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如果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彭大铭和老婆于诗曼的离婚谈判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唇枪舌剑的交锋。
谈判是从晚上八点钟开始的,地点是于诗曼定的,就是小区对面那家“两岸咖啡”。于诗曼是个极其浪漫的女人,浪漫得居然离婚这种事也放到这样的场所来谈。彭大铭不想在这种错误的地方谈这种闹心的事,就在电话里对于诗曼说:“能不能换个场子?哪怕就在路边也行。”于诗曼不屑地说:“彭大铭,你又心疼钱了吧?今天我掏钱请客总行了吧?”彭大铭无奈只好去了。当他走到咖啡屋那个幽静的角落时,于诗曼早就点好两杯极品蓝山咖啡等在那里。于诗曼穿着一身黑色的淑女装,头发精致地盘起,看上去就像在等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坐定后,两人在缠绵的轻音乐中谈论起各奔东西的事。刚开始,气氛还算平和,但谈到儿子的抚养权时,双方都无法继续保持镇定,而是表現出主权问题不容商量的坚决态度,声音也渐渐高了起来。彭大铭像喝酒一样仰起脖子干了那杯咖啡,准备一战到底。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县信访办主任秦和打来的。彭大铭就像是被电了一下,一种酸麻的感觉刹那间贯通全身。彭大铭平时最怕接秦和的电话,因为他的乌鸦嘴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消息。果不其然,电话刚一接通,秦和那虚张声势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大铭啊,大事不妙呀,你那老亲戚可又进省城啦!”
秦和所说的“老亲戚”是乡里的老上访户黄冬菊,彭大铭对她早就烦不胜烦,于是恨恨地说:“天要落雨娘要嫁人,她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老弟啊,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到省城上访可不是小事喔,你可不能马虎呀。”
“秦主任,我孬好也是个乡党委书记,全乡那么多着急上火的事等着我去料理,我总不能天天围着个‘滚刀肉’转吧?”
“大铭,你就别再发牢骚了,还是赶紧想办法把人领回来吧。我这可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劝你呀,待会儿宋书记给你打电话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哟。”
一提起县委书记宋春晖,彭大铭的心就虚了起来,但瞥了一眼面前已经恢复优雅姿态的于诗曼,他只好继续故作镇静地应付着秦和。通完电话后,彭大铭已经没有心思再和于诗曼周旋,便对她说:“我们的事还是改日再谈吧,我有点儿急事先走了。”不等于诗曼回应,他就离开座位要走。于诗曼用一种近乎客气的口吻说:“没关系,我已经适应你的异常举止了,再给你几天时间,我们总该有个了断吧。”
刚出咖啡屋大门,县委宋书记的电话就到了,声音里并没有往常那种噼里啪啦的火药味儿,而是透出几分沉重来:“大铭同志啊,黄冬菊为什么五次三番地到省城上访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呀……”宋书记的声音就像是云层中滚动的闷雷,始终没有炸开来,这反倒让彭大铭更加不自在。他想做些解释,比方说黄冬菊如何不可理喻、乡里如何对她做到仁至义尽,等等,但却总是开不了口,就像一泡尿憋在那儿就是撒不出来。最终,他一跺脚索性抛出个军令状,说:“宋书记,您放心,我负责把人领回来,并保证她再也不到省城去闹了。”宋书记警觉地说:“你拿什么来保证?违法的事可千万别干啊。”彭大铭有些悲壮地说:“我用乌纱帽做保证,如果不把黄冬菊的问题彻底解决好,我引咎辞职。”
挂了宋书记的电话,彭大铭赶紧拨通了分管信访的副乡长田万亩的手机,开口就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及时掌握黄冬菊的动向。田万亩委屈地说:“我最近几乎天天上她家串门,弄得我老婆都起疑心了,谁知她说溜就溜呀。彭书记,黄冬菊她是个大活人呀,她要是一棵树我就拴根绳子天天吊住她,哪怕成了吊死鬼我也要把她给拴住……”彭大铭听得有些不耐烦,截断了他的话头,让他准备一下明天一早跟自己坐火车到省城接人。
回到家里已经是十点多了,看着没有一点儿生气的房间,彭大铭感到一阵蚀骨的孤独。于诗曼带着儿子亮亮住在娘家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在乡里忙得一个月也难回来一趟。
他颓然地坐到沙发上,呆呆地看着墙上那幅大照片,于诗曼站在一片芦苇丛中,笑得是那样明媚。那是他刚到乡里工作不久,于诗曼去看他时拍的。记得当时于诗曼见到那片夕阳中的芦苇时,兴奋得手舞足蹈,说了一句让人啼笑皆非的话:“大铭,你真幸福,原来你天天在这样的美景里工作呀!”
于诗曼在市群艺馆工作,人长得漂亮,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当年,彭大铭在团市委工作的时候,参与组织了一场青年文艺汇演,并因此认识了于诗曼。演出那天晚上,于诗曼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她一袭白色长裙,坐在一架白色的钢琴前,把一首《秋日的私语》演绎得如梦如幻。彭大铭坐在台下听得如痴如醉,好半天没缓过神儿来。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展开了对她的爱情攻势。
其实,那段时间,彭大铭经人介绍已经和一个包工头的女儿有过几次接触了。那女孩儿长得也不错,对他也算是一见钟情。但他反复比较了两个女人,得出的结论是包工头女儿身上缺少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叫作——浪漫。对于彭大铭这种祖祖辈辈都沾着土腥味儿的人来说,浪漫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但他偏偏在那个晚上迷恋上了浪漫。
为了配合于诗曼的浪漫,彭大铭和她见面的时候经常要带上一束鲜花,还要陪她喝喝咖啡,陪她在雨中散步,陪她到护城河边看火烧云,时不时还要绞尽脑汁给她写上一首情诗。当然,彭大铭之所以能够彻底征服于诗曼,靠的还是自己的杀手锏——书法。他的草书颇见功底,尤其是枯笔的运用恰到好处,“飞白”中尽显洒脱飘逸,很有点儿怀素的味道。记得有一次,他在四尺宣上龙飞凤舞地写着陆游的《钗头凤》,于诗曼在一旁痴痴地看着,不知不觉就泪流满面了。
玻璃茶几下放着于诗曼喝剩下的大半瓶洋酒,彭大铭随手拿起来就喝了。喝着喝着,脑海里的往事便风起云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和于诗曼的日子开始过得磕磕绊绊起来。
结婚生子后,于诗曼的浪漫依然延续,而且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甚至连做爱都要事先调好背景音乐,为此还不惜花了好几万元买了一套名牌音响。但彭大铭每次在床上听到那浪漫的曲调就会心慌意乱。在他看来,那音响流淌出来的不是美妙音乐,而是一张张被撕碎的百元大钞。彭大铭开始感到有些撑不住了,他深刻地认识到,浪漫是需要物质支撑的。他要过日子,要抚养儿子,他的老父亲和两个姐姐还在农村,还需要他接济,他挤不出更多的钱和精力陪妻子风花雪月。尤其是到乡镇工作以后,“五加二”连着“白加黑”,累得他连自己喜欢的书法都懒得练了。这样一来,两人的距离渐渐就拉大了,矛盾不断发生。 一天晚上,两人从孩子姥姥家回来时,刚好碰上小区对面的“两岸咖啡”开业酬宾。于诗曼提议进去坐坐,彭大铭则坚持认为里面的咖啡贼贵,不如省下钱来买两斤排骨炖炖。于诗曼推了他一把,说:“你喝你的排骨汤去吧。”说完径直进了咖啡屋。彭大铭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离开了。那天晚上,于诗曼回家很迟,但彭大铭一直等着她。桌子上散落着存折、计算器和一个记账的本子。彭大铭指着桌上的东西对刚进门的老婆说:“于诗曼,你这美酒加咖啡的日子我看快要到头儿了,咱家眼看就要破产喽。”于诗曼对此嗤之以鼻,说:“就你这彻头彻尾的无产者还谈得上破产?”彭大铭就开始一笔笔算收支账念给她听,他算得很细,就差算上于诗曼每月买卫生巾的钱了。算着算着,两人就吵了起来。从那天晚上开始,于诗曼就经常带着儿子回娘家住了,而且频率越来越高。
为了减少于诗曼大手大脚花钱带来的负面影响,彭大铭开始小心翼翼地攒起私房钱,就像田鼠偷偷地贮存粮食一样。但最终还是被于诗曼发现了,于是夫妻间的矛盾开始升级,一场暴风雨般的口水战之后,于诗曼带着儿子永久性地离家出走了。
午夜时分,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彭大铭被手机铃声惊醒,一看居然是黄冬菊的电话。黄冬菊在电话里大大咧咧地说:“彭大书记,这么久才接电话,不会是在哪儿潇洒呢吧?”
“黄冬菊,别说我啦,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我在省政府门前的广场上。”
“深更半夜你去那儿干吗?”
“等到天亮放风筝呀。”
“放啥风筝?咱铜锣乡就没有放风筝的地方啦?”
“嘿嘿,我这风筝可是要放给大领导看的。”
“你可千万别胡来,明天一早我就去省城找你,咱俩好好谈谈。”
“有啥好谈的,你不答应我的条件,这次我死活不回来了。”
彭大铭还想说些软硬兼施的话,黄冬菊却把电话给挂了。
彭大铭往后一仰,身体重重地靠在了沙发上。再一次看到于诗曼的照片后,他忽然发出一阵苦笑来。看来自己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两个女人对自己的夹击,一个是于诗曼,她要毁掉自己的家庭;而另一个就是黄冬菊了,她要毁掉自己的前程。他在想,不少成功的男人都在走桃花运,难道自己要遭遇“桃花劫”?他实在是心有不甘。
二
天还没亮,彭大铭就和田万亩还有乡计生办主任金银花一起往火车站赶。田万亩开车,彭大铭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闭目缄口,满脑子想着黄冬菊的事。
大约就是在彭大铭到铜锣乡任职的那年夏天,黄冬菊出了事儿。那天晚上,黄冬菊和丈夫在镇上一个亲戚家吃完饭骑摩托车回家,车子在经过乡政府门口的时候,突然剧烈地颠了一下,结果人仰车翻,坐在后座上的黄冬菊被摔出几个轱辘。夫妻俩被送到医院后,性命倒无大碍,但黄冬菊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这对于结婚好几年才怀上孩子的黄冬菊来说,简直就是天塌了。
然而更残酷的是,老天只给了黄冬菊一次怀孕的機会,从此,她的肚子就像一个漏底的瘪口袋,再也存不住什么货了。
黄冬菊夫妇心无旁骛地开始了他们的上访之路。他们要让乡里赔偿有关费用,理由是摩托车之所以侧翻,是因为乡政府门口的路上新装了减速带,而这种减速带又是一种简易的不太规范的减速带。乡里接访的领导起初给他们的答复是,只能象征性地给一两千块钱安抚一下。黄冬菊一听脸都黄了,说道:“你们当我肚子里怀的是小猫小狗吗?那可是我们夫妻俩今后养老的靠山啊!”黄冬菊大呼小叫的时候,她丈夫十分默契地掏出一瓶农药,大有一饮而尽的架势。幸亏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才把药瓶抢了下来。有人过来劝他们,如果你们真觉得有理,可以走法律渠道去告乡政府。黄冬菊警惕地说:“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哩,她秋菊打官司,我冬菊就是要上访。”
就这样,夫妻俩一级一级往上“访”着,一直“访”到了省城。时间一晃七年多了,彭大铭已经从乡长变成了书记,但黄冬菊上访的劲头却是历久弥坚,还声称要去北京。他粗略地算过,乡里前前后后通过各种渠道给黄冬菊家补偿六七万元了,其中他自己还掏过四千元给她。而黄冬菊好像只消停过半年。这半年中,彭大铭耳根清净了许多,以为黄冬菊终于知足了。没想到,半年后,她竟然变本加厉卷土重来。事后才知道,她丈夫带着他们“跑来的钱”失踪了,走的时候给她留了个条子,说是出去做生意挣钱回来盖楼房。但这在黄冬菊看来是极其扯淡的理由,儿子都没了,盖啥房子?她坚持认为丈夫是想出去找一个会生孩子的女人。黄冬菊的脾气因此变得更加阴晴不定,她驾轻就熟地再次把气撒在了乡政府头上。
汽车在经过一条减速带后,彭大铭睁开了眼睛,突然问车里的两个人:“黄冬菊有些啥爱好呢?”
田万亩脱口而出:“她就喜欢上访。”
“废话,这还用你说?”
金银花插话说:“对了,黄冬菊特别喜欢孩子,没事儿就去乡中心小学看孩子们在操场玩耍,唉,她要是有个孩子就好喽。”
“她的这个爱好我们实在没法儿满足呀,就这一点来说,这个女人其实也怪可怜的,唉……”彭大铭一声叹息,又把眼睛闭上了。
到了省城火车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田万亩一下车就准备给黄冬菊打电话,却被彭大铭制止了,说别一打电话把她打跑了,还是先找到她住的地方再说吧。田万亩凭借他到省城多次找黄冬菊的经验,判断她肯定还住在省政府附近的小旅店里。三个人打车径直赶到省政府所在的那条街,很快就在一家叫“老皇城”的客栈里查到了黄冬菊的入住信息。敲了半天门,屋里却没任何动静。问客栈的服务员,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田万亩说,坏了,弄不好她又去信访办门口排队了。彭大铭也慌了,赶紧拨通了黄冬菊的电话。电话那头儿黄冬菊显得很轻松,说:“我知道你们会来的,我也不躲你们,我就在人民广场等着给你们放风筝呢。”
彭大铭他们赶到人民广场,搜寻了半天,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黄冬菊。黄冬菊手里拿着一个折叠的风筝,正洋洋得意地看着他们。田万亩冲她喊道:“黄冬菊,我们找你找得血奔心,你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放风筝。” 田万亩一听,就出去打电话了。彭大铭说:“冬菊啊,你还年轻,这正常的日子还是要过好呀。”
黄冬菊说:“你这钱不来,我的日子咋能过好哟。对了,彭书记,现在电视上天天都在说扶贫,你就把我当贫困户扶了吧,那钱就算是给我的扶贫款啦。”
“你腦子这么灵光,手脚这么麻利,怎么也算不上扶贫对象哟,我要是就这样把你给扶起来了,我自己可就倒下去喽……冬菊啊,换位思考,你也得替我想想吧。”
“彭书记,我要是不替你想,你恐怕早就倒下去了,信不信哪天我把那风筝放到天安门广场上?”
彭大铭对黄冬菊动不动就说威胁性的话很反感,真想发火骂上一句脏话,但想想还是憋住了。但这一憋,却憋出了一肚子苦水。自己这几年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地工作,前一阵子得了带状疱疹都没时间去医院看,等到身上化了脓,才勉强去诊所开了点儿药,但就是这样,像黄冬菊这样的老上访户还是不体谅他,动不动就拿捏他。想想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竟然掌控在一个不讲理的农妇手里,他觉得实在是悲哀。
正想着,田万亩从外面走了进来,说农技站的人明天一早就过来看。黄冬菊说:“种地的事我算是感谢两位领导了,但无论如何,三十万的事,还请你们记在心上。我可提醒你们,这一晃就过去十几天喽。”
离开黄冬菊家后,田万亩愤愤地说:“这婆娘真她妈铁石心肠,就知道要钱。”彭大铭虽然心里也有气,但还是劝田万亩:“那我们就用胸口慢慢焐吧,总会焐热的。”
快要上车的时候,碰见黄冬菊的邻居李老歪。李老歪快五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没事就喜欢到处瞎晃悠,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彭大铭也是领教过的。他看见彭大铭就说:“彭书记是来看黄冬菊的吧,领导深入群众也不能光深入女群众呀,啥时候也来看看我呢?”彭大铭正要说话,田万亩把李老歪扯到一旁轻声说起话来,李老歪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等了好一会儿,田万亩才上车。彭大铭很奇怪,就说:“万亩啊,这李老歪好像对你很尊敬啊。”田万亩闪烁其词地说:“他正找我办一件小事呢。”彭大铭就没有追问下去了。
车子快进乡政府的时候,迎面看见一辆宝马驶来。彭大铭一看是乡里安民水厂老板覃大头的车,就让司机赶紧开过去,没想到宝马方向一打,居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覃大头急乎乎地下了车朝他们走来,彭大铭不得已摁下了车窗。覃大头晃着大脑袋过来说:“彭书记,我可等你半天了,今天你要不把我的事了了,我就不走了。”彭大铭说:“覃老板,事情能不能了,就看你自己了。”说完就下了车往乡政府走。覃大头铁青着脸跟在后面。
覃大头一直在市里做市政工程,前几年到铜锣乡来办了个小水厂。因为水的质量和流量都存在问题,水厂和老百姓的矛盾时而发生。乡里虽然多次责令安民水厂整改,但收效甚微。彭大铭当上党委书记后,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全乡的用水问题。通过公开挂牌,引进了一家很有实力的上海企业,准备建一家上规模的中心水厂。这就需要对安民这样的小水厂进行整合。彭大铭想按照外地的做法,对安民水厂评估后进行回购。可没想到覃大头却坐地涨价,要把评估价的两百万凭空变成四百万。乡里多次协调无果,彭大铭心一横决定强行施工。
覃大头急了,到处托人找彭大铭疏通,其中还找到了于诗曼。覃大头的女儿在于诗曼那儿学钢琴,他找于诗曼自然顺理成章。于诗曼也确实帮覃大头说过情,但在彭大铭跟前碰了个软钉子。彭大铭说:“于诗曼,像你这种超凡脱俗的人,根本就不应该管这种俗事,管多了我就会怀疑你高雅的真实性了。”一句话就把于诗曼噎得嘴唇发乌。
覃大头看找人游说不行,就采取了一种很有创意的沟通方式。他在市里的一个书画展上看到了彭大铭的一幅字,写的是李白的《将进酒》,就在书画展快要结束的时候,找到了主办方,提出想用一万块钱买下这幅字。主办方自然大喜过望,赶紧和彭大铭联系。彭大铭感到有些疑惑,自己的字还从来没卖过,怎么一下子就值那么多钱了?他就想打听一下买主的情况。主办方负责人说:“你问那么多干吗?你这也是劳动所得嘛,人家看中的是你的枯笔哦。”彭大铭就不好再多问了。
彭大铭按比例分到了八千块钱。揣着这笔合情合理的意外之财,彭大铭兴奋了好一阵子。他盘算着用这笔钱给父亲买点儿营养品,给两个姐姐置办点儿什么家什。计划刚刚排出来,覃大头就出现了,还是请他在水厂回购的问题上能网开一面。彭大铭自然毫不松口。覃大头忽然调转话题,和彭大铭探讨起书法来,还有板有眼地评价起他的枯笔。彭大铭开始警觉起来,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土豪居然和他谈书法,内中定有经纬。他想到了那幅卖出去的字,就试探性地问了一下覃大头。覃大头诡谲地笑了一下,说:“好字,好字啊!内容也好,《将进酒》,我就喜欢喝酒,彭书记啥时候再给我来一幅?”彭大铭一听,就像是一口咬到老母猪的奶头一样心里闹翻翻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彭大铭多次努力想把钱退给主办方或者覃大头,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只好把这笔钱捐给了乡敬老院。
彭大铭一想到覃大头做的这些事,就感觉有些恼火,自顾向办公室走去,不再搭理跟在后面的覃大头。覃大头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着他进了办公室。一进门,覃大头就开始发飙:“彭书记,问题再不解决,我就学黄冬菊上访去了,那样你也没好果子吃。”彭大铭淡定地笑笑,说:“你就开着宝马上访去吧,我才不怕呢。我们是按规矩办事,反倒是你违背供水协议,我只要放一句话,老百姓就不会让你走出铜锣乡的。”
两人在办公室戗了半天,覃大头最后丢下一句狠话:“姓彭的,走着瞧,你让我难过,我迟早会让你难堪的!”
晚上,彭大铭召集党政联席会议,专题研究信访维稳问题。他在传达了县信访会议精神的时候,特意把宋书记散会后对他说的那番心里话原汁原味地传达给大家:大铭啊,像铜锣乡这样偏远的农业乡镇,我也不指望你在发展上有多大建树了,但最起码你得给我稳住吧!说完,彭大铭感慨起来:“同志们啊,宋书记这是重话轻讲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乡来说,稳定就是最大的政绩呀……连一方水土都稳不住,我们吃再多的苦,也是会被一票否决的啊!”大家听了,脸上都显出沉重来。讨论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眼下全乡在信访上最容易出纰漏的有两个重点人物——一个是黄冬菊,另一个就是覃大头。彭大铭分析说:“覃大头和黄冬菊还是有区别的,覃大头是为富不仁而且理亏在先,不敢太放肆,而黄冬菊毕竟是弱势群体,一定要妥善处理好。” 他这么一说,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到黄冬菊身上了。可说来说去,三十万始终是个迈不过去的坎。有人就提议,真不行大家都自认倒霉,集资凑出三十万来给她。彭大铭一听,立马摇头。一提到集资,他的心里就堵得慌。刚到乡里来的时候,他就遇到过一次集资,一个五保老人被烧伤了,没钱治病,乡里只好发动干部捐款集资。后来他发现,捐款集资几乎成了乡里解决突发性难题的一个常用手段了,就觉得不太妥当,因为乡里干部的工资普遍较低,这样做无异于鹭鸶腿上劈精肉,所以在他当了书记后,就不再集资了。
看“钱路”不通,又有人想到了“情路”,建議能不能分散一下她上访的精力,比方说给她找个男人。田万亩立即反对,说:“拉倒吧,就黄冬菊这影响力,找个男人也会被她传染一起上访的。”
金银花一本正经地说:“这个女人这些年跑野了,眼眶高着哩,除非彭书记这样的男人才能镇得住她。”
大家就瞅着彭大铭笑。
田万亩说:“说老实话,黄冬菊长得还真不赖,没生过崽的身段就是不一样。我要不是怕老婆上访,就去和她纤绳上荡悠悠喽。”
彭大铭打断他们,说:“让你们谈正事,你们老是跑题,说着说着就不着调。”
但一回到正题上,大家又都没了主张。彭大铭只好宣布散会。
四
“六一”儿童节快到的时候,彭大铭按照惯例要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今年他重点要看的是乡中心小学的附属幼儿园。
彭大铭一行到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正在院子里玩耍,看见他们进来,全都围了上来。一个小胖墩指着彭大铭下巴上的一颗黑痣说:“叔叔,你把墨水滴在脸上啦?”幼儿园园长慌忙过来想把小胖墩拉开。彭大铭摆摆手制止了她,然后蹲下来笑着对小胖墩说:“这是叔叔小的时候妈妈怕我走丢了,给我做的记号呢。”他抓起孩子的小手在自己的那颗痣上点了点。这时候,他忽然想起儿子亮亮来,这小子在市里上幼儿园,同样调皮可爱,现在跟着于诗曼也不知道咋样了。看着彭大铭一副舐犊情深的样子,一旁的随行人员和园长都会心地笑了。
和孩子们逗了一会儿乐,彭大铭就将带来的礼物送给了他们。临走的时候,他顺路去看了一下教室。在一间教室的窗户前,彭大铭突然愣住了,他看见黄冬菊正专心地和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玩皮球。那孩子一只腿好像不太灵便,每次踢球的时候都踢不成直线。黄冬菊不厌其烦地把皮球捡回来放在他的脚下,然后站在一旁温柔地看着他费力地做动作。园长赶紧过来解释:“黄冬菊经常过来看孩子,不让她看就找事。”陪同的中心小学校长叹口气说:“这黄大仙可是得罪不起啊,不让她进校门,说不定她哪天上访时就顺带把我们给告了。”彭大铭没接他们的话茬儿,而是问起了那个孩子的情况。园长的表情马上就悲戚起来,说:“这孩子叫牛牛,命苦啊,父亲生病去世了,母亲也改嫁跟人走了,留下他跟着爷爷奶奶过,问题是这孩子一只腿还有残疾……”彭大铭又问起黄冬菊和孩子的关系。园长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黄冬菊和这孩子好像很有缘分,牛牛还一口一声喊她黄妈妈呢。”彭大铭心中忽然感慨起来,和孩子在一起的黄冬菊真是判若两人啊!
参观结束的时候,中心小学的校长突然上前对彭大铭说:“彭书记,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校车的事,现在学校的几辆车子都旧了,特别是幼儿园的那辆车还经常坏在路上。”彭大铭听了,心情立马沉重起来。校车本来应该由政府购买,交给学校使用的,但乡政府确实拿不出钱来买新车。彭大铭为此很过意不去,只好将自己坐的帕萨特换成了一辆旧桑塔纳,坐上去心里才稍微踏实一些。但今天当校长再次提到校车时,他的心一下子又揪了起来。他深思片刻对大家许诺,一定想办法尽快解决校车的问题。听到彭乡长的表态,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和几个老师都奋力地鼓起掌来。彭大铭感觉他们的手掌就像是正好拍打在自己的酸筋上,让他心尖一颤一颤地酸痛起来。
在回乡政府的路上,彭大铭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自己这些年老是在不停地许诺呢?每次许完诺,就有一只无形的手揪住了他的心,直到许诺兑现。而紧接着,下一个许诺又不知何时会从他的嘴里蹦出来。
回到办公室以后,彭大铭的目光下意识地落到书橱里儿子的照片上。想到儿子,彭大铭的心中一阵酸楚,他想要是真和于诗曼离了婚,会给儿子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第二天是周六,彭大铭在乡里处理完一些事后就往市里赶。路上,他给于诗曼发了一条信息:诗曼,我今天回家了,晚上你带儿子过来,我们再谈谈好吗?不一会儿,于诗曼的信息就回过来了:过来可以,没什么好谈的,你准备好签字笔吧。冰冷的字眼让彭大铭的心中泛出一阵寒意。
晚上,于诗曼带着儿子回来了。彭大铭先将亮亮哄到卧室看电视,然后又从橱柜拿出一瓶刚买的雀巢咖啡,准备给于诗曼冲一杯。于诗曼却说:“别忙活了,我要喝现磨的咖啡,你有吗?”说完,就从包里取出《离婚协议书》扔在茶几上。
彭大铭瞥了一眼协议书,诚恳地说:“诗曼,你再冷静地考虑一下,好吗?我现在好歹也有个一官半职了,你咋就这么不待见我呢?”
“彭大铭,你那也叫官?掉在芝麻堆里恐怕也显不出来吧?我看你在乡下的泥巴里拱来拱去的,除了拱出一身的土腥味,其余一事无成。”
“我怎么就一事无成了?我还管着三万多人呢。”
“你还好意思说,听说你连一个上访的农村妇女都摆不平,我看你至多也只能管管你自己。”
彭大铭没想到于诗曼会拿黄冬菊说事,就像被人点了穴道一样,全身绵软得快要塌了,但嘴还硬着,说:“三万多人出一个黄冬菊算什么,全市那么多干部家属,不也出了你这样一个奇女子吗?”
“姓彭的,你不要挖苦我,反正我不想跟着你在土里拱,更不想做你的压寨夫人。”
“你这样猴急着要和我离婚,是不是有大款在等着你呀?”
“这你就别操心了。”于诗曼摆出一副很有距离感的样子。
于诗曼的这副模样刺痛了彭大铭,他突然恼羞成怒地说:“于诗曼,你知道世界上最恶心的是什么吗?那就是用浪漫伪装的庸俗,有些人就是一只被巧克力包裹的苍蝇。” 黄冬菊说话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但她拿在手上并没有接,而是把手机伸到彭大铭眼前。手机屏幕上一闪一闪地出现了彭大铭和黄冬菊的那张合影。黄冬菊得意地说:“彭书记,只要一来电,你的光辉形象就会闪现,它经常提醒我,你说的话还没有兑现呢。”
好不容易打发走了黄冬菊,彭大铭步子沉重地走进了办公室。田万亩跟了进来,愁眉苦脸地说:“今天真是出鬼了,黑白无常都到齐了。”
彭大铭抱怨道:“老田啊,我让你关注黄冬菊,你倒好,差点儿又培养出一个上访户来。”
田万亩懊恼地说:“我这也是慌不择路,病急乱投医啊!”
彭大铭很想发一通火,但一看田万亩那张苦瓜脸,就有些不忍。说老实话,作为一个乡镇干部,田万亩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确实是手段有限,有时候用上一些“土法子”也是迫不得已。他缓和了语气,和田万亩商量起黄冬菊的最后通牒。还有十二天,从哪儿弄三十万给她呢?
正在绞尽脑汁,彭大铭的手机又响了,一看是于诗曼的电话,他犹豫了一下才接通。于诗曼让他回去一趟。彭大铭说:“你不会是回心转意了吧?”于诗曼也不接话茬儿,说:“你回来就知道了。”放下电话,彭大铭浮想联翩起来,直到此刻他才确切地感到,自己对于诗曼还没有死心。
彭大铭下午赶到市里后,就问于诗曼在哪里见面。于诗曼说就在歌剧院对面的那家叫“江南往事”的酒吧。彭大铭赶了过去,一下车就看到歌剧院门口的巨幅广告牌,上面是于诗曼穿着晚礼服的大照片,旁边是一行字:于诗曼浪漫钢琴演奏会即将倾城巨献!彭大铭进了酒吧,看到于诗曼和覃大头正在那里等他,立马就感觉有一股火苗在胸腔里乱窜。
此刻,他看到于诗曼正悠然地品尝着一杯红粉佳人,而覃大头面前放的是一杯玛格丽特。见到他,于诗曼就问他想喝点儿什么。他冷冷地说:“来一杯血腥玛丽。”
“血腥玛丽?彭大铭,你还是这么不含蓄啊。”
“你倒是含蓄,这么大的照片都挂上街了。”
覃大头接着话茬儿说:“你也看到了,我准备为诗曼举办一场个人演奏会。”
彭大铭说:“你们办演奏会叫我来干吗?”
覃大头说:“我也不瞒你了,我准备在演奏会结束的时候,当众向诗曼求婚。在这之前,希望你和诗曼尽快有个了结。当然了,有什么条件,你也可以提嘛。”
彭大铭想了一下,朝于诗曼和覃大头伸出五个指头晃了晃,说:“给我五十万,我立马就签字。”
覃大头说:“你想敲诈呀!”
彭大铭说:“你不要给我扣帽子,我只是想找于诗曼要一些补偿,至于这笔钱是不是你帮她出,我不管,这根本就不存在敲诈的问题。”
于诗曼说:“彭大铭,你不要无理取闹。”
“既然你这樣说,那我们就慢慢耗着吧。”彭大铭说完,起身就要往外走。
覃大头赶紧说:“诗曼,我们就先答应他再说吧,不就是五十万嘛,有的人吃多了,不一定能吐得出来哦。”
彭大铭对于诗曼说:“还是人家覃总有格局,难怪你看上他了。”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彭大铭按照和覃大头及于诗曼的约定,从乡里直接赶到了“江南往事”酒吧。他刚刚找个座位坐下来,就看到覃大头拎着个黑箱子进来了。覃大头看见他后径直走了过来,豪气十足地把箱子往桌上一放,说:“彭大铭,好好数一数吧,你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彭大铭打开箱子扫了一眼,问:“于诗曼咋没来?”
“她说她不想看到这个铜臭的场面。”
“啧啧,那她和你结了婚岂不是要天天泡在这种场面里了?”
“废话少说,签字吧。”覃大头掏出了那份《离婚协议书》。
协议规定,亮亮归于诗曼,房子归彭大铭,而夫妻的共同财产二一添作五。彭大铭努力摆出一副潇洒的样子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很长时间没因为私事签过名了,上次签名,应该还是和于诗曼搞购房按揭贷款的时候。那天手续办妥后,于诗曼搂着他走在大街上,脸上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彭大铭拎着黑皮箱走出酒吧后,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刚刚得逞的绑匪。那一刻,他的心理稍稍有些平衡,他知道,让覃大头出点儿血,恐怕是自己唯一可以报复他的手段了,尽管这个手段有点儿上不了台面。
但当他再次看到酒吧对面广告牌上于诗曼的照片时,心头还是颤了一下,说老实话,于诗曼还是那样的风姿绰约,但再过几天,这个美丽而浪漫的女人将和自己彻底走向陌路。彭大铭的耳边又回响起那曲《秋日的私语》,那是于诗曼柔软的指尖划出的天籁。一种淡淡的忧伤滑过他的心间。
刚刚把皮箱送回家里,于诗曼的电话就追了过来:“彭大铭,我们还是快刀斩乱麻吧,我马上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等你。”彭大铭只好挂了电话赶紧出门。
在登记处门口,于诗曼见了他冷冷地说:“彭大铭,本来我还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你,但我现在一点儿没有这种感觉了。”
“看来你是心疼覃大头那五十万块钱喽?”
“我说你一个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人要那么多钱干吗?”
“我让他出点儿血是想考验一下他对你的感情,如果他连这点儿钱都不肯出,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
“谢谢你的好意,以后我就不用你管了,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离婚手续办得异常顺利,办离婚证的那个老女人像个草率的医生,离婚证往他们面前一扔就急忙喊“下一个”了。
说起来真的很奇怪,拿到离婚证后,于诗曼倒变得温和起来了,出了门,竟主动提出要用车送彭大铭。彭大铭有些虚弱地说:“我们还是各奔东西吧。”
于诗曼把头伸出车窗说:“我的演奏会你能来吗?”
彭大铭尽量保持平静的语气,说:“有空我一定来捧场。”
看着于诗曼的银色沃尔沃消失在车流中,彭大铭感觉自己就像一袋被丢弃在路边的垃圾。本来他对和于诗曼的分手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但自从覃大头出现后,他的心理就无法平衡了。覃大头在另一个战场击垮了他,这个劣质土豪的情场得意是以他的形单影只为代价的。 彭大铭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不知不觉天色就暗了下来,他就近找了一家小酒馆,一个人喝起闷酒来。酒喝多了,他就开始想儿子,掏出手机就给亮亮的姥姥家打电话。还好,电话正是儿子接的。彭大铭说:“儿子,马上就要开学了,难道你不要老爸帮你收拾那个刘小毛了?”儿子说:“爸爸,刘小毛要到师范附小去上学了,我不想和他打架了。”通完电话,彭大铭再一次感到深深的失落。
打开家门,毫无人气的屋子里隐隐透出一股陌生的气息,彭大铭打开灯,发现客厅墙上于诗曼的那张大照片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大大的相框留下的印迹。彭大铭的意识也仿佛被抹去一样,眼前变得模糊起来,他打了一个酒嗝,突然胡乱地唱了起来:“我能想到最残酷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澡也懒得洗了,彭大铭把衣服一脱,就往床上一躺。这时候,他发现卧室顶灯的四个灯泡只有一个是亮的,而且也是奄奄一息的样子。彭大铭突然无厘头地嚎叫一声,心里骂了一句:“奶奶个腿,这日子咋就过得这么暗无天日呢?”
七
彭大铭的窝囊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没隔几天,县纪委的孙书记就把他找去了。原来,覃大头居然把他给告了。
孙书记开门见山地说:“大铭啊,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严谨的人,这件事你可得说清楚呀。”
“孙书记,钱我确实拿了,但我是向于诗曼要的,一没威胁,二没要挟,怎么能说是敲诈呢?”
“这种实名举报我们还是要过问的嘛,何况人家还提供了一些视频资料呢。”
彭大铭仿佛听到全身的血液向脑门奔涌的声音,情绪差点儿失控,他大声说:“孙书记,你们想咋查就咋查吧,但我奇怪的是,像覃大头这样祸害乡民的渣子咋就没人查呢?”
“大铭你别激动嘛,我也向宋书记汇报了,我们并没有把这事儿当案件来查,只不过找你来核实一下情况嘛。你还是回去冷静地考虑一下,给组织上写一份说明吧。”
彭大铭回到乡政府后,脸上的霜还没有化开。田万亩知道他是被县纪委喊去的,猜出了一些眉目,悄悄踅进他的办公室,小心地问道:“彭书记,纪委喊你去是为那五十万的事吧?”
彭大铭点点头,气愤地说:“妈的,覃大头这条疯狗竟然乱咬人。”
“彭书记啊,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钱的来历,但我知道它的去处呀,真不行,我去向县纪委汇报实际情况。”
彭大铭摇摇头说:“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别说。”
“眉毛都快烧光了,还不叫万不得已啊!这回我可不能听你的了。”
第二天早上,田万亩就匆匆赶到县纪委找到了孙书记。孙书记通过他拖拖拉拉的描述,才多少知道了一些事情的原委。
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彭大铭把田万亩叫到自己的宿舍,关上门后,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皮箱来。皮箱打开后,田万亩惊呆了,指着成捆的钞票说:“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这是覃大头捐的。”
“姓覃的吃人不吐骨头,怎么会捐这么多钱?”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反正现在我们有钱来解决问题了。”
接下来两人就开始商量这钱的分配。彭大铭的意思是,给中心小学二十万块钱,让学校尽快添置一辆新校车,剩下的全部给黄冬菊,这样两大隐患基本上就能消除了。田万亩兴奋地点着头,说:“这狗日的覃大头还真帮了大忙喽。”彭大铭反复叮嘱田万亩,和任何人都不能说出这钱的来历。
第二天上午,彭大铭带着田万亩来到中心小学,当着校长和园长的面把二十万块钱拿了出来。彭大铭说:“就要开学了,你们赶紧给幼儿园换一辆新车吧。”校长和园长都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像上次一样一个劲地鼓着掌,这一次的掌声让彭大铭的心里舒服了许多。
接着,他们又来到黄冬菊家。黄冬菊正在家里摆弄那只看上去已经有些破损的风筝。牛牛坐在一旁,一只手抱着一个脏兮兮的皮球,另一只手抓着个苹果啃着。听到声响,黄冬菊只是抬眼扫了他们一下,喃喃地说:“你们又是来磨嘴皮的吧?看来这风筝非放到天上去不可了。”
田万亩说:“放啥放?现在到处都是雾霾,就连玉皇大帝也看不见你的风筝。”
“那你们就等着瞧吧。”黄冬菊继续欣赏着她的风筝。
田万亩十分豪迈地把一个布手提袋往黄冬菊面前一丢,说:“黄冬菊,这就是你要的钱,这可是彭书记通过私人关系求人弄来的,你赶快点点吧。”
黄冬菊用手扒拉了一下手提袋,眼睛里顿时放出异样的光芒,对彭大铭说:“这钱真是给我的?”
彭大铭笑着点点头,说:“就是给你的,我没有违约吧?”
黄冬菊把风筝往地上一扔,然后在上面连跺了三脚,说:“彭书记,你真是活菩萨啊,从今往后我保证不闹了,对了,我还要帮你们看好那个李老歪,不让他再去找你们闹了。”
彭大铭说:“你拿了这钱就安生过日子吧,不过千万别说出去,再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我就是砸鍋卖铁也弄不来钱了。”
田万亩特意补了一句:“你要是说了出去,真就是把彭书记给坑了,到时候,全乡的人都学着你去放风筝那还得了啊!”
黄冬菊用力点点头,然后抱起了牛牛,兴奋地说:“牛牛,黄妈妈有钱喽,等有空到县城给你买个新皮球。”牛牛的脸上露出了怯生生的笑容。
在回来的路上,田万亩心有不甘地说:“三十万啊,真是便宜了那个婆娘。”
彭大铭感叹地说:“比起黄冬菊失去的,这些钱也不算啥,她也怪不容易,连个做母亲的机会都没了。”
田万亩长叹一声,说:“彭书记,你真是菩萨心肠啊!”
孙书记听完田万亩的讲述后唏嘘不已。当天下午,又把彭大铭找去了。一见面他就说:“大铭,你的良苦用心我十分理解,不过,你的做法欠妥啊。”
彭大铭拍着胸口说:“孙书记,我真的没有逼覃大头拿钱啊,他这是报复性诬陷呀!”
孙书记想了一会儿,说:“你这事儿要想有个了结,要么人家不再告你,要么你能找到证人,证明你没逼人家拿钱。” 彭大铭听孙书记这样一说,连夜赶到了市里。四处打听后,他在一家饭店门口堵住了覃大头。覃大头看见他,嘲讽地说:“彭大书记,你不会是来还我钱的吧?”
“覃大头,你别跟我玩阴的,你必须到县纪委去给我说清楚。”
“说清楚什么?说清楚你是怎样敲诈的吗?告诉你,我覃某人的钱可是药水煮过的。”
几句话不对劲两人就闹翻了脸。彭大铭气得七窍生烟,真想冲上去一个后旋腿踢到覃大头的罗汉肚上。
覃大头这里没办法,彭大铭就去找于诗曼,他给她发了条信息:我在和平路“两岸咖啡”等你,有一件和你密切相关的大事要当面告诉你。于诗曼很快回信:你现在倒大方起来了,不过还是别破费了,有话就在电话里说吧。彭大铭又发信息:必须当面说,不来别后悔!
于诗曼最终还是来到了“两岸咖啡”,她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见到了彭大铭。她显然是已经听到了相关信息,说:“彭大铭,听说你遇到麻烦了,你不会是想找我帮忙吧?我可没那能耐。”
“别说了,都是你那覃大头害的。”彭大铭把覃大头告他敲诈的事说了一遍。
“你活该,你要那么多钱干吗?还想找个大姑娘呀?你把钱还他不就得啦。”
“怎么还?我把钱全部都散出去了。”彭大铭只好把钱的去处说了出来。
“彭大铭,我说你大脑进水了呀,你当自己是劫富济贫的大侠呢!”
“别扯那没用的了,你现在要设法劝阻覃大头对我的攻击,真不行你就得给我作证。”
“我凭什么要帮你?”
“你要不帮我,我可能就要倒霉,我倒霉了亮亮就会跟着倒霉,你看着办吧。”
“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我说的是大实话,覃大头的阴谋要是得逞了,亮亮就成罪犯的儿子喽,你让他在同学们面前怎么抬得起头?”
于诗曼没再作声,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
彭大铭知道她已经默认了他的说法,又补了一句:“诗曼,我提醒你哟,覃大头的身边从来就不缺年轻漂亮的女人,他喜欢拈花惹草也是人尽皆知,他娶你不会是为了报复我吧?”
于诗曼的目光飘忽了一下,又迅速收住了,说:“彭大铭,我的路我自己走,不用你操心。”
于诗曼虽然勉强答应了帮忙,但几天过去了,却没什么消息反馈回来。彭大铭急了,又去市里找她。于诗曼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脸憔悴地接待了他。一见面,她就有气无力地说:“彭大铭,我上辈子可能欠你的,为了你的破事儿,覃大头跟我都翻脸了,你满意了吧!”说着就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来。
彭大铭一看,是于诗曼为他写的证明材料,这说明她没有说服覃大头,也说明覃大头是想和他死磕啊。
于诗曼说:“反正你现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我已经把材料复印给了有关部门。”
彭大铭苦笑了一下說:“谢谢啦,到底还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于诗曼绷着脸说:“用不着和我套近乎,下次别来烦我就行了。”
事后彭大铭才知道,当于诗曼劝覃大头高抬贵手时,覃大头说事到如今他自己也做不了主了,不把彭大铭告倒,彭大铭就会反过来告他诬陷的。于诗曼看劝不了他,就只好给彭大铭写了份证明材料,证明他并没有敲诈覃大头。材料送出去不久,覃大头就得到了消息,气急败坏地找到于诗曼的单位,当着很多同事的面就向于诗曼发起难来:“于诗曼,老子真是瞎了眼,原来你到现在还护着那个姓彭的。”
“我不就是说了几句实话嘛。”于诗曼劝他,“老覃,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把人逼到绝境呢。”
覃大头一跳老高,说:“饶了他?姓彭的饶过我吗?老子在铜锣乡的投资被他弄得血本无归呀。你这么帮他,不会是和他合起伙来骗老子钱吧?”
于诗曼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说:“覃大头,你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随便埋汰人。”
两人争吵的结果是不欢而散,原定近期举行的演奏会和求婚仪式也取消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彭大铭心中反倒有些内疚了,他想找机会安慰一下于诗曼,可约了她几次,她却不肯和他见面,只好作罢。
八
父亲打来电话,说地里的冬瓜已经长大了,让彭大铭摘些带到城里去吃。彭大铭说:“爹,我忙着呢,你就送给左邻右舍吃吧。”父亲讷讷地说:“该送的都送了,再不摘就要烂在地里喽。”彭大铭知道父亲的用意,其实就是想看看他。他这才意识到已经好一阵子没去看望父亲了,就决定回一趟老家。
彭大铭的母亲死得早,父亲一直住在乡下,由两个姐姐轮流照顾着。父亲是一位老民办教师,年轻时也算是一个热闹人,但这几年却活得越来越沉闷了。前几年,他还和乡里的那帮老同事们来来往往,喝喝茶,摆摆龙门阵。但自从有一次,这些人为了待遇问题开始上访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老民办教师们邀请彭父加入到他们上访的行列中,可是被他拒绝了。原因是他自己儿子也是个乡镇领导,他得从儿子的角度考虑问题。老彭的拒绝被他的老同事们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滑头做派,于是纷纷不再和他来往了。老彭从此孤独起来。
孤独的父亲成天只想着两个人——儿子和孙子。对于孙子,那只是一种纯粹的想念;而对于儿子,除了想念,还有一种莫名的担忧。只要一段时间听不到彭大铭的消息,父亲就会变得心烦意乱起来,催着他的两个姐姐去打探他的情况。有时候,彭大铭会接到父亲莫名其妙的电话,电话一接通,父亲就说:“大铭啊,你看爹老糊涂了,打你姐电话,一发晕又打给你了,你忙吧,我挂了。”彭大铭知道,父亲并没有拨错电话,只是想听到他的声音,但又怕他嫌烦。有一段时间,彭大铭想把父亲接到城里住些时间,但父亲只在他家待了半天就走了。父亲进门的时候,于诗曼嫌老人脚臭,没有给他穿拖鞋,而是给他的鞋套上了鞋套。看着父亲穿着绿色的鞋套站在地板上,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彭大铭于心不忍,当场就和于诗曼吵了起来。父亲就像个闯祸的孩子,不停地在那里自责。这场景深深地刺痛了彭大铭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