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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给人以思想、给人以力量、给人精神上的指引，它穿越古今、超越时空，直至现在它所散发出的力量仍能在人们心中发芽。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电影传入中国，无论是文学、历史领域，还是哲学、政治领域，很多经典都被改编为电影呈现在观众面前，但在众多经典作品中，文学经典与电影的关系最为密切，电影的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审美特质等方面都受到文学经典的影响，电影改编也多以文学经典为主。同时，电影人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拍摄方式诠释经典。九十余年的电影发展历程中，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版本在声效、色彩图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其改编方式也由忠实原著到戏仿、大话。文学经典在电影影响下广为传播的同时，其本身的主题和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与颠覆，这样的改编现状不得不引起电影人和观众们的反思。
一、 电影版《西游记》的改编特征
伴随着电影拍摄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学经典的改编版本也由最初的无声、黑白式的胶片版，逐步发展为融合特技效果、立体声响、斑斓色彩的数码版，以及更具体验感的三维立体版。其改编数量更是不胜枚举，单从“四大名著”的电影改编来看，20世纪以来其改编成果颇丰，其中，《西游记》更被称为“史上最强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据统计，1926年至2012年间，《西游记》的影视、动画改编作品有80余部，2012年至今也在推出新的改编版本，包括《西游降魔篇》（2013年）、《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年）、《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年）等。
在众多依据《西游记》改编而成的电影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电影技术的变革，还能看到电影改编对文学经典态度的变化。早期作品如1966至1975年间由香港邵氏公司改编的版本，《西游记》《铁扇公主》《盘丝洞》《女儿国》《红孩儿》，人物、情节、主旨等方面都是在原著的基础上演绎而来，而从1994-1995年间拍摄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到近年来的一系列版本都是以戏仿、“恶搞”的方式解构与消解经典。经典在电影中不再是典范的、权威的文本，改编也不是在经典文本基础上的演绎，而是一个借经典外壳而做的新文章。
在大话、戏仿经典的电影中，《西游记》因其本身的娱乐性、通俗性和神魔性特质也最易被改编者接受，因此在众多改编版本中《西游记》的改编最具代表性，这些恶搞、戏仿的改编版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娱乐化。大众文化时代下的改编不再将经典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典范，经典人物在镜头里走下了神坛，走向了“非经典”。文本也不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1]的确，经典的价值在一些电影改编版中早已不再具有导向意义，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个为电影提供资源和文本的客体，一个不需要去深入挖掘的客体。《大话西游》中，《西游记》只是起到一个线索的作用，一个只要听到名字就能联想到人物角色的作用，电影在情节和主旨上完全另起炉灶。在时空来回穿梭中蜘蛛精、白骨精、牛魔王齐上映，孙悟空转世的至尊宝与白骨精转世的紫霞仙子上演了一场前世今生的爱恋，唐僧也变为喋喋不休、絮絮叨叨的人物。这一类型的电影改编以篡改人物、拼接剧情的方式，在一派热闹中娱乐了经典，也在追求感官刺激的快感中颠覆和消解了经典建立的话语权。
（二）浅表化。经典是厚重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中蕴涵了无尽的阐释空间，其人物与情节都有丰富的内涵。经典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经历了千百年来的考验而来到我们身边。当代的大话类的电影改编则不同，它们更关注当下的、直观的内容，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说：“当代文化现在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在前视觉时代，语言是文学作品得以建构的基础，表达约定俗成的概念，也表达人类丰富的思想情感，当语言文化转变为视觉文化，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与意象都变为固定的、直观的表意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使经典更简单直接的表现在读者面前，但隐含在经典深处的意蕴便难以被挖掘出来。《西游记》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它也是一部较为特殊的著作，它以神魔为寓意，并在嬉笑怒骂中讲述真理。一系列大话作品为迎合消费者心理，以一种简单直白的处理方式去改编经典，这样的方式也就难以传递出西游故事背后的真谛。
（三）速食化。文学作品或因情感宣泄而来，或因载道之用，它们无不是作者仔细推敲、字斟句酌的结晶，后又经历代接受不断传播而来，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成果，仅《红楼梦》便经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初步成稿。与前消费时代的慢产出、高质量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改编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数目繁多，这与很多作者草率成书、借经典而宣扬自身的做法不无关系，它们以经典为依托，其目的是为了谋求商业利益，追求短线回报，这样的作品即便当时能获得追捧，也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电影。
二、 电影改编背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电影中经典被消费的现象，不只出现在中国，而是世界范围的。美国导演库布里克的《发条橘子》是对《雨中曲》的戲仿，它如《约会电影》《恐怖电影》等影片中也有很多经典片段杂烩在其中。经典文本的艺术魅力、深度意蕴就是在这种大话、戏仿的过程中被不断解构的。
经典被消费，究其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是针对现代主义而言的，其所有特征都以“反”传统、“反”现实的方式出现，后现代主义强调反文化、反传统、反权威，是对原来建立的话语权的一种颠覆与解构，进而以后现代的方式重构的一种新的话语方式。说其解构，是因为后现代主义以不确定性为核心，它坚持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认为创作本身应该是无主题、无形象、无情节的，既有的逻辑性、连贯性、完整性都可以被打破，传统的权威、原则与深度都是值得怀疑的。在解构的同时，后现代主义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建构一种话语权。后现代主义所建立的体系中，提倡抛却制约，追求自由、无限制的创作，推崇多种方式混搭、拼接的创作手法，以反讽的方式嘲弄、戏仿经典。在重构的所有特质中，后现代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强调内在性，它专注于自身的愉悦之中，在感官刺激中寻求快感，不再渴望对真善美的挖掘，也不再关注对终极价值的追寻。 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从产生之日起在西方便产生强烈反响，伴随着世界各国的广泛交流，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很多国家传播，从空间上看，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世界性的。大话、戏仿的电影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广泛流行的，这类电影作品所具有的娱乐性、浅表性及速食性特征无不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关。这类影片在挑战传统之后构建的以无原则、无方向、无标准、无秩序为主话语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艺术应有的底线，使高雅与低俗混同，也使创作者和接受者在情感缺失中失去了信仰。
诚然，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也有一定进步意义，正如美国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所言：“后现代主义的学说锤炼了我们的感性，使之善于感受事物的差别，使我们更能包括诸多无常规、无标准的宇宙事物。”[3]它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迥异于传统思维的模式，后现代视域下惯常思维被打破，人们可以从多角度、多空间去考察事物，从这一点来看，无论对创作者还是接受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进步。但若一味讲求照搬照抄，也会在接受后现代主义精华的同时将其思想中的糟粕一同继承过来，在娱乐经典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
三、 经典与电影改编的未来
面对后现代主义带来的问题，伊哈布·哈桑也曾坦言：“我不知如何让我们的精神沙漠，多增添一点生命的绿意”[4]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深远的当下，在电影发展的历程中，或许让我们精神沙漠增添一点生命的绿意的方式，应当从电影人与观众的身上去追寻。
其一，作为电影人，应始终保持“二心”，即敬畏心与责任心。所谓敬畏心，是电影人面对经典时应有的态度。电影人对经典的敬畏心，还应该从电影改编如何对待传统经典说起，这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能够解决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困境的新方法。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经典在电影人心中是可以随意恶搞、任意戏弄的文本，经典也早已成为被颠覆的靶子，在如此境遇下产生的改编作品，也难登经典电影的大雅之堂。以敬畏之心对待经典，并非指改编要完全忠实原著，依据原著亦步亦趋、小心翼翼的改编，同样不会创作出优秀的电影作品。好的改编，应该是既忠实于原著而又不愚忠、既改编原著而又不乱改，这就需要电影人有一双发现美的慧眼，将语言文字掰开揉碎成很多未加工的元素，用电影的技术，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将这些元素融合成一部内涵丰富、极具艺术魅力的值得观众一看再看的影视作品。
所谓责任心，是指电影人应具有传承经典的责任意识。电影的發展离不开经典的滋养，无论在体裁上、还是在叙事方式等方面，经典都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相应地，在视觉化时代中，经典的传播也离不开电影，经典中蕴涵的人生哲理、生命体验乃至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需要电影人以更开阔的胸怀去感受经典，进而成为连接经典与现代读者的桥梁，改编出符合当代社会价值理念、适合接受者心理的优质影片。优秀的电影人，所改编的作品一定是符合而非迎合接受者心理，因为电影的品质与品格绝不会在迎合中体现出来，不论影视拍摄技术如何更新，电影人心中对经典的责任应该是永恒的。
其二，作为观众，也应始终保持“二心”，即警惕心与好奇心。消费浪潮推动下出现的这些恶搞、大话类影片，其产生不仅有电影人的因素也有很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对此，不能一味的苛责电影人。但作为观众，面对这一类型的影片，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吸收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优质影片的同时，对待那些娱乐性、浅表性、速食性强的影片应保持理性态度。经典是经历千百年累积和考验而来，虽暂时处于一种尴尬局面，但经典不会轻易被历史所淘汰。因为“恶搞”版《西游记》“对原著的消解、颠覆作用只发生在大众消费的娱乐层面上，对作品的哲理、宗教、社会文化等广袤、深邃的思想蕴藉基本没有涉及，也即没有指向作品文化精神的硬核。”[5]但由于很多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缺乏辨别能力，影视传媒影响下很容易迷失方向，对此我们应时刻保持警惕心理。
在对大话、戏仿类电影作品保持警惕心的同时，也应对经典保持好奇心。消费时代下，经典被解构、消解的浪潮，或许难以阻挡，但我们却可乘势而为，在冷静对待影片的同时以一颗好奇心去看待被解构和嘲弄的经典，去探索影片到底解构了经典哪些成分，磨平了经典哪些内涵。
电影的发展需要经典的滋养，而经典在现代的传播同样需要电影的帮助，即便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当下，电影与经典的天然关联也没有消失，电影可以通过变革技术、传递思想来拯救处于尴尬地位的经典，经典也可以给电影的发展送去精神的养分，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电影与经典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71.
[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92：45.
[3]（美）伊哈布·哈桑.革新/更新：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视角[M].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1983：27.
[4]（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折[M].哥伦布：俄亥俄州立大学，1987：181-182.
[5]竺洪波.经典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命运——“恶搞”版《西游记》之我见[J].中文自学指导，2007（5）：14-17.
一、 电影版《西游记》的改编特征
伴随着电影拍摄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学经典的改编版本也由最初的无声、黑白式的胶片版，逐步发展为融合特技效果、立体声响、斑斓色彩的数码版，以及更具体验感的三维立体版。其改编数量更是不胜枚举，单从“四大名著”的电影改编来看，20世纪以来其改编成果颇丰，其中，《西游记》更被称为“史上最强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据统计，1926年至2012年间，《西游记》的影视、动画改编作品有80余部，2012年至今也在推出新的改编版本，包括《西游降魔篇》（2013年）、《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年）、《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年）等。
在众多依据《西游记》改编而成的电影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电影技术的变革，还能看到电影改编对文学经典态度的变化。早期作品如1966至1975年间由香港邵氏公司改编的版本，《西游记》《铁扇公主》《盘丝洞》《女儿国》《红孩儿》，人物、情节、主旨等方面都是在原著的基础上演绎而来，而从1994-1995年间拍摄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到近年来的一系列版本都是以戏仿、“恶搞”的方式解构与消解经典。经典在电影中不再是典范的、权威的文本，改编也不是在经典文本基础上的演绎，而是一个借经典外壳而做的新文章。
在大话、戏仿经典的电影中，《西游记》因其本身的娱乐性、通俗性和神魔性特质也最易被改编者接受，因此在众多改编版本中《西游记》的改编最具代表性，这些恶搞、戏仿的改编版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娱乐化。大众文化时代下的改编不再将经典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典范，经典人物在镜头里走下了神坛，走向了“非经典”。文本也不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1]的确，经典的价值在一些电影改编版中早已不再具有导向意义，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个为电影提供资源和文本的客体，一个不需要去深入挖掘的客体。《大话西游》中，《西游记》只是起到一个线索的作用，一个只要听到名字就能联想到人物角色的作用，电影在情节和主旨上完全另起炉灶。在时空来回穿梭中蜘蛛精、白骨精、牛魔王齐上映，孙悟空转世的至尊宝与白骨精转世的紫霞仙子上演了一场前世今生的爱恋，唐僧也变为喋喋不休、絮絮叨叨的人物。这一类型的电影改编以篡改人物、拼接剧情的方式，在一派热闹中娱乐了经典，也在追求感官刺激的快感中颠覆和消解了经典建立的话语权。
（二）浅表化。经典是厚重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中蕴涵了无尽的阐释空间，其人物与情节都有丰富的内涵。经典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经历了千百年来的考验而来到我们身边。当代的大话类的电影改编则不同，它们更关注当下的、直观的内容，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说：“当代文化现在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在前视觉时代，语言是文学作品得以建构的基础，表达约定俗成的概念，也表达人类丰富的思想情感，当语言文化转变为视觉文化，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与意象都变为固定的、直观的表意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使经典更简单直接的表现在读者面前，但隐含在经典深处的意蕴便难以被挖掘出来。《西游记》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它也是一部较为特殊的著作，它以神魔为寓意，并在嬉笑怒骂中讲述真理。一系列大话作品为迎合消费者心理，以一种简单直白的处理方式去改编经典，这样的方式也就难以传递出西游故事背后的真谛。
（三）速食化。文学作品或因情感宣泄而来，或因载道之用，它们无不是作者仔细推敲、字斟句酌的结晶，后又经历代接受不断传播而来，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成果，仅《红楼梦》便经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初步成稿。与前消费时代的慢产出、高质量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改编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数目繁多，这与很多作者草率成书、借经典而宣扬自身的做法不无关系，它们以经典为依托，其目的是为了谋求商业利益，追求短线回报，这样的作品即便当时能获得追捧，也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电影。
二、 电影改编背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电影中经典被消费的现象，不只出现在中国，而是世界范围的。美国导演库布里克的《发条橘子》是对《雨中曲》的戲仿，它如《约会电影》《恐怖电影》等影片中也有很多经典片段杂烩在其中。经典文本的艺术魅力、深度意蕴就是在这种大话、戏仿的过程中被不断解构的。
经典被消费，究其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是针对现代主义而言的，其所有特征都以“反”传统、“反”现实的方式出现，后现代主义强调反文化、反传统、反权威，是对原来建立的话语权的一种颠覆与解构，进而以后现代的方式重构的一种新的话语方式。说其解构，是因为后现代主义以不确定性为核心，它坚持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认为创作本身应该是无主题、无形象、无情节的，既有的逻辑性、连贯性、完整性都可以被打破，传统的权威、原则与深度都是值得怀疑的。在解构的同时，后现代主义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建构一种话语权。后现代主义所建立的体系中，提倡抛却制约，追求自由、无限制的创作，推崇多种方式混搭、拼接的创作手法，以反讽的方式嘲弄、戏仿经典。在重构的所有特质中，后现代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强调内在性，它专注于自身的愉悦之中，在感官刺激中寻求快感，不再渴望对真善美的挖掘，也不再关注对终极价值的追寻。 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从产生之日起在西方便产生强烈反响，伴随着世界各国的广泛交流，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很多国家传播，从空间上看，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世界性的。大话、戏仿的电影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广泛流行的，这类电影作品所具有的娱乐性、浅表性及速食性特征无不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关。这类影片在挑战传统之后构建的以无原则、无方向、无标准、无秩序为主话语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艺术应有的底线，使高雅与低俗混同，也使创作者和接受者在情感缺失中失去了信仰。
诚然，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也有一定进步意义，正如美国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所言：“后现代主义的学说锤炼了我们的感性，使之善于感受事物的差别，使我们更能包括诸多无常规、无标准的宇宙事物。”[3]它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迥异于传统思维的模式，后现代视域下惯常思维被打破，人们可以从多角度、多空间去考察事物，从这一点来看，无论对创作者还是接受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进步。但若一味讲求照搬照抄，也会在接受后现代主义精华的同时将其思想中的糟粕一同继承过来，在娱乐经典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
三、 经典与电影改编的未来
面对后现代主义带来的问题，伊哈布·哈桑也曾坦言：“我不知如何让我们的精神沙漠，多增添一点生命的绿意”[4]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深远的当下，在电影发展的历程中，或许让我们精神沙漠增添一点生命的绿意的方式，应当从电影人与观众的身上去追寻。
其一，作为电影人，应始终保持“二心”，即敬畏心与责任心。所谓敬畏心，是电影人面对经典时应有的态度。电影人对经典的敬畏心，还应该从电影改编如何对待传统经典说起，这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能够解决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困境的新方法。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经典在电影人心中是可以随意恶搞、任意戏弄的文本，经典也早已成为被颠覆的靶子，在如此境遇下产生的改编作品，也难登经典电影的大雅之堂。以敬畏之心对待经典，并非指改编要完全忠实原著，依据原著亦步亦趋、小心翼翼的改编，同样不会创作出优秀的电影作品。好的改编，应该是既忠实于原著而又不愚忠、既改编原著而又不乱改，这就需要电影人有一双发现美的慧眼，将语言文字掰开揉碎成很多未加工的元素，用电影的技术，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将这些元素融合成一部内涵丰富、极具艺术魅力的值得观众一看再看的影视作品。
所谓责任心，是指电影人应具有传承经典的责任意识。电影的發展离不开经典的滋养，无论在体裁上、还是在叙事方式等方面，经典都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相应地，在视觉化时代中，经典的传播也离不开电影，经典中蕴涵的人生哲理、生命体验乃至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需要电影人以更开阔的胸怀去感受经典，进而成为连接经典与现代读者的桥梁，改编出符合当代社会价值理念、适合接受者心理的优质影片。优秀的电影人，所改编的作品一定是符合而非迎合接受者心理，因为电影的品质与品格绝不会在迎合中体现出来，不论影视拍摄技术如何更新，电影人心中对经典的责任应该是永恒的。
其二，作为观众，也应始终保持“二心”，即警惕心与好奇心。消费浪潮推动下出现的这些恶搞、大话类影片，其产生不仅有电影人的因素也有很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对此，不能一味的苛责电影人。但作为观众，面对这一类型的影片，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吸收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优质影片的同时，对待那些娱乐性、浅表性、速食性强的影片应保持理性态度。经典是经历千百年累积和考验而来，虽暂时处于一种尴尬局面，但经典不会轻易被历史所淘汰。因为“恶搞”版《西游记》“对原著的消解、颠覆作用只发生在大众消费的娱乐层面上，对作品的哲理、宗教、社会文化等广袤、深邃的思想蕴藉基本没有涉及，也即没有指向作品文化精神的硬核。”[5]但由于很多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缺乏辨别能力，影视传媒影响下很容易迷失方向，对此我们应时刻保持警惕心理。
在对大话、戏仿类电影作品保持警惕心的同时，也应对经典保持好奇心。消费时代下，经典被解构、消解的浪潮，或许难以阻挡，但我们却可乘势而为，在冷静对待影片的同时以一颗好奇心去看待被解构和嘲弄的经典，去探索影片到底解构了经典哪些成分，磨平了经典哪些内涵。
电影的发展需要经典的滋养，而经典在现代的传播同样需要电影的帮助，即便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当下，电影与经典的天然关联也没有消失，电影可以通过变革技术、传递思想来拯救处于尴尬地位的经典，经典也可以给电影的发展送去精神的养分，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电影与经典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71.
[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92：45.
[3]（美）伊哈布·哈桑.革新/更新：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视角[M].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1983：27.
[4]（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折[M].哥伦布：俄亥俄州立大学，1987：181-182.
[5]竺洪波.经典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命运——“恶搞”版《西游记》之我见[J].中文自学指导，2007（5）：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