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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白先勇笔下的同性恋书写却饱受争议。同性恋书写相对于主流性取向书写来说，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异托邦”的存在。同性恋者本该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人群，中国现代文坛对同性恋者的关注与书写却寥寥无几。白先勇对于同性恋者形象的至情书写，为世人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生存困境打开了一扇窗。
【关键词】：同性恋；生存合法性；女性美男人
白先勇：“异性恋要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異性恋基本的不同。”
一、白先勇本人的同性恋倾向
夏志清认为：“白先勇的同性恋倾向，我们尽可当它是一种病态看待，但这种病态也真是使他对人生、对男女的性爱有独特深刻看法的一个条件。”白先勇遇到自己一生的爱人王国祥是在1954年，十七岁的白先勇和王国祥都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恰巧两人都迟到，跌跌撞撞地碰到了一起，由此结识相交。白先勇在《树犹如此》中写道：“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后来白先勇成功地把昆曲《牡丹亭》推向了国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是《牡丹亭》里有名的句子。白先勇在爱人王国祥死后托情于《牡丹亭》，或许也是从这种生死情梦中找到慰藉。而白先勇本人的同性戀倾向，也是他笔下众多人物具有同性恋倾向并对他们寄予深切怜悯与关怀的缘由之一。
二、女性美男人形象
《玉卿嫂》中的庆生是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形象，他不仅身体纤弱，性子也弱。他在与玉卿嫂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玉卿嫂完全在侵略者的地位，对他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寂寞的十七岁》里的杨云峰，皮肤“白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又是娃娃脸。单杠也翻不过去。有人叫他“小白脸”，也有人叫他“大姑娘”。书上常被同学写上“杨云峰小姐”“杨云峰妹妹”。带有女性气质的美少年，还有《青春》里的少男和《月梦》老医生记忆中那位夭亡的伴侣。姓名女性化在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中有例，如阿凤、吴敏、小玉等。反观当下的“小鲜肉”们他们大多数唇红齿白，若扮女装，比女性还要美上几分。连姓名都偏女性化的，像鹿晗、刘维等。有些人甚至特意卖伪娘人设哗众取宠以谋求走红后带来的商业利益，这其实和我们当下的畸形审美密切相关。
当下耽美小说甚嚣尘上，随之形成了一众腐女群体。商业传媒团队为迎合这部分人的口味，打造男男CP搏取眼球，男星身价自然水涨船高。但一旦真有同志倾向的传闻，男星形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永不得翻身，团队又会发公告声明拜托同志嫌疑。这种叶公好龙的行为是否伤害到了同性恋者的感情暂且不论，但由此可想而知，同性恋者如今面临着怎样的艰难处境。
三、作品中的同性恋书写
1960年3月发表在《现代文学》第一期的《玉卿嫂》里的容哥儿就是一例，容哥儿很喜欢玉卿嫂，是因为她生得体面长得眉清目秀，又百事顺他，但是庆生对他的吸引力更大，他对庆生“嘴唇上留了一转淡清的须毛毛”特别醉心，“看起来好细致，好柔软，一根一根，全是乖乖地倒向两旁，很逗人爱，嫰相得很”。他和庆生初会的第二天，一放学就跑去找他，瞒了母亲，也不告诉玉卿嫂，请他去吃面。容哥儿才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还不懂什么叫同性恋，但他下意识中把玉卿嫂当情敌看待，他不让玉卿嫂一个人去访庆生，每次都跟着一起去，使她没有同庆生亲热的机会，也免得她伤害他。
《月梦》中，老医生吴钟英在回忆中重游涌翠湖，他和他的伴侣一起游泳。涌翠湖这样美丽的名字，一般会想象成在湖畔散步的是一对俊男美女。但老医生回忆中的伴侣却是“十五六岁的少年，身子很纤细，皮肤白皙，月光照在他的背上，微微地反出青白的光来”。那时老医生比他大不了几岁，对他“竟起了一阵说不出的怜爱……他不知不觉地把那个纤细的少年拥到了怀里，一阵强烈的感觉，刺得他的胸口都发疼了”。
《寂寞的十七岁》中主人公杨云峰很孤单，只与魏伯飏走得近。魏伯飏因班上同学的闲言碎语而与杨云峰保持距离。杨云峰常拿着空话筒对魏伯飏讲话，无异于自言自语。小说临结尾处，苦闷迷茫的男主人公在公园里被一个男人亲吻双手，“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寂寞的十七岁》是《孽子》的前奏，是疯狂前的迷惶与挣扎。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赞誉这部小说是一出“将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剧”。《孽子》目录的前一页写着“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他们的王国矗立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台北公园的莲花池旁。白天各自躲藏，夜晚在这里聚集，像妓男般等待着年高望重的元老盛公一样的财佬们前来探问：“有新鲜的孩子么？”在他们那个王国里，没有尊卑贵贱，不分老少强弱。他们共同拥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书中的“孽子”是一些脆弱的孩子，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阿青，小玉，老鼠，吴敏由于是同性恋者，遭到家庭和社会的驱逐。而“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是家庭和社会的象征，李青等人包括傅卫、阿凤、龙子，或不被“父亲”理解、原谅而被驱逐，或没有“父亲”。公子在被驱逐出国前，其父对他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来。”在遭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和社会驱逐之后，他们开始了“寻父”也就是寻求家庭和社会理解的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傅崇山傅老爷子的出现意味着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理解和接受。同时这其中也包含着巨大的隐痛。傅崇山曾枪毙了在野地苟合的同性恋士兵。而他最引以为傲的儿子，傅卫，一位青年有为前途无量的标准军官，却在部队寝室与充员兵苟合。父亲傅崇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用了最严厉的谴责字语。事后傅卫在父亲生日那天要求回台北见父亲一面也被父亲冷冷拒绝。傅卫就在那天开枪自杀了，枪弹从口腔穿过后脑。
李青等人为报恩最后为傅崇山送葬，完成了从“孽子”向“人子”的回归。但傅崇山的离世也让他们失去了最后的依傍，入侵者更加肆无忌惮。“桃源春”“安乐乡”先后曾一度是同性恋者的天堂，但都因外界不速之客的入侵而歇业，使得同性恋者失去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地，只得回到公园老窝重操旧业，像游魂般漂泊。白先勇短篇小说集《一把青》的编后记里这样写道：“白先勇在《孽子》中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同性恋者形象，意在向世人表明‘同性恋者也是人’，小说既贯穿着道德反思，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收录在《纽约客》里的《Denny Boy》和《Tea for Two》这两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孽子》的深化，描写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的人生形态，它将隐含在《孽子》中的“同性恋者也是人”这一思想推广到“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也是人”。
2017年台湾司法院宣布，台湾现行《民法》不允许同性婚姻的部分违宪，立法院将在两年内进行修正。台湾同性婚姻两年之后合法化消息一经发布，舆论一片哗然。纵使婚姻合法了，这只是同性恋者生存合法性成功的第一步，歧视依然存在，不公正的对待依然存在。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在节目中声泪俱下：“我们不是妖怪。”关注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实现同性恋者的生存合法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白先勇.孽子[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关键词】：同性恋；生存合法性；女性美男人
白先勇：“异性恋要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異性恋基本的不同。”
一、白先勇本人的同性恋倾向
夏志清认为：“白先勇的同性恋倾向，我们尽可当它是一种病态看待，但这种病态也真是使他对人生、对男女的性爱有独特深刻看法的一个条件。”白先勇遇到自己一生的爱人王国祥是在1954年，十七岁的白先勇和王国祥都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恰巧两人都迟到，跌跌撞撞地碰到了一起，由此结识相交。白先勇在《树犹如此》中写道：“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后来白先勇成功地把昆曲《牡丹亭》推向了国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是《牡丹亭》里有名的句子。白先勇在爱人王国祥死后托情于《牡丹亭》，或许也是从这种生死情梦中找到慰藉。而白先勇本人的同性戀倾向，也是他笔下众多人物具有同性恋倾向并对他们寄予深切怜悯与关怀的缘由之一。
二、女性美男人形象
《玉卿嫂》中的庆生是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形象，他不仅身体纤弱，性子也弱。他在与玉卿嫂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玉卿嫂完全在侵略者的地位，对他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寂寞的十七岁》里的杨云峰，皮肤“白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又是娃娃脸。单杠也翻不过去。有人叫他“小白脸”，也有人叫他“大姑娘”。书上常被同学写上“杨云峰小姐”“杨云峰妹妹”。带有女性气质的美少年，还有《青春》里的少男和《月梦》老医生记忆中那位夭亡的伴侣。姓名女性化在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中有例，如阿凤、吴敏、小玉等。反观当下的“小鲜肉”们他们大多数唇红齿白，若扮女装，比女性还要美上几分。连姓名都偏女性化的，像鹿晗、刘维等。有些人甚至特意卖伪娘人设哗众取宠以谋求走红后带来的商业利益，这其实和我们当下的畸形审美密切相关。
当下耽美小说甚嚣尘上，随之形成了一众腐女群体。商业传媒团队为迎合这部分人的口味，打造男男CP搏取眼球，男星身价自然水涨船高。但一旦真有同志倾向的传闻，男星形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永不得翻身，团队又会发公告声明拜托同志嫌疑。这种叶公好龙的行为是否伤害到了同性恋者的感情暂且不论，但由此可想而知，同性恋者如今面临着怎样的艰难处境。
三、作品中的同性恋书写
1960年3月发表在《现代文学》第一期的《玉卿嫂》里的容哥儿就是一例，容哥儿很喜欢玉卿嫂，是因为她生得体面长得眉清目秀，又百事顺他，但是庆生对他的吸引力更大，他对庆生“嘴唇上留了一转淡清的须毛毛”特别醉心，“看起来好细致，好柔软，一根一根，全是乖乖地倒向两旁，很逗人爱，嫰相得很”。他和庆生初会的第二天，一放学就跑去找他，瞒了母亲，也不告诉玉卿嫂，请他去吃面。容哥儿才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还不懂什么叫同性恋，但他下意识中把玉卿嫂当情敌看待，他不让玉卿嫂一个人去访庆生，每次都跟着一起去，使她没有同庆生亲热的机会，也免得她伤害他。
《月梦》中，老医生吴钟英在回忆中重游涌翠湖，他和他的伴侣一起游泳。涌翠湖这样美丽的名字，一般会想象成在湖畔散步的是一对俊男美女。但老医生回忆中的伴侣却是“十五六岁的少年，身子很纤细，皮肤白皙，月光照在他的背上，微微地反出青白的光来”。那时老医生比他大不了几岁，对他“竟起了一阵说不出的怜爱……他不知不觉地把那个纤细的少年拥到了怀里，一阵强烈的感觉，刺得他的胸口都发疼了”。
《寂寞的十七岁》中主人公杨云峰很孤单，只与魏伯飏走得近。魏伯飏因班上同学的闲言碎语而与杨云峰保持距离。杨云峰常拿着空话筒对魏伯飏讲话，无异于自言自语。小说临结尾处，苦闷迷茫的男主人公在公园里被一个男人亲吻双手，“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寂寞的十七岁》是《孽子》的前奏，是疯狂前的迷惶与挣扎。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赞誉这部小说是一出“将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剧”。《孽子》目录的前一页写着“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他们的王国矗立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台北公园的莲花池旁。白天各自躲藏，夜晚在这里聚集，像妓男般等待着年高望重的元老盛公一样的财佬们前来探问：“有新鲜的孩子么？”在他们那个王国里，没有尊卑贵贱，不分老少强弱。他们共同拥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书中的“孽子”是一些脆弱的孩子，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阿青，小玉，老鼠，吴敏由于是同性恋者，遭到家庭和社会的驱逐。而“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是家庭和社会的象征，李青等人包括傅卫、阿凤、龙子，或不被“父亲”理解、原谅而被驱逐，或没有“父亲”。公子在被驱逐出国前，其父对他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来。”在遭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和社会驱逐之后，他们开始了“寻父”也就是寻求家庭和社会理解的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傅崇山傅老爷子的出现意味着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理解和接受。同时这其中也包含着巨大的隐痛。傅崇山曾枪毙了在野地苟合的同性恋士兵。而他最引以为傲的儿子，傅卫，一位青年有为前途无量的标准军官，却在部队寝室与充员兵苟合。父亲傅崇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用了最严厉的谴责字语。事后傅卫在父亲生日那天要求回台北见父亲一面也被父亲冷冷拒绝。傅卫就在那天开枪自杀了，枪弹从口腔穿过后脑。
李青等人为报恩最后为傅崇山送葬，完成了从“孽子”向“人子”的回归。但傅崇山的离世也让他们失去了最后的依傍，入侵者更加肆无忌惮。“桃源春”“安乐乡”先后曾一度是同性恋者的天堂，但都因外界不速之客的入侵而歇业，使得同性恋者失去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地，只得回到公园老窝重操旧业，像游魂般漂泊。白先勇短篇小说集《一把青》的编后记里这样写道：“白先勇在《孽子》中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同性恋者形象，意在向世人表明‘同性恋者也是人’，小说既贯穿着道德反思，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收录在《纽约客》里的《Denny Boy》和《Tea for Two》这两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孽子》的深化，描写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的人生形态，它将隐含在《孽子》中的“同性恋者也是人”这一思想推广到“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也是人”。
2017年台湾司法院宣布，台湾现行《民法》不允许同性婚姻的部分违宪，立法院将在两年内进行修正。台湾同性婚姻两年之后合法化消息一经发布，舆论一片哗然。纵使婚姻合法了，这只是同性恋者生存合法性成功的第一步，歧视依然存在，不公正的对待依然存在。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在节目中声泪俱下：“我们不是妖怪。”关注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实现同性恋者的生存合法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白先勇.孽子[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