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斯顿·休斯（1902-1967）的作品有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舞台剧和两部自传，包括《疲惫的布鲁斯》、《犹太人的好衣服》、《自由之犁》、《单程票》、《直言不讳》等。如今，他被公认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在创作初期，他却因描写黑人工人阶级生活和街头俗语而受到许多黑人知识分子的责难。他曾被批评家称为“哈莱姆的三流诗人”。有人批评说，他应该多描写黑人体面一点的生活，在自传《茫茫大海》中他如此回应道：“我对黑人上流社会不甚了解，也写不好。我只了解伴我成长的人们。他们的皮鞋并非总是擦得锃亮……但在我看来，他们也是好人。”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他将自己的所见写入书中，将黑人的俗言俚语写入诗中。
　　车票和去法国的签证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钱。二月的一个清晨，我在巴黎北站下火车时，口袋里只装着七美元，而且举目无亲。在欧洲我就认识住在荷兰鹿特丹的看门人一家。但我还是铁了心要在巴黎度过冬天剩下的日子。
　　我把包裹放在寄存处，在火车站喝了点儿咖啡，吃了些面包圈。我发现高中学的法语不怎么管用，法国人语速太快，我什么都听不懂，但我看得懂。
　　我走出车站，看见一辆巴士上写有“Opera”的字样。我知道歌剧院在巴黎市中心便上了车，决定在找工作或饿死之前先四处看看。到剧院时，天空飘着细密的雪。人们从地铁口涌出来，赶着去上班。格兰大道在我的左右两侧向远处延伸。街对面是平安咖啡馆，前面是旺多姆广场，我沿着平安街向前走，转弯后继续走，直到协和广场。我认出了远处在飘扬的雪中的爱丽舍宫和雄伟的凯旋门。
　　好家伙，我太兴奋了！现在我左右为难，是去爱丽舍宫呢，还是沿着塞纳河走过杜乐丽花园？我决定沿着河边走，希望能看看那些书店和巴黎圣母院。可最终，我来到卢浮宫，看着维纳斯雕像。
　　卢浮宫里比大街上暖和，那些希腊雕像默默无声，却很友善。我对雕像说：“既然你能留在巴黎，而且看上去还不错，那么我想，我只有七美元，但也能在这儿待上一阵子，并且能做出一番事业。”但走出卢浮宫，我又累又饿，不知道该在哪儿过夜，或者说，上哪儿能找到一家便宜的旅馆。我开始四处看看，看有没有人能搭上话。说实话，我开始在巴黎街头寻找有色人。
　　很幸运，我碰到一位身穿门卫制服的美国黑人。他告诉我，他认识的大多数美国有色人都住在蒙马特区，是在剧院和夜总会工作的艺人。他给我指了指路，我就去了。经过巴黎圣母院，我朝蒙马特区走，一路都在上坡，我四点才到。很多人通宵达旦地工作，那会儿刚起床，正在吃早餐。我觉得这些艺人情绪不太好。我走进咖啡馆，看到他们正闲坐着喝咖啡。我说：“我刚到巴黎，想找一份工作和一个便宜的住处。”
　　他们冲我皱皱眉。最后，其中一个人说：“好吧，你会演奏什么乐器吗？”
　　他们把我当成了竞争对手。
　　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只想找份普通的工作。”
　　另一个人有点迷惑不解，问道：“你会跳踢踏舞吗，或别的什么？”
　　“不会，”我回答道，“我刚下船，有什么活儿我就干什么。”
　　“小伙子，你一定疯了，”其中一个说。“这儿没有‘什么工作’，法国人多的是普通的工作轮不到你，除非你会演奏爵士乐或跳踢踏舞，不然你最好回家去。”
　　“他说得没错，”餐桌旁其他的人附和道，“这儿找不到工作。”
　　不过其中一个人向我推荐了一家旅馆。“到马路对面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便宜的。”
　　我去了，可每天差不多一美元的租金对我来说太贵了。但那晚我只能住在那儿了。然后我吃了在巴黎的第一顿：粗盐烩牛肉和甜干酪。雪变成了雨，让人心烦，天气潮湿，雪开始融化了，但我却开始有点喜欢巴黎了，从内心接受它了。
　　第二天，说英语的地方我都去了，想找份工作，如美国图书馆，大使馆，美国快递公司，报社，但一无所获。除此之外，我还得有张身份证。有人建议我回去算了，因为很多人在巴黎都找不到工作。
　　“我只剩下五美元，回不去。”我说。
　　他们耸耸肩，继续干活儿了。我则流浪街头。第二天傍晚，我回到蒙马特区旅馆前的那个小咖啡馆。如果不继续租房，晚上就没地方住了。但如果还租那间房再加上晚餐，我就只剩四美元了！
　　我的包还在火车站的包裹寄存处，所以没有干净衣服换。天空飘着细雨，我又冷又饿。一整天我就吃了一个面包圈，喝了点儿咖啡，感觉糟透了。
　　我在咖啡馆的桌子旁坐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又点了杯奶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那是我当天吃的第二顿了。我吃着羊角面包（一种细长、弧形的法式面包圈），心里想着该怎么办。我决定第二天到说法语的地方碰碰运气，也许去里兹饭店或其它的豪华大饭店，或者，我老早看见的大街两旁正在盖大楼的工地上。兴许他们需要小工。
　　天色渐暗，黄昏来临，潮湿阴暗。咖啡馆开始变得拥挤。一名高大的年轻黑人走进来，在我身旁大理石桌面的餐桌旁坐下。他要了一杯白兰地，问我想不想玩多米诺骨牌。
　　我说不，我正在找一间便宜的房间。
　　他向我推荐了他住的旅馆，租金按月支付。我们算了一下，发现租金和街对面那家一样，对我来说还是太贵了。我说要非常非常便宜，没有暖气、热水或毛毯也不要紧，只要能睡觉。他说不知道哪儿有我需要的那种旅馆。
　　这时，坐在墙边长椅上，一个头发略带红色的金发女孩大声问：“你说你想找一家旅馆？”
　　我说，“是的。”
　　她说，“我认识一家，一点也不贵。”
　　“在哪儿？”我问她，“多少钱？”
　　“几乎不花什么钱，”她说，“不贵。一点儿也不贵。我带你去。跟我来。”
　　她穿上薄外套，站起来。我跟着她。她身材矮小，但眼睛又大又黑，长着一张斯拉夫人的苍白圆脸。脸颊上涂了点胭脂。她戴了一顶酒红色的帽子，上面插着一根被雨打蔫了的羽毛。她很漂亮，但她的拖鞋跟已经磨坏了。我们爬上斜坡，一直都没说话，穿过布兰奇宫殿，再爬一点坡走向勒比克街。最后我用法语告诉她，我几乎没钱了，房租必须很便宜，否则我就买不起吃的，就没法儿活，我没工作：没有工作，没有前途，而且不会唱也不会弹。
　　她说，这家旅馆是整个蒙马特区最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从她的话中，我听出她的法语和我一样蹩脚，因而我们又改用英语交流，她的英语还不错。
　　她告诉我她也刚到巴黎，是随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芭蕾舞团来的，是俄国人。除此之外，没有主动透露更多的东西。二月的毛毛细雨打湿了我们的脸，水浸湿了我的鞋子，女孩穿着时髦但是有点单薄的大衣，看得出来她并不暖和。我们沿着狭窄蜿蜒的街道上上下下拐了几个弯后，来到了那家旅馆。旅馆很高，看起来也干净，门廊还铺着瓷砖。一个高大的法国女人从一间小客厅里走出来，女孩跟她说，要最便宜的房间，男士的。
　　“好的，”那女人说，“是一间很小的房间，五十法郎一周。”
　　“我租了，”我说，“先付两周的。”我知道这样让我所剩无几，但好歹有个地方住了。
　　我谢过女孩，并说好下次在咖啡馆碰面时请她喝咖啡。我俩在布兰奇宫殿处分开，我去火车站取行李，现在有地方放了。付了房租和包裹寄存费后，我剩下的钱只够吃一个星期的咖啡和面包圈——如果每顿都喝咖啡吃一个面包圈的话。
　　我饥肠辘辘，乘地铁去火车站的路上又花了不少时间。当我冒着令人直打寒颤的小雨回到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我的钥匙没有挂在走廊的钥匙板上，但女房东示意我上楼，我就上去了。因为拖着行李，我感觉楼梯很长，每到一个平台都要停下来歇口气。我现在饿得发慌，一整天就吃了两个羊角面包。当我走到房间门口时，发现有灯光从门下面的缝里透出来，我想可能是把门牌号码弄错了。我犹豫了一下，敲了门。门开了，门口站着那个俄国女孩。
　　“你好！”我说。
　　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能够说什么好。
　　她笑了笑，说：“我先回来了。”
　　她的那件大衣挂在门后的一颗钉子上，还有一只小包放在窗台下。她赤着脚，她的湿鞋放在没有热气的暖气片下，长袜晾在床脚。
　　“你也打算住这儿？”我问。
　　她说，“当然！可是！你怎么认为我找到房子了？”
　　她摘下帽子，略带红色的金发柔软而鬈曲。她笑了又笑。我也笑了，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也没有钱。”她说。
　　我坐在床上。她用并不流利的英语和我讲起她的故事。她叫索尼亚。她的舞蹈团在法国尼斯解散了。她买了车票来到巴黎。我们所处的地方——整个房间几乎被床占满，剩下的空间只够开门，光秃秃的墙上有几颗钉子，用来挂衣服，这就是所有的东西了。暖气片没有热气。没有桌子，脸盆架，椅子，只有一个深深的窗座，可以当椅子，也可以放东西。天气很冷，呼吸时可以看到呼出的雾气。但租金很便宜，所以不能要求太多。
　　我们没问旅馆要任何东西。
　　我把衣箱放在床下。索尼亚把她的衣服挂在衣钩上。她说：“如果你有几个法郎，我去杂货店买份干酪，一个小面包，一小瓶酒，我们就在这儿吃晚餐，这样更便宜。”
　　我给她十法郎，她出去买回晚餐。我们把食物铺在床上，有干酪、土豆片、新鲜白面包和一杯酒，价廉物美。但几天后，我的钱就会用完。我们该怎么办？索尼亚说她正在找工作，也许不久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挨饿了。
　　由于并不是很适应这种在两个无依无靠的人之间快速建立起来的友谊，我不知道她是否当真。后来，我知道她是当真的。她先找到一份工作。我们有东西吃了。
　　租房第二天，我给住在美国麦基斯波特的母亲去信借一笔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写信向家里要钱。我告诉家人我在巴黎流浪，希望他们能电汇二十美元。电报往返需要十到十二天，我不知道能否捱到那时。但我知道继父收到信后会寄钱来的。他总是慷慨大方，为人正直，我的好继父。
　　如果写信向我生父要钱，即使是一便士，他也会这样答复：“我告诉过你，应该听我的话去瑞士读书，我早就和你说过的。”这样我就得死在巴黎了。所以就算饿得皮包骨头，因为营养不良倒在卢浮宫的台阶上，我也不会写信给生父。
　　我又饿了。一天吃一顿面包和干酪赶不走饥饿，无济于事。卖掉几件你本来就不多的衣服，也无济于事。早睡晚起也无济于事。拼命找工作但一次次被雇主拒绝也无济于事。睡觉的时候有个伴，也无济于事。
　　索尼亚每天早上在床上做伸展练习。地上空间不够，她想保持体型，找一份跳舞的工作。但是，蒙马特区有很多像她这样跳舞的俄国人，只是没工作。
　　她二十四岁，比我大。俄国革命时，她父亲属于反对派，被迫逃到土耳其，死在罗马尼亚。接着索尼亚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匈牙利布达佩斯、希腊雅典、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意大利里雅斯特和法国尼斯地区跳舞。在尼斯，由于舞蹈团经理生病，合同和工作许可证过期，舞蹈团只能解散。于是从未来过巴黎的索尼亚和我一样，整装北上，来到这儿。
　　现在，她典当了演出服和最好的衣服。但外出时，她穿得不错，走路时总抬着头。她设法从放高利贷的人手中赎回了一件珍珠色带金属片的晚礼服。现在它就松垮地挂在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