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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首日救灾捐款超过千万元。与汶川地震时相比，此次雅安地震发生后，社会救灾善款更倾向于托付给民间机构。其中，作为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表现十分抢眼——李连杰通过微博第一时间发出救灾行动倡议，壹基金成为行动最为迅速、表现最为耀眼的民间公益组织之一。除了以最快速度派出专业救援队伍、发送救援物资之外，地震救灾的专项筹款行动也同时展开。一时间，众多企业纷纷认捐，并指定要求将捐款交给壹基金。中国平安紧急捐赠650万元，万科公司及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分别认捐200万元，此外，包括赵薇、李冰冰、李静等在内的明星、名人也纷纷向壹基金捐款数十万元。
与此同时，其他的多股民间公益力量也在行动当中。邓飞所领导的“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紧急决定在雅安重灾区建立一支医疗专项基金，为灾区伤病儿童提供高额的医疗报销，首支基金投入达到300万元。“爱心衣橱”团队也迅速调配出防风防雨保暖透气的儿童冲锋衣裤约5000套发往成都。一向高调的陈光标，当日下午就到达灾区，协调租用了13台大型机械参与救灾。友成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天涯公益等机构开通了完备的信息沟通渠道，以随时对接求助需求与救灾力量……
“壹基金”，阵痛中成长
2007年4月，亲身经历过印度洋海啸的李连杰独自带着“壹基金，壹家人”的慈善理念，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挂靠其门下，启动了“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以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开展公益事业。又因政策限制，“壹基金计划”不能获得独立公募基金的资格，这也意味着它只不过是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的一个筹款计划，并没有法人资格。
2008年10月，为了保证公益项目更高效地实施，李连杰在上海民政局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成立了“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简称“上海壹基金”）。“上海壹基金”虽然具备了独立的法律地位，但在性质上属于非公募基金，没有公开募资的资格，必须要接受红十字会的年度审计。
根据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前者可以向公众募捐，后者则不具备这种资格。（中国目前的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是一些个人、企业、财团成立的，条例给予非公募基金会法律地位，是为了满足财富人士、企业持续做公益的愿望，发起人需要不断往基金会里捐钱。）李连杰发起“壹基金”计划的初衷就是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想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募集社会资金，同时推广人人可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理念。但“壹基金”作为私募基金会怎么进行公募的项目、如何承接项目、法律结构是否清晰等，在现实中自然会受到各种质疑。2010年9月，有消息传出，由于“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三年合同即将到期，“壹基金”即将面临没有独立法人身份、没有公章、没有独立银行账户的尴尬境地，运作上陷入困境……无奈，李连杰及其团队走上了谋求独立公募基金身份的道路。面对央视媒体，他自称三年来第一次抱怨——“壹基金是一个已经出生的孩子，但是他没有身份证。”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从媒体报道中获知了“壹基金”的困境，思索两周后，他致电民政部社会事业和慈善救济司前司长王振耀，请他牵线，希望“壹基金”能到深圳登记注册。回忆当时的想法，刘润华说，像“壹基金”有这么好的团队、理念和社会影响，如果连它都办不下去，“那不是‘壹基金’的问题，而是整个登记管理体制的问题”。
2010年11月22日，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下发《基金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允许上海壹基金、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五家发起机构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名称申请设立基金会。2010年 11月28日，五家发起机构正式向深圳市民政局提出申请，12月3日即获批准。新成立的深圳壹基金注册原始基金为5000万元，五家发起机构每家出资1000万元。深圳壹基金理事会由11人组成，分别为李连杰、周其仁、王石、柳传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冯仑、周惟彦、杨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为其法定代表人，并担任理事长，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任副理事长，阿拉善生态协会前秘书长杨鹏任秘书长。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则担任深圳壹基金监事长。根据深圳壹基金的章程，其性质为公募基金会，面向公众募捐的地域是深圳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壹基金”只能接受深圳范围内的募捐。它可以通过理事会下属企业网络开辟募资渠道，比如腾讯Q币、支付宝、招商银行一卡通等方式获得捐款。
2011年1月11日，是中国慈善事业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册的“壹基金公募基金会”揭幕挂牌，这意味着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从此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成为深圳第一家民间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会。
这个突破点在于，它是中国首家无业务主管单位的民间公募基金会——
转型后的“壹基金”，领头人从李连杰一个人变成了包括李连杰在内的一群人，理事会的11位成员有企业家也有经济学家，包括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北京大学的周其仁，还有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招商银行的马蔚华、蒙牛的牛根生等。一批优秀企业家进入了倡导平民慈善理念的公益组织里，成为更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社会形象提升了；这股正能量又对更多企业家产生思想冲击，更多的企业家会有热情投身慈善事业。
“壹基金”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公信力和号召力。正如王小波说，“这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何止是不多，简直是没有。壹基金便是这为数不多的美好之一。”
深圳率先向民间慈善敞开大门
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81年我国第一家基金会——“儿基会”成立到2010年底的30年间，我国基金会的活动领域不断向外扩展。其活动领域已经扩展到包括教育、医疗救助、扶贫助困、创业、公共安全等十多个领域。截止2012年，全国共有2591家基金会，其中非公募基金会1373家，公募基金会1218家。在“深圳案例”之前，中国的基金会多具有官方背景，经费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基金列入国家年度财政预算，领导由政府任命，工作人员也是国家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的干部。 深圳壹基金最终得以成立，民政部亦加以支持，并有所推动，“算是其授意的一个试点”。 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分别对应三部条例进行管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除《基金会管理条例》制定于2004年之外，其余两部条例制定年代较早，规定粗疏，且立法层级较低。
此前，三部条例的修订草案均早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但由于更高层对取消“双重管理”等关键问题难有共识，新法多年迟迟未能出台。此种背景下，民政部转而向地方寻求突破。近年来，民政部与各地签订了六份“部省（市）协议”，其中，深圳、上海均是综合改革试验区，青岛偏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云南着力发展涉外社会组织，南京、新疆也各有改革重点。2010年，北京市民政局通过下属的社团办，使登记与挂靠机构合二为一，社团组织可统一挂靠于社团办，其只是程序上的主管单位，而不是以前规定的政府部门。比照深圳的直接登记制度，北京的做法算是过渡政策了。
来自民间的困惑
在我国类似于“壹基金”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有不少，共同面临着或是非法存在、或是以“黑户”身份挂靠在某个官方慈善机构名下的困境。
1、民间慈善组织不具备法律上的独立性大量事实证明，凡非法存在的民间慈善组织终究要面临解体的命运；“黑户”生涯亦非长久之计，没有公章和独立账户，各项活动开支都存在掣肘。如“壹基金”缺乏公募资格，资金使用上捉襟见肘。在资金的往来上，“壹基金”需要中国红十字会的中转，筹款和用款都不方便，“壹基金”基础性的“每人每月一分钱”项目就无法开展。民间慈善组织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难以抵抗夭折的命运。因此，赋予民间慈善组织法律上的独立性，为其“正名”，使其具有合法公募并且能够独立运行的身份，是我国目前民间慈善组织最迫切的需求。
2、民间慈善组织的监管不到位民间慈善组织在运行的过程中面临多种问题，善款的合理使用成为其中的关键。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对公益慈善的界定和财务运行形成了系统的、规范的和透明的管理机制，包括慈善机构提供收支账目明细表、第三方机构的独立审计和慈善项目执行评估。
由于慈善组织的“双重监管”和与政府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种利益链，致使监管形同虚设，慈善组织的运作也就缺乏应有的公信力。
3、民间慈善活动缺乏立法保障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盈利性组织，政府不应干涉其业务工作。“应当将职能重点放在制定一套规范慈善组织运作的法律体系，包括财务公开、公信力建设、资金筹集与使用、组织自律与行业自律等等”。法律为行为提供预期，也为管理提供规范。目前我国的慈善立法还没有形成专门性的规定，散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扶贫、非营利性捐赠物资免进口税收暂行办法》等一些法规中。
对于快速发展、正在崛起的民间慈善组织来说，这些规范显然不够，制约了其健康发展。“壹基金”的困境根本在于法律地位的不明确，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虽然目前“壹基金”在深圳获得公募资格，“壹基金”的道路却依然很漫长，其慈善性质和自治还有待改革的深化。放眼整个民间慈善组织，加快《慈善法》的立法，清晰界定慈善组织的地位、慈善和政府的关系，方能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而在未来，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等某些领域中，“双重管理”体制的全面取消也正是大势所趋。
在未来，重建信任
由于此次雅安地震募捐来的大部分钱都来自于民间，加上媒体关注度奇高，眼下壹基金正处于风口浪尖，稍有不慎，则会遭到民众的质疑。壹基金某工作人员表示，这对于他们的确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不是芦山地震后才发生的。我们捐款中一半的数量是个人捐款，长期面临捐款人的挑战和监督。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对于无孔不入的监督，壹基金的传播经理李青芸公布了芦山地震捐款接下来的走向。“我们的资金使用主要是根据救灾的应急预案需要。第一阶段紧急搜救，主要挽救生命、抢救物资；二是自灾害发生起4-8周以内的灾后安置，保障灾民基本生活需求；三是自灾害发生起至1-2年内的灾后重建期，为灾后儿童提供心理康复设施和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家的迅速进步，由经济转型引发的社会转型使我国逐步迈进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在获得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我们正处在风险社会，产生信任危机。我们对政府、对社会、对他人都保持着本能的不信任感——“什么都缺乏公信力”。
这种负面情绪亦蔓延到慈善事业，政府对民间慈善同样缺乏充分信任（双重管理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政府对民间慈善的不信任）。正如某位专家所言：“我不赞成个人或组织可以自由放任的开展募捐活动，因为自发的活动绝对无法避免失范或失控的局面。” 没有信任也就没有所谓的发展。促进公益慈善还要从社会信用做起。
与此同时，其他的多股民间公益力量也在行动当中。邓飞所领导的“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紧急决定在雅安重灾区建立一支医疗专项基金，为灾区伤病儿童提供高额的医疗报销，首支基金投入达到300万元。“爱心衣橱”团队也迅速调配出防风防雨保暖透气的儿童冲锋衣裤约5000套发往成都。一向高调的陈光标，当日下午就到达灾区，协调租用了13台大型机械参与救灾。友成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天涯公益等机构开通了完备的信息沟通渠道，以随时对接求助需求与救灾力量……
“壹基金”，阵痛中成长
2007年4月，亲身经历过印度洋海啸的李连杰独自带着“壹基金，壹家人”的慈善理念，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挂靠其门下，启动了“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以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开展公益事业。又因政策限制，“壹基金计划”不能获得独立公募基金的资格，这也意味着它只不过是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的一个筹款计划，并没有法人资格。
2008年10月，为了保证公益项目更高效地实施，李连杰在上海民政局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成立了“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简称“上海壹基金”）。“上海壹基金”虽然具备了独立的法律地位，但在性质上属于非公募基金，没有公开募资的资格，必须要接受红十字会的年度审计。
根据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前者可以向公众募捐，后者则不具备这种资格。（中国目前的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是一些个人、企业、财团成立的，条例给予非公募基金会法律地位，是为了满足财富人士、企业持续做公益的愿望，发起人需要不断往基金会里捐钱。）李连杰发起“壹基金”计划的初衷就是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想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募集社会资金，同时推广人人可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理念。但“壹基金”作为私募基金会怎么进行公募的项目、如何承接项目、法律结构是否清晰等，在现实中自然会受到各种质疑。2010年9月，有消息传出，由于“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三年合同即将到期，“壹基金”即将面临没有独立法人身份、没有公章、没有独立银行账户的尴尬境地，运作上陷入困境……无奈，李连杰及其团队走上了谋求独立公募基金身份的道路。面对央视媒体，他自称三年来第一次抱怨——“壹基金是一个已经出生的孩子，但是他没有身份证。”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从媒体报道中获知了“壹基金”的困境，思索两周后，他致电民政部社会事业和慈善救济司前司长王振耀，请他牵线，希望“壹基金”能到深圳登记注册。回忆当时的想法，刘润华说，像“壹基金”有这么好的团队、理念和社会影响，如果连它都办不下去，“那不是‘壹基金’的问题，而是整个登记管理体制的问题”。
2010年11月22日，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下发《基金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允许上海壹基金、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五家发起机构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名称申请设立基金会。2010年 11月28日，五家发起机构正式向深圳市民政局提出申请，12月3日即获批准。新成立的深圳壹基金注册原始基金为5000万元，五家发起机构每家出资1000万元。深圳壹基金理事会由11人组成，分别为李连杰、周其仁、王石、柳传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冯仑、周惟彦、杨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为其法定代表人，并担任理事长，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任副理事长，阿拉善生态协会前秘书长杨鹏任秘书长。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则担任深圳壹基金监事长。根据深圳壹基金的章程，其性质为公募基金会，面向公众募捐的地域是深圳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壹基金”只能接受深圳范围内的募捐。它可以通过理事会下属企业网络开辟募资渠道，比如腾讯Q币、支付宝、招商银行一卡通等方式获得捐款。
2011年1月11日，是中国慈善事业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册的“壹基金公募基金会”揭幕挂牌，这意味着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从此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成为深圳第一家民间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会。
这个突破点在于，它是中国首家无业务主管单位的民间公募基金会——
转型后的“壹基金”，领头人从李连杰一个人变成了包括李连杰在内的一群人，理事会的11位成员有企业家也有经济学家，包括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北京大学的周其仁，还有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招商银行的马蔚华、蒙牛的牛根生等。一批优秀企业家进入了倡导平民慈善理念的公益组织里，成为更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社会形象提升了；这股正能量又对更多企业家产生思想冲击，更多的企业家会有热情投身慈善事业。
“壹基金”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公信力和号召力。正如王小波说，“这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何止是不多，简直是没有。壹基金便是这为数不多的美好之一。”
深圳率先向民间慈善敞开大门
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81年我国第一家基金会——“儿基会”成立到2010年底的30年间，我国基金会的活动领域不断向外扩展。其活动领域已经扩展到包括教育、医疗救助、扶贫助困、创业、公共安全等十多个领域。截止2012年，全国共有2591家基金会，其中非公募基金会1373家，公募基金会1218家。在“深圳案例”之前，中国的基金会多具有官方背景，经费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基金列入国家年度财政预算，领导由政府任命，工作人员也是国家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的干部。 深圳壹基金最终得以成立，民政部亦加以支持，并有所推动，“算是其授意的一个试点”。 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分别对应三部条例进行管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除《基金会管理条例》制定于2004年之外，其余两部条例制定年代较早，规定粗疏，且立法层级较低。
此前，三部条例的修订草案均早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但由于更高层对取消“双重管理”等关键问题难有共识，新法多年迟迟未能出台。此种背景下，民政部转而向地方寻求突破。近年来，民政部与各地签订了六份“部省（市）协议”，其中，深圳、上海均是综合改革试验区，青岛偏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云南着力发展涉外社会组织，南京、新疆也各有改革重点。2010年，北京市民政局通过下属的社团办，使登记与挂靠机构合二为一，社团组织可统一挂靠于社团办，其只是程序上的主管单位，而不是以前规定的政府部门。比照深圳的直接登记制度，北京的做法算是过渡政策了。
来自民间的困惑
在我国类似于“壹基金”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有不少，共同面临着或是非法存在、或是以“黑户”身份挂靠在某个官方慈善机构名下的困境。
1、民间慈善组织不具备法律上的独立性大量事实证明，凡非法存在的民间慈善组织终究要面临解体的命运；“黑户”生涯亦非长久之计，没有公章和独立账户，各项活动开支都存在掣肘。如“壹基金”缺乏公募资格，资金使用上捉襟见肘。在资金的往来上，“壹基金”需要中国红十字会的中转，筹款和用款都不方便，“壹基金”基础性的“每人每月一分钱”项目就无法开展。民间慈善组织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难以抵抗夭折的命运。因此，赋予民间慈善组织法律上的独立性，为其“正名”，使其具有合法公募并且能够独立运行的身份，是我国目前民间慈善组织最迫切的需求。
2、民间慈善组织的监管不到位民间慈善组织在运行的过程中面临多种问题，善款的合理使用成为其中的关键。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对公益慈善的界定和财务运行形成了系统的、规范的和透明的管理机制，包括慈善机构提供收支账目明细表、第三方机构的独立审计和慈善项目执行评估。
由于慈善组织的“双重监管”和与政府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种利益链，致使监管形同虚设，慈善组织的运作也就缺乏应有的公信力。
3、民间慈善活动缺乏立法保障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盈利性组织，政府不应干涉其业务工作。“应当将职能重点放在制定一套规范慈善组织运作的法律体系，包括财务公开、公信力建设、资金筹集与使用、组织自律与行业自律等等”。法律为行为提供预期，也为管理提供规范。目前我国的慈善立法还没有形成专门性的规定，散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扶贫、非营利性捐赠物资免进口税收暂行办法》等一些法规中。
对于快速发展、正在崛起的民间慈善组织来说，这些规范显然不够，制约了其健康发展。“壹基金”的困境根本在于法律地位的不明确，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虽然目前“壹基金”在深圳获得公募资格，“壹基金”的道路却依然很漫长，其慈善性质和自治还有待改革的深化。放眼整个民间慈善组织，加快《慈善法》的立法，清晰界定慈善组织的地位、慈善和政府的关系，方能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而在未来，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等某些领域中，“双重管理”体制的全面取消也正是大势所趋。
在未来，重建信任
由于此次雅安地震募捐来的大部分钱都来自于民间，加上媒体关注度奇高，眼下壹基金正处于风口浪尖，稍有不慎，则会遭到民众的质疑。壹基金某工作人员表示，这对于他们的确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不是芦山地震后才发生的。我们捐款中一半的数量是个人捐款，长期面临捐款人的挑战和监督。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对于无孔不入的监督，壹基金的传播经理李青芸公布了芦山地震捐款接下来的走向。“我们的资金使用主要是根据救灾的应急预案需要。第一阶段紧急搜救，主要挽救生命、抢救物资；二是自灾害发生起4-8周以内的灾后安置，保障灾民基本生活需求；三是自灾害发生起至1-2年内的灾后重建期，为灾后儿童提供心理康复设施和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家的迅速进步，由经济转型引发的社会转型使我国逐步迈进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在获得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我们正处在风险社会，产生信任危机。我们对政府、对社会、对他人都保持着本能的不信任感——“什么都缺乏公信力”。
这种负面情绪亦蔓延到慈善事业，政府对民间慈善同样缺乏充分信任（双重管理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政府对民间慈善的不信任）。正如某位专家所言：“我不赞成个人或组织可以自由放任的开展募捐活动，因为自发的活动绝对无法避免失范或失控的局面。” 没有信任也就没有所谓的发展。促进公益慈善还要从社会信用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