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走窑汉》开始，刘庆邦已经写了百余篇短篇小说，其中《梅妞放羊》《鞋》等文章被广为传阅，为他赢得了“短篇王”的称号。刘庆邦以农民的身份在河南沈丘的农村生活了19年，然后进煤矿成为一名普通矿工。由于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他写作的题材也相对集中在乡土和矿区两个类型。他把目光聚焦在农民和矿工这些底层人身上，冷静地描绘城镇化进程中他们平淡生活的苦乐酸甜，挖掘他们的内在灵魂。刘庆邦说：“好的小说主要是由细节组成的，我们写小说，功夫也在于写细节。只有把细节选好，写好，人物才会有血有肉，有温度，有呼吸，有情感，有个性，才会立得起来，并流传开去。”《摸刀》就是这样一篇以小见大的佳作。
　　 《摸刀》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普安庄农民普同庆为了协助警察调查其同乡普同生的杀兄命案，到水塘里寻找行凶工具，最后却摸出了一具无名女尸。整个文本围绕摸刀这一个动作展开，如果只是写村民摸到刀子凯旋而归，这个文本就太乏味了。刘庆邦是讲故事的高手，他荡开一笔，穿插着描述了池塘的由来，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摸刀过程中的种种状况，各个环节丝丝相扣，在制造悬念的同时，也引起了读者浓厚的阅读期待。在这个文本里，存在着一个“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警察和村长来到池塘边，看普同庆摸刀子，普同庆本来很快就找到了，却迟迟不抛上岸来，他寻思着村子里好久没有什么乐子了，想等村民都来看看热闹，果不其然，大家得到消息都来了，“这种几近倾庄出动的样子，很像十月十五到镇上赶庙会，听大戏”，他们来看警察，看凶手，也看摸刀。而为了制造摸刀的悬念和笑料，普同庆不时地向岸上扔一些诸如破碗片和小鲫鱼的小杂件，围观的群众惊呼之余，看与被看的人心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鲁迅的“看客”系列里，看客的身上隐喻着国民性中阴暗的那一部分，在这里，大家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期待生活中出现一些意外的刺激，他们不关心凶杀，凶器能不能找到也没有关系，能聚在一起看一场难得的盛大演出，这一天就变得有滋味了。
　　 刘庆邦给自己的职业定位是：“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摸刀》里，农村里走出去的农民工已经散落在城镇的各个角落里了，他们挥汗如雨，为城市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作者不经意地回过头来审视乡村，发现入眼的竟是一片凋敝荒芜的景象。就拿池塘为例，普同庆在池塘里摸刀，“塘水有些污浊，发黑，看不到塘底”，不仅如此，池水散发出来的气息也令人掩鼻，“他想毒气弹的味道也不过如此”，尽言其臭。作者写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跳出文本，深情地简单回顾了这块土地的变化：“庄稼地；砖窑场；养鱼塘；垃圾坑；化粪池”。从这一潭死水出发，影射的是中国大部分乡村从田园牧歌向破败肮脏的转变过程。村庄里的青壮年绝大部分去了大都市谋生，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固守着，乡村城镇化的政策在短时间内剧烈地摧毁了农耕文明的根基，这块热土在耕种几千年之后，由于不思保护，经过十余年的过度使用，变成一个污染严重藏污纳垢的水池。刘庆邦自己说过：“我们在现实中很少看到美好的东西，理想的东西，所见所闻，往往是一些欲望化了的糟糕的东西，甚至是污浊和丑恶的东西。”在《摸刀》中也体现了他这种“审丑”的艺术特色。和自然环境一起变得幽暗衰微的，还有留守村民的心灵世界。村民来看摸刀，纯粹是为了看热闹，至于普同辉的娘的愤怒和无助，失去唯一的儿子之后的晚年生活如何度过，这些都没人关心。普同庆和村长把这起杀人事件当作一次表演的机会，而普同生谋杀理由竟然只是没钱回家过年，心生嫉妒而已，村民们内心深处的残酷和冷漠可见一斑。
　　 可见，这篇小说表面上是在津津有味地讲故事，但是其本质落脚点还在于揭露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中存在的环境恶化、人性幽暗的残酷现实，与他的《遍地白花》中乡村古朴美丽的意境简直有天壤之别，但二者并不矛盾，它们共同构成了刘庆邦短篇小说的两个母题。残破的乡村里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俗话说：“爱之深恨之切”，鲁迅写“看客”的麻木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刘庆邦的出发点也在于唤起人们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关注，从而改变这一现状，让一潭死水的“池塘”重新恢复到清澈见底的往昔，才算是尽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
　　
　　陈青山，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