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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改变他们的命运
36年后，当年的“同级生”们如今开始影响国家方向。而在1977年的中国，这批后来被称为“新三届”的年轻人大多陷落在人生低谷，没有人知道究竟还要等多久。
那一年，如今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从事的也是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被借调到“五七大学”当政治老师。之前，差点就要回乡务农的他因为一个中学校长提供的名额，才当上了王庄中学的代课老师。
而现在成为外交部部长的王毅，已经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埋头劳动了整整8年。那时候，与外国人的交往基本上还是敏感的，他也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英语。
1977年李克强还在插队，李源潮在专科学校教数学，周强还是知青，曹建明的境遇稍好——他已经在上海市卫生局后方卫生处工作。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选择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公开亮相。
而在前一天，他听取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和中科院副院长方毅的汇报，这位刚刚恢复工作12天的领导人问道：“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是否可以废除？”
恢复高考被正式提出是在几天后的科教座谈会上。会议从清晨开始，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在发言中提到：“现行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方针就是‘领导批准’，走后门之风盛行，广大群众特别是教师意见非常大。”
那年查全性52岁，2007年，已经82岁的他靠在一张藤椅上回忆那场会议，他记得当时自己情绪激动，邓小平马上问：“今年恢复高考是否还来得及？”
听刘西尧说来不及，邓小平又说：“看准了的不要等，今年就恢复！”查全性的发言约15分钟，而邓小平第一次开口到最后拍板，只用了5分钟。
就是这20分钟，“新三届”的命运改变了。
从生活的泥沼里走出来
“闻道凯旋乘骑入，看君走马见芳菲”，宋之问的这句诗是马凯名字的出处。但对于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五七”干校，修过水渠、起过猪圈的他，那“亿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的春天来得有些晚。直到1979年，33岁的他跳过本科，直接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他的导师卫兴华对“新三届”的印象是，这批学生来学校前都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恢复高考后，他们非常用功，极其珍惜机会。
在他潜心研究价格理论时，挚友“劝我投身于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去，增加一些‘实感’。经过同‘理论偏好’的‘痛苦’斗争，我‘下海’了”。
也正因为这个选择，才有了2013年李克强提名马凯为国务院副总理。
与马凯相似，新政府中的很多人在1977年还困在生活泥沼里。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当时是北京自动化研究所的一名工人。文化部部长蔡武则在5年的煤矿工龄之后，当上了煤炭局的干事，他当时就喜欢舞文弄墨，经常投稿，是《甘肃日报》的通讯员。在成为“新三届”之前，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标签是“老三届”。
1977年，外交部部长王毅已经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埋头苦干了整整8年。1969年他从北京去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在他兵团的朋友邱华盛眼中，北京青年王毅对政治非常敏感，对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都颇为忧虑。
但8年时光实在枯燥而漫长，理想几乎就要被埋在那里。以至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开始备考后，他感到了吃力。
王毅后来的大学同班同学王小平回忆：“王毅在‘文革’期间被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在兵团时学习条件不好，年龄又大，从学外语方面讲，他的条件并不好。”
1978年3月正式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时，王毅已经25岁，而原本外语学院招生，对考生年龄的限制是不能超过25岁。
王小平记得，当时王毅相貌端庄，举止稳重，与众不同，在这方面明显超过了其他同学。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班上举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会，在同学们的发言中，王毅的见解尤为成熟。
迎来人生的春天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以头条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新闻，人在安徽凤阳的李克强正是从广播里听到消息。当时，他是一名在“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插队的知青。
这名年轻人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3年前来到乡下，由于水土不服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但他坚持了下来，并当上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然而他更想回到校园里，197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在北大，李克强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同学。当中有一个和他同年高考、不同专业的中文系的孟晓苏。1990年代时李克强攻读博士，与孟同为厉以宁的弟子，厉以宁还把几个学生的论文整理成书。而孟晓苏后来先一步进入中南海，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当了8年秘书。
1991年那本被厉以宁整理成书的论文合集版权页上，除了厉以宁、李克强和孟晓苏，还有一个名字是李源潮。
时间退回1977年，各自在安徽和上海走进考场的李克强和李源潮还没有交集。报名参加高考时，李源潮已经是有4年教龄的专科学校的老师。他瞒着家人和同事，因为“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一直耿耿于怀不能上大学的他，不愿放弃这个补票的机会，虽然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但“78级有没有还不知道呢”。
1978年春天，李源潮走进复旦大学数学系时，这位后来的国家副主席想的是“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教师”。
李源潮沉着的性格、主动的姿态，在生活和学习上都有所显现，因为学生们认为10点半熄灯太早，李作为代表专门找到校长苏步青交涉，并成功地争取到半小时的延长照明时间。
与打算留学但最后留校做团委工作的李克强一样，当77级学生毕业时，李源潮没有像计划那样当上老师，虽然留在复旦，但他的职务也是团委书记。
“那一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很强”
1977年冬天里点燃的热情和信仰并不只存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中国西南，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也创造了“西政78级神话”。
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唯一一所政法院校，其他政法学校则是晚一年才恢复招生。1978年春天，共有364名学生走进歌乐山下的政法系。周强是在这年秋天入学的，像他这样的1978年考生被称为78级，实际上他们和77级的入学时间只隔一个学期。
在那节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上，新生张建田走遍车厢寻找行李上贴着“西南政法学院”的同学，他自然不能预知，当时和他握手的、个子还不高的周强，会在35年后当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而他自己，后来也成为中央军委法制局的大校。
2013年与周强同期接到“两高”任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也是“新三届”法律系学生。凭着对法制的憧憬，1978年他填报的8个志愿中有7个是法律专业，那是当时全国唯有的7个法律专业。
1979年曹建明是以301的最低分数走进华东政法学院的，因为外语只考了29分，数学只有13分。凭借其他科目的高分，这名未来法官才有惊无险地挤进了法学课堂。
同样的生活经历给这些人什么共同馈赠？这需要时间来检验。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湖南省省长的周强做客中国日报网，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即是“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书时，有哪些理想、价值观对您现在还有影响？”
这位78级法学生回答，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之一，那个时代充满激情和理想”，国家刚走出“文革”阴影，“那一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很强”。
36年后，当年的“同级生”们如今开始影响国家方向。而在1977年的中国，这批后来被称为“新三届”的年轻人大多陷落在人生低谷，没有人知道究竟还要等多久。
那一年，如今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从事的也是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被借调到“五七大学”当政治老师。之前，差点就要回乡务农的他因为一个中学校长提供的名额，才当上了王庄中学的代课老师。
而现在成为外交部部长的王毅，已经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埋头劳动了整整8年。那时候，与外国人的交往基本上还是敏感的，他也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英语。
1977年李克强还在插队，李源潮在专科学校教数学，周强还是知青，曹建明的境遇稍好——他已经在上海市卫生局后方卫生处工作。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选择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公开亮相。
而在前一天，他听取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和中科院副院长方毅的汇报，这位刚刚恢复工作12天的领导人问道：“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是否可以废除？”
恢复高考被正式提出是在几天后的科教座谈会上。会议从清晨开始，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在发言中提到：“现行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方针就是‘领导批准’，走后门之风盛行，广大群众特别是教师意见非常大。”
那年查全性52岁，2007年，已经82岁的他靠在一张藤椅上回忆那场会议，他记得当时自己情绪激动，邓小平马上问：“今年恢复高考是否还来得及？”
听刘西尧说来不及，邓小平又说：“看准了的不要等，今年就恢复！”查全性的发言约15分钟，而邓小平第一次开口到最后拍板，只用了5分钟。
就是这20分钟，“新三届”的命运改变了。
从生活的泥沼里走出来
“闻道凯旋乘骑入，看君走马见芳菲”，宋之问的这句诗是马凯名字的出处。但对于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五七”干校，修过水渠、起过猪圈的他，那“亿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的春天来得有些晚。直到1979年，33岁的他跳过本科，直接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他的导师卫兴华对“新三届”的印象是，这批学生来学校前都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恢复高考后，他们非常用功，极其珍惜机会。
在他潜心研究价格理论时，挚友“劝我投身于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去，增加一些‘实感’。经过同‘理论偏好’的‘痛苦’斗争，我‘下海’了”。
也正因为这个选择，才有了2013年李克强提名马凯为国务院副总理。
与马凯相似，新政府中的很多人在1977年还困在生活泥沼里。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当时是北京自动化研究所的一名工人。文化部部长蔡武则在5年的煤矿工龄之后，当上了煤炭局的干事，他当时就喜欢舞文弄墨，经常投稿，是《甘肃日报》的通讯员。在成为“新三届”之前，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标签是“老三届”。
1977年，外交部部长王毅已经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埋头苦干了整整8年。1969年他从北京去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在他兵团的朋友邱华盛眼中，北京青年王毅对政治非常敏感，对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都颇为忧虑。
但8年时光实在枯燥而漫长，理想几乎就要被埋在那里。以至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开始备考后，他感到了吃力。
王毅后来的大学同班同学王小平回忆：“王毅在‘文革’期间被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在兵团时学习条件不好，年龄又大，从学外语方面讲，他的条件并不好。”
1978年3月正式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时，王毅已经25岁，而原本外语学院招生，对考生年龄的限制是不能超过25岁。
王小平记得，当时王毅相貌端庄，举止稳重，与众不同，在这方面明显超过了其他同学。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班上举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会，在同学们的发言中，王毅的见解尤为成熟。
迎来人生的春天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以头条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新闻，人在安徽凤阳的李克强正是从广播里听到消息。当时，他是一名在“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插队的知青。
这名年轻人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3年前来到乡下，由于水土不服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但他坚持了下来，并当上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然而他更想回到校园里，197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在北大，李克强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同学。当中有一个和他同年高考、不同专业的中文系的孟晓苏。1990年代时李克强攻读博士，与孟同为厉以宁的弟子，厉以宁还把几个学生的论文整理成书。而孟晓苏后来先一步进入中南海，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当了8年秘书。
1991年那本被厉以宁整理成书的论文合集版权页上，除了厉以宁、李克强和孟晓苏，还有一个名字是李源潮。
时间退回1977年，各自在安徽和上海走进考场的李克强和李源潮还没有交集。报名参加高考时，李源潮已经是有4年教龄的专科学校的老师。他瞒着家人和同事，因为“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一直耿耿于怀不能上大学的他，不愿放弃这个补票的机会，虽然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但“78级有没有还不知道呢”。
1978年春天，李源潮走进复旦大学数学系时，这位后来的国家副主席想的是“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教师”。
李源潮沉着的性格、主动的姿态，在生活和学习上都有所显现，因为学生们认为10点半熄灯太早，李作为代表专门找到校长苏步青交涉，并成功地争取到半小时的延长照明时间。
与打算留学但最后留校做团委工作的李克强一样，当77级学生毕业时，李源潮没有像计划那样当上老师，虽然留在复旦，但他的职务也是团委书记。
“那一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很强”
1977年冬天里点燃的热情和信仰并不只存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中国西南，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也创造了“西政78级神话”。
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唯一一所政法院校，其他政法学校则是晚一年才恢复招生。1978年春天，共有364名学生走进歌乐山下的政法系。周强是在这年秋天入学的，像他这样的1978年考生被称为78级，实际上他们和77级的入学时间只隔一个学期。
在那节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上，新生张建田走遍车厢寻找行李上贴着“西南政法学院”的同学，他自然不能预知，当时和他握手的、个子还不高的周强，会在35年后当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而他自己，后来也成为中央军委法制局的大校。
2013年与周强同期接到“两高”任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也是“新三届”法律系学生。凭着对法制的憧憬，1978年他填报的8个志愿中有7个是法律专业，那是当时全国唯有的7个法律专业。
1979年曹建明是以301的最低分数走进华东政法学院的，因为外语只考了29分，数学只有13分。凭借其他科目的高分，这名未来法官才有惊无险地挤进了法学课堂。
同样的生活经历给这些人什么共同馈赠？这需要时间来检验。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湖南省省长的周强做客中国日报网，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即是“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书时，有哪些理想、价值观对您现在还有影响？”
这位78级法学生回答，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之一，那个时代充满激情和理想”，国家刚走出“文革”阴影，“那一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