于外，他虽然攻击康梁变法，但坚决反对废黜光绪帝。刘坤一维护封建体制，却大力主张新学，引进西学，他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
张宝善在了解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大人的情况后，感觉儿子去见这个旧脑袋装新念想的两江总督是件好事。但真正去见也犯愁。两江总督刘大人见了这个走路一拐一拐的青年，能高兴吗？如果能让刘大人一见面就能够听听儿子口若悬河，张老爹相信儿子的口才一定能让刘大人网开一面……眼下就得想办法让刘大人见上。要想见，张静江一条残腿，拐着去见刘坤一显然不妥。怎么办？张静江劝老爹别急，他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先让木匠做了个木头的鞋垫，然后让做皮鞋的做一双高低不同的皮鞋，穿在脚上，站在那里，看上去就是一样的，走几步，先是不习惯，练练也就好多了。
晚清主战派领袖李鸿藻的儿子李煜瀛（石曾）后来在《谈卧禅》文中说，初识卧禅，其时不过24岁，戴的眼镜与皮鞋均与众不同。镜片不但特别的厚，两边还不均匀。皮鞋也是与众不同，特制的，类似缠小脚的女人所用的黑底鞋。且两只不同，一只的鞋与脚之间置一块木块，这是因为他的那条腿有病所致。张静江虽然眼不好使，腿也不行，但他能在巴黎最热闹的街市骑自行车横冲直撞，普通正常人尚不敢，他竟然如此，可见张静江之毅力非凡。
补员见两江总督刘大人，那都得先在侧室里排队等待。张静江在与大家一起等待的过程中，别人窥视出他腿的样子便暗下交流……当张静江进去见刘坤一时，刘坤一早早从别的补员那里得悉情况，劈口就问，你腿不好？还来捐官，是为荣誉名声，还是……
换了另一位补员，一定吓得不敢说话。而张静江却挺直了胸，底气十足地告诉刘坤一：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来！
刘坤一闻其言正了正坐姿，又平端正眼看了看此人，击掌道，好！说下去。张静江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时政的看法。刘坤一一直微笑着听，直到张静江呆呆地看着他时，“停下了！”刘坤一问，然后点点头，一声长长的：“哦！——”刘坤一告诉他，你的身体这样，只能做室内的事，抄写文案、卷宗之类。张静江不满，用自己的理论与对社會关注的态度告诉刘坤一，他能做的事还很多，看到外面牵过一匹马。张静江信口道，你说我腿残，但我能够骑马。刘坤一诧异，令人将马牵来。没想到，马到张静江手里，顿时就乖巧起来，只见张静江一个翻身上了马背，在这两江总督署里狂奔起来，卫士追他，刘坤一哈哈大笑，别追，别追！
刘坤一破例让张静江坐在自己位置的椅子上，问起了腿疾的原因，张静江告诉他，自己11岁时，正是光绪十三年农历正月二十五（1888年2月17日），他正在街上玩，看见丝行埭的水师统带营火药库不幸爆炸，酿成大火（此为南浔历史上有名的“火烧张公馆”事件）。同年年底，南浔宝善街发生烧毁房屋200余间火灾事件。两起事件都留在张静江的脑海里。年幼的张静江目睹老式救火工具不能解决问题，遂建议家中购置进口救火器材“洋龙”，倡议成立救火队，哥哥们采纳了他的意见，从酱园工人中选拔青壮年参加。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张恒和小洋龙”。 每次救火队出行，张静江都参加，并与大家一起救火。直到他在一次救火中不慎摔坏腿，这才不参加。前几年，因伤腿延误治疗患骨痛，行动不便，又导致眼疾，只好弃学在家潜心字画，自学了英文。顺口就说起了英语。刘坤一身边没有懂英文的，但刘坤一告诉他，如果朝廷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他会推荐的。这么说，张静江这个补员就算是通过了，纳为道员，分发于江苏省道。当时的南浔属于苏州府。
这次接见，多年后的张静江还记忆犹新。当他随孙中山一起来到总统府时，看到他坐在轮椅上，孙文问他感觉如何。张静江说，我来过，那年我在这里接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盘问，一开始很紧张，后来就放松了。他让我意识到清廷官员中不乏有识之士，有点头脑的都知道不变革，这个朝廷就待不下去了。刘坤一，刘大人就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人物。也是那个时候，我立志要做埋葬清王朝的掘土者！
见过刘坤一后，张静江萌生了外出一闯的念头。刘坤一给了他机会，向朝廷推荐了张静江的外语水平，可以作为随员外出之用。但张静江身体不争气，回到家即痛风病发作，两腿不能站立！母亲天天到宗庙烧香，祈祷上苍降福，家中请来中医西医……
几年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病好后的张静江决定外出去北京见见世面。到了北京，正遇上一位朋友宴请。这位朋友叫黄中慧，是状元黄慎伯之子，更是随伍廷芳博士出使美国的首席参赞，此刻正在北京帮助父亲黄慎伯打理创办工艺局与附设英文学校的事。史称黄中慧与张静江一见如故，当即邀请张静江参加聚会。黄中慧称数年来第一次见如此博学儒雅谈吐者，黄长张5岁，时年25岁的张静江即与黄中慧义结金兰。在黄中慧的推荐与帮助下，张静江这次在北京结识了许多有志青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曾目睹异域工业革命或体制鼎兴之变革，回国后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总被旧势力束缚手脚，牢骚满腹。张静江受他们的影响与熏陶，渐渐萌生出洋的念头。这样的事，在黄中慧手里做起来如囊中取物般便利。果然，在孙宝琦要出任朝廷驻法国大使时，黄中慧向孙宝琦推荐了张静江。当然，张静江岳父也与孙宝琦说了张静江的事。
孙宝琦何许人？浙江杭州人，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改任候补直隶道员。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他随光绪帝至西安。就像张勋保驾慈禧太后西行而得宠一般，他也因为这件事好运连连，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1902年，朝廷升任黄中慧出使法国；黄中慧推荐张静江做他出使法国的随员。朝廷准奏，南浔家里上下欢腾。家里替张静江请了南浔周家外文最好的周菊人。张家出资，周以自费留学生的名义与张静江同行，以照顾他的起居生活。这一行人，在1902年10月14日从天津港坐上新铭轮到上海。张静江父亲以给儿子送行为名，隆重地款待了孙宝琦，送上不薄的厚礼，指望孙大使对儿子照顾。那一刻的孙宝琦肚皮里早早填满一肚皮张静江的“文章”，知道这个身残志异的青年，踏上异国他乡，那就要从他手里脱缰而去做一匹野马！只是不便对张家大人说白了，含糊应付过去。
这些年轻人共有二十余人，包括后来与张静江一起创办《新世纪》、成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煜瀛（石曾）。还有夏坚仲与王发科、王相楚、汤芗铭、向国华等人，其中一位就是大玩家王世襄的父亲、金家千金金章的丈夫王继曾。
到了巴黎，使馆正在建设中，没有大家可做的事，当然更无张静江的差事。张静江是个闲不住的人物，他在巴黎转了几圈，发现这个国际大都市根本没有中国的产品，竟突发奇想，在这里开个推销中国产品的公司！这个主意拿定，便与周菊人商量筹建一个称“通运”的公司，用来在法国专门推销中国的产品。依张静江的设
想是让南浔有钱人与他合股或者投资一起来做。他向孙大使做了汇报。孙宝琦自然同意。
张静江便回国募款及招股。
一回到南浔，张静江就宣传这件事，并且告诉大家西方的入股分利、风险共担形式如何如何的好。他哪里知道，封建几千年的中国曾经大力提倡过这种经营形式（老祖宗管仲就搞过，还将一个弱小的齐国变成了五霸之首的强国），这还是其次，说透了，中国商人合伙做生意也与这差不多。关键的是，你来鼓吹这种方式，我看不到实际的效果，凭你一张嘴将我这钱挪到国外去？天高皇帝远，你拿我的钱在国外泡洋妞设赌场、杀人放火，谁知道啊！处在这樣一种心态下，怎么能有好的效果？张静江找了多少家，就连亲舅舅们也没一个人愿意投钱。最后，还是父亲拿了30万元，供给张静江在国内采购了茶、丝、绸缎、地毯、漆竹牙器等，并加上一批名贵字画、古董、玉器、瓷器、金石等等，装了满满一船子运到法国。
张静江在法国租下了当时巴黎最繁华的马德兰广场上的黄金地段面铺两间门面房。一间供出入使用，边上那间做成玻璃橱窗，里面摆满来自中国的物品，供游人隔窗而观。马德兰广场以天主教堂出名，它面对着更大的广场：香水梨大街顶头的公台广场。天主教堂前面有四棵希腊式竖线大柱，左边斜对着教堂的就是张静江开业的通运公司，极好的视野，极好的广告效益。
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所在地是一幢七八层的大楼，就在这个门面房的后面。通运公司大约占有这楼里的四五间房子，当时的职员也就五六个人。要知道，他们占有的这些房间的位置在当时的巴黎要算是一流的黄金地段。由于中国运来的物资档次很高，受到巴黎上层社会的关注，生意很好。李石曾经常带着从国内来的各色人等到这里聚会，那些宣传进步思想、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人也都到那里去，那里就等于是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沙龙。
张静江又开设茶店。
这个茶店，开到了巴黎最繁华的意大利街上。这儿比马德兰广场更为豪华活跃，是外人到巴黎必至之地。茶店取名“开元”。开元是唐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史称“开元之治”。借用在此也有开辟新纪元的意思。这个茶店设在二楼，兼顾到疏朗、华美、雅静的种种特点，借窗可观巴黎国际中心人海的头顶，意境之高远在一般茶室或咖啡馆之上，观者皆为其替中国文化与实体做实实在在的宣传广告而赞叹。
可惜茶店开业时间不长，原因是张静江从巴黎到伦敦，在旅社里认识了一位来自无锡的酷爱摄影的孙鸿哲。孙鸿哲在北洋大学机械科毕业后留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学习，与孙中山、吴稚晖等结识并成为挚友。孙鸿哲又介绍吴稚晖相识，这吴稚晖与张静江相识就出事了。吴稚晖拉了张静江要组织革命活动社团。张静江听听来了劲，拉上吴稚晖就回巴黎。吴稚晖与李石曾是好友，到了巴黎，吴稚晖就住在李石曾那里，大家一有空就跑张静江那里聚会，很快就商量发起组织革命的社团：世界社。这是29岁的张静江在七月份的事。 张静江几乎都没思考，全凭着年轻人的一股激情。商量完就赶回国内，抓紧运货到法国做生意，赚钱搞革命。这年冬天，张静江乘坐法国邮轮由上海回巴黎，在邮轮上竟然巧遇由西贡赴欧洲的孙中山，这真是戏剧性的改变历史的一幕。当时，孙中山在舷边观景，张静江也在观景，两人相遇。张静江因为听说过孙中山，便问他是不是姓孙。孙中山看看他点点头。张静江扑上前，双手紧紧握住孙中山的手，说，我可见到你了，你的革命是我要支持的。
他便如放炮一般大声说起来，吓得孙中山不知道该怎么办，以为碰上了清政府的便衣，甩手就要走。张静江见他要走，又拉住他的大衣角真诚地告诉他，你要钱就找我……《国父年谱》里这样记载：“时人杰乘轮赴法，闻先生同舟，遂趋谒，自道姓名。谓先生曰：‘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先生乃与之互约通电暗号，约定ABCDE之次序：A为一万元，B为两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
当时的孙中山被张静江的冒失弄得真有些惊恐了，设法躲开而不敢再见张静江，怕引来清廷暗探。当孙文与黄兴一起时，他说起了这个张静江的“疯癫”。黄兴听罢，不这么看。
面对起义资金缺乏，黄兴鼓励孙文不妨一试。孙文便给张静江发一电报：E。张静江果然如约而汇五万元至。孙文欣喜，常说：“自同盟会成立后，……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有一次，孙文在电报中注明了请张静江汇款的用途。张静江立刻回话：“余深信君必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长信多多……”
毛泽东在河北视察时，曾提到李石曾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还培养了一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人才，这对于新中国的建立起了很大的帮助，不然新中国根本就支撑不起来。毛泽东还表示，对李石曾非常的感谢，也很尊敬他。正是这位李石曾晚年著文提到张静江时说：“当年张人杰支持国父的革命，那真是入痴之境啊！有一次我也在场，接到国父的电报，催汇更大的巨款，人杰立刻约集一个秘密会，决定出卖那个非常好的茶馆，以所得供给革命饷项，惟尚未得到买主，那次起义之举已如电光石火的过去了！茶店终归卖出，一面推广商业以广来源，一面维持同盟会党费，一面维持世界社的会费。惟供给革命性与建设性的各项长期业务，经济总是困难，时刻推进通运公司在法、英、美三国努力；巴黎的茶店虽然停止，而古董业大为发达，推广到伦敦、纽约；马德兰总店也改到圣教场一座古色古香的精舍里，无异于一座是中国的博物馆。”
在法国巴黎这个地方，一群狂热的来自中国的革命青年聚在了一起。他们中有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人，他们办起了《新世纪周刊》，张静江的任务就是筹款。
二
张静江成为一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为有名的革命狂热分子。最有代表性的动作就是炸死由盐枭经袁世凯安抚成为北洋军阀一分子的徐宝山。
辛亥武昌起义，孙文从美国赶往伦敦会见在那儿等待他的张静江、吴稚晖。张静江因旧病复发，十分严重，无法等到在伦敦与孙文会面；只能提前与吴稚晖一起回上海治疗。到上海，他那寓所里已经早早聚集了一大群人在等候他们的到来。张静江在上海的寓所就是这群忧国忧民的青年们最好的集会地。来这里的大多数为草莽英雄，说起话来都是脏话臭话连着滚，好在张静江并不戒备他们，吴稚晖则提醒告诫他们，先生身体欠安，少干扰。张静江则站起来主动请他们不要离开，让他多听听来自最底层的声音。
当孙文赶到伦敦与张静江会面地方扑个空，发电报问张静江什么原因时，张静江亲自向已经赶到伦敦的孙中山致歉说明先回上海的原因，请他尽快回上海，并告诉孙文，他在上海正在处理一件棘手的事。孙文闻信后随即从巴黎乘英国邮轮返回國内。
张静江说的棘手事是这样的：1907年就与宋教仁、吴禄贞、张绍曾在东北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并任支部负责人的东北陆军协统蓝天蔚（家豪），在被公举为奉天民军关东大都督后，受到清总督赵尔巽的保安会压迫出走，来到上海寻求外省支援。张静江二话不说，立刻把四川籍的炸弹专家黄复生及湖州戴传贤（季陶）、陈其美请来家中商量对策，私下又购了四门大炮、三千支步枪给蓝家豪。
1912年2月26日，张静江出资鼓动彭家珍北上暗杀清廷顽固派死党良弼。彭家珍携带炸药随身潜入良弼位于红罗厂私宅门口，适良弼从衙门返家，彭家珍借口良弼友人奉天标统崇恭托他前来，良弼不备，两人近身处，彭家珍引爆炸药。彭家珍当场死亡，良弼当场飞掉一只腿，第二天毙命。张静江对于此举的成功，反思认为陈其美之暗杀成本太大，应该选择新路。3月。宋教仁遇害，袁世凯借机在全国拘捕革命党人。4月1日孙文卸任临时大总统。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开始推举陈其美为讨袁联军总司令，不料起义旋即告败。众人无奈，只能再聚于张静江在上海的家中，共商对策。结果是，由张静江出资提供经费让他们安置家小，有的远走日本避难。
5月，张静江得知驻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性格犷悍，是南方讨袁途上第一阻力，决定替革命党人首先除此恶。经细探得知他原本为淮徐间一盐枭，嗜好古董，被袁世凯安抚过去，现在辖区内大肆拘捕革命党人。张静江
便与黄复生商量将自制炸药秘藏于通运公司的古董箱内。然后模拟徐派来上海寻购古董的亲信的笔迹，致信徐宝山：觅得一古铜器确为三代古物，所值不赀，先遣人呈阅，如中意然后议价等语。另安排革命党人将此物送到扬州，趁天色黄昏送到徐的副官处。并有专门钥匙，交代非徐本人不可打开。5月24日早上，徐宝山大早起床后，兴冲冲来到办公室里，从副官手里接过开箱钥匙，只见他将钥匙插入箱子，砰然巨响，血花四溅，徐宝山当场毙命，消息传开，国人无不振奋。
扫除了进军袁世凯途中的障碍，革命党人精神大振。孙中山再次筹组中华革命党，张静江介绍蒋瑞元（中正）参加中华革命党，监誓人就是张静江。 1914年3月张静江偕朱家骅一起乘轮船到大连，在那里与戴季陶、陈其美会晤，畅谈三日，讨论探索革命之未来。随后还与朱家骅一起乘西伯利亚铁路的万国卧铺到柏林，在那里转道巴黎。四个月后，孙文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宣誓再次革命。张静江出任财政部部长，数月后，袁世凯忧愤离世，孙文宣布二次革命结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文当选总理主席。张静江位列第三。
张静江进入了国民党高层政治圈，也是他能够发挥自己经济作用的开始，但祸福如何？用他的话说，只要国民有新的希望，人杰什么都愿意付出。
三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把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并将队伍改称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由于冯玉祥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参加滦州起义，对孙中山十分景仰，此时电请孙文北上主持大计。
1925年春，孙文北上途中，北京形势发生逆转。张作霖联合吴佩孚击败冯玉祥，占据北京。冯玉祥迫于形势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孙文还在途中，冯玉祥已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队伍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孙中山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离开北京的冯玉祥早早就专门嘱咐其下属、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
话这么说，孙中山到京后，身在河北的冯玉祥为何一直没能与神交已久的孙中山见面？鹿钟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做了解释：
冯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變刚开始时，从国民军的行动上看，雷厉风行，真像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先生到北京时，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祺瑞的天下。段对孙先生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感觉到如果与孙先生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很明白，孙先生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先生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孙先生，又将如何谈起呢？以致冯一直没有和孙先生晤面。后来冯每与我谈及此事，总是耿耿在怀，似有不胜愧对孙先生之感。
其实，病入膏肓的孙中山抵达天津时面容憔悴，病情加重。冯玉祥每天都有长途电话来探询病况，在电话中嘱咐鹿钟麟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先生的生命，言辞恳切，关怀备至。冯玉祥还派其夫人李德全持他的亲笔函来京问候孙先生。信中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作为他不能“躬亲趋候”的原因，也正隐约道出他内心的痛楚。
1925年2月，赴北京的孙中山在病中，派人中途下火车传话要张静江一定赶向北京，争取与他见面，“有要事托兄”。正在病中的张静江连移步都困难，见孙文出言如此重托，决定舍命前往，靠轮椅带病前往。相见执手流涕，张静江建议用中药，能够治疗养兼顾，孙文采纳。3月11日，孙文感觉不好，临终重托张静江公私两事。
杨恺龄撰编的《张静江年谱》：“……三月十一日，国父（孙逸仙）签字遗嘱，先生（张静江）亦在旁饮泣。十二日，国父逝世。”
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遗体停放在北京西山（香山）碧云寺，灵榇只有广东革命政府的数名卫士守护。中国当时南北分据，北京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北京作为政治漩涡的中心，各路军阀出出进进，时局连年动荡，多有在西山一带滋事捣乱。奉军纪律很差，为安全起见，冯玉祥手下的鹿钟麟亲自交代守灵卫士将灵堂铁门关上，停止对外开放。12月9日，奉军一团长带领官兵到西山游玩，见铁门紧闭，不顾守灵卫士阻挠，强行入内，好在只顺走一些杂用物品。守灵卫士们更加小心，生怕意外发生。
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很快打到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被彻底打垮，只剩奉系张作霖苦苦支撑。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
寝食难安的张作霖召集将领们开会商量对策。张宗昌竟然提出，南军的胜势是因为孙中山停灵的风水大好，要求毁灭孙中山遗体以图扭转败势。绿林出生的张作霖也是个迷信风水的人，觉得有理，幸亏张作霖信任的部下杨宇霆力主劝止，才暂时作罢。
张宗昌仍然想伺机焚毁孙中山遗体。他带着残兵败将滞留在北京香山周围迟迟不离开，一见有机会就命令部下逼迫附近百姓搬运柴草，准备焚毁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此时的鹿钟麟已无法顾及，守灵人只能飞报正在北京的张学良。好在张学良头脑清楚，立即派骑兵飞驰援救。当时，柴草已经堆积成垛。就在张宗昌下令点火的瞬间，张学良的骑兵赶到，马蹄踢飞点火士兵，众人趁势上前驱赶张宗昌残余，终于避免了毁棺事件。张学良当面警告张宗昌不准乱来，并通知警察厅加强防范。同时，张学良致电南方政府，要求将孙中山遗体运回南京，自己可护送到天津。当时南北战事犹酣，移灵之事难以成行。南方政府鞭长莫及。
孙中山遗体将烧毁的传言充斥北京街头。守灵卫士们十分担心，求助于协和医院，但外国势力也怕抵挡不住混乱的军阀蛮干，直接拒绝，在卫士们的再三请求下，给了一些防腐药水。卫士们面对危急形势，从中法中学取回最初用过的美式小棺，于11月26日凌晨2点半，在深夜秘密将孙中山遗体从楠木大棺取出，用药棉裹好，然后放入美式小棺中，藏在水泉山洞里。
据杨恺龄编撰的《张静江年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先生（张静江）、林森、于右任、戴传贤、叶楚伧等十二人为葬事筹备委员会。十八日葬事筹备处于上海成立，孙科为家属代表负责办理葬事，根据总理遗言择定南京紫金山之中茅山南坡向阳之地为陵墓基地，面积六千余亩。迭与南京市场交涉磋商，不获结果。” 此时的南京总统府里住的是卢永祥。
张静江亲自到南京拜会卢永祥。卢永祥给张静江吃闭门羹，并让副官转告张静江，如果想把那个残躯给我做柴，也可以！副官是山东人，对张静江久有敬慕，悄悄告诉张静江：打不赢，请先生不要想这事，让大总统保佑你们吧！
张静江挥泪而去，对蒋中正说，不统一，对不起国父在天之灵。
很快，张作霖派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卢永祥只好乖乖交出权力。张静江再次来到总统府，与杨宇霆交涉此事，杨宇霆以上宾之礼接待，并告诉张静江，现在我忙于战事，双方交战，并不影响对孙先生的敬重之情，我已责成代理督办江苏省省长郑谦全力配合办好。郑谦是江苏溧水人，虽在东北奉系任职多年，对南方感情不薄……这是1925年七八月间的事。
江苏省出于对孙文革命之敬仰，开会通过分拨二千余亩地，为孙文陵墓建筑之用。张静江亲自在住地设孙文灵堂烧高香，做佛事，整整三天。随即书面建议登报在全球范围内征求设计图案。
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守灵卫士将孙中山遗体从水泉山洞取回，重新换入大棺放回在碧云寺灵堂之中。北伐军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司令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会师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谒灵仪式。
孙中山遗体虽经历波折，但完好无损。1928年1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林森、郑
洪年、吴铁城为迎榇专员抵达北京西山碧云寺谒灵，看到孙中山“容貌清洁，毫未改动”，众人十分欣慰。直到1929年5月31日封棺前，中外各界人士多次瞻仰孙中山遗容，也都没有发现遗体有丝毫损坏。就这一点，蒋中正十分感谢张学良，也许在“宽待氛围”中，正有当年保护孙文遗体的功劳因素！
而张静江这时的感觉就认为，当務之急，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建设。所以，毛泽东对张静江的评价很中肯实在：“张静江帮助蒋中正搞‘清党’，但他有经济眼光，经济头脑活络！”这话说在点子上。
四
有人说，如果没有张静江的坚持，民国政府真的就有可能会在武汉或广州。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设立南京，是张静江意志所为？事实究竟如何？
有资料表明：张静江自己出资600万大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1400万两白银的抵押债券变现，这两笔钱成了建立民国政府的第一笔资金。比起孙文建立政府后囊中羞涩至10元钱的日子，蒋中正不知要多开心啊！
据《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介绍：（1926年）1月1日，张静江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党代会。会上气氛于他们极为不利。9日蒋中正陪张静江游玩长洲岛。游岛在其次，他们是对会上的争议与逐蒋的气氛担忧而私下商量对策。张静江看好蒋中正，别人能看好吗？回答一定是：不可能。汪兆铭是广东阵营的骄傲，会议上的大多数人都看好汪兆铭是孙文器重的老乡！你一个江浙来的上海滩上的混混儿能扎在广东阵营里挑大旗？左派们一致力挺汪兆铭，你想傍国际共产也没路。
蒋中正陪张静江看风景时，不断发出：“今日始知革命事业，巨艰千万，莽莽（茫茫）前途，不知此成败究竟如何？”
张静江不这么看，他献计道：你与汪兆铭拼争，那是非败不可。如果你将黄埔军校的力量用起来，军权在手，提出继承逸仙先生遗愿，开展北伐。这一点，你就比汪兆铭长了。他当他的主席，你抓你的军权！再说，北伐是继承孙先生遗志，汪兆铭受广东圈的制约束缚而不得不表示支持北伐，以图北伐后他要选择新的首都定位。从目前的情况看，汪的首都一定不在广州，极有可能就是武汉，你要早做武汉的准备！
事后的发展证明，张静江这一招，还真的是谋对了。
十几天后的20日，张静江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邀请蒋中正与汪兆铭、陈璧君游黄埔那座东南著名的海神庙。游庙是借口，游说汪氏夫妇是真，其目的就是让汪氏支持蒋中正任军事长官，回报是：替“汪家党”统一中国打仗，将国民党“定位”于“汪家党”。这对于汪兆铭夫妇来说，何等重要？但汪兆铭再聪明，他在指挥军事上，远远不如蒋中正。蒋中正虚与委蛇让汪氏夫妇看出他是愿意支持汪兆铭获得党内魁首的。这一点是汪氏夫妇最大的愿望。汪兆铭再聪明，在张静江与蒋中正两人的合谋下，还是进了套子。这就是张静江给蒋中正在军事领袖位置上的定位，争取到了汪氏夫妇重要的一票，加上国际共产代表指令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支持，蒋中正的军事领袖地位就稳操胜券了，单等中央会议决定。
果然，一切都按张静江的思路前行。首先于3月12日孙文逝世纪念活动上，张静江再度为蒋中正争取到人脉支持。到了5月15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执委二次会议揭幕，蒋中正首先当选执委主席，会议决议二项：一、确定党务之四原则，二、组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组织大纲八条。在中共三位人选没有确定的情况下，19日中执委会通过决议选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在一片反对声的乱哄哄情况下，于6月2日政治委员会通过增补张静江与宋子文为常务委员，补足政治委员会常委五人，这样就可以召开政治委员会常委会议了。
会议如张静江所愿，国民政府果然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立即出师北伐。但是事关重大，有人提出应该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方可行动。这时的中共与国际共产派上了大作用，在7月6日的全体会议上，一致推选蒋中正为常务委员会主席，确立了蒋中正的北伐总司令职务。明确北伐期间，张静江行使这一职权。但张静江因腿疾请假缺席这次重要的会议，其实，他就是故意不参加。
9日，蒋中正召开北伐誓师大会，立刻出
征。蒋中正北伐去了。后面的事儿就是张静江的了，1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由张静江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之职，谭延闿为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北伐军在叶挺等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中，节节胜利，给张静江鼓了劲。看看时机成熟，张静江抛出了那步棋：迁都，国民政府不在广州！虽然有人作梗，但汪兆铭与中共支持，很快迁往武汉。
迁往武汉也不是蒋中正的理想之地，因为他看出汪兆铭用心不良。张静江从广州赶到停在南昌不往武汉去的蒋中正。在军营里与蒋中正及他的北伐夫人陈洁如举杯庆祝摆脱广州政府，同时又计划甩掉中共与汪兆铭。 蒋中正坚持要在南昌建都。张静江肚皮里的棋是在南京定都。张静江这步棋是替江浙沪着想的，但他必须要掏到蒋中正的心底。
就在这个月，南昌开了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决定：浙江设立临时政治会议！任命张静江、周凤岐、蔡元培、马叙伦等11人为委员，张静江任主席。张不在时由蔡元培代理。下设政务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两委执行机构。
张静江在南昌的会议惹恼了汪兆铭与国际共产。汪兆铭派专人请张静江到武汉面谈，几乎同时，武汉立刻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公开打倒“昏庸老朽的张人杰！”张静江拒绝了汪兆铭的要求，并于3月10日以书信形式致信：“精卫四兄、璧君七姊同鉴：弟本病废海市，聊尽余年，徒以与总理三十年之厚交……（文略）泣求兄姊早归。弟则不及兄姊之至，已即日拔出政潮，完我残息，冀张目病床，以待党之不亡，国之不卖，然后死去，乃得笑语在天之总理也。言尽于此，祝长途曼福。弟张人杰谨启。”
同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突然免除蒋中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的职务。手握20万北伐军权的蒋中正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并表示坚决依照张静江的意见兵进南京。
于是，历史就出现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蒋中正扶着张静江坐的轮椅进入总统府的历史画面。
从那时至4月初，张静江来来去去总统府真的有许多次。
五
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跑总统府很累的张静江突然有一天坐轮椅竟碰到墙上，幸亏身边人及时上前扶住。面对墙，他摇摇头后告诉副官：这一撞，让我明白应该去做另一件事。副官知道是什么事，回说，太早了。张静江笑笑，拾狗屎要趁早。事后，张静江对多人说，撞到南墙不知道回头的人就没指望了。也许，正是这个撞墙，国民政府多了一个经济建设的专家。
1928年2月，依据中执委1月7日会议决议，停止汪兆铭、陈公博、何香凝等九委员出席二届四中全会的资格。经过约诫谈话，除汪兆铭、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死不认错外，何香凝等五委员恢复资格，参加2月2日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党部召开的四中全会，全会由于右任主席主持，蒋中正致开会辞。会议通过二项决议：一是消除党内分裂纠纷，促成全面团结；二是重建党政领导中心，一致推定谭延闿、蒋中正分任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尅期完成北伐。7日闭幕日，推定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为国府常务。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从速成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推张静江任委员长。成立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由张静江任主席，张静江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18日正式成立之际，张静江说：“总理（孙中山）提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敗。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问他怎么干时，他表示：借国家财政部10万元作为启动基金。谭延闿要他多提些要求，他笑笑，这就够了。
有了这笔钱，张静江采用鸡生蛋蛋养鸡的循环钱生钱的办法来发展经济。第一笔生意就是将私营无锡震华耀明两家电气厂关闭，让他们的资产作为股份参加新成立的“戚墅堰电厂”，这个办法真的立竿见影。张静江尝到甜头，立刻采用入股分成的方法开办“西湖博览会”，迅速收效。他又开始召集建筑商人们以股份入股形式的“宁杭国道”“沪杭公路”的建造。用招商形式进行“杭江铁路”“钱塘江大桥”“杭州电厂”。一连串的动作在浙江大获进展。张静江于1929年1月到淮南整理“淮南煤矿”，迅速使私营且亏空严重的旧煤矿获得新生，他提
出利用“庚子赔款教育基金”进行“钱生钱”的发展模式投入铁路建设。到1930年2月建设委员会已经分设：总务处、水利处、电气处、矿业管理处。办成企业：南京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电机制造厂、华北水利委员会、东方大港筹备处、北方大港筹备处、长兴煤矿局、淮南煤矿局、第一灌溉区委员会、中央模范区委员会、购料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法规委员会、统计规式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图书委员会。
1930年10月，几处煤矿已经开始产煤，淮南煤矿日产100吨左右，长兴煤矿日产2400吨左右。12月，淮南煤矿日产超500吨。为解决淮南煤矿运煤外出困难，开始建铁路。数年之内，张静江将10万元的资产变成2000余万资产，且分文无私地全部交给国家，自己则病而引退。
建设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至1938年的十年间，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拿政府薪水的张静江仅取公款10余万元，而为国家创造的财产达5000余万元，为后来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奠下了牢实的基础。
毛泽东说张静江有经济头脑，他还是个干实事的人，从他对孙文一见面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处事风格。张静江作为国民政府建委主席，能够摆脱那些政治的琐事，一头扎入经济建设之中，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对他的赞赏是恰如其分的。当然，张静江自己也用事实告诉大家：张静江支持孙文是能人、革命狂人，搞经济建设也是行家！
六
1931年10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在蒋中正的授意下，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便被逐步削弱其权力，最后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张静江叹道：应了前人之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曾经仰望张静江的“三弟”蒋中正，这时对张静江已经开始用斥责的口吻说话了。张静江深感政治的可怕，一日在报上看到：政治是个什么东西。有人说，世上有两样最脏的东西：一个是政治，另一个就是女人的生殖器。偏偏这两样东西男人都爱。他看后哈哈大笑。回到南浔就说给大家听，并对那些因为听了他的话掏腰包资助国民革命而险些破产的南浔老乡致歉。他那时有句口头禅：不要做官，没有做头。
一个把生死置脑后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坚定的国民党元老，怎么会沮丧到这等地步，是国人之不幸？还是国民党之不幸？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有人说是张静江自身的问题，有人说是国民党从开始起就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 《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一书中对张静江后期生活有这样的记载：
1932年初春，张静江在上海家中养病过春节时，爆发了“一·二八”抗战，听到这一消息后，他从此吃素念佛。1935年8月，印光法师到上海，张静江专门登门拜访，法师与他频频耳语，离别时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这位早年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浪迹欧美的阔佬、20世纪初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花甲之年却在空门之中找到了归宿。1937年底日本進犯南京，张静江全家从上海乘轮船至香港。次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因病不能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他离港赴欧，继而前往美国，寓居纽约治病。
1942年12月，张静江在纽约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旨在向各国呼吁和平。美国、法国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代表出席了会议。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主持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仪式。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在国际上从事公众事业的荣耀。3年后，痼疾使他双目失明，只能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残生。其间，只有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带给他短暂的欣慰。1948年5月，蒋中正就任总统，聘他为总统府资政。这对行将入木的人来说，当然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病死于纽约寓所，终年74岁。
同年9月16日，台湾设灵堂公祭，蒋中正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以表悼念。
这一切都是做给后人看的了。
站在今天游客如织的总统府里，思索着这位前人坐着轮椅或骑马或拄着拐杖在这里的经历，那是一段叱咤风云的历史，公允地说，张静江的一生没有虚度：在推翻皇帝实现共和的革命中，他是对得起中华民族的，他无愧于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他竭尽全力建设一个新中华，也是对的。由于历史的局限，也由于种种的原因，他的晚年寂寞，近乎凄凉，这也是正常的。在动荡的年代，作为一位有责任的中华儿女，他并没有为自己多想点什么。他能够无憾地说，我的一生是为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存在的，我曾经努力去为它的解放奋斗过。
这就足矣！
公允地说，张静江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物，他确实做到了——
为筹措革命经费，张静江在商场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第一个创办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创办西湖博览会……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张静江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大革命时期，张静江活跃于政坛，一时显赫。孙中山尊他为革命圣人，亲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1924年底，冯玉祥邀孙中山北上，孙中山病重入院，弥留之际拿出遗嘱，张静江首先签字，然后才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等12人，可见孙中山对张静江的尊重程度。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二大上，张静江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蒋中正有不少“拜把子”的兄弟，戴季陶、陈其美、许崇智……这些兄弟中，要说他最尊敬也最不敢得罪的一个，当属张静江。
张静江不仅是蒋中正的盟友和兄弟，更是他的伯乐。
当蒋正中还只是陈其美手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领时，张静江就十分赏识蒋中正。
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正中去他开设的证券交易所任职，这是蒋中正由军转商的开始。但蒋在商场屡战屡败，赔得倾家荡产，张静江毫无怨言地借款给他。
蒋中正在由商转政的开始，也全是依赖张静江的借贷而站稳脚跟。
孙中山任广州大元帅时，张静江向孙举荐蒋中正为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张静江让蒋到中山舰上侍奉孙四十余日，从而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也是张静江推荐蒋做了校长。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张静江以元老身份推举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
在张静江的一步步扶植下，蒋中正逐渐登上权力顶峰。
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蒋中正曾在致戴季陶信中写道：“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
就蒋中正看来，能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
张静江始终坚持孙中山实业救国的遗训，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国家建设事业中，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张静江与蒋中正产生分歧，张静江认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当是发展经济，但蒋中正坚持要先剿共，蒋中正的内战政策使张静江不满，意见相左，分歧常生，张静江逐渐被排挤出中央核心。
为富而仁，侠肝义胆，义薄云天，仗义疏财，不忘年少时的一腔热血，以最实用的方式为革命为理想付出。
张静江与蒋中正，如何从兄弟到陌路？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张静江虽不曾提枪跃马地战斗，但无疑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战士！
责任编辑 杨新岚
一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静江来到总统府，这是他第一次来，当时这地方还是两江总督署，主人叫刘坤一，把张静江喊到两江总督署来的正是两江总督刘坤一。
这是刘坤一上任两江总督的第三年。
是年，正遇江西、浙江大水，灾情极为严重。如果上奏请朝廷拨款救灾，刘坤一“明白”那不仅仅是“画饼充饥”，还得挨批。皇上会说，你富庶之地受灾要朝廷拨款，别的地方该怎么办？遇上这样的事，朝廷最流行的办法就是：依各省所报“正实收”记载，下旨“按照四川、山东、湖南等省开办赈捐所有虚衔”，也就是开放出钱买官。当然，这些官衔都是“虚”的，挂名而已，不任实职。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灾情后，根据朝廷要求，依此例开始在两江范围内由各省“赈捐总局”奉朝例赈捐。
张静江的父亲张宝善花纹银10万两，帮张静江捐了个二品候补道。张宝善并不愿意出这钱，是张静江的爷爷张颂贤要出这钱，张颂贤一直关注着这个三岁能握笔写字的绝顶聪明的孩子，穿着破袈裟的和尚预言过孩子的将来——“其难无比，其业无比”，前途无比大，前途无可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眼下这孩子，眼疾腿残，怎么会“其业无比”？
偏偏这个时候，有个人看中了这残腿的年轻人。谁？朝廷翰林授山东学使姚菊歧。这
姚菊歧是吴江人，与南浔很近，早就听说过这个顽童年少时的许多故事，想见见他。人家说，见可以，你得找个借口？姚学使说，我是朝廷命官，见他还要借口？人家说，你家不是有个待嫁女儿吗？以相亲名义比什么都好！姚学使想也没想就爽口答应了。
见了面，姚学使与张静江一席对话，让姚学使大为振奋，当场就对张颂贤表示，你这孙子得有个好孙媳伺候才行。张宝善明白，故意叹道，谁家愿意啊！姚学使不知是计，竟然脱口而出，我家有啊！张府上下闻而雀跃，一片叫好。不过姚学使还是很认真地告诉张颂贤，杭州宦绅孙宝琦与我有缘，若你趁朝廷有认捐的机会，谋个职就好了。说到这里，缄口不再语。张颂贤自然就听明白了，不再多言，酒肉伺候准亲家，桌上给儿子下令：花10万银子给孙子捐个官。这官捐了有什么用，他是不知道的，只是顺了姚学使的话，起码可以娶个孙媳妇回家。但儿子却不那么想，既然出了10万银子就得有效果。于是，张宝善就应两江总督之命带儿子来“应试”。
刘坤一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捐官的人，他都要亲自过问。所谓的亲自过问，就是看人，面试，量才而定。他总是想从这些人中间发现人才，可见他对朝廷的一片忠诚。
这一年中国最大的事件就是维新运动兴起，“戊戌变法”开始。刘坤一撞上了近代中国的一次思想解放。时代潮流提倡新学，主张民权，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等。对封建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开始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逐渐领军中国近代文化。刘坤一当然不能置身于外，他虽然攻击康梁变法，但坚决反对废黜光绪帝。刘坤一维护封建体制，却大力主张新学，引进西学，他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
张宝善在了解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大人的情况后，感觉儿子去见这个旧脑袋装新念想的两江总督是件好事。但真正去见也犯愁。两江总督刘大人见了这个走路一拐一拐的青年，能高兴吗？如果能让刘大人一见面就能够听听儿子口若悬河，张老爹相信儿子的口才一定能让刘大人网开一面……眼下就得想办法让刘大人见上。要想见，张静江一条残腿，拐着去见刘坤一显然不妥。怎么办？张静江劝老爹别急，他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先让木匠做了个木头的鞋垫，然后让做皮鞋的做一双高低不同的皮鞋，穿在脚上，站在那里，看上去就是一样的，走几步，先是不习惯，练练也就好多了。
晚清主战派领袖李鸿藻的儿子李煜瀛（石曾）后来在《谈卧禅》文中说，初识卧禅，其时不过24岁，戴的眼镜与皮鞋均与众不同。镜片不但特别的厚，两边还不均匀。皮鞋也是与众不同，特制的，类似缠小脚的女人所用的黑底鞋。且两只不同，一只的鞋与脚之间置一块木块，这是因为他的那条腿有病所致。张静江虽然眼不好使，腿也不行，但他能在巴黎最热闹的街市骑自行车横冲直撞，普通正常人尚不敢，他竟然如此，可见张静江之毅力非凡。
补员见两江总督刘大人，那都得先在侧室里排队等待。张静江在与大家一起等待的过程中，别人窥视出他腿的样子便暗下交流……当张静江进去见刘坤一时，刘坤一早早从别的补员那里得悉情况，劈口就问，你腿不好？还来捐官，是为荣誉名声，还是……
换了另一位补员，一定吓得不敢说话。而张静江却挺直了胸，底气十足地告诉刘坤一：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来！
刘坤一闻其言正了正坐姿，又平端正眼看了看此人，击掌道，好！说下去。张静江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时政的看法。刘坤一一直微笑着听，直到张静江呆呆地看着他时，“停下了！”刘坤一问，然后点点头，一声长长的：“哦！——”刘坤一告诉他，你的身体这样，只能做室内的事，抄写文案、卷宗之类。张静江不满，用自己的理论与对社會关注的态度告诉刘坤一，他能做的事还很多，看到外面牵过一匹马。张静江信口道，你说我腿残，但我能够骑马。刘坤一诧异，令人将马牵来。没想到，马到张静江手里，顿时就乖巧起来，只见张静江一个翻身上了马背，在这两江总督署里狂奔起来，卫士追他，刘坤一哈哈大笑，别追，别追！
刘坤一破例让张静江坐在自己位置的椅子上，问起了腿疾的原因，张静江告诉他，自己11岁时，正是光绪十三年农历正月二十五（1888年2月17日），他正在街上玩，看见丝行埭的水师统带营火药库不幸爆炸，酿成大火（此为南浔历史上有名的“火烧张公馆”事件）。同年年底，南浔宝善街发生烧毁房屋200余间火灾事件。两起事件都留在张静江的脑海里。年幼的张静江目睹老式救火工具不能解决问题，遂建议家中购置进口救火器材“洋龙”，倡议成立救火队，哥哥们采纳了他的意见，从酱园工人中选拔青壮年参加。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张恒和小洋龙”。 每次救火队出行，张静江都参加，并与大家一起救火。直到他在一次救火中不慎摔坏腿，这才不参加。前几年，因伤腿延误治疗患骨痛，行动不便，又导致眼疾，只好弃学在家潜心字画，自学了英文。顺口就说起了英语。刘坤一身边没有懂英文的，但刘坤一告诉他，如果朝廷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他会推荐的。这么说，张静江这个补员就算是通过了，纳为道员，分发于江苏省道。当时的南浔属于苏州府。
这次接见，多年后的张静江还记忆犹新。当他随孙中山一起来到总统府时，看到他坐在轮椅上，孙文问他感觉如何。张静江说，我来过，那年我在这里接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盘问，一开始很紧张，后来就放松了。他让我意识到清廷官员中不乏有识之士，有点头脑的都知道不变革，这个朝廷就待不下去了。刘坤一，刘大人就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人物。也是那个时候，我立志要做埋葬清王朝的掘土者！
见过刘坤一后，张静江萌生了外出一闯的念头。刘坤一给了他机会，向朝廷推荐了张静江的外语水平，可以作为随员外出之用。但张静江身体不争气，回到家即痛风病发作，两腿不能站立！母亲天天到宗庙烧香，祈祷上苍降福，家中请来中医西医……
几年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病好后的张静江决定外出去北京见见世面。到了北京，正遇上一位朋友宴请。这位朋友叫黄中慧，是状元黄慎伯之子，更是随伍廷芳博士出使美国的首席参赞，此刻正在北京帮助父亲黄慎伯打理创办工艺局与附设英文学校的事。史称黄中慧与张静江一见如故，当即邀请张静江参加聚会。黄中慧称数年来第一次见如此博学儒雅谈吐者，黄长张5岁，时年25岁的张静江即与黄中慧义结金兰。在黄中慧的推荐与帮助下，张静江这次在北京结识了许多有志青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曾目睹异域工业革命或体制鼎兴之变革，回国后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总被旧势力束缚手脚，牢骚满腹。张静江受他们的影响与熏陶，渐渐萌生出洋的念头。这样的事，在黄中慧手里做起来如囊中取物般便利。果然，在孙宝琦要出任朝廷驻法国大使时，黄中慧向孙宝琦推荐了张静江。当然，张静江岳父也与孙宝琦说了张静江的事。
孙宝琦何许人？浙江杭州人，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改任候补直隶道员。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他随光绪帝至西安。就像张勋保驾慈禧太后西行而得宠一般，他也因为这件事好运连连，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1902年，朝廷升任黄中慧出使法国；黄中慧推荐张静江做他出使法国的随员。朝廷准奏，南浔家里上下欢腾。家里替张静江请了南浔周家外文最好的周菊人。张家出资，周以自费留学生的名义与张静江同行，以照顾他的起居生活。这一行人，在1902年10月14日从天津港坐上新铭轮到上海。张静江父亲以给儿子送行为名，隆重地款待了孙宝琦，送上不薄的厚礼，指望孙大使对儿子照顾。那一刻的孙宝琦肚皮里早早填满一肚皮张静江的“文章”，知道这个身残志异的青年，踏上异国他乡，那就要从他手里脱缰而去做一匹野马！只是不便对张家大人说白了，含糊应付过去。
这些年轻人共有二十余人，包括后来与张静江一起创办《新世纪》、成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煜瀛（石曾）。还有夏坚仲与王发科、王相楚、汤芗铭、向国华等人，其中一位就是大玩家王世襄的父亲、金家千金金章的丈夫王继曾。
到了巴黎，使馆正在建设中，没有大家可做的事，当然更无张静江的差事。张静江是个闲不住的人物，他在巴黎转了几圈，发现这个国际大都市根本没有中国的产品，竟突发奇想，在这里开个推销中国产品的公司！这个主意拿定，便与周菊人商量筹建一个称“通运”的公司，用来在法国专门推销中国的产品。依张静江的设
想是让南浔有钱人与他合股或者投资一起来做。他向孙大使做了汇报。孙宝琦自然同意。
张静江便回国募款及招股。
一回到南浔，张静江就宣传这件事，并且告诉大家西方的入股分利、风险共担形式如何如何的好。他哪里知道，封建几千年的中国曾经大力提倡过这种经营形式（老祖宗管仲就搞过，还将一个弱小的齐国变成了五霸之首的强国），这还是其次，说透了，中国商人合伙做生意也与这差不多。关键的是，你来鼓吹这种方式，我看不到实际的效果，凭你一张嘴将我这钱挪到国外去？天高皇帝远，你拿我的钱在国外泡洋妞设赌场、杀人放火，谁知道啊！处在这樣一种心态下，怎么能有好的效果？张静江找了多少家，就连亲舅舅们也没一个人愿意投钱。最后，还是父亲拿了30万元，供给张静江在国内采购了茶、丝、绸缎、地毯、漆竹牙器等，并加上一批名贵字画、古董、玉器、瓷器、金石等等，装了满满一船子运到法国。
张静江在法国租下了当时巴黎最繁华的马德兰广场上的黄金地段面铺两间门面房。一间供出入使用，边上那间做成玻璃橱窗，里面摆满来自中国的物品，供游人隔窗而观。马德兰广场以天主教堂出名，它面对着更大的广场：香水梨大街顶头的公台广场。天主教堂前面有四棵希腊式竖线大柱，左边斜对着教堂的就是张静江开业的通运公司，极好的视野，极好的广告效益。
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所在地是一幢七八层的大楼，就在这个门面房的后面。通运公司大约占有这楼里的四五间房子，当时的职员也就五六个人。要知道，他们占有的这些房间的位置在当时的巴黎要算是一流的黄金地段。由于中国运来的物资档次很高，受到巴黎上层社会的关注，生意很好。李石曾经常带着从国内来的各色人等到这里聚会，那些宣传进步思想、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人也都到那里去，那里就等于是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沙龙。
张静江又开设茶店。
这个茶店，开到了巴黎最繁华的意大利街上。这儿比马德兰广场更为豪华活跃，是外人到巴黎必至之地。茶店取名“开元”。开元是唐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史称“开元之治”。借用在此也有开辟新纪元的意思。这个茶店设在二楼，兼顾到疏朗、华美、雅静的种种特点，借窗可观巴黎国际中心人海的头顶，意境之高远在一般茶室或咖啡馆之上，观者皆为其替中国文化与实体做实实在在的宣传广告而赞叹。
可惜茶店开业时间不长，原因是张静江从巴黎到伦敦，在旅社里认识了一位来自无锡的酷爱摄影的孙鸿哲。孙鸿哲在北洋大学机械科毕业后留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学习，与孙中山、吴稚晖等结识并成为挚友。孙鸿哲又介绍吴稚晖相识，这吴稚晖与张静江相识就出事了。吴稚晖拉了张静江要组织革命活动社团。张静江听听来了劲，拉上吴稚晖就回巴黎。吴稚晖与李石曾是好友，到了巴黎，吴稚晖就住在李石曾那里，大家一有空就跑张静江那里聚会，很快就商量发起组织革命的社团：世界社。这是29岁的张静江在七月份的事。 张静江几乎都没思考，全凭着年轻人的一股激情。商量完就赶回国内，抓紧运货到法国做生意，赚钱搞革命。这年冬天，张静江乘坐法国邮轮由上海回巴黎，在邮轮上竟然巧遇由西贡赴欧洲的孙中山，这真是戏剧性的改变历史的一幕。当时，孙中山在舷边观景，张静江也在观景，两人相遇。张静江因为听说过孙中山，便问他是不是姓孙。孙中山看看他点点头。张静江扑上前，双手紧紧握住孙中山的手，说，我可见到你了，你的革命是我要支持的。
他便如放炮一般大声说起来，吓得孙中山不知道该怎么办，以为碰上了清政府的便衣，甩手就要走。张静江见他要走，又拉住他的大衣角真诚地告诉他，你要钱就找我……《国父年谱》里这样记载：“时人杰乘轮赴法，闻先生同舟，遂趋谒，自道姓名。谓先生曰：‘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先生乃与之互约通电暗号，约定ABCDE之次序：A为一万元，B为两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
当时的孙中山被张静江的冒失弄得真有些惊恐了，设法躲开而不敢再见张静江，怕引来清廷暗探。当孙文与黄兴一起时，他说起了这个张静江的“疯癫”。黄兴听罢，不这么看。
面对起义资金缺乏，黄兴鼓励孙文不妨一试。孙文便给张静江发一电报：E。张静江果然如约而汇五万元至。孙文欣喜，常说：“自同盟会成立后，……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有一次，孙文在电报中注明了请张静江汇款的用途。张静江立刻回话：“余深信君必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长信多多……”
毛泽东在河北视察时，曾提到李石曾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还培养了一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人才，这对于新中国的建立起了很大的帮助，不然新中国根本就支撑不起来。毛泽东还表示，对李石曾非常的感谢，也很尊敬他。正是这位李石曾晚年著文提到张静江时说：“当年张人杰支持国父的革命，那真是入痴之境啊！有一次我也在场，接到国父的电报，催汇更大的巨款，人杰立刻约集一个秘密会，决定出卖那个非常好的茶馆，以所得供给革命饷项，惟尚未得到买主，那次起义之举已如电光石火的过去了！茶店终归卖出，一面推广商业以广来源，一面维持同盟会党费，一面维持世界社的会费。惟供给革命性与建设性的各项长期业务，经济总是困难，时刻推进通运公司在法、英、美三国努力；巴黎的茶店虽然停止，而古董业大为发达，推广到伦敦、纽约；马德兰总店也改到圣教场一座古色古香的精舍里，无异于一座是中国的博物馆。”
在法国巴黎这个地方，一群狂热的来自中国的革命青年聚在了一起。他们中有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人，他们办起了《新世纪周刊》，张静江的任务就是筹款。
二
张静江成为一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为有名的革命狂热分子。最有代表性的动作就是炸死由盐枭经袁世凯安抚成为北洋军阀一分子的徐宝山。
辛亥武昌起义，孙文从美国赶往伦敦会见在那儿等待他的张静江、吴稚晖。张静江因旧病复发，十分严重，无法等到在伦敦与孙文会面；只能提前与吴稚晖一起回上海治疗。到上海，他那寓所里已经早早聚集了一大群人在等候他们的到来。张静江在上海的寓所就是这群忧国忧民的青年们最好的集会地。来这里的大多数为草莽英雄，说起话来都是脏话臭话连着滚，好在张静江并不戒备他们，吴稚晖则提醒告诫他们，先生身体欠安，少干扰。张静江则站起来主动请他们不要离开，让他多听听来自最底层的声音。
当孙文赶到伦敦与张静江会面地方扑个空，发电报问张静江什么原因时，张静江亲自向已经赶到伦敦的孙中山致歉说明先回上海的原因，请他尽快回上海，并告诉孙文，他在上海正在处理一件棘手的事。孙文闻信后随即从巴黎乘英国邮轮返回國内。
张静江说的棘手事是这样的：1907年就与宋教仁、吴禄贞、张绍曾在东北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并任支部负责人的东北陆军协统蓝天蔚（家豪），在被公举为奉天民军关东大都督后，受到清总督赵尔巽的保安会压迫出走，来到上海寻求外省支援。张静江二话不说，立刻把四川籍的炸弹专家黄复生及湖州戴传贤（季陶）、陈其美请来家中商量对策，私下又购了四门大炮、三千支步枪给蓝家豪。
1912年2月26日，张静江出资鼓动彭家珍北上暗杀清廷顽固派死党良弼。彭家珍携带炸药随身潜入良弼位于红罗厂私宅门口，适良弼从衙门返家，彭家珍借口良弼友人奉天标统崇恭托他前来，良弼不备，两人近身处，彭家珍引爆炸药。彭家珍当场死亡，良弼当场飞掉一只腿，第二天毙命。张静江对于此举的成功，反思认为陈其美之暗杀成本太大，应该选择新路。3月。宋教仁遇害，袁世凯借机在全国拘捕革命党人。4月1日孙文卸任临时大总统。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开始推举陈其美为讨袁联军总司令，不料起义旋即告败。众人无奈，只能再聚于张静江在上海的家中，共商对策。结果是，由张静江出资提供经费让他们安置家小，有的远走日本避难。
5月，张静江得知驻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性格犷悍，是南方讨袁途上第一阻力，决定替革命党人首先除此恶。经细探得知他原本为淮徐间一盐枭，嗜好古董，被袁世凯安抚过去，现在辖区内大肆拘捕革命党人。张静江
便与黄复生商量将自制炸药秘藏于通运公司的古董箱内。然后模拟徐派来上海寻购古董的亲信的笔迹，致信徐宝山：觅得一古铜器确为三代古物，所值不赀，先遣人呈阅，如中意然后议价等语。另安排革命党人将此物送到扬州，趁天色黄昏送到徐的副官处。并有专门钥匙，交代非徐本人不可打开。5月24日早上，徐宝山大早起床后，兴冲冲来到办公室里，从副官手里接过开箱钥匙，只见他将钥匙插入箱子，砰然巨响，血花四溅，徐宝山当场毙命，消息传开，国人无不振奋。
扫除了进军袁世凯途中的障碍，革命党人精神大振。孙中山再次筹组中华革命党，张静江介绍蒋瑞元（中正）参加中华革命党，监誓人就是张静江。 1914年3月张静江偕朱家骅一起乘轮船到大连，在那里与戴季陶、陈其美会晤，畅谈三日，讨论探索革命之未来。随后还与朱家骅一起乘西伯利亚铁路的万国卧铺到柏林，在那里转道巴黎。四个月后，孙文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宣誓再次革命。张静江出任财政部部长，数月后，袁世凯忧愤离世，孙文宣布二次革命结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文当选总理主席。张静江位列第三。
张静江进入了国民党高层政治圈，也是他能够发挥自己经济作用的开始，但祸福如何？用他的话说，只要国民有新的希望，人杰什么都愿意付出。
三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把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并将队伍改称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由于冯玉祥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参加滦州起义，对孙中山十分景仰，此时电请孙文北上主持大计。
1925年春，孙文北上途中，北京形势发生逆转。张作霖联合吴佩孚击败冯玉祥，占据北京。冯玉祥迫于形势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孙文还在途中，冯玉祥已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队伍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孙中山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离开北京的冯玉祥早早就专门嘱咐其下属、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
话这么说，孙中山到京后，身在河北的冯玉祥为何一直没能与神交已久的孙中山见面？鹿钟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做了解释：
冯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變刚开始时，从国民军的行动上看，雷厉风行，真像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先生到北京时，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祺瑞的天下。段对孙先生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感觉到如果与孙先生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很明白，孙先生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先生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孙先生，又将如何谈起呢？以致冯一直没有和孙先生晤面。后来冯每与我谈及此事，总是耿耿在怀，似有不胜愧对孙先生之感。
其实，病入膏肓的孙中山抵达天津时面容憔悴，病情加重。冯玉祥每天都有长途电话来探询病况，在电话中嘱咐鹿钟麟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先生的生命，言辞恳切，关怀备至。冯玉祥还派其夫人李德全持他的亲笔函来京问候孙先生。信中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作为他不能“躬亲趋候”的原因，也正隐约道出他内心的痛楚。
1925年2月，赴北京的孙中山在病中，派人中途下火车传话要张静江一定赶向北京，争取与他见面，“有要事托兄”。正在病中的张静江连移步都困难，见孙文出言如此重托，决定舍命前往，靠轮椅带病前往。相见执手流涕，张静江建议用中药，能够治疗养兼顾，孙文采纳。3月11日，孙文感觉不好，临终重托张静江公私两事。
杨恺龄撰编的《张静江年谱》：“……三月十一日，国父（孙逸仙）签字遗嘱，先生（张静江）亦在旁饮泣。十二日，国父逝世。”
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遗体停放在北京西山（香山）碧云寺，灵榇只有广东革命政府的数名卫士守护。中国当时南北分据，北京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北京作为政治漩涡的中心，各路军阀出出进进，时局连年动荡，多有在西山一带滋事捣乱。奉军纪律很差，为安全起见，冯玉祥手下的鹿钟麟亲自交代守灵卫士将灵堂铁门关上，停止对外开放。12月9日，奉军一团长带领官兵到西山游玩，见铁门紧闭，不顾守灵卫士阻挠，强行入内，好在只顺走一些杂用物品。守灵卫士们更加小心，生怕意外发生。
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很快打到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被彻底打垮，只剩奉系张作霖苦苦支撑。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
寝食难安的张作霖召集将领们开会商量对策。张宗昌竟然提出，南军的胜势是因为孙中山停灵的风水大好，要求毁灭孙中山遗体以图扭转败势。绿林出生的张作霖也是个迷信风水的人，觉得有理，幸亏张作霖信任的部下杨宇霆力主劝止，才暂时作罢。
张宗昌仍然想伺机焚毁孙中山遗体。他带着残兵败将滞留在北京香山周围迟迟不离开，一见有机会就命令部下逼迫附近百姓搬运柴草，准备焚毁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此时的鹿钟麟已无法顾及，守灵人只能飞报正在北京的张学良。好在张学良头脑清楚，立即派骑兵飞驰援救。当时，柴草已经堆积成垛。就在张宗昌下令点火的瞬间，张学良的骑兵赶到，马蹄踢飞点火士兵，众人趁势上前驱赶张宗昌残余，终于避免了毁棺事件。张学良当面警告张宗昌不准乱来，并通知警察厅加强防范。同时，张学良致电南方政府，要求将孙中山遗体运回南京，自己可护送到天津。当时南北战事犹酣，移灵之事难以成行。南方政府鞭长莫及。
孙中山遗体将烧毁的传言充斥北京街头。守灵卫士们十分担心，求助于协和医院，但外国势力也怕抵挡不住混乱的军阀蛮干，直接拒绝，在卫士们的再三请求下，给了一些防腐药水。卫士们面对危急形势，从中法中学取回最初用过的美式小棺，于11月26日凌晨2点半，在深夜秘密将孙中山遗体从楠木大棺取出，用药棉裹好，然后放入美式小棺中，藏在水泉山洞里。
据杨恺龄编撰的《张静江年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先生（张静江）、林森、于右任、戴传贤、叶楚伧等十二人为葬事筹备委员会。十八日葬事筹备处于上海成立，孙科为家属代表负责办理葬事，根据总理遗言择定南京紫金山之中茅山南坡向阳之地为陵墓基地，面积六千余亩。迭与南京市场交涉磋商，不获结果。” 此时的南京总统府里住的是卢永祥。
张静江亲自到南京拜会卢永祥。卢永祥给张静江吃闭门羹，并让副官转告张静江，如果想把那个残躯给我做柴，也可以！副官是山东人，对张静江久有敬慕，悄悄告诉张静江：打不赢，请先生不要想这事，让大总统保佑你们吧！
张静江挥泪而去，对蒋中正说，不统一，对不起国父在天之灵。
很快，张作霖派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卢永祥只好乖乖交出权力。张静江再次来到总统府，与杨宇霆交涉此事，杨宇霆以上宾之礼接待，并告诉张静江，现在我忙于战事，双方交战，并不影响对孙先生的敬重之情，我已责成代理督办江苏省省长郑谦全力配合办好。郑谦是江苏溧水人，虽在东北奉系任职多年，对南方感情不薄……这是1925年七八月间的事。
江苏省出于对孙文革命之敬仰，开会通过分拨二千余亩地，为孙文陵墓建筑之用。张静江亲自在住地设孙文灵堂烧高香，做佛事，整整三天。随即书面建议登报在全球范围内征求设计图案。
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守灵卫士将孙中山遗体从水泉山洞取回，重新换入大棺放回在碧云寺灵堂之中。北伐军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司令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会师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谒灵仪式。
孙中山遗体虽经历波折，但完好无损。1928年1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林森、郑
洪年、吴铁城为迎榇专员抵达北京西山碧云寺谒灵，看到孙中山“容貌清洁，毫未改动”，众人十分欣慰。直到1929年5月31日封棺前，中外各界人士多次瞻仰孙中山遗容，也都没有发现遗体有丝毫损坏。就这一点，蒋中正十分感谢张学良，也许在“宽待氛围”中，正有当年保护孙文遗体的功劳因素！
而张静江这时的感觉就认为，当務之急，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建设。所以，毛泽东对张静江的评价很中肯实在：“张静江帮助蒋中正搞‘清党’，但他有经济眼光，经济头脑活络！”这话说在点子上。
四
有人说，如果没有张静江的坚持，民国政府真的就有可能会在武汉或广州。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设立南京，是张静江意志所为？事实究竟如何？
有资料表明：张静江自己出资600万大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1400万两白银的抵押债券变现，这两笔钱成了建立民国政府的第一笔资金。比起孙文建立政府后囊中羞涩至10元钱的日子，蒋中正不知要多开心啊！
据《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介绍：（1926年）1月1日，张静江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党代会。会上气氛于他们极为不利。9日蒋中正陪张静江游玩长洲岛。游岛在其次，他们是对会上的争议与逐蒋的气氛担忧而私下商量对策。张静江看好蒋中正，别人能看好吗？回答一定是：不可能。汪兆铭是广东阵营的骄傲，会议上的大多数人都看好汪兆铭是孙文器重的老乡！你一个江浙来的上海滩上的混混儿能扎在广东阵营里挑大旗？左派们一致力挺汪兆铭，你想傍国际共产也没路。
蒋中正陪张静江看风景时，不断发出：“今日始知革命事业，巨艰千万，莽莽（茫茫）前途，不知此成败究竟如何？”
张静江不这么看，他献计道：你与汪兆铭拼争，那是非败不可。如果你将黄埔军校的力量用起来，军权在手，提出继承逸仙先生遗愿，开展北伐。这一点，你就比汪兆铭长了。他当他的主席，你抓你的军权！再说，北伐是继承孙先生遗志，汪兆铭受广东圈的制约束缚而不得不表示支持北伐，以图北伐后他要选择新的首都定位。从目前的情况看，汪的首都一定不在广州，极有可能就是武汉，你要早做武汉的准备！
事后的发展证明，张静江这一招，还真的是谋对了。
十几天后的20日，张静江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邀请蒋中正与汪兆铭、陈璧君游黄埔那座东南著名的海神庙。游庙是借口，游说汪氏夫妇是真，其目的就是让汪氏支持蒋中正任军事长官，回报是：替“汪家党”统一中国打仗，将国民党“定位”于“汪家党”。这对于汪兆铭夫妇来说，何等重要？但汪兆铭再聪明，他在指挥军事上，远远不如蒋中正。蒋中正虚与委蛇让汪氏夫妇看出他是愿意支持汪兆铭获得党内魁首的。这一点是汪氏夫妇最大的愿望。汪兆铭再聪明，在张静江与蒋中正两人的合谋下，还是进了套子。这就是张静江给蒋中正在军事领袖位置上的定位，争取到了汪氏夫妇重要的一票，加上国际共产代表指令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支持，蒋中正的军事领袖地位就稳操胜券了，单等中央会议决定。
果然，一切都按张静江的思路前行。首先于3月12日孙文逝世纪念活动上，张静江再度为蒋中正争取到人脉支持。到了5月15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执委二次会议揭幕，蒋中正首先当选执委主席，会议决议二项：一、确定党务之四原则，二、组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组织大纲八条。在中共三位人选没有确定的情况下，19日中执委会通过决议选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在一片反对声的乱哄哄情况下，于6月2日政治委员会通过增补张静江与宋子文为常务委员，补足政治委员会常委五人，这样就可以召开政治委员会常委会议了。
会议如张静江所愿，国民政府果然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立即出师北伐。但是事关重大，有人提出应该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方可行动。这时的中共与国际共产派上了大作用，在7月6日的全体会议上，一致推选蒋中正为常务委员会主席，确立了蒋中正的北伐总司令职务。明确北伐期间，张静江行使这一职权。但张静江因腿疾请假缺席这次重要的会议，其实，他就是故意不参加。
9日，蒋中正召开北伐誓师大会，立刻出
征。蒋中正北伐去了。后面的事儿就是张静江的了，1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由张静江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之职，谭延闿为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北伐军在叶挺等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中，节节胜利，给张静江鼓了劲。看看时机成熟，张静江抛出了那步棋：迁都，国民政府不在广州！虽然有人作梗，但汪兆铭与中共支持，很快迁往武汉。
迁往武汉也不是蒋中正的理想之地，因为他看出汪兆铭用心不良。张静江从广州赶到停在南昌不往武汉去的蒋中正。在军营里与蒋中正及他的北伐夫人陈洁如举杯庆祝摆脱广州政府，同时又计划甩掉中共与汪兆铭。 蒋中正坚持要在南昌建都。张静江肚皮里的棋是在南京定都。张静江这步棋是替江浙沪着想的，但他必须要掏到蒋中正的心底。
就在这个月，南昌开了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决定：浙江设立临时政治会议！任命张静江、周凤岐、蔡元培、马叙伦等11人为委员，张静江任主席。张不在时由蔡元培代理。下设政务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两委执行机构。
张静江在南昌的会议惹恼了汪兆铭与国际共产。汪兆铭派专人请张静江到武汉面谈，几乎同时，武汉立刻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公开打倒“昏庸老朽的张人杰！”张静江拒绝了汪兆铭的要求，并于3月10日以书信形式致信：“精卫四兄、璧君七姊同鉴：弟本病废海市，聊尽余年，徒以与总理三十年之厚交……（文略）泣求兄姊早归。弟则不及兄姊之至，已即日拔出政潮，完我残息，冀张目病床，以待党之不亡，国之不卖，然后死去，乃得笑语在天之总理也。言尽于此，祝长途曼福。弟张人杰谨启。”
同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突然免除蒋中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的职务。手握20万北伐军权的蒋中正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并表示坚决依照张静江的意见兵进南京。
于是，历史就出现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蒋中正扶着张静江坐的轮椅进入总统府的历史画面。
从那时至4月初，张静江来来去去总统府真的有许多次。
五
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跑总统府很累的张静江突然有一天坐轮椅竟碰到墙上，幸亏身边人及时上前扶住。面对墙，他摇摇头后告诉副官：这一撞，让我明白应该去做另一件事。副官知道是什么事，回说，太早了。张静江笑笑，拾狗屎要趁早。事后，张静江对多人说，撞到南墙不知道回头的人就没指望了。也许，正是这个撞墙，国民政府多了一个经济建设的专家。
1928年2月，依据中执委1月7日会议决议，停止汪兆铭、陈公博、何香凝等九委员出席二届四中全会的资格。经过约诫谈话，除汪兆铭、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死不认错外，何香凝等五委员恢复资格，参加2月2日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党部召开的四中全会，全会由于右任主席主持，蒋中正致开会辞。会议通过二项决议：一是消除党内分裂纠纷，促成全面团结；二是重建党政领导中心，一致推定谭延闿、蒋中正分任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尅期完成北伐。7日闭幕日，推定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为国府常务。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从速成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推张静江任委员长。成立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由张静江任主席，张静江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18日正式成立之际，张静江说：“总理（孙中山）提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敗。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问他怎么干时，他表示：借国家财政部10万元作为启动基金。谭延闿要他多提些要求，他笑笑，这就够了。
有了这笔钱，张静江采用鸡生蛋蛋养鸡的循环钱生钱的办法来发展经济。第一笔生意就是将私营无锡震华耀明两家电气厂关闭，让他们的资产作为股份参加新成立的“戚墅堰电厂”，这个办法真的立竿见影。张静江尝到甜头，立刻采用入股分成的方法开办“西湖博览会”，迅速收效。他又开始召集建筑商人们以股份入股形式的“宁杭国道”“沪杭公路”的建造。用招商形式进行“杭江铁路”“钱塘江大桥”“杭州电厂”。一连串的动作在浙江大获进展。张静江于1929年1月到淮南整理“淮南煤矿”，迅速使私营且亏空严重的旧煤矿获得新生，他提
出利用“庚子赔款教育基金”进行“钱生钱”的发展模式投入铁路建设。到1930年2月建设委员会已经分设：总务处、水利处、电气处、矿业管理处。办成企业：南京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电机制造厂、华北水利委员会、东方大港筹备处、北方大港筹备处、长兴煤矿局、淮南煤矿局、第一灌溉区委员会、中央模范区委员会、购料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法规委员会、统计规式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图书委员会。
1930年10月，几处煤矿已经开始产煤，淮南煤矿日产100吨左右，长兴煤矿日产2400吨左右。12月，淮南煤矿日产超500吨。为解决淮南煤矿运煤外出困难，开始建铁路。数年之内，张静江将10万元的资产变成2000余万资产，且分文无私地全部交给国家，自己则病而引退。
建设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至1938年的十年间，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拿政府薪水的张静江仅取公款10余万元，而为国家创造的财产达5000余万元，为后来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奠下了牢实的基础。
毛泽东说张静江有经济头脑，他还是个干实事的人，从他对孙文一见面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处事风格。张静江作为国民政府建委主席，能够摆脱那些政治的琐事，一头扎入经济建设之中，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对他的赞赏是恰如其分的。当然，张静江自己也用事实告诉大家：张静江支持孙文是能人、革命狂人，搞经济建设也是行家！
六
1931年10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在蒋中正的授意下，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便被逐步削弱其权力，最后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张静江叹道：应了前人之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曾经仰望张静江的“三弟”蒋中正，这时对张静江已经开始用斥责的口吻说话了。张静江深感政治的可怕，一日在报上看到：政治是个什么东西。有人说，世上有两样最脏的东西：一个是政治，另一个就是女人的生殖器。偏偏这两样东西男人都爱。他看后哈哈大笑。回到南浔就说给大家听，并对那些因为听了他的话掏腰包资助国民革命而险些破产的南浔老乡致歉。他那时有句口头禅：不要做官，没有做头。
一个把生死置脑后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坚定的国民党元老，怎么会沮丧到这等地步，是国人之不幸？还是国民党之不幸？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有人说是张静江自身的问题，有人说是国民党从开始起就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 《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一书中对张静江后期生活有这样的记载：
1932年初春，张静江在上海家中养病过春节时，爆发了“一·二八”抗战，听到这一消息后，他从此吃素念佛。1935年8月，印光法师到上海，张静江专门登门拜访，法师与他频频耳语，离别时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这位早年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浪迹欧美的阔佬、20世纪初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花甲之年却在空门之中找到了归宿。1937年底日本進犯南京，张静江全家从上海乘轮船至香港。次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因病不能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他离港赴欧，继而前往美国，寓居纽约治病。
1942年12月，张静江在纽约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旨在向各国呼吁和平。美国、法国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代表出席了会议。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主持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仪式。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在国际上从事公众事业的荣耀。3年后，痼疾使他双目失明，只能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残生。其间，只有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带给他短暂的欣慰。1948年5月，蒋中正就任总统，聘他为总统府资政。这对行将入木的人来说，当然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病死于纽约寓所，终年74岁。
同年9月16日，台湾设灵堂公祭，蒋中正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以表悼念。
这一切都是做给后人看的了。
站在今天游客如织的总统府里，思索着这位前人坐着轮椅或骑马或拄着拐杖在这里的经历，那是一段叱咤风云的历史，公允地说，张静江的一生没有虚度：在推翻皇帝实现共和的革命中，他是对得起中华民族的，他无愧于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他竭尽全力建设一个新中华，也是对的。由于历史的局限，也由于种种的原因，他的晚年寂寞，近乎凄凉，这也是正常的。在动荡的年代，作为一位有责任的中华儿女，他并没有为自己多想点什么。他能够无憾地说，我的一生是为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存在的，我曾经努力去为它的解放奋斗过。
这就足矣！
公允地说，张静江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物，他确实做到了——
为筹措革命经费，张静江在商场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第一个创办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创办西湖博览会……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张静江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大革命时期，张静江活跃于政坛，一时显赫。孙中山尊他为革命圣人，亲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1924年底，冯玉祥邀孙中山北上，孙中山病重入院，弥留之际拿出遗嘱，张静江首先签字，然后才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等12人，可见孙中山对张静江的尊重程度。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二大上，张静江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蒋中正有不少“拜把子”的兄弟，戴季陶、陈其美、许崇智……这些兄弟中，要说他最尊敬也最不敢得罪的一个，当属张静江。
张静江不仅是蒋中正的盟友和兄弟，更是他的伯乐。
当蒋正中还只是陈其美手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领时，张静江就十分赏识蒋中正。
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正中去他开设的证券交易所任职，这是蒋中正由军转商的开始。但蒋在商场屡战屡败，赔得倾家荡产，张静江毫无怨言地借款给他。
蒋中正在由商转政的开始，也全是依赖张静江的借贷而站稳脚跟。
孙中山任广州大元帅时，张静江向孙举荐蒋中正为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张静江让蒋到中山舰上侍奉孙四十余日，从而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也是张静江推荐蒋做了校长。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张静江以元老身份推举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
在张静江的一步步扶植下，蒋中正逐渐登上权力顶峰。
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蒋中正曾在致戴季陶信中写道：“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
就蒋中正看来，能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
张静江始终坚持孙中山实业救国的遗训，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国家建设事业中，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张静江与蒋中正产生分歧，张静江认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当是发展经济，但蒋中正坚持要先剿共，蒋中正的内战政策使张静江不满，意见相左，分歧常生，张静江逐渐被排挤出中央核心。
为富而仁，侠肝义胆，义薄云天，仗义疏财，不忘年少时的一腔热血，以最实用的方式为革命为理想付出。
张静江与蒋中正，如何从兄弟到陌路？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张静江虽不曾提枪跃马地战斗，但无疑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战士！
责任编辑 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