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胡蝶在1946年告别了重庆，回到上海。
　　战后的上海，让胡蝶产生了劫后沧桑的感觉。戴笠的突然死亡使胡蝶摆脱了噩梦般的生活，对这段经历，胡蝶不仅不愿提起，而且根本就否定它的存在。
　　胡蝶和潘有声在1946年3月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恢复了往昔的恩爱关系。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胡蝶一家又迁居香港。到香港后，潘有声和胡蝶立即重开商务活动，筹办了兴华洋行，其中一项主要业务就是经营“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赢得顾客，打开销路，宣传这一产品，胡蝶倾入了全力，她与潘有声一起频繁来往于南洋各地的展销会和洽谈会，参加各种商业应酬。业务很有起色，生意十分红火。
　　“二战”期间，香港沦陷，香港影人坚决拒绝与日寇合作，电影业停滞不前。战后，电影业又重新繁盛起来。胡蝶抵港不久，新成立的大中华影业公司向胡蝶发出拍片邀请时，胡蝶不由怦然心动，尽管她意识到自己已难现昔日辉煌，但拍片的魅力又是那样令胡蝶难以抗拒。
　　潘有声支持胡蝶重上银幕，胡蝶非常高兴，于是愉快地接受了影业公司的邀请。
　　胡蝶与潘有声自1946年赴港后度过五六年的光景，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忙着他们的事业。胡蝶曾说过：“我和有声虽然辛苦，但也享受着夫唱妇随、同甘共苦、怡然自得的日子。”的确，这是胡蝶成名以来，生活得最为悠闲的日子。胡蝶觉得自己越来越离不开潘有声了，过去的奋斗、光荣、磨难和屈辱均已过去，今后的日子她要努力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然而，1952年，潘有声时常感到身体不适，胃口慢慢变差，经常伴随着上腹部的隐隐疼痛。起初胡蝶未太在意，但眼看着丈夫日见清瘦，胡蝶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于是就陪着潘有声去了医院。医生对潘有声做了详细的检查和化验之后，单独约见了胡蝶，告诉她，潘有声患的是肝癌，而且确诊时已到了晚期。胡蝶几乎晕厥。
　　在潘有声住院的日子里，胡蝶的心灵备受折磨。这是胡蝶一生中精神上最痛苦的日子。潘有声的真正病情，她一直瞒着他，每去医院探望都装出轻松的样子，还和他计划病愈后去欧洲游玩疗养。她想用爱创造奇迹，留住潘有声的生命，然而死神依然那么残酷……
　　这天，胡蝶握着丈夫的手，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冰凉……她像失去了知觉一般，木木地呆住了。孩子们扶着她走出病房，她没有放声痛哭，只是任泪水不断地从眼眶里涌出。恍惚中，她仿佛看见潘有声在向她招手，他似乎只是要出趟远门，很快就会回来……但是，潘有声永远不会回来了。过了几天，她整理潘有声遗物，在一件衣服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虽然你一直竭尽全力地瞒着我，但我早在你带着红肿的眼睛从医生办公室回来的那一天就猜出了一切。这么多天来，我也像你一样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我不愿伤你的心，让你失望，一如你想在我的脸上看到希望，看到信心的那种心情一样。人生自古谁无死？当你读到我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只希望你不要太难过。我潘有声今生今世能够与你相亲相伴几十年，已经非常满足了。唯一遗憾的是，这一切来得稍微早了一些。我这辈子是一个没有太大出息的男人，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幸福……”
　　潘有声的去世，给胡蝶精神上带来很大打击，她再也无心继续经商，把与潘有声呕心沥血共同创建的兴华洋行和热水瓶厂盘给了他人，也结束了公司的业务。
　　胡蝶这一生的两个最爱，一个是潘有声，一个是电影。丈夫先她而去，使她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和悲哀，对电影的思念一日浓似一日。此时，恰好邵氏公司向胡蝶发出了重返银海的遨请，于是，“半是为了经济的原因，半也是为了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电影事业上”，胡蝶欣然应约。胡蝶以一颗平常心重返影坛，在拍摄中找回了自己，又重新接上了和观众断了多年的联系，在她年过半百之后，重新铸就了一段辉煌。
　　（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民国影后：胡蝶》 编者：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