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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5日北京春季拍卖，一副美国回流的元代王蒙的《秋山萧寺图》以1.3664亿元成交，而这件作品曾经的主人，庞莱臣就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这样庞氏旧藏创下了庞莱臣“虚斋”收藏拍卖纪录之最，此文将为读者解读这位曾经纵横于中国收藏界并与鉴定大家吴湖帆等人交往甚密的儒商实业家。
儒商实业家吝宝不吝财
庞元济(1864－1949年)，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人(今湖州)。其祖先因经商自安徽迁来，卒成湖州南浔镇上“四象”之一的美誉和地位。当地人形象地以动物形体来表明这些富户阶层的财产，称之为“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象”是指拥有财产百万两以上的豪富，50万两至百万两的称为“牛”，而30万两至50万两的称为“狗”。在被称为“象”的刘、张、庞、顾四家，以及被称为“牛”的邢、周、邱、陈、金、张、梅、蒋八家，估算其财产总额应在6000万两至8000万两白银之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当年清政府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区区7000万两，称这些南浔的商贾豪门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丝商群体丝毫不为过。出身于南浔头等富户的庞莱臣可谓是咬着金汤勺而呱呱落地的，他继承家族经商传统，在杭州、上海、苏州、南浔、绍兴等地先后开设缫丝厂、纱厂、纸厂、米行、酱油坊、酒坊、中药铺、典当行、钱庄等等，成为富甲方的大实业家。
纵观庞莱臣一生之功劳除兴办实业之外，他的书画文物收藏同样闻名遐迩。但庞莱臣不是以职业画家或政治家而兼收藏家的，其人以商人身份而做收藏家，与明代嘉兴项元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很难想象，他是如何一边应付忙碌繁重的事务，一边潜游于浩浩书画之海的。这完全是两个世界：一边是实业办厂，竞争激烈，危机四伏，祸福无常；一边却是明月清风，古色古香，天马行空，精鹜九刃，神游八极。如果说商界厂务只是一种被动性的生存手段；那么，一张古画法帖，经过庞莱臣小心翼翼地求证和梳理，渐渐地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而博大精深的经典藏籍，也在他的笔下折射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韵，也许这就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吧。
庞莱臣自称“嗜画入骨。每遇名迹，不惜重资求购”。据传，一次庞莱臣做东与吴湖帆等上海书画家在酒肆聚会。吴湖帆乃名噪一时的书画家、文物鉴藏家，还是位美食品尝家。席间推杯换盏之际，吴湖帆眼尖，发现有一落拓文人腋下夹画从窗外屋檐下匆匆而过，吴立刻起身出门叫住那人。打开那人的卷轴看，立刻被眼前熟悉的笔墨气韵所吸引，此画就是久负盛名的元代名作“十七笔兰”(相传仅用十七笔画就的兰花图)。于是，吴湖帆当场掏出500元银票买下。
就在席间众人纷纷晾叹吴湖帆“慧眼识真品”时，庞莱臣心里不由暗暗叫苦，因为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所藏的“十七笔兰”乃是赝品。宴席结束，庞莱臣力求吴湖帆将刚买的兰花图转卖于他。吴湖帆当然不肯轻易答应，天下怎有此等美事，庞于是出价两倍，吴依旧不允。庞却一定要收为己有，而且“价不变”。吴湖帆碍于人情执拗不过，无奈之下只好割爱，“看在你请客的份儿上，就成全你吧”。这样执著甚至不择手段地购买名画，是因为庞莱臣心气极高，一般藏品不屑入目，“往往于数百幅中选择不过二三幅”。然而，对货真价实之物，则重金不吝。这让人想到了同时期的另一位大藏家钱镜塘，他曾以十六根金条从朋友处购得清王石谷《陈元龙竹屿垂钓图》，后慷慨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在心爱的书画艺术品面前都是不吝惜金钱的，钱镜塘先生是如此、张伯驹先生是如此、吴湖帆先生是如此、庞莱臣也是如此，此种精神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吴湖帆也曾经评价庞莱臣之庋藏，一生有幸目睹十之六七，宋元书画精妙绝伦，数量之巨鲜有人相抗。比之顾氏过云楼之古画法帖，各具特色，吴湖帆曾与顾氏后人常在怡园雅集，品茗谈艺之间也曾观赏过云楼书画十之四五，顾氏也只能以沈、唐、文、仇；“四王”、吴、恽而著称于世。论宋元书画及庋藏，庞氏可谓当时之巨擘。吴湖帆高徒、已故旅美收藏家王季迁曾说庞“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可数千件”。
庞莱臣自幼嗜画，年未弱冠即喜购乾嘉时人手迹，并刻意临摹，其父高兴之至并称：“此子不愁无饭吃矣。”自古至今，成为成功的鉴藏家，必须具备三项条件：天时机遇、过人法眼、雄厚财力，三者互为掣肘而缺一不可，而这三条庞莱臣都幸运地具备了。
乱世聚宝，而难逃流散宿命
庞莱臣所生活的晚清民国时代，时局动荡，但对书画收藏来说倒也是一次良机，满清的遗老遗少甚至商贾贵胄，因不堪颠沛流离与生活窘迫常靠典当变卖以救一时之急，名迹真品沦落江湖。庞莱臣此时却以其雄厚的财力为支撑，在一段并不漫长的日子里就收集了诸多历代珍迹，在这最是红尘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二三流收藏家是难以相比肩的。《虚斋名画录》自序道出：“……先渐及国初，由国初而至前明，由明而元而宋，上至五代、李唐，循序而进，未尝躇等。每遇名迹，不惜重资购求，南北收藏，如吴门汪氏、顾氏，锡山秦氏，中洲李氏，莱阳孙氏……同里顾氏诸旧家……”其收购来源，地区广远，涉及南北众多藏家。由于庞莱臣之广收博采，《虚斋名画续录》中就曾记载：“比年各直省故家名族因遭丧乱，避地来沪，往往出其所藏，其间凡画法之精粗，设色之明暗，纸本绢之新旧，题跋之真赝，时移代易，面目各自不同。”庞氏靠自己的眼光和能力，分辨鉴定之，“靡不惟日孜孜潜心考索，稍有疑窦，宁慎勿滥，往往于数百幅中选择不过二三幅，积储二十余年”，“则凡历代有名大家，盖于是略备焉”。与许多古代收藏家一样，庞莱臣也将自己的收藏玺印钤盖在他所庋藏过的书画上，这无疑是在鉴定过程中参考的一帧防伪标签。在解放前，但凡有“虚斋审定”等钤印过的字画，西洋人和东洋人皆出重金争购，这在旧社会就是行家掌过眼的无异议的真品，而在今天赝品混迹之时，也能起到很好的参照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庞莱臣和其他市井仕人一样，害十白日本人攻破城池，将手头这批珍贵的书画抢夺了去，于是庞莱臣与庞氏族人商议，临时决定避祸上海租界。庞莱臣携带家眷并亲自运送书画怕多有不便，又十分冒险。为了路途的安全，庞莱臣从南浔坐船走水路，并亲自押运书画；庞莱臣之妻带两个儿子走陆路分开来。不料逃难时，一个妇道人家由于路线不熟给走失了，一连几个星期都不曾有消息。庞莱臣在上海落脚后，得知妻儿离散的消息急得彻夜难眠，辗转反侧，连饭也吃不下，托人四处打听，最后总算在浙江乌镇找到了妻儿老小，异乡团圆，不免感伤，所幸珍藏书画也顺利转移到上海，虚惊一场。
此时为古稀之年的庞莱臣早已不再经营实业活动，而是专门从事书画清玩等文物的鉴藏和编订之雅事。曾刊印过五部藏品图录，即《虚斋名画录》(十六卷)、《虚斋名画续录》(四卷)、《中华历代名画记》(此册为191 5年庞莱臣为参加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所印的参展目录)、《历朝名画共赏集》和《名 笔集胜》，刊录其精品藏画900余幅，古今名迹琳琅满目，令观者叹为观止。
庞莱臣虚斋的藏奔最终无法摆脱流散的命运。1943年，庞莱臣立下遗嘱：“书画各件余积五十年之收藏，原来为数甚多，分置浔苏沪三地住宅之内。民国廿六年中日战事发生后，浔苏沦陷，劫后检查十去七八。综余生心血精神所寄，遭此损失，思之痛心。虽于战后稍为陆续补购，然为数甚微。平日复为充慈善等事估去者亦不在少数。今将所存各件悉数赠与秉礼、增和、增祥三人。惟此项物品为余生平酷嗜，并为娱老之计。在余生前应仍置余手头以供清玩。如在余生前再有购进者，则亦一起归入即系赠与之品，不再另外分置。”从遗嘱上看，庞莱臣所收藏的历代书画分别由儿子庞秉礼、孙子庞增和与庞增祥继承了下来。
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此时留在大陆的收藏家都需要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一部分收藏家如张大干登机飞往台湾，王季迁转站去了美国，他们的收藏也随之漂洋过海散落四方。从现在的角度看，张大干家眷众多，平日里挥金如土，加之新中国的婚姻制度，张大干本人是会对其有所顾忌的，但大部分的有识之士如吴湖帆、叶恭绰等人还是选择了留在故地，他们的藏品也随之留在了祖国。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庞莱臣撒手人寰，过世西去。庞家内部如盘散沙顿时乱象丛生。据庞莱臣后人庞叔龄给南京博物院写的书画回忆录曾这样描述：“1949年曾祖父过世后，家里面比较乱，在全国将要解放前夕，侄子庞秉礼(庞莱臣之嗣子)因是孙立人的秘书，他来动员曾祖母要全家搬迁台湾，当时书画已经全部装箱，部队的军车也联系好了。最后天曾祖母、父亲还有一个叫沈哲明的总管(“文革”期间去世)一起商量。最终认为去台湾不合适，孤儿寡母的在台湾定很难保存好曾祖父这一辈子的心血，他们仍旧感到庞家的根在中国，在江浙。也许这也是庞氏家族冥冥之中对祖国的理解吧……”庞莱臣的这些珍秘书画如果当时真的和故宫的几十万箱文物一起去了台湾，今天要研究观看这批珍贵的画作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建国前，庞莱臣的部分藏品已经由其外甥张静江、张弁群(南浔四象之一张家后人)通过境外渠道流散海外。不免留有一丝遗憾。张静江乃国民政府要员，又是庞莱臣之外甥，自然有机会接触“虚斋”的藏画。这些名迹主要流散到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记第特洛美术馆等机构与组织。如唐阎立本《进谏图》、唐韩斡《呈马图》、唐周昉《村姬擘阮图》、唐戴嵩《斗牛图》、五代王道求《弗林狮子图》、五代赵驸马《神骏图》(赵文敏书合璧)、五代董北苑《夏山图》、五代巨然《流水宋风图》、《江村归棹图》、五代张勘《人马图》、郭熙《溪山秋霁图》、《终南积雪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山水图》、《双鹑图》、宋李咸熙《寒林采芝图》、宋米芾《云山草宅图》、宋苏轼《凤尾竹图》、宋李嵩《画鬼图卷》李山《风雪杉松图》、龚开《中山出游图》、钱选《来禽栀子图》、吴镇《渔父图》、王冕《墨梅图》、沈周《江村渔乐图》、唐寅《梦仙草堂图》、史忠《晴雪图》等流入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钱选《草虫图》1929年流入美国底特律记第特洛美术馆，董其昌《仿古山水》流入美国纳尔逊美术馆，王原祁《仿倪瓒设色山水》流入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等等。
唐寅巨制，钧瓷名品落户苏博
新中国成立后，虚斋藏品已没有流出去的可能性了，国家积极重视这些文化遗产，并着手向知名藏家及他们的后人征集藏品。庞莱臣去世后，留下来的大量古代书画、瓷器、杂件、古籍善本如何处理，成为了各方面关注的焦点。1951年文博前辈谢稚柳受上海文管会许森玉委托，先后两次从庞秉礼处征购了一批如钱选《浮玉山居图》、戴进《仿燕文贵山水图》等几十件历代名迹。1952年12月，庞维谨、庞增和、庞增祥将一批文物捐赠上海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是宋人朱克柔的缂丝《莲塘乳鸭图》，朱克柔的这件缂丝作品《莲塘乳鸭图》遂被视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精品之一。而南京博物院也在此时委托上海文管会从庞氏后人处征集购买了一部分虚斋庋藏。1958年至1963年，庞增和又将他所得藏品一部分(一百三十七件)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包括北宋赵佶《鸲鹆图》、元黄公望《富春大岭图》、明沈周《东庄图册》在内的绝对精品。同时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也从庞氏后人处征集到不少虚斋得意藏奔。
上世纪60年代，庞莱臣之孙庞增和，向两个地方捐赠书画和文物：一处是1959年和1962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古画一百三十七件；其后，文博前辈钱镛先生(吴湖帆外甥女婿，梅景书屋入室弟子)动员他向苏州博物馆捐赠一些藏品，庞增和先生回说书画只剩下了些“垃圾货”。钱镛先生为了增加馆藏文物便把所谓的“一堆垃圾货”全端回了苏州博物馆，然后一件一件审视，终于从中发现了这件唐寅真迹《灌木丛篠图轴》(见下页图)。这件真迹在苏州博物馆所藏的多幅唐寅绘画作品中是第一流的，自然也是全国一级文物。此图画风与烟台市博物馆藏《灌木丛篁图》轴十分接近，虽无款印，但可定为唐寅之作。
上世纪60年代苏州“文革”期间，庞增和一家遭受冲击，字画藏品被抄没，1976年“文革”结束后国家落实政策，苏州博物馆将当时查抄的物件发还，文博前辈王慧翔先生当时就参与了抄家物资的发还工作，据王老回忆，庞增和一家被查抄的物资主要包括书画、瓷器、鼻烟壶和部分玉器。百余只鼻烟壶为木质锦盒装存、包括料鼻烟壶、玛瑙鼻烟壶、玉鼻烟壶、内画鼻烟壶、画珐琅鼻烟壶等等，件件精美绝伦，可能是庞莱臣晚年案头清玩之物。后来这批珍贵的鼻烟壶被苏州文物商店争购去，想来也落了个好归宿。令王老记忆犹新的是当时送回的一只珐琅彩瓷碗，釉色莹润，胎质细腻，一时间令在场的所有专家拿捏不定，当时的文博先辈张永昌先生想起故宫藏有一件一模一样的珐琅彩瓷，可能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带着宝贝回了北京。当两件珐琅彩瓷放在起仔细比对时，张先生终于发现了不同之处，认定非同时期所做，应为高人后仿之作。于是送回苏州交还博物馆，后转交庞增和一家。多年过后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件珐琅彩瓷碗在香港拍出几百万的高价，令人揶揄不已。
最后苏州博物馆通过沟通与协商，与庞增和一家达成初步捐赠意向，庞增和最终将这批藏品分别于1978年阳1979年部分捐赠给了苏州博物馆。包括明陆治《唐人诗意图册》、明沈周《花鸟册》、清王原祁《仿赵大年江乡春晓图》、清王犟《山水图册》、清王鉴《虞山十景图册》、清恽寿平《山水花卉图册》等在内的一批明清珍迹。
其中1978年庞增和捐献的钧窑鼓钉洗又是苏州博物馆一件至宝(见图)。这件北宋钧窑瓷器——鼓钉三足圆洗，在宋代为皇帝御用珍品，民间不得拥有。据记载，宋代烧造专供宫廷用瓷的官窑设在钧台。宋徽宗将钧瓷列为御用珍品，每年只准生产三十六件，多数为陈设瓷，册封为“神钧宝瓷”，弥足珍贵。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匠师四散，钧窑技术逐渐失传。此洗高9.2厘米，口径23.9厘米，底径17.5厘米。大口平沿，弧形腹，器身作鼓式，下承三如意形扁足。外口沿及腹部分别饰鼓钉纹及弦纹，口沿处鼓钉22枚，腹部18枚，洗底刷酱色釉，并刻有“一”字，是同类器型中最大的一种。
自此，庞莱臣这位收藏大家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宽慰，其所藏的文玩精品终于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归宿，世人也有机会一睹庞莱臣的虚斋收藏巨制。
儒商实业家吝宝不吝财
庞元济(1864－1949年)，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人(今湖州)。其祖先因经商自安徽迁来，卒成湖州南浔镇上“四象”之一的美誉和地位。当地人形象地以动物形体来表明这些富户阶层的财产，称之为“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象”是指拥有财产百万两以上的豪富，50万两至百万两的称为“牛”，而30万两至50万两的称为“狗”。在被称为“象”的刘、张、庞、顾四家，以及被称为“牛”的邢、周、邱、陈、金、张、梅、蒋八家，估算其财产总额应在6000万两至8000万两白银之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当年清政府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区区7000万两，称这些南浔的商贾豪门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丝商群体丝毫不为过。出身于南浔头等富户的庞莱臣可谓是咬着金汤勺而呱呱落地的，他继承家族经商传统，在杭州、上海、苏州、南浔、绍兴等地先后开设缫丝厂、纱厂、纸厂、米行、酱油坊、酒坊、中药铺、典当行、钱庄等等，成为富甲方的大实业家。
纵观庞莱臣一生之功劳除兴办实业之外，他的书画文物收藏同样闻名遐迩。但庞莱臣不是以职业画家或政治家而兼收藏家的，其人以商人身份而做收藏家，与明代嘉兴项元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很难想象，他是如何一边应付忙碌繁重的事务，一边潜游于浩浩书画之海的。这完全是两个世界：一边是实业办厂，竞争激烈，危机四伏，祸福无常；一边却是明月清风，古色古香，天马行空，精鹜九刃，神游八极。如果说商界厂务只是一种被动性的生存手段；那么，一张古画法帖，经过庞莱臣小心翼翼地求证和梳理，渐渐地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而博大精深的经典藏籍，也在他的笔下折射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韵，也许这就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吧。
庞莱臣自称“嗜画入骨。每遇名迹，不惜重资求购”。据传，一次庞莱臣做东与吴湖帆等上海书画家在酒肆聚会。吴湖帆乃名噪一时的书画家、文物鉴藏家，还是位美食品尝家。席间推杯换盏之际，吴湖帆眼尖，发现有一落拓文人腋下夹画从窗外屋檐下匆匆而过，吴立刻起身出门叫住那人。打开那人的卷轴看，立刻被眼前熟悉的笔墨气韵所吸引，此画就是久负盛名的元代名作“十七笔兰”(相传仅用十七笔画就的兰花图)。于是，吴湖帆当场掏出500元银票买下。
就在席间众人纷纷晾叹吴湖帆“慧眼识真品”时，庞莱臣心里不由暗暗叫苦，因为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所藏的“十七笔兰”乃是赝品。宴席结束，庞莱臣力求吴湖帆将刚买的兰花图转卖于他。吴湖帆当然不肯轻易答应，天下怎有此等美事，庞于是出价两倍，吴依旧不允。庞却一定要收为己有，而且“价不变”。吴湖帆碍于人情执拗不过，无奈之下只好割爱，“看在你请客的份儿上，就成全你吧”。这样执著甚至不择手段地购买名画，是因为庞莱臣心气极高，一般藏品不屑入目，“往往于数百幅中选择不过二三幅”。然而，对货真价实之物，则重金不吝。这让人想到了同时期的另一位大藏家钱镜塘，他曾以十六根金条从朋友处购得清王石谷《陈元龙竹屿垂钓图》，后慷慨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在心爱的书画艺术品面前都是不吝惜金钱的，钱镜塘先生是如此、张伯驹先生是如此、吴湖帆先生是如此、庞莱臣也是如此，此种精神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吴湖帆也曾经评价庞莱臣之庋藏，一生有幸目睹十之六七，宋元书画精妙绝伦，数量之巨鲜有人相抗。比之顾氏过云楼之古画法帖，各具特色，吴湖帆曾与顾氏后人常在怡园雅集，品茗谈艺之间也曾观赏过云楼书画十之四五，顾氏也只能以沈、唐、文、仇；“四王”、吴、恽而著称于世。论宋元书画及庋藏，庞氏可谓当时之巨擘。吴湖帆高徒、已故旅美收藏家王季迁曾说庞“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可数千件”。
庞莱臣自幼嗜画，年未弱冠即喜购乾嘉时人手迹，并刻意临摹，其父高兴之至并称：“此子不愁无饭吃矣。”自古至今，成为成功的鉴藏家，必须具备三项条件：天时机遇、过人法眼、雄厚财力，三者互为掣肘而缺一不可，而这三条庞莱臣都幸运地具备了。
乱世聚宝，而难逃流散宿命
庞莱臣所生活的晚清民国时代，时局动荡，但对书画收藏来说倒也是一次良机，满清的遗老遗少甚至商贾贵胄，因不堪颠沛流离与生活窘迫常靠典当变卖以救一时之急，名迹真品沦落江湖。庞莱臣此时却以其雄厚的财力为支撑，在一段并不漫长的日子里就收集了诸多历代珍迹，在这最是红尘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二三流收藏家是难以相比肩的。《虚斋名画录》自序道出：“……先渐及国初，由国初而至前明，由明而元而宋，上至五代、李唐，循序而进，未尝躇等。每遇名迹，不惜重资购求，南北收藏，如吴门汪氏、顾氏，锡山秦氏，中洲李氏，莱阳孙氏……同里顾氏诸旧家……”其收购来源，地区广远，涉及南北众多藏家。由于庞莱臣之广收博采，《虚斋名画续录》中就曾记载：“比年各直省故家名族因遭丧乱，避地来沪，往往出其所藏，其间凡画法之精粗，设色之明暗，纸本绢之新旧，题跋之真赝，时移代易，面目各自不同。”庞氏靠自己的眼光和能力，分辨鉴定之，“靡不惟日孜孜潜心考索，稍有疑窦，宁慎勿滥，往往于数百幅中选择不过二三幅，积储二十余年”，“则凡历代有名大家，盖于是略备焉”。与许多古代收藏家一样，庞莱臣也将自己的收藏玺印钤盖在他所庋藏过的书画上，这无疑是在鉴定过程中参考的一帧防伪标签。在解放前，但凡有“虚斋审定”等钤印过的字画，西洋人和东洋人皆出重金争购，这在旧社会就是行家掌过眼的无异议的真品，而在今天赝品混迹之时，也能起到很好的参照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庞莱臣和其他市井仕人一样，害十白日本人攻破城池，将手头这批珍贵的书画抢夺了去，于是庞莱臣与庞氏族人商议，临时决定避祸上海租界。庞莱臣携带家眷并亲自运送书画怕多有不便，又十分冒险。为了路途的安全，庞莱臣从南浔坐船走水路，并亲自押运书画；庞莱臣之妻带两个儿子走陆路分开来。不料逃难时，一个妇道人家由于路线不熟给走失了，一连几个星期都不曾有消息。庞莱臣在上海落脚后，得知妻儿离散的消息急得彻夜难眠，辗转反侧，连饭也吃不下，托人四处打听，最后总算在浙江乌镇找到了妻儿老小，异乡团圆，不免感伤，所幸珍藏书画也顺利转移到上海，虚惊一场。
此时为古稀之年的庞莱臣早已不再经营实业活动，而是专门从事书画清玩等文物的鉴藏和编订之雅事。曾刊印过五部藏品图录，即《虚斋名画录》(十六卷)、《虚斋名画续录》(四卷)、《中华历代名画记》(此册为191 5年庞莱臣为参加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所印的参展目录)、《历朝名画共赏集》和《名 笔集胜》，刊录其精品藏画900余幅，古今名迹琳琅满目，令观者叹为观止。
庞莱臣虚斋的藏奔最终无法摆脱流散的命运。1943年，庞莱臣立下遗嘱：“书画各件余积五十年之收藏，原来为数甚多，分置浔苏沪三地住宅之内。民国廿六年中日战事发生后，浔苏沦陷，劫后检查十去七八。综余生心血精神所寄，遭此损失，思之痛心。虽于战后稍为陆续补购，然为数甚微。平日复为充慈善等事估去者亦不在少数。今将所存各件悉数赠与秉礼、增和、增祥三人。惟此项物品为余生平酷嗜，并为娱老之计。在余生前应仍置余手头以供清玩。如在余生前再有购进者，则亦一起归入即系赠与之品，不再另外分置。”从遗嘱上看，庞莱臣所收藏的历代书画分别由儿子庞秉礼、孙子庞增和与庞增祥继承了下来。
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此时留在大陆的收藏家都需要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一部分收藏家如张大干登机飞往台湾，王季迁转站去了美国，他们的收藏也随之漂洋过海散落四方。从现在的角度看，张大干家眷众多，平日里挥金如土，加之新中国的婚姻制度，张大干本人是会对其有所顾忌的，但大部分的有识之士如吴湖帆、叶恭绰等人还是选择了留在故地，他们的藏品也随之留在了祖国。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庞莱臣撒手人寰，过世西去。庞家内部如盘散沙顿时乱象丛生。据庞莱臣后人庞叔龄给南京博物院写的书画回忆录曾这样描述：“1949年曾祖父过世后，家里面比较乱，在全国将要解放前夕，侄子庞秉礼(庞莱臣之嗣子)因是孙立人的秘书，他来动员曾祖母要全家搬迁台湾，当时书画已经全部装箱，部队的军车也联系好了。最后天曾祖母、父亲还有一个叫沈哲明的总管(“文革”期间去世)一起商量。最终认为去台湾不合适，孤儿寡母的在台湾定很难保存好曾祖父这一辈子的心血，他们仍旧感到庞家的根在中国，在江浙。也许这也是庞氏家族冥冥之中对祖国的理解吧……”庞莱臣的这些珍秘书画如果当时真的和故宫的几十万箱文物一起去了台湾，今天要研究观看这批珍贵的画作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建国前，庞莱臣的部分藏品已经由其外甥张静江、张弁群(南浔四象之一张家后人)通过境外渠道流散海外。不免留有一丝遗憾。张静江乃国民政府要员，又是庞莱臣之外甥，自然有机会接触“虚斋”的藏画。这些名迹主要流散到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记第特洛美术馆等机构与组织。如唐阎立本《进谏图》、唐韩斡《呈马图》、唐周昉《村姬擘阮图》、唐戴嵩《斗牛图》、五代王道求《弗林狮子图》、五代赵驸马《神骏图》(赵文敏书合璧)、五代董北苑《夏山图》、五代巨然《流水宋风图》、《江村归棹图》、五代张勘《人马图》、郭熙《溪山秋霁图》、《终南积雪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山水图》、《双鹑图》、宋李咸熙《寒林采芝图》、宋米芾《云山草宅图》、宋苏轼《凤尾竹图》、宋李嵩《画鬼图卷》李山《风雪杉松图》、龚开《中山出游图》、钱选《来禽栀子图》、吴镇《渔父图》、王冕《墨梅图》、沈周《江村渔乐图》、唐寅《梦仙草堂图》、史忠《晴雪图》等流入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钱选《草虫图》1929年流入美国底特律记第特洛美术馆，董其昌《仿古山水》流入美国纳尔逊美术馆，王原祁《仿倪瓒设色山水》流入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等等。
唐寅巨制，钧瓷名品落户苏博
新中国成立后，虚斋藏品已没有流出去的可能性了，国家积极重视这些文化遗产，并着手向知名藏家及他们的后人征集藏品。庞莱臣去世后，留下来的大量古代书画、瓷器、杂件、古籍善本如何处理，成为了各方面关注的焦点。1951年文博前辈谢稚柳受上海文管会许森玉委托，先后两次从庞秉礼处征购了一批如钱选《浮玉山居图》、戴进《仿燕文贵山水图》等几十件历代名迹。1952年12月，庞维谨、庞增和、庞增祥将一批文物捐赠上海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是宋人朱克柔的缂丝《莲塘乳鸭图》，朱克柔的这件缂丝作品《莲塘乳鸭图》遂被视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精品之一。而南京博物院也在此时委托上海文管会从庞氏后人处征集购买了一部分虚斋庋藏。1958年至1963年，庞增和又将他所得藏品一部分(一百三十七件)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包括北宋赵佶《鸲鹆图》、元黄公望《富春大岭图》、明沈周《东庄图册》在内的绝对精品。同时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也从庞氏后人处征集到不少虚斋得意藏奔。
上世纪60年代，庞莱臣之孙庞增和，向两个地方捐赠书画和文物：一处是1959年和1962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古画一百三十七件；其后，文博前辈钱镛先生(吴湖帆外甥女婿，梅景书屋入室弟子)动员他向苏州博物馆捐赠一些藏品，庞增和先生回说书画只剩下了些“垃圾货”。钱镛先生为了增加馆藏文物便把所谓的“一堆垃圾货”全端回了苏州博物馆，然后一件一件审视，终于从中发现了这件唐寅真迹《灌木丛篠图轴》(见下页图)。这件真迹在苏州博物馆所藏的多幅唐寅绘画作品中是第一流的，自然也是全国一级文物。此图画风与烟台市博物馆藏《灌木丛篁图》轴十分接近，虽无款印，但可定为唐寅之作。
上世纪60年代苏州“文革”期间，庞增和一家遭受冲击，字画藏品被抄没，1976年“文革”结束后国家落实政策，苏州博物馆将当时查抄的物件发还，文博前辈王慧翔先生当时就参与了抄家物资的发还工作，据王老回忆，庞增和一家被查抄的物资主要包括书画、瓷器、鼻烟壶和部分玉器。百余只鼻烟壶为木质锦盒装存、包括料鼻烟壶、玛瑙鼻烟壶、玉鼻烟壶、内画鼻烟壶、画珐琅鼻烟壶等等，件件精美绝伦，可能是庞莱臣晚年案头清玩之物。后来这批珍贵的鼻烟壶被苏州文物商店争购去，想来也落了个好归宿。令王老记忆犹新的是当时送回的一只珐琅彩瓷碗，釉色莹润，胎质细腻，一时间令在场的所有专家拿捏不定，当时的文博先辈张永昌先生想起故宫藏有一件一模一样的珐琅彩瓷，可能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带着宝贝回了北京。当两件珐琅彩瓷放在起仔细比对时，张先生终于发现了不同之处，认定非同时期所做，应为高人后仿之作。于是送回苏州交还博物馆，后转交庞增和一家。多年过后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件珐琅彩瓷碗在香港拍出几百万的高价，令人揶揄不已。
最后苏州博物馆通过沟通与协商，与庞增和一家达成初步捐赠意向，庞增和最终将这批藏品分别于1978年阳1979年部分捐赠给了苏州博物馆。包括明陆治《唐人诗意图册》、明沈周《花鸟册》、清王原祁《仿赵大年江乡春晓图》、清王犟《山水图册》、清王鉴《虞山十景图册》、清恽寿平《山水花卉图册》等在内的一批明清珍迹。
其中1978年庞增和捐献的钧窑鼓钉洗又是苏州博物馆一件至宝(见图)。这件北宋钧窑瓷器——鼓钉三足圆洗，在宋代为皇帝御用珍品，民间不得拥有。据记载，宋代烧造专供宫廷用瓷的官窑设在钧台。宋徽宗将钧瓷列为御用珍品，每年只准生产三十六件，多数为陈设瓷，册封为“神钧宝瓷”，弥足珍贵。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匠师四散，钧窑技术逐渐失传。此洗高9.2厘米，口径23.9厘米，底径17.5厘米。大口平沿，弧形腹，器身作鼓式，下承三如意形扁足。外口沿及腹部分别饰鼓钉纹及弦纹，口沿处鼓钉22枚，腹部18枚，洗底刷酱色釉，并刻有“一”字，是同类器型中最大的一种。
自此，庞莱臣这位收藏大家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宽慰，其所藏的文玩精品终于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归宿，世人也有机会一睹庞莱臣的虚斋收藏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