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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跃的生长点。它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探索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本文从“人与自然”这一特定的视角,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积极成分,探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思想的延伸和创新,分析其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社会;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中,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的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跃的生长点[1]。它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探索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其基本出发点是用生态理论去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企图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2]”。虽然有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性质”,但其积极成分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从“人与自然”这一特定的视角,探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思想的延伸和创新,分析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
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人作为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看作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的现实基础。人只有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人才能生存和发展。人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运动规律,才能获得预期效果。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界或摆脱自然界运动规律的制约而自由自在的独立活动。这就是人在自然方面的制约性和受动性。人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但人又具有意识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能正确地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他“是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3]”。因此,人既是一个受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一个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的制约性和受动性,表明了人受到自然界的规定,而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又表明了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人的自由取决于人类自己的实践创造。因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就表现为:一方面,人必须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在自然面前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是通过人的实践体现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人与环境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人类获得一定自由的标志,人类面临的困境又说明对自然获得的自由只是一定范围和层次的自由,相对于无限广阔的自然界来说,这种自由是极其有限的。由于人们每次成功的实践活动,在实现着由必然向自由转化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发生着由必然转化而来的自由重新向必然转化,所以,必然性王国会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而不断扩大。“这个自然必然性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4]”。因此,随着人们对自然界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自然界对人的制约性也越强,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越大。人与自然之间必然与自由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表现为,人认识和改造自然,自然报复人类;人类总结经验,发展科技,再认识和改造自然,自然界又在新的领域以新的方式报复人类;人类再总结经验发展科技,再认识改造自然……,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推向更新更高的阶段。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思想的延伸和创新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理论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新的结合点,通过对生态危机的动因分析,得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终可以克服生态危机的结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生态学的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观念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概念,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联系,以此扬弃“技术决定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样一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两个向度上扬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欧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以生态学的自然与人类史相互作用的观念扬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自然概念,以自然的极限呈现自然的极限,强调对于人的制约性和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在理论体系上,打破了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创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论。另一方面,以自然异化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把生态学与政治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自然和政治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这就把欧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社会形态的封闭体系中解放出来,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同时这两个向度的批判,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构建起新的、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5]。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根源,揭示了生态问题包含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6] 。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对外扩张式的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作为动力导致资源不断的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丛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7]” 。并在基础上指出了改变“控制自然”、反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观念等措施来改变全球化时代的生态危机,以此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延伸和创新,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出现大气环境污染水平严重,酸雨污染突出,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受酸雨影响,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日益突出。全国沙漠和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危机已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严重障碍 。解决生态危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党和人民关注的焦点、热点和难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明确提出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 的执政理念。采取一系列对策,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依法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工程,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加快环境科技创新,加强污染专项整治,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重点搞好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价格政策,建立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和补偿机制,强化企业和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严格环境执法,加强环境监测,定期公布环境状况信息,严肃处罚违法行为[8]。由此可见,“生态文明” 的执政理念在转化实践行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无疑是对我国当前生态危机的及时正确回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要义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环境是人类发展生产的物质基础,只有人与自然和谐了,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生产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空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在工业时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发展的问题。” 他们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出于对最高利润的追求而肆无的开发和掠夺自然,自然被当作控制和统治的对象,主张关爱生存环境,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一种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的关系。为达到此目的,首先要节约利用自然资源,其次要发展资源替代,包括生产中的替代和消费中的替代,最后还要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减少原料的消耗和废物的产生,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因此,我们必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尊重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优化经济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科学、合理、综合、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补偿制度,利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现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自然持续供应前提下的生产力持续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还能引发人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一系列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有助于人们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人与自然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拥有之义,树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将促进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充实和完善,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因此,学习和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的相关理论,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第1页。
[2]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第2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2卷,1969年版,第16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卷,1974年版,第926页。
[5]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第9页。
[6]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第87页。
[7]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20页。
[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www.news.xinhuanet, 2008年10月13日下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社会;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中,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的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跃的生长点[1]。它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探索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其基本出发点是用生态理论去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企图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2]”。虽然有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性质”,但其积极成分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从“人与自然”这一特定的视角,探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思想的延伸和创新,分析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
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人作为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看作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的现实基础。人只有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人才能生存和发展。人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运动规律,才能获得预期效果。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界或摆脱自然界运动规律的制约而自由自在的独立活动。这就是人在自然方面的制约性和受动性。人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但人又具有意识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能正确地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他“是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3]”。因此,人既是一个受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一个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的制约性和受动性,表明了人受到自然界的规定,而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又表明了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人的自由取决于人类自己的实践创造。因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就表现为:一方面,人必须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在自然面前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是通过人的实践体现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人与环境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人类获得一定自由的标志,人类面临的困境又说明对自然获得的自由只是一定范围和层次的自由,相对于无限广阔的自然界来说,这种自由是极其有限的。由于人们每次成功的实践活动,在实现着由必然向自由转化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发生着由必然转化而来的自由重新向必然转化,所以,必然性王国会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而不断扩大。“这个自然必然性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4]”。因此,随着人们对自然界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自然界对人的制约性也越强,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越大。人与自然之间必然与自由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表现为,人认识和改造自然,自然报复人类;人类总结经验,发展科技,再认识和改造自然,自然界又在新的领域以新的方式报复人类;人类再总结经验发展科技,再认识改造自然……,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推向更新更高的阶段。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思想的延伸和创新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理论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新的结合点,通过对生态危机的动因分析,得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终可以克服生态危机的结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生态学的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观念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概念,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联系,以此扬弃“技术决定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样一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两个向度上扬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欧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以生态学的自然与人类史相互作用的观念扬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自然概念,以自然的极限呈现自然的极限,强调对于人的制约性和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在理论体系上,打破了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创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论。另一方面,以自然异化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把生态学与政治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自然和政治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这就把欧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社会形态的封闭体系中解放出来,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同时这两个向度的批判,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构建起新的、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5]。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根源,揭示了生态问题包含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6] 。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对外扩张式的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作为动力导致资源不断的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丛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7]” 。并在基础上指出了改变“控制自然”、反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观念等措施来改变全球化时代的生态危机,以此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延伸和创新,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出现大气环境污染水平严重,酸雨污染突出,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受酸雨影响,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日益突出。全国沙漠和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危机已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严重障碍 。解决生态危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党和人民关注的焦点、热点和难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明确提出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 的执政理念。采取一系列对策,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依法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工程,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加快环境科技创新,加强污染专项整治,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重点搞好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价格政策,建立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和补偿机制,强化企业和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严格环境执法,加强环境监测,定期公布环境状况信息,严肃处罚违法行为[8]。由此可见,“生态文明” 的执政理念在转化实践行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无疑是对我国当前生态危机的及时正确回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要义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环境是人类发展生产的物质基础,只有人与自然和谐了,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生产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空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在工业时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发展的问题。” 他们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出于对最高利润的追求而肆无的开发和掠夺自然,自然被当作控制和统治的对象,主张关爱生存环境,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一种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的关系。为达到此目的,首先要节约利用自然资源,其次要发展资源替代,包括生产中的替代和消费中的替代,最后还要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减少原料的消耗和废物的产生,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因此,我们必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尊重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优化经济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科学、合理、综合、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补偿制度,利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现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自然持续供应前提下的生产力持续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还能引发人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一系列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有助于人们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人与自然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拥有之义,树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将促进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充实和完善,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因此,学习和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的相关理论,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第1页。
[2]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第2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2卷,1969年版,第16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卷,1974年版,第926页。
[5]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第9页。
[6]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第87页。
[7]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20页。
[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www.news.xinhuanet, 2008年10月13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