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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交织着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动荡时期。革命救亡语境中的大学叙事主要书写了学院知识分子在时代激流中的抉择与担当，他们或走上街头，为民请命；或放下书本，投身抗战；或坚守岗位，弦歌不辍。与“五四”启蒙时期的大学叙事相比，革命救亡年代的大学叙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题材内容从表现自我内心转向注重社会行动，艺术风格从感伤抒情转向深沉悲凉。
关键词：
大学叙事；革命；救亡；抉择；坚守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5-0117-06
大学叙事是大学生活经验的文学表达，主要讲述的是大学人物的故事，同时关注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并由此折射出时代的精神气候。上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交织着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动荡时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迅速上升的民族矛盾使得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时代使命。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小说，大量呈现了学院知识分子在时代激流中的自发奋起和责任担当，他们或走上街头，为民请命，以实际行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或放下书本，投身抗战，在烽火硝烟中躬行践履；或身在校园，心系天下，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执着坚守，教书育人，弦歌不辍。当然，在骤风暴雨般的乱世之秋，作家们也不乏把批判的目光投向各类大学人物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如钱钟书的《围城》、老舍的《赵子曰》、叶圣陶的《英文教授》、许地山的《三博士》、万迪鹤的《中国大学生日记》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析学院知识分子在时代激流中的责任担当，后者则另文探讨。
一十字街头的革命抉择
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文化启蒙”转向“革命救亡”的历史转换时期，胡也频、丁玲、柔石等左翼作家分别在小说中描述了大学人物从“学院书斋”走向“十字街头”的心路历程和革命抉择。在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通过北大经济学教授刘希坚和女大学生白华之间的政治分歧、爱情纠葛以及最终转变，小说反映了大学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思想转变和革命抉择。小说中，具有坚定信仰的刘希坚从“书斋”走向“街头”，忘我投身革命工作，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热情帮助女友白华从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共同投入革命事业。丁玲的《韦护》则以挚友瞿秋白与王剑虹为原形，描写了S大学教授韦护在革命、爱情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冲突。韦护一方面想在生命的自然需要上，追求爱情，钟情艺术，另一方面他又要站在革命事业的立场，“不希望为这些烦恼，让这些占去他工作的时间，使他怠惰”。“在一个长的激烈的争斗之后，那一些美的、爱情的、温柔的梦幻与希望、享受，均破灭了”，最终革命战胜了爱情，韦护离开了丽嘉，离开了学校，到广州去投身社会革命了。在柔石的《旧时代之死》中，因贫辍学的朱胜瑀在自杀前意识到“一种旧的力压迫他，欺侮他，一种新的力又引诱他，招呼他”。他的同学好友叶伟和李子清则更是从朱胜瑀的悲剧中觉悟到：“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团结你们的血，要联合你们的火，整个地去进攻。”叶伟决定到家乡去办学校，为乡村儿童和农民谋幸福，“将这种社会化的生活，改变一下”。李子清也表示要以朱胜瑀的死为“纪元”，开始“新的有力的生活”，他把分得的家产散发给穷人，自己到法国或俄国去研究政治和社会。
由于外部社会环境和作者思想认识的局限，20年代末，胡也频、丁玲、柔石等人在表现大学人物走向革命十字街头时，明显带有不同程度的“左倾幼稚病”和“革命罗曼蒂克”色彩，对人物从个性解放到社会革命转换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痛苦缺少必要铺垫和深入开掘。如果说朱胜瑀对旧社会的诅咒情有可原，那么叶伟和李子清对集体力量和社会进步的思考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现实依据和叙事逻辑，显然是作者自己的革命思想僭越了小说人物的生活感悟。同样，经济学教授刘希坚和女大学生白华之间因政治信仰导致的爱情纠纷及其后来的弥合升华，也缺乏现实生活基础和情感发展逻辑，更多的是作者革命浪漫想象的投射。丁玲虽然在《韦护》中把她一向擅长刻画女性细腻心理的笔墨挪移到男主人公身上，生动呈现了韦护在革命、爱情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最后韦护放弃爱情的毅然决然还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过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茅盾、沈从文等对大学人物尤其是青年学生在革命抉择过程中思想心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了更为成熟的描写和开掘。巴金小说向来以书写知识分子著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作品大部分都写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是我最熟悉的世界。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写得成功。”[1]（P684）从处女作《灭亡》，到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抗战三部曲”，以及短篇集《沉落》《神·鬼·人》《复仇》等，巴金集中描写了从五四到抗战时期各类大学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抗争、犹疑、痛苦、担当等各种行为表现和精神状态。《灭亡》中，杜大心在上海一个有名的大学读书，因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团体，后来竟然完全抛弃学业，离开学校，“把他底全副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以至于积劳成疾，最终因刺杀军阀未遂，牺牲了生命。《家》虽主要以高公馆为主要生活空间展开，但同时也大量描写了“外专”学生觉慧与同学们一道创办《黎明周报》、散发宣传手册、上街游行请愿等各种进步活动。小说中，主人公觉慧不止是一个封建家庭“幼稚而又大胆的叛徒”，更是一个毅然从校园走上街头的具有“激流”精神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电》中，革命的闪电已经在“漆黑的天空中闪耀”，曾经幼稚的校园进步青年已经成长为街头成熟的革命者。在大学教书的吴仁民已经成为A地革命斗争的核心人物，和大家一道走上街头，参加集会，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死去的太阳》集中描写了T大和東南大学的学生吴养清、程庆芬、高慧民等为了唤醒民众对西方殖民者的同仇敌忾，组织学生和群众进行集会演讲、罢课罢工、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在革命思潮高涨的红色30年代，虽然巴金充满激情地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从校园到街头的革命抉择，也反映了他们在革命活动中的爱情苦恼，但与柔石、胡也频、丁玲等左翼作家不同，巴金大学叙事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但真实记录了“二三十年代一些并未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和情感历程”[2]（P2），与左翼作家的“左倾幼稚病”和“革命罗曼蒂克”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巴金曾坦言：“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3]（P479）），而且因真实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对待人生、爱情、革命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选择，在更广泛的范围获得了青年读者的共鸣。茅盾30年代初创作的反映大学生学潮运动的中篇小说《路》向来不为大家所关注，小说主要描写了进步青年学生与学校反动当局的矛盾斗争，以及在此过程中主人公火薪传与蓉、杜若之间的情感纠葛，揭示了国民党专制下大学教育的腐败和革命低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寻找人生路向时的芜杂状况。小说中，学生们不满学校当局的专制和腐败，成立了两个反抗性组织，一个是设在第四自修室的“秀才派”，主要通过办壁报批评当局，另一个是在第三自修室的“魔王团”，以揭发个人隐私为手段来打击当局。在斗争中，两派一度结成联盟，但后来由于“魔王团”被收买而分化。以总务长荆为代表的学校反动当局，为了维护“本党革命成果”，竭力批评、阻止、破坏学生的反抗运动。虽然学生们的两次反抗都被镇压下去，但正如小说主人公“火薪传”的名字所寓意的，革命之火将生生不息。在小说结尾，火薪传在给父母的信中表示，即使时代给他走的是“一条狭的路”，也要告别家庭和学校，“向前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活路”。虽然小说中大量描写了火薪传、炳、雷、杜若等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行为以及火薪传与蓉、杜若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是与当时其他革命罗曼蒂克小说不同的是，茅盾在此并没有把进步青年的革命与爱情简单地处理成“革命+恋爱”的普罗小说模式，火薪传的爱情取舍一直在资本家小姐蓉和革命者杜若之间摇摆不定，小说始终也没有给青年知识分子指出一条通向光明的“革命之路”。 与具有左翼进步倾向的茅盾、巴金不同，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沈从文在《大小软》里对青年学生从校园到街头的革命行为进行了“另类”处理。作者以略带嘲讽的语调对比式地描写了革命年代两种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伤人逃命、东奔西蹿、神出鬼没煽动革命而终于丢掉脑袋的侄子，和一个讲究打香水、宿娼捧戏子、当小报编辑，成了名‘作家’而回到母校当训育主任的叔父”[4]（P6）。大小软叔侄是四川地主家庭子弟，最初在同一个私立学校读书，分别加入了学校里两个极可笑的學生组织——“君子会”和“棒棒团”。大软加入的“君子会”多是白面书生，注重的是“穿衣戴帽”，养成小绅士资格。小软所在的“棒棒团”则多是军人子弟，平时喜欢寻衅滋事。小软伤人后四处逃窜，参加革命，“物质上虽十分艰窘，精神上倒很壮旺”，最后被捕入狱，绝食而死。大软一面在北大外国文学系读书，一面做风月晚报兼职编辑，成为当地浮华青年心目中的“名人”，毕业后回到母校当训育主任，过着平庸但自觉幸福安宁的生活。虽然小说在题材内容上描写了青年学生在时代风潮影响下的一些所谓的“革命”行动，但显然，这些并不是小说的重心，作者另有表达的思想主旨。小软的革命和牺牲，在作者笔下并没有获得赞赏和同情，而是被当作一个不安分生命在动荡时代的“自作孽”。当然，大软的世俗和平庸更不可能获得作者的认同。正如朱光潜所说：“从题材、作风以及作者对于人物的态度看，《大小阮》在沈先生的作品中似显示转变的倾向。讽刺的成分似在逐渐侵入他素来所特有的广大的同情。”[4]（P6）
二救亡时代的躬身践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战乱频仍的危难时期，“九一八”事变和“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随着东北、华北的相继沦陷，中华民族濒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体同胞动员起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5]（P62）。此前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要务的国民党政府也发出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严正声明”[6]（P62）。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向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学院知识分子毅然放下书本，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小说真实反映了包括爱国师生在内的各类大学人物在救亡时代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躬身践行，保家卫国。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参与救亡运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后方进行文化宣传，唤醒民众，鼓舞士气，进行文化抗战；另一种更直接更积极的方式是奔赴前线，投笔从戎，“直面淋漓的鲜血”。在《尚仲衣教授》中，司马文森描写了尚仲衣教授在抗战救亡中如何从一个“美国式绅士”转变为一个“文化斗士”，同时也展示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屈的苦斗精神”。曾经留学美国的尚仲衣教授抗战前任北京大学教授，虽然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十足美国式绅士”，但是他很爱国，富有正义感。“一二·九”运动中，尚仲衣因声援学生爱国运动而获罪被捕，但在他看来，自己并没有错，“中国人来救中国是正当光明的”。抗战爆发后，“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7]（P2）。尚仲衣南下广西、广东，先后任西大和中大教授。在任职中大教授期间，发起成立“抗战教育实践社”，兼上校领章，成为爱国青年的偶像。在主持“抗教社”工作时，尚仲衣教授已由一个美国式绅士转变成为“一个重实际，肯努力，肯苦干的战时工作者”。他和学员们一起过着战时紧张的集体生活，每天按时起床，早操，讲课，开会，“凡是足以增强抗战力量的工作”，他都愿意做，态度严肃认真，有时工作到通宵不睡。尚仲衣教授是在抗战救亡实践中逐渐成熟的，“他不放松自己每个被教育的机会，但也不放松每个教育人家的机会。工作就是他的生命，生命的存在是为着工作”。小说结尾，被当局以“左倾”理由辞退的尚仲衣教授在去香港的途中遇车祸不幸去世。显然，作者并没有把尚仲衣教授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抗战文化英雄，不仅描写了他最初“美国式绅士”的讲究和孤傲，也没遮蔽他后来在工作中“缺乏敏锐的观察力”，坚持“许多牢不可破的成见和顽固”等缺点。对此，作者说：“我要通过这个活的人，典型的人，来看更广大被迫害觉醒的文化斗士！来反映从抗战开始，到广州武汉撤退后，中国从抗战高潮到走上低潮的这一段历史事实。”[8]（P66）
茅盾的《锻炼》最初以《走上岗位》为题在重庆《文艺先锋》上连载。小说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背景，刻画了一个知难而进、坚毅果敢的大学教授陈克明的形象。陈克明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书。抗战后，学校被划为战区，寄居在朋友家的陈克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与严季真等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团结》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在“朋友”胡清泉的眼里，为民族大义奔走、随时准备付出牺牲的陈克明是“头号傻瓜”，可他却甘于当这种“傻瓜”。他对严洁修说：“我们这一代，恐怕甚至连你们这一代，都是命定了要背十字架的……我们一切都忍耐了，我们宁愿背十字架！我们要对民族的敌人复仇，我们是顾全大局的。艰难困苦，我们来担当，高官厚禄，人家去享受；我们愿意。为什么？为了一致对外抗战，为了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能够做自由的人民。”陈克明的这种为民族大义忍辱负重的责任担当和牺牲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齐同的《新生代》是第一部反映“一二·九”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主人公陈学海从哈尔滨到北平的学习、生活、斗争经历为主线，真实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期间，青年学生反帝抗日的爱国热情和在此过程中的思想转变。“九·一八”事变前，陈学海还只是哈尔滨大学化学系一个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大学生，做着出国留学的美梦。家乡沦陷后，陈学海的留学梦化为泡影，只好奉父命到北平继续求学。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陈学海逐渐抛弃了原来“国防救国”“学生读书”的思想，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真实生动地展示了陈学海从不关心时事到以民族国家为己任的转变历程，细腻地刻画了他在转变过程中的内在心理和外在因由，从而赋予了救亡时代“新生代”人物的独特内涵和典型意义，即在民族危难之际，青年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体生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拥有值得赞美的青春。很显然，《新生代》已经开启了后来《青春之歌》的叙事主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的《色戒》以独特的另类视角，叙写了一群岭大流亡学生在抗战时期组织实施爱国锄奸行动。流亡香港的岭大学生黄磊、欧陽灵文、邝裕民、王佳芝等人策划用美人计，暗杀汉奸易先生。正当一切就绪时，易先生离港，锄奸计划搁浅。后来在地下工作者的支持下，锄奸行动得以继续在上海进行。当然，向来以日常题材开掘人性深度的张爱玲不可能按照革命逻辑讲述一个俗套的锄奸故事。香港部分只是在回忆中简单插叙，主体部分是王佳芝在上海与易先生的情欲纠缠，结果王佳芝在关键时刻“假戏真做”，导致行动失败，一幫热血青年成为阴谋政治的牺牲品。虽然张爱玲在《色戒》中的主要目的是借一个爱国锄奸故事继续开掘特殊环境中的复杂人性主题，但客观上仍然呈现了抗战救亡时代青年学生们不甘沉默、躬身践行的爱国热情。
三乱离岁月的岗位坚守
自“五四”以来，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变奏中，“大学校园里，同样涌动着文化的激流以及政治的漩涡”[9]（P53），现代大学及其所培育的知识分子也因之形成了“学术”与“政治”两种不同的精神传统。前者以学院、书斋为根基，以知识、学术为本位；后者以社会、广场为领地，以政治、革命为志业。然而，究其本质，缘起于西方的现代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理应以自由、独立为原则，以知识、学术为本位。因而，对于“五四”之后蓬勃兴起的学生运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一代学人在肯定学生爱国精神的同时，殷切期望青年学生要注意校园生活，即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呼吁他们不要“牺牲神圣之学术”[10]（P313），不要“抛弃学业、荒废光阴”，“这既不利于青年的精神成长，又不利于教育的深入开展，是动摇国家社会根基的自残行为”[11]。同样，当时的著名政治领袖、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北大校庆二十五周年撰文时，也只字未提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而是强调“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12]。因而，即便是在三四十年代启蒙让位于救亡的乱离岁月，仍然有一大批学院知识分子坚守知识学术岗位，在战火硝烟中弦歌不辍，敬业守则，让民族精神和文化生命薪火相传。
梁启超说：“夫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也。”[13]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承载国民精神与民族生命寄托的动力泉源，学人报国离不开知识学术。鹿桥的《未央歌》以诗意浪漫的笔调描绘了抗战救亡年代，西南联大学生和老师坚守知识学术岗位，弦歌不辍，相濡以沫，砥砺前行的动人篇章。在“前奏曲”中，作者把那段刚刚过去的大学生活比作“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大家“一面热心地憧憬着本国先哲的思想学术，一面又注射着西方的文化，饱享着自由的读书空气，起居弦诵于美丽的昆明及淳厚古朴的昆明人之中”。面对战争的威胁，联大学生们没有丝毫畏惧，仍然以乐观向上的态度致力学业，他们把课堂、试验室和图书馆搬到了“山野和市尘”中。外文系学生在躲警报时默记“法文里不规则动词的变化”，社会系学生因地制宜走访边民部落，地质系和生物系学生就地取材调查实践。那些躺在校园草坪上看书的学生们，“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衣单，忘了无家，也忘了饥肠，确实快乐得和王子一样”。小说中，同学之间的友谊、爱情以及各种校园活动，都无不以知识学术为依凭。刻苦钻研心理学的余孟勤，沉迷生物世界的童孝贤，品学兼优的生物系伍宝笙，聪明勤奋的外文系蔺燕梅，勤于思索的历史系朱石樵，“他们对于用心已经是成了习惯，沾上了一点学术味儿的东西全爱好，所以，大家虽然学的不同，谈起来一样投机”。抗战救亡年代学生们如此砥砺品行，崇尚学术，当然离不开学校、教师的熏陶和引领。在“思想学术自由，尊师重道，友爱亲仁”的联大校风中，思想学术首先得到强调。为了让学生们在战乱中不误学业，学校当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作息时间，在制定战时休学服役办法的同时，告诫同学们救国不忘学业：“你们应该可以安心上完你们最后的一课，直到命令来征调你们走。你们却不可以自己离开了团体。免得最后给你机会求知识时，你不能得到。……那时你便要明白你的知识的责任，不要放弃了自修，而竟始终被当做一个起码的‘人’用了！尽可能维持你的学校生活！”虽然《未央歌》中的联大故事主要以学生为主体，但小说中也描写了金先生、陆先生、顾先生、赵先生等一批联大教师形象。心理系主任金先生用“人制”来改进新生“行止”，让品学兼优的老生以哥哥姐姐的身份指导新生的学习生活。生物系教授陆先生平时虽与学生谈笑风生，但治学态度认真严谨，对学生考卷严格要求，哪怕一分也丝毫绝不马虎。外文系教授顾先生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畅谈西洋小说，学生们把去顾先生家称为“去耶露撒冷朝圣”。女生宿舍舍监赵先生待同学如女儿，从来没有责骂过。同学们有事她无不尽力帮忙，她的话大家也都肯听。整个南院宿舍总是一团和气，其乐融融。这些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即便是在战乱时期，生活艰苦，居无定所，教无所依，仍然坚守教育岗位，与学生们同舟共济，以自己的才情学识、道德文章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这些都是西南联大在艰苦卓绝的战乱环境中仍然成就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神话”的重要原因。值得提出的是，由于鹿桥是“在学生生活才结束了不久的时候”，想要挽住那行将逝去的“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这种学生身份和怀旧视角使得他在《未央歌》中主要关注的是学生群体，而对教师生活并未很好展开。这种遗憾在半个世纪后宗璞追忆父兄辈的“野葫芦引”系列小说中得到了弥补。战火硝烟中，孟樾、秦巽衡、萧徵、庄卣辰、江昉等联大教授以“士之谔谔”的精神品格坚守岗位，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民族国家培育后备力量，他们坚信：只有学校尚在，才能继续为国家培养新生力量，民族文化就得以传承，国家就不可能灭亡。对学术理想的追求、对民族国家的热忱构成了乱离岁月联大教授群体壮美的人生图景。
诚然，对于乱离时代坚守知识学术岗位的大学教授们，还有另一种不同叙述视角。譬如，巴金的《沉落》中，那位“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教授”整天坐在书斋里，提倡“苦读能够战胜一切”，教育年轻学生要以读书安身立命。教授坚守学术岗位本没有错，然而他却只是埋头学问忘了国家，甚至对于日本侵占东北也主张“勿抗恶”。因而，虽然教授的知识学术得到周围人的敬重，但在作者笔下却成为落后势力的代表而遭到嘲讽。沈从文的《道德与智慧》中，国难当头，湖北大学的教授们却只知“用口舌叫卖知识传播文化”，虽然“这些人见过了中外文化与文明所成就的‘秩序’与‘美’，经过许多世界，读过许多书，非常有名气而且非常有学问”，但是，“这些体面人，照例都有他们个人的哲学，用自己一种书生的观念，为一切事胡乱加以注解”，“有渐渐的成为教书匠了的，懒惰的，有中国名士风味的，很容易发生一种琐碎趣味，常常在一些极小事情上，纠纷百端，无从解决”。张爱玲的《殷宝滟送花楼会》中，外国文学专家罗潜之教授留学欧美，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但却性情暴躁，骄矜自负，最后竟沉迷于对学生殷宝滟的爱恋中不能自拔。不难看出，乱离时代坚守岗位的大学知识分子，如果其学术人生不能与民族国家取得一致的精神毗连，即使他们“很有学问很有地位”，也难免成为作家笔下批判和嘲讽的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柔石、胡也频、丁玲等人对知识分子探寻人生道路时的革命罗曼蒂克式表现，还是三四十年代巴金、茅盾、沈从文、司马文森、鹿桥、齐同、张爱玲等对大学人物投身革命救亡过程中思想心理复杂性更为深入的开掘，与“五四”启蒙时期追求个性解放、注重自我建构的大学叙事相比，革命救亡时期的大学叙事显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题材内容已从表现自我内心转向注重社会行动，艺术风格从感伤抒情转向深沉悲凉。正如郁达夫3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最近的小说界，似乎又在酝酿着新的革命”，这种“新的小说内容的最大要点，就是把从前的小我放弃了，换成了一个足以代表全世界的多数民众的大战”，他们“表现人生，务须拿住人生最重要的处所，描写苦闷，专在描写比性的苦闷还要重大的生的苦闷”[14]（P53）。同样，冯雪峰也以丁玲小说为例，指出当时“新小说的诞生”，“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它“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15]（P25）。郁达夫和冯雪峰当时针对小说整体情况所作出的上述判断显然同样也适合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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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冯雪峰.关于新小说的诞生一一评丁玲的〈水〉[J].北斗，1932（2）.
Decision and Persistence in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ary and Salvation：
On Universities Narrative in the Late 1920s and 40s
LI Hong-hua，REN Zong-l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1920s and 40s，China went into a turbulent times mixed with class struggle and national contradiction.In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ary and salvation，the college intellectuals in the era of torrent of choice and bear were mainly written in universities narrative.Some went to the streets to plea for the people，some put down the book and resisted the war.Some sticked to the jobs.Compared with the university narrativ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May 4th period，university narrative of revolutionary and salvation had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with subject and content changed from self-performance to social action and artistic style changed from sentimental lyrical into deep sadness.
Key words：
universities narrative；revolutionary；salvation；decision；persistence
（责任编辑
熊亚菲）
关键词：
大学叙事；革命；救亡；抉择；坚守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5-0117-06
大学叙事是大学生活经验的文学表达，主要讲述的是大学人物的故事，同时关注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并由此折射出时代的精神气候。上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交织着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动荡时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迅速上升的民族矛盾使得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时代使命。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小说，大量呈现了学院知识分子在时代激流中的自发奋起和责任担当，他们或走上街头，为民请命，以实际行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或放下书本，投身抗战，在烽火硝烟中躬行践履；或身在校园，心系天下，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执着坚守，教书育人，弦歌不辍。当然，在骤风暴雨般的乱世之秋，作家们也不乏把批判的目光投向各类大学人物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如钱钟书的《围城》、老舍的《赵子曰》、叶圣陶的《英文教授》、许地山的《三博士》、万迪鹤的《中国大学生日记》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析学院知识分子在时代激流中的责任担当，后者则另文探讨。
一十字街头的革命抉择
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文化启蒙”转向“革命救亡”的历史转换时期，胡也频、丁玲、柔石等左翼作家分别在小说中描述了大学人物从“学院书斋”走向“十字街头”的心路历程和革命抉择。在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通过北大经济学教授刘希坚和女大学生白华之间的政治分歧、爱情纠葛以及最终转变，小说反映了大学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思想转变和革命抉择。小说中，具有坚定信仰的刘希坚从“书斋”走向“街头”，忘我投身革命工作，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热情帮助女友白华从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共同投入革命事业。丁玲的《韦护》则以挚友瞿秋白与王剑虹为原形，描写了S大学教授韦护在革命、爱情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冲突。韦护一方面想在生命的自然需要上，追求爱情，钟情艺术，另一方面他又要站在革命事业的立场，“不希望为这些烦恼，让这些占去他工作的时间，使他怠惰”。“在一个长的激烈的争斗之后，那一些美的、爱情的、温柔的梦幻与希望、享受，均破灭了”，最终革命战胜了爱情，韦护离开了丽嘉，离开了学校，到广州去投身社会革命了。在柔石的《旧时代之死》中，因贫辍学的朱胜瑀在自杀前意识到“一种旧的力压迫他，欺侮他，一种新的力又引诱他，招呼他”。他的同学好友叶伟和李子清则更是从朱胜瑀的悲剧中觉悟到：“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团结你们的血，要联合你们的火，整个地去进攻。”叶伟决定到家乡去办学校，为乡村儿童和农民谋幸福，“将这种社会化的生活，改变一下”。李子清也表示要以朱胜瑀的死为“纪元”，开始“新的有力的生活”，他把分得的家产散发给穷人，自己到法国或俄国去研究政治和社会。
由于外部社会环境和作者思想认识的局限，20年代末，胡也频、丁玲、柔石等人在表现大学人物走向革命十字街头时，明显带有不同程度的“左倾幼稚病”和“革命罗曼蒂克”色彩，对人物从个性解放到社会革命转换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痛苦缺少必要铺垫和深入开掘。如果说朱胜瑀对旧社会的诅咒情有可原，那么叶伟和李子清对集体力量和社会进步的思考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现实依据和叙事逻辑，显然是作者自己的革命思想僭越了小说人物的生活感悟。同样，经济学教授刘希坚和女大学生白华之间因政治信仰导致的爱情纠纷及其后来的弥合升华，也缺乏现实生活基础和情感发展逻辑，更多的是作者革命浪漫想象的投射。丁玲虽然在《韦护》中把她一向擅长刻画女性细腻心理的笔墨挪移到男主人公身上，生动呈现了韦护在革命、爱情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最后韦护放弃爱情的毅然决然还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过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茅盾、沈从文等对大学人物尤其是青年学生在革命抉择过程中思想心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了更为成熟的描写和开掘。巴金小说向来以书写知识分子著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作品大部分都写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是我最熟悉的世界。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写得成功。”[1]（P684）从处女作《灭亡》，到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抗战三部曲”，以及短篇集《沉落》《神·鬼·人》《复仇》等，巴金集中描写了从五四到抗战时期各类大学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抗争、犹疑、痛苦、担当等各种行为表现和精神状态。《灭亡》中，杜大心在上海一个有名的大学读书，因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团体，后来竟然完全抛弃学业，离开学校，“把他底全副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以至于积劳成疾，最终因刺杀军阀未遂，牺牲了生命。《家》虽主要以高公馆为主要生活空间展开，但同时也大量描写了“外专”学生觉慧与同学们一道创办《黎明周报》、散发宣传手册、上街游行请愿等各种进步活动。小说中，主人公觉慧不止是一个封建家庭“幼稚而又大胆的叛徒”，更是一个毅然从校园走上街头的具有“激流”精神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电》中，革命的闪电已经在“漆黑的天空中闪耀”，曾经幼稚的校园进步青年已经成长为街头成熟的革命者。在大学教书的吴仁民已经成为A地革命斗争的核心人物，和大家一道走上街头，参加集会，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死去的太阳》集中描写了T大和東南大学的学生吴养清、程庆芬、高慧民等为了唤醒民众对西方殖民者的同仇敌忾，组织学生和群众进行集会演讲、罢课罢工、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在革命思潮高涨的红色30年代，虽然巴金充满激情地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从校园到街头的革命抉择，也反映了他们在革命活动中的爱情苦恼，但与柔石、胡也频、丁玲等左翼作家不同，巴金大学叙事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但真实记录了“二三十年代一些并未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和情感历程”[2]（P2），与左翼作家的“左倾幼稚病”和“革命罗曼蒂克”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巴金曾坦言：“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3]（P479）），而且因真实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对待人生、爱情、革命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选择，在更广泛的范围获得了青年读者的共鸣。茅盾30年代初创作的反映大学生学潮运动的中篇小说《路》向来不为大家所关注，小说主要描写了进步青年学生与学校反动当局的矛盾斗争，以及在此过程中主人公火薪传与蓉、杜若之间的情感纠葛，揭示了国民党专制下大学教育的腐败和革命低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寻找人生路向时的芜杂状况。小说中，学生们不满学校当局的专制和腐败，成立了两个反抗性组织，一个是设在第四自修室的“秀才派”，主要通过办壁报批评当局，另一个是在第三自修室的“魔王团”，以揭发个人隐私为手段来打击当局。在斗争中，两派一度结成联盟，但后来由于“魔王团”被收买而分化。以总务长荆为代表的学校反动当局，为了维护“本党革命成果”，竭力批评、阻止、破坏学生的反抗运动。虽然学生们的两次反抗都被镇压下去，但正如小说主人公“火薪传”的名字所寓意的，革命之火将生生不息。在小说结尾，火薪传在给父母的信中表示，即使时代给他走的是“一条狭的路”，也要告别家庭和学校，“向前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活路”。虽然小说中大量描写了火薪传、炳、雷、杜若等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行为以及火薪传与蓉、杜若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是与当时其他革命罗曼蒂克小说不同的是，茅盾在此并没有把进步青年的革命与爱情简单地处理成“革命+恋爱”的普罗小说模式，火薪传的爱情取舍一直在资本家小姐蓉和革命者杜若之间摇摆不定，小说始终也没有给青年知识分子指出一条通向光明的“革命之路”。 与具有左翼进步倾向的茅盾、巴金不同，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沈从文在《大小软》里对青年学生从校园到街头的革命行为进行了“另类”处理。作者以略带嘲讽的语调对比式地描写了革命年代两种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伤人逃命、东奔西蹿、神出鬼没煽动革命而终于丢掉脑袋的侄子，和一个讲究打香水、宿娼捧戏子、当小报编辑，成了名‘作家’而回到母校当训育主任的叔父”[4]（P6）。大小软叔侄是四川地主家庭子弟，最初在同一个私立学校读书，分别加入了学校里两个极可笑的學生组织——“君子会”和“棒棒团”。大软加入的“君子会”多是白面书生，注重的是“穿衣戴帽”，养成小绅士资格。小软所在的“棒棒团”则多是军人子弟，平时喜欢寻衅滋事。小软伤人后四处逃窜，参加革命，“物质上虽十分艰窘，精神上倒很壮旺”，最后被捕入狱，绝食而死。大软一面在北大外国文学系读书，一面做风月晚报兼职编辑，成为当地浮华青年心目中的“名人”，毕业后回到母校当训育主任，过着平庸但自觉幸福安宁的生活。虽然小说在题材内容上描写了青年学生在时代风潮影响下的一些所谓的“革命”行动，但显然，这些并不是小说的重心，作者另有表达的思想主旨。小软的革命和牺牲，在作者笔下并没有获得赞赏和同情，而是被当作一个不安分生命在动荡时代的“自作孽”。当然，大软的世俗和平庸更不可能获得作者的认同。正如朱光潜所说：“从题材、作风以及作者对于人物的态度看，《大小阮》在沈先生的作品中似显示转变的倾向。讽刺的成分似在逐渐侵入他素来所特有的广大的同情。”[4]（P6）
二救亡时代的躬身践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战乱频仍的危难时期，“九一八”事变和“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随着东北、华北的相继沦陷，中华民族濒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体同胞动员起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5]（P62）。此前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要务的国民党政府也发出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严正声明”[6]（P62）。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向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学院知识分子毅然放下书本，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小说真实反映了包括爱国师生在内的各类大学人物在救亡时代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躬身践行，保家卫国。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参与救亡运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后方进行文化宣传，唤醒民众，鼓舞士气，进行文化抗战；另一种更直接更积极的方式是奔赴前线，投笔从戎，“直面淋漓的鲜血”。在《尚仲衣教授》中，司马文森描写了尚仲衣教授在抗战救亡中如何从一个“美国式绅士”转变为一个“文化斗士”，同时也展示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屈的苦斗精神”。曾经留学美国的尚仲衣教授抗战前任北京大学教授，虽然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十足美国式绅士”，但是他很爱国，富有正义感。“一二·九”运动中，尚仲衣因声援学生爱国运动而获罪被捕，但在他看来，自己并没有错，“中国人来救中国是正当光明的”。抗战爆发后，“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7]（P2）。尚仲衣南下广西、广东，先后任西大和中大教授。在任职中大教授期间，发起成立“抗战教育实践社”，兼上校领章，成为爱国青年的偶像。在主持“抗教社”工作时，尚仲衣教授已由一个美国式绅士转变成为“一个重实际，肯努力，肯苦干的战时工作者”。他和学员们一起过着战时紧张的集体生活，每天按时起床，早操，讲课，开会，“凡是足以增强抗战力量的工作”，他都愿意做，态度严肃认真，有时工作到通宵不睡。尚仲衣教授是在抗战救亡实践中逐渐成熟的，“他不放松自己每个被教育的机会，但也不放松每个教育人家的机会。工作就是他的生命，生命的存在是为着工作”。小说结尾，被当局以“左倾”理由辞退的尚仲衣教授在去香港的途中遇车祸不幸去世。显然，作者并没有把尚仲衣教授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抗战文化英雄，不仅描写了他最初“美国式绅士”的讲究和孤傲，也没遮蔽他后来在工作中“缺乏敏锐的观察力”，坚持“许多牢不可破的成见和顽固”等缺点。对此，作者说：“我要通过这个活的人，典型的人，来看更广大被迫害觉醒的文化斗士！来反映从抗战开始，到广州武汉撤退后，中国从抗战高潮到走上低潮的这一段历史事实。”[8]（P66）
茅盾的《锻炼》最初以《走上岗位》为题在重庆《文艺先锋》上连载。小说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背景，刻画了一个知难而进、坚毅果敢的大学教授陈克明的形象。陈克明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书。抗战后，学校被划为战区，寄居在朋友家的陈克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与严季真等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团结》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在“朋友”胡清泉的眼里，为民族大义奔走、随时准备付出牺牲的陈克明是“头号傻瓜”，可他却甘于当这种“傻瓜”。他对严洁修说：“我们这一代，恐怕甚至连你们这一代，都是命定了要背十字架的……我们一切都忍耐了，我们宁愿背十字架！我们要对民族的敌人复仇，我们是顾全大局的。艰难困苦，我们来担当，高官厚禄，人家去享受；我们愿意。为什么？为了一致对外抗战，为了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能够做自由的人民。”陈克明的这种为民族大义忍辱负重的责任担当和牺牲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齐同的《新生代》是第一部反映“一二·九”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主人公陈学海从哈尔滨到北平的学习、生活、斗争经历为主线，真实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期间，青年学生反帝抗日的爱国热情和在此过程中的思想转变。“九·一八”事变前，陈学海还只是哈尔滨大学化学系一个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大学生，做着出国留学的美梦。家乡沦陷后，陈学海的留学梦化为泡影，只好奉父命到北平继续求学。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陈学海逐渐抛弃了原来“国防救国”“学生读书”的思想，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真实生动地展示了陈学海从不关心时事到以民族国家为己任的转变历程，细腻地刻画了他在转变过程中的内在心理和外在因由，从而赋予了救亡时代“新生代”人物的独特内涵和典型意义，即在民族危难之际，青年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体生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拥有值得赞美的青春。很显然，《新生代》已经开启了后来《青春之歌》的叙事主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的《色戒》以独特的另类视角，叙写了一群岭大流亡学生在抗战时期组织实施爱国锄奸行动。流亡香港的岭大学生黄磊、欧陽灵文、邝裕民、王佳芝等人策划用美人计，暗杀汉奸易先生。正当一切就绪时，易先生离港，锄奸计划搁浅。后来在地下工作者的支持下，锄奸行动得以继续在上海进行。当然，向来以日常题材开掘人性深度的张爱玲不可能按照革命逻辑讲述一个俗套的锄奸故事。香港部分只是在回忆中简单插叙，主体部分是王佳芝在上海与易先生的情欲纠缠，结果王佳芝在关键时刻“假戏真做”，导致行动失败，一幫热血青年成为阴谋政治的牺牲品。虽然张爱玲在《色戒》中的主要目的是借一个爱国锄奸故事继续开掘特殊环境中的复杂人性主题，但客观上仍然呈现了抗战救亡时代青年学生们不甘沉默、躬身践行的爱国热情。
三乱离岁月的岗位坚守
自“五四”以来，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变奏中，“大学校园里，同样涌动着文化的激流以及政治的漩涡”[9]（P53），现代大学及其所培育的知识分子也因之形成了“学术”与“政治”两种不同的精神传统。前者以学院、书斋为根基，以知识、学术为本位；后者以社会、广场为领地，以政治、革命为志业。然而，究其本质，缘起于西方的现代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理应以自由、独立为原则，以知识、学术为本位。因而，对于“五四”之后蓬勃兴起的学生运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一代学人在肯定学生爱国精神的同时，殷切期望青年学生要注意校园生活，即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呼吁他们不要“牺牲神圣之学术”[10]（P313），不要“抛弃学业、荒废光阴”，“这既不利于青年的精神成长，又不利于教育的深入开展，是动摇国家社会根基的自残行为”[11]。同样，当时的著名政治领袖、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北大校庆二十五周年撰文时，也只字未提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而是强调“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12]。因而，即便是在三四十年代启蒙让位于救亡的乱离岁月，仍然有一大批学院知识分子坚守知识学术岗位，在战火硝烟中弦歌不辍，敬业守则，让民族精神和文化生命薪火相传。
梁启超说：“夫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也。”[13]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承载国民精神与民族生命寄托的动力泉源，学人报国离不开知识学术。鹿桥的《未央歌》以诗意浪漫的笔调描绘了抗战救亡年代，西南联大学生和老师坚守知识学术岗位，弦歌不辍，相濡以沫，砥砺前行的动人篇章。在“前奏曲”中，作者把那段刚刚过去的大学生活比作“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大家“一面热心地憧憬着本国先哲的思想学术，一面又注射着西方的文化，饱享着自由的读书空气，起居弦诵于美丽的昆明及淳厚古朴的昆明人之中”。面对战争的威胁，联大学生们没有丝毫畏惧，仍然以乐观向上的态度致力学业，他们把课堂、试验室和图书馆搬到了“山野和市尘”中。外文系学生在躲警报时默记“法文里不规则动词的变化”，社会系学生因地制宜走访边民部落，地质系和生物系学生就地取材调查实践。那些躺在校园草坪上看书的学生们，“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衣单，忘了无家，也忘了饥肠，确实快乐得和王子一样”。小说中，同学之间的友谊、爱情以及各种校园活动，都无不以知识学术为依凭。刻苦钻研心理学的余孟勤，沉迷生物世界的童孝贤，品学兼优的生物系伍宝笙，聪明勤奋的外文系蔺燕梅，勤于思索的历史系朱石樵，“他们对于用心已经是成了习惯，沾上了一点学术味儿的东西全爱好，所以，大家虽然学的不同，谈起来一样投机”。抗战救亡年代学生们如此砥砺品行，崇尚学术，当然离不开学校、教师的熏陶和引领。在“思想学术自由，尊师重道，友爱亲仁”的联大校风中，思想学术首先得到强调。为了让学生们在战乱中不误学业，学校当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作息时间，在制定战时休学服役办法的同时，告诫同学们救国不忘学业：“你们应该可以安心上完你们最后的一课，直到命令来征调你们走。你们却不可以自己离开了团体。免得最后给你机会求知识时，你不能得到。……那时你便要明白你的知识的责任，不要放弃了自修，而竟始终被当做一个起码的‘人’用了！尽可能维持你的学校生活！”虽然《未央歌》中的联大故事主要以学生为主体，但小说中也描写了金先生、陆先生、顾先生、赵先生等一批联大教师形象。心理系主任金先生用“人制”来改进新生“行止”，让品学兼优的老生以哥哥姐姐的身份指导新生的学习生活。生物系教授陆先生平时虽与学生谈笑风生，但治学态度认真严谨，对学生考卷严格要求，哪怕一分也丝毫绝不马虎。外文系教授顾先生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畅谈西洋小说，学生们把去顾先生家称为“去耶露撒冷朝圣”。女生宿舍舍监赵先生待同学如女儿，从来没有责骂过。同学们有事她无不尽力帮忙，她的话大家也都肯听。整个南院宿舍总是一团和气，其乐融融。这些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即便是在战乱时期，生活艰苦，居无定所，教无所依，仍然坚守教育岗位，与学生们同舟共济，以自己的才情学识、道德文章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这些都是西南联大在艰苦卓绝的战乱环境中仍然成就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神话”的重要原因。值得提出的是，由于鹿桥是“在学生生活才结束了不久的时候”，想要挽住那行将逝去的“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这种学生身份和怀旧视角使得他在《未央歌》中主要关注的是学生群体，而对教师生活并未很好展开。这种遗憾在半个世纪后宗璞追忆父兄辈的“野葫芦引”系列小说中得到了弥补。战火硝烟中，孟樾、秦巽衡、萧徵、庄卣辰、江昉等联大教授以“士之谔谔”的精神品格坚守岗位，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民族国家培育后备力量，他们坚信：只有学校尚在，才能继续为国家培养新生力量，民族文化就得以传承，国家就不可能灭亡。对学术理想的追求、对民族国家的热忱构成了乱离岁月联大教授群体壮美的人生图景。
诚然，对于乱离时代坚守知识学术岗位的大学教授们，还有另一种不同叙述视角。譬如，巴金的《沉落》中，那位“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教授”整天坐在书斋里，提倡“苦读能够战胜一切”，教育年轻学生要以读书安身立命。教授坚守学术岗位本没有错，然而他却只是埋头学问忘了国家，甚至对于日本侵占东北也主张“勿抗恶”。因而，虽然教授的知识学术得到周围人的敬重，但在作者笔下却成为落后势力的代表而遭到嘲讽。沈从文的《道德与智慧》中，国难当头，湖北大学的教授们却只知“用口舌叫卖知识传播文化”，虽然“这些人见过了中外文化与文明所成就的‘秩序’与‘美’，经过许多世界，读过许多书，非常有名气而且非常有学问”，但是，“这些体面人，照例都有他们个人的哲学，用自己一种书生的观念，为一切事胡乱加以注解”，“有渐渐的成为教书匠了的，懒惰的，有中国名士风味的，很容易发生一种琐碎趣味，常常在一些极小事情上，纠纷百端，无从解决”。张爱玲的《殷宝滟送花楼会》中，外国文学专家罗潜之教授留学欧美，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但却性情暴躁，骄矜自负，最后竟沉迷于对学生殷宝滟的爱恋中不能自拔。不难看出，乱离时代坚守岗位的大学知识分子，如果其学术人生不能与民族国家取得一致的精神毗连，即使他们“很有学问很有地位”，也难免成为作家笔下批判和嘲讽的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柔石、胡也频、丁玲等人对知识分子探寻人生道路时的革命罗曼蒂克式表现，还是三四十年代巴金、茅盾、沈从文、司马文森、鹿桥、齐同、张爱玲等对大学人物投身革命救亡过程中思想心理复杂性更为深入的开掘，与“五四”启蒙时期追求个性解放、注重自我建构的大学叙事相比，革命救亡时期的大学叙事显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题材内容已从表现自我内心转向注重社会行动，艺术风格从感伤抒情转向深沉悲凉。正如郁达夫3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最近的小说界，似乎又在酝酿着新的革命”，这种“新的小说内容的最大要点，就是把从前的小我放弃了，换成了一个足以代表全世界的多数民众的大战”，他们“表现人生，务须拿住人生最重要的处所，描写苦闷，专在描写比性的苦闷还要重大的生的苦闷”[14]（P53）。同样，冯雪峰也以丁玲小说为例，指出当时“新小说的诞生”，“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它“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15]（P25）。郁达夫和冯雪峰当时针对小说整体情况所作出的上述判断显然同样也适合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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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and Persistence in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ary and Salvation：
On Universities Narrative in the Late 1920s and 40s
LI Hong-hua，REN Zong-l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1920s and 40s，China went into a turbulent times mixed with class struggle and national contradiction.In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ary and salvation，the college intellectuals in the era of torrent of choice and bear were mainly written in universities narrative.Some went to the streets to plea for the people，some put down the book and resisted the war.Some sticked to the jobs.Compared with the university narrativ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May 4th period，university narrative of revolutionary and salvation had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with subject and content changed from self-performance to social action and artistic style changed from sentimental lyrical into deep sadness.
Key words：
universities narrative；revolutionary；salvation；decision；persistence
（责任编辑
熊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