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唱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强大而有自信的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打开国门过后，民族主义的声音就一直没有断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局部地区出现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对此，有识之士表示忧虑。《瞭望东方周刊》就此访问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
　　杨教授说，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民族主义都起过相当革命的作用，因而是民族国家形成的一种重要精神支柱。但是，民族主义历来是和民族悲情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高唱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从来就不可能是——个真正强大而有自信的国家，它注定只能是落后封闭的国家，或者是自我感觉备受压抑的民族。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极端民族主义适应今天的世界吗?
　　杨奎松：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和走向地球村的大趋势下，人类相互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密，甚至欧洲发达国家开始从经济共同体，大步迈向了政治共同体，国家民族的界限在那里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其原因显而易见，就是这些国家间发达的经济联系已经日益超越了它们之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与隔阂。因此，极端民族主义如果在一个国家日渐活跃，发达，那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请问你怎么评价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一些行为?
　　杨奎松：我想没有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矛盾和冲突。一旦出了问题怎么办?那就要把握住理智，依据相应的法律，通过必要的程序来解决问题，而不能轻率地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许多犯罪行为，最后害人害己，都是当事人失去理性惹的祸。人和人的相处是如此，国与国的关系也同样如此。用非理性的方式来挑起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把本应冷处理或搁置争议的历史遗留问题弄到双方剑拔弩张的程度，往往会造成南辕北辙的效果。
　　希特勒当年怎么上台?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割地赔款，国内民族主义者齐声鼓噪，希特勒及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借机煽动民族复仇主义，结果赢得了国人的拥护，取得了政权。希特勒上台后的种种举措和他在收复领土名义下的扩张，也确实给深受战败困扰的德国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但是，一旦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得到肯定，并促成了德国人的民族虚荣心，进一步的后果就不是德国人所能控制的了。坦率地说，与其说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误导了德国，不如说是德国民众中日渐发酵的非理性的民族复仇主义，将德国推人了近乎毁灭的历史深渊。这种历史教训值得每一个带着民族悲情意识高唱民族主义的青年记取。
　　《瞭望东方周刊》：经常有人将当今的民族主义者(愤青)们比作是“义和团”，对于这个比喻，你认为恰当吗?
　　杨奎松：我认为这种比喻并不恰当。义和团把洋人视为乱伦所生，视铁路为妖术，扶乩打卦，迷信“刀枪不入”，今天显然不会有任何一个“愤青”如此愚昧。而更为重要的是，义和团严格说来并无民族主义思想，他们除了能够在朝廷鼓动下扛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帮助巩固满清皇帝的统治地位以外，对何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甚至对中国的领土几何，其实都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两者就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今天有些人把二者相提并论，也并非毫无根据可寻。至少有一点两者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就是盲目排外。不论义和团迷信几何，其行动的突出特点就是排外，一切外国人、外国物，恨不能统统抛到爪哇国里去。而今有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网络上也或多或少的表现出这种四面出击，任谁都认为是敌人，都想要通过对抗来解决问题的极端心态。照他们的主张发展下去，势必会走上排外主义的道路。
　　《瞭望东方周刊》：政府、舆论应当怎样引导当今的民族主义思潮？
　　杨奎松：不难了解，今天相当一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以往一些中学、大学教育，乃至于部分舆论宣传长期误导的结果。首先是没有实事求是地讲述历史，把爱国问题简单化、概念化其次是忽视了对学生世界眼光和崇尚和平、崇尚人道的思想培养与熏陶；第三是过分强调了“斗争哲学”的威力，过分渲染了武力作用、诉诸战争解决问题的事例，以至于在21世纪的今天，一引起年轻网民依旧津津乐道于用战争解决国与国纠纷的事例，并以此来作为评价当今政府处理对外事务能力的一种标准。
　　要想正确引导国人的民族主义，别无他法，第一要加强人性的教育，要全社会都来关心人，关心人的权利，人的价值，推崇人道主义的精神。第二要引导国人树立“和为贵”的思想，造成一个真正热爱和平的社会氖围，坚持反对滥用武力和战争的行为。第三要实事地了解暴力和战争的两面性，特别是其残酷性，了解国与国关系的复杂性，了解前人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曾经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并熟悉其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性原因，等等。
　　总之，要让大家都了解，一个利而不惜动辄扬言诉诸武力，而不关心他人死活，甚至不在乎同胞感受的人，注定了只能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不会对社会、对人类有任何建设性的贡献，包括对他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的这种态度，也注定了只会南辕北辙，丝毫起不到帮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