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的序幕。日寇的铁蹄践踏了神州大地，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之中。北平、天津告急！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战火中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告急，长沙震动！面对华北沦陷、中原动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之势，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上课。三校各有光荣历史和优良校风，联大融合了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弘扬了三校的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互相尊重，患难与共。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之地，故联大师资阵容强大，且各有所长，造诣良深。诚如梅贻琦先生所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确，联大没有大楼，却有大师，群贤毕集，联大教授多为一代宗师和文坛泰斗。
　　当时的联大，校舍简陋得出奇，条件艰苦得惊人，校舍是靠东租西借而来，分散在城内和郊外。1939年在大西门外买到120亩荒坟地重建的新校舍（今云南师大校址），全是泥地土坯墙、木格窗的平房。除图书馆是瓦顶外，教室是铁皮屋顶，宿舍则是草顶。新宿舍由梁思成设计，但因经费严重不敷，建筑大师也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教室里热天犹如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雨天铁皮屋顶叮当作响，教师讲课要大声喊叫，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教师们的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由于物价飞涨，生活负担更重，不少教授连粗茶淡饭都难以为继，为养家糊口而奔波，到处兼课。据王力先生当时的记述，抗战前，教授的地位也常能与方面之权要乃至更高的官员分庭抗礼。关于薪金高呢，正薪四百至六百元，比国府委员的薪金只差两百元，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一两百元不等，而到了1943年教授的薪水仅相当于战前的8元，等于削减了原来的98%。王力在昆明郊外的龙头村（又名龙泉镇）赁房居住，“房子既小且陋，楼上楼下四间房子，总面积不到20平米，真是所谓‘斗室’。土墙有一条裂缝，我日夜担心房子倒塌下来。” 生活逼得王力在语言学家之外还成了一个散文家，这位专治语言学的教授此时为了糊口，不得不动手写小品文，所以他把在这里写成的小品文叫做《翁牖剩墨》。
　　但生活的艰难并没减少教授们的生活情趣，沈从文起先自己在临街的楼房租屋一间。由于他脾气好而无家眷，他的这间小屋便成了文艺界的一个沙龙，施蛰存下午无课时总来聊天，杨振声和女儿杨蔚也是常客。后来沈从文家眷尽数奔来，便在北门街与杨振生、刘康甫数家同租了一个院子，并在一起立伙，傅思年、李济之、罗常培时常来蹭饭。金岳霖将自己的宠物大公鸡寄养在这里，一有空袭警报他先奔来救他的鸡。于是，战争年代这样简陋朴素的小院，也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着欢乐。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尽管条件异常艰苦，联大无论是老教授、学者，还是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都不失民族气节，对抗战抱必胜的信心。甘于艰苦，甘于淡泊，严谨治学，著书立说，诲人不倦，执著地为民族培养人才作贡献。茅屋草舍育英才，联大短短的8年时间，共培养了2522名毕业生，加上投笔从戎以及各种原因中途辍学者，进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共达80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
　　这些著名的学者文人，在40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和昆明最下层的人民一道经历着战争与贫困的磨难。他们蓝布长衫，落落大方，以一种共赴国难的高风亮节照亮了整个社会。那时候，小城的富人家都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了，太太们收起了绣花衣服，小姐们则放开被缠的小脚，到学校去念书。而每当联大教授举办讲座，昆明街头的店铺就会收铺板关门，因为老板与伙计都要去听讲。演讲内容，有时是时事，有时是《红楼梦》。讲到国破之痛，台上的教授流泪痛呼，台下的群众一片悲愤。
　　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征。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树起了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最后铭曰：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先来哲。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岁月流逝，人生沧桑并不能磨灭这些珍贵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