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一书用平实的语言为历史学的存在价值进行了一番辩护，但它却不仅仅是辩护，还试图对史学研究的方法与观念进行建构。本文试图在精读的基础上，对本书的论述的思路与立论的重点进行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1）-18-
直到现在，许多人依旧认为历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在学科内部，历史学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它的许多方法来自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这让人怀疑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的理由;二是历史学在浅层次看来似乎是无用的，它在面对诸多实际问题时束手无措，而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对研究成果加以应用而造福人类，于是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无用”的历史学不值得人类花这么多功夫去研究。而第二个原因中“有无用处”的衡量标准使除历史外的其它人文学科如文学也产生了所谓的“危机”。
面对“文学危机”的论调，许多作家和学者开讲著文来为文学的存在价值辩护，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同样的，面对“史学危机”的论调，许多历史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辩护并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学的信心。当他们翻阅往昔的史学理论著作时，或许会发现一部“未雨绸缪”式的作品。这部作品用平实的语言为历史学的存在价值进行了一番辩护，但它却不仅仅是辩护，它还试图对史学研究的方法与观念进行建构，这部作品便是马克·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
一、一门“无用之学”的价值与尊严——为历史学辩护
布洛赫以自己小儿子的一个问题开始本书的导言部分：一天，尚是小孩的小儿子问他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并不认为小儿子提出的问题很幼稚，他认为“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于是以此为引，布洛赫试图对史学存在的理由作出解释。我们可以从布洛赫的“辩护”中看到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价值和尊严。
（一）历史的娱乐价值、美感与魅力
布洛赫坚定地提出：“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它用途......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人们确实对历史感兴趣。”布洛赫这句话在今日中国社会依旧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印证。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娱乐方式繁多，人们的生存压力加大，心态也更浮躁易变，但类似于《明朝那些事儿》的历史类书籍依旧能够暢销。且不论这种现象的是非好坏，只须试想如果历史毫无娱乐价值可言、人们对历史毫无兴趣的话，那么这类历史类书籍怎么会在中国的普罗大众中畅销呢？
历史还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布洛赫用饱含情感的语言描述了这一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历史和诗歌一样具有诗意的美感，而历史学家应该正视历史的诗意，如书中所说：“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而这种历史的魅力对人有何作用呢？布洛赫认为，“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鼓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而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看，“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
但是，这种普遍永恒的魅力不能成为历史存在的唯一理由。谈到这点，布洛赫的语气由深情转为严厉，他写道：“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烦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要么就必须证实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的理由。”
（二）历史学如何能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
如之前所说，布洛赫明白历史的那种普遍永恒的魅力不能成为其存在的唯一理由，于是他试图说明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或者说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
布洛赫在说明这一问题之前受困于一个新问题——求知的合理性是由什么构成的？这又涉及到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包括传统实证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人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尽管布洛赫对这种看法颇有些不以为然，但他承认“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而这种情绪给历史学家特殊的压力，因为历史学家们知道“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而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无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于是他依然按这种思路给出了一种关于“历史学之用”的解释：“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即使历史学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
但对“历史学之用”的解释不能直接解决“历史学何以作为一种知识或者说一门学科存在”这一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论证历史学是真科学或者说是真正学问的一种。对“什么是真科学”这一问题，布洛赫给出的答案是——“唯有成功地解释现象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他确信历史学能够成功地解释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写道：“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因对历史学科学性认识的不同而形成了两大学派，“一派认为将实证主义套于历史学是切实可行的”，一派“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益于心智的健美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知识”。布洛赫选择了一种中间路线，历史学无疑是一种科学，但没有必要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历史学。历史学具有不确定性，历史学家不应该回避这种不确定性，因为“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而历史学即使“不具备欧几里得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尊严”。 二、“一位技工的笔记本”——对历史学研究方法与观念的一种建构
有版本将其此书名译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笔者认为两种译法各有长处。从书籍的主要内容来看，“历史学家的技艺”这一书名似乎更加合适，如布洛赫在书中所说：“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但从书的思想精义考虑，“为历史学辩护”则更加贴切。笔者认为，正文的五章内容算得上是一次对史学研究方法与观念的建构，尽管这次建构并未完成，这种建构也可以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辩护。
（一）古与今的互动
“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种重要思想，司马光以此为指导主持编撰了《资治通鉴》。在西方史学思想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就指出：“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有学者称之为“垂训史观”。
但这种思想在世界发生一次次激烈变化后受到了许多人的怀疑，布洛赫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他写道：“自莱布尼茨和密芝勒以来，事情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已难以估量地扩大了几代人之间的心理差距。电气时代、飞机时代的人们或许有几分理由感到自身与祖先离得更远了，有人甚至不明智地断言，前人对我们已毫无影响可言。” 无疑，布洛赫不认为历史对现实毫无影响，他特别指出“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对人类具有持续不断的影响。为论证此观点，他举例道：“为了正确把握当今世界，我们想了解新教运动和天主教改革，又想了解那些距今不远却昙花一现的思潮和情感。几百年过去了，然而，谁敢断言对现实来说前者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后者呢？”我们可以从此找到年鉴学派长时间理论的源头。
如果说“由古知今”是一种史学传统思想的话，布洛赫所说的“有今知古”则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与观念的创新。布洛赫提出了一种“倒溯”的史学研究方法，他言道：“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往往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他呼吁历史学家去关注现实，认为“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而正是因为“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所以布洛赫提出一种“总体的历史”，这一思想影响深远。
（二）历史的考察与考证
历史是以“事实”说话的，史学研究是不能脱离“史料”而存在的，这就如公正的审判不能不讲“证据”。布洛赫把历史“证据”分为“有意证据”和“无意证据”。他认为后者更可靠，在论述此类“证据”的重要性时他写道：“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也可以帮助我们预留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认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因为中世纪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他们就会忽略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的重要性远不如贵族战争。”这应该会给现在的历史研究相当大的启示。
布洛赫明白历史学家不应该盲目地相信历史所遗留的史料，所以他非常强调对史料进行考证，他充满预见性地写道：“当今之世，弄虚作假、谎言惑众之事盛行不衰，在学校的课程里，居然没有考据学的一席之地，这实在令人可耻。在学术研究的领域，考据学已不再是一门无足轻重的辅助学科，它有着广阔的前途，借助于考据水平的精益求精，历史学家将自豪地为人类开辟一条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崭新大道。”但他不赞成“.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的做学问的路径。中国的这种“为考据而考据”的史学研究路径曾在乾隆、嘉庆年间登峰造极，反思这时期的学术史，在肯定其为当今历史研究提供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没有为史学研究提供更多创新性的东西。
布洛赫认为“伪”的史料并不是毫无价值，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看法。他写道：“错误的因素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只有迎合公众的偏见，错误的说法才得以传播，才具有生命。因此，它就成为了一面反映集体意识的镜子。”所以“光做到辨伪还不够，必须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而这背后会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三）同情之理解
布洛赫对“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意褒贬”的现象深为不满。他略带气愤地说：“我们对自己、对当今的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是非善恶吗？将一个政党、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
而对历史，布洛赫主张“理解”，他认为“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这种理解要求历史学家站在古人的立場、以古人的角度来看历史，而不能以当代眼光来审视古人古事，也可以说是一种“同情之理解”。
三、结语
直到如今，历史热与对历史学价值的质疑仍杂糅在我们生活的社会。而马克·布洛赫则似乎依旧在替历史学及历史学者们“辩护”着，此种辩护是有力还是苍白，只能留待“历史”作评价。但是，如何在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中作一平衡，不应该再是历史学者们不屑去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法）伊塔洛·卡尔维诺著，杨德友译：《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2、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夏祖恩：《塔西佗的垂训史观刍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4、（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关键词：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1）-18-
直到现在，许多人依旧认为历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在学科内部，历史学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它的许多方法来自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这让人怀疑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的理由;二是历史学在浅层次看来似乎是无用的，它在面对诸多实际问题时束手无措，而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对研究成果加以应用而造福人类，于是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无用”的历史学不值得人类花这么多功夫去研究。而第二个原因中“有无用处”的衡量标准使除历史外的其它人文学科如文学也产生了所谓的“危机”。
面对“文学危机”的论调，许多作家和学者开讲著文来为文学的存在价值辩护，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同样的，面对“史学危机”的论调，许多历史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辩护并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学的信心。当他们翻阅往昔的史学理论著作时，或许会发现一部“未雨绸缪”式的作品。这部作品用平实的语言为历史学的存在价值进行了一番辩护，但它却不仅仅是辩护，它还试图对史学研究的方法与观念进行建构，这部作品便是马克·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
一、一门“无用之学”的价值与尊严——为历史学辩护
布洛赫以自己小儿子的一个问题开始本书的导言部分：一天，尚是小孩的小儿子问他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并不认为小儿子提出的问题很幼稚，他认为“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于是以此为引，布洛赫试图对史学存在的理由作出解释。我们可以从布洛赫的“辩护”中看到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价值和尊严。
（一）历史的娱乐价值、美感与魅力
布洛赫坚定地提出：“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它用途......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人们确实对历史感兴趣。”布洛赫这句话在今日中国社会依旧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印证。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娱乐方式繁多，人们的生存压力加大，心态也更浮躁易变，但类似于《明朝那些事儿》的历史类书籍依旧能够暢销。且不论这种现象的是非好坏，只须试想如果历史毫无娱乐价值可言、人们对历史毫无兴趣的话，那么这类历史类书籍怎么会在中国的普罗大众中畅销呢？
历史还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布洛赫用饱含情感的语言描述了这一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历史和诗歌一样具有诗意的美感，而历史学家应该正视历史的诗意，如书中所说：“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而这种历史的魅力对人有何作用呢？布洛赫认为，“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鼓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而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看，“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
但是，这种普遍永恒的魅力不能成为历史存在的唯一理由。谈到这点，布洛赫的语气由深情转为严厉，他写道：“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烦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要么就必须证实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的理由。”
（二）历史学如何能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
如之前所说，布洛赫明白历史的那种普遍永恒的魅力不能成为其存在的唯一理由，于是他试图说明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或者说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
布洛赫在说明这一问题之前受困于一个新问题——求知的合理性是由什么构成的？这又涉及到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包括传统实证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人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尽管布洛赫对这种看法颇有些不以为然，但他承认“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而这种情绪给历史学家特殊的压力，因为历史学家们知道“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而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无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于是他依然按这种思路给出了一种关于“历史学之用”的解释：“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即使历史学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
但对“历史学之用”的解释不能直接解决“历史学何以作为一种知识或者说一门学科存在”这一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论证历史学是真科学或者说是真正学问的一种。对“什么是真科学”这一问题，布洛赫给出的答案是——“唯有成功地解释现象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他确信历史学能够成功地解释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写道：“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因对历史学科学性认识的不同而形成了两大学派，“一派认为将实证主义套于历史学是切实可行的”，一派“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益于心智的健美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知识”。布洛赫选择了一种中间路线，历史学无疑是一种科学，但没有必要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历史学。历史学具有不确定性，历史学家不应该回避这种不确定性，因为“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而历史学即使“不具备欧几里得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尊严”。 二、“一位技工的笔记本”——对历史学研究方法与观念的一种建构
有版本将其此书名译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笔者认为两种译法各有长处。从书籍的主要内容来看，“历史学家的技艺”这一书名似乎更加合适，如布洛赫在书中所说：“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但从书的思想精义考虑，“为历史学辩护”则更加贴切。笔者认为，正文的五章内容算得上是一次对史学研究方法与观念的建构，尽管这次建构并未完成，这种建构也可以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辩护。
（一）古与今的互动
“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种重要思想，司马光以此为指导主持编撰了《资治通鉴》。在西方史学思想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就指出：“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有学者称之为“垂训史观”。
但这种思想在世界发生一次次激烈变化后受到了许多人的怀疑，布洛赫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他写道：“自莱布尼茨和密芝勒以来，事情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已难以估量地扩大了几代人之间的心理差距。电气时代、飞机时代的人们或许有几分理由感到自身与祖先离得更远了，有人甚至不明智地断言，前人对我们已毫无影响可言。” 无疑，布洛赫不认为历史对现实毫无影响，他特别指出“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对人类具有持续不断的影响。为论证此观点，他举例道：“为了正确把握当今世界，我们想了解新教运动和天主教改革，又想了解那些距今不远却昙花一现的思潮和情感。几百年过去了，然而，谁敢断言对现实来说前者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后者呢？”我们可以从此找到年鉴学派长时间理论的源头。
如果说“由古知今”是一种史学传统思想的话，布洛赫所说的“有今知古”则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与观念的创新。布洛赫提出了一种“倒溯”的史学研究方法，他言道：“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往往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他呼吁历史学家去关注现实，认为“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而正是因为“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所以布洛赫提出一种“总体的历史”，这一思想影响深远。
（二）历史的考察与考证
历史是以“事实”说话的，史学研究是不能脱离“史料”而存在的，这就如公正的审判不能不讲“证据”。布洛赫把历史“证据”分为“有意证据”和“无意证据”。他认为后者更可靠，在论述此类“证据”的重要性时他写道：“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也可以帮助我们预留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认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因为中世纪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他们就会忽略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的重要性远不如贵族战争。”这应该会给现在的历史研究相当大的启示。
布洛赫明白历史学家不应该盲目地相信历史所遗留的史料，所以他非常强调对史料进行考证，他充满预见性地写道：“当今之世，弄虚作假、谎言惑众之事盛行不衰，在学校的课程里，居然没有考据学的一席之地，这实在令人可耻。在学术研究的领域，考据学已不再是一门无足轻重的辅助学科，它有着广阔的前途，借助于考据水平的精益求精，历史学家将自豪地为人类开辟一条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崭新大道。”但他不赞成“.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的做学问的路径。中国的这种“为考据而考据”的史学研究路径曾在乾隆、嘉庆年间登峰造极，反思这时期的学术史，在肯定其为当今历史研究提供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没有为史学研究提供更多创新性的东西。
布洛赫认为“伪”的史料并不是毫无价值，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看法。他写道：“错误的因素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只有迎合公众的偏见，错误的说法才得以传播，才具有生命。因此，它就成为了一面反映集体意识的镜子。”所以“光做到辨伪还不够，必须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而这背后会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三）同情之理解
布洛赫对“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意褒贬”的现象深为不满。他略带气愤地说：“我们对自己、对当今的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是非善恶吗？将一个政党、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
而对历史，布洛赫主张“理解”，他认为“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这种理解要求历史学家站在古人的立場、以古人的角度来看历史，而不能以当代眼光来审视古人古事，也可以说是一种“同情之理解”。
三、结语
直到如今，历史热与对历史学价值的质疑仍杂糅在我们生活的社会。而马克·布洛赫则似乎依旧在替历史学及历史学者们“辩护”着，此种辩护是有力还是苍白，只能留待“历史”作评价。但是，如何在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中作一平衡，不应该再是历史学者们不屑去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法）伊塔洛·卡尔维诺著，杨德友译：《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2、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夏祖恩：《塔西佗的垂训史观刍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4、（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