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典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场令古希腊文明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的持久战。当时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专著《伯罗奔尼撒戰争史》写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后人依此总结出大国关系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
　　姑且不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冲突模式是否被误读了，对于大国竞争的胜败由何决定，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较被认可的论辩前提是，强权对抗往往发生在原霸主与挑战者实力相近的时间点，也唯有国力相近，而非疆域、人口、资源相差悬殊，比较才更有意义。
　　古希腊时代，雅典与斯巴达同文同种，但因地理、资源条件不同，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故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常被赋予浓厚的象征色彩，失去了比较研究所应有的客观性—胜者斯巴达成为尚武务实的代名词，败者雅典则成为虚矫涣散的象征，连带其民主制也受到质疑。
　　无独有偶，同在地中海地区，仅仅百余年后，在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了类似的争霸战，同样展示出“体制对抗”的残酷性。这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三次布匿战争（古罗马称迦太基为“布匿”）。因此，考察布匿战争等案例，可以为当下的新大国竞争时代提供一些启示。

海上民族迁徙的产物

　　古罗马位于亚平宁半岛，迦太基位于今北非突尼斯。双方隔地中海的第勒尼安海湾，遥相对望。虽然相隔遥远，但两国若是溯本追源，倒是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因为无论古罗马还是迦太基，都并非所在地的土著居民，而都是上古时期波澜壮阔的海上民族大迁徙的产物。
　　自公元前13世纪以来，西起地中海，东至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上古“亲代文明”均受到蛮族的冲击。根据后世的考古发现，当时地球进入一个小冰期，造成沿北回归线一带气候变冷和农业歉收，部分欠发达民族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只得背井离乡，铤而走险。
　　这在陆地上，表现为游牧民族向农耕文明区的侵袭;在海上，则表现为海上民族向气候更温暖宜居的环地中海地区的武装迁徙。这与后世的日耳曼诸族迁入罗马帝国版图或五胡入华，性质相同。
　　古罗马建立王政的传说是，当特洛伊城遭到希腊人进攻时，维纳斯女神的儿子埃涅阿斯及其追随者逃出来，沿北非西行穿过迦太基，来到古意大利，鸠占鹊巢数百年。到了公元前8世纪，其后裔罗穆路斯建立罗马城;将近250年后古罗马确立了议会制，称为共和时代。
　　但实际上，古罗马文明为多轮印欧移民融合的产物，罗马城“七丘建城”即各移民部落逐渐并入的过程—阿普利亚、萨莫奈、坎佩尼亚、拉丁、翁布里亚、萨宾……稍早的移民部落抱团较紧，而略晚渡海而来，自称小亚细亚的特洛伊遗民的伊达拉利亚人就不太讨喜，被视作外人。罗马王政时期正是以推翻伊达拉利亚族出身的暴君塔克文为终点，此后进入了共和国时期。
　　而作为“海上民族”的迦太基的历史，远比古罗马久远。
　　被普遍认为出自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闪米特人，于公元前约3000年进入今叙利亚，与先来的外来户胡里特人混居，形成了腓尼基文明。当地多山，但雨量丰沛，宜精耕;靠海，重渔业;因位处西亚海陆枢纽，航海贸易发达。
　　腓尼基与后世古希腊一样，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多山的地理特点使得腓尼基一直无法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而是以诸多沿海城邦的形式存在，通过发达的商业显示强大的对外辐射力。
　　古希腊在爱琴海周边崛起时，腓尼基已从亚细亚沿岸、塞浦路斯、爱琴海等东地中海区，扩及西地中海。迦太基就是在公元前9世纪末建城。在故土衰落后，迦太基俨然成为腓尼基文明的核心国家。它成功遏制了古希腊文明的扩张，垄断了西地中海的商业。

乱拳打死老师傅

　　来自小亚细亚的伊达拉利亚移民，对古罗马文明的影响深远，尤以宗教为甚，希腊字母也是拜其传入。伊达拉利亚人丧失权柄，与他们同鼎盛期的古希腊争霸受挫不无关联。旷日持久的战争，给部落贵族带来沉重的负担，偏偏还总受挫，是故引发举国不满。
　　亚平宁半岛位处地中海中央，地理位置独特：说好，商业优势明显;说坏，四周强邻环伺。迦太基和希腊，均在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甚至亚平宁半岛南部建有据点。本着“敌人的敌人即朋友”的原则，古罗马人选择与迦太基结盟，对抗古希腊。
　　正是依托迦太基的有力奥援，古罗马战胜了“大希腊”（即南意大利、西西里一带的古希腊移民城邦），大大推进了意大利本土的统一。对抗古希腊，也塑造了迦太基与古罗马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一时期成为双边关系中昙花一现的蜜月期。
　　当古罗马人击退神勇的伊庇鲁斯王皮洛士，彻底终结古希腊人对西地中海的野心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三足鼎立，变成了两强对立。完成意大利本土统一的古罗马战争机器，克服不了巨大的惯性，瞄准了西西里岛。
　　地处要冲的西西里，经古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的多年经营，成了粮产丰富、城市林立的膏腴之地，乃必争之地。第一次布匿战争，就是围绕西西里岛展开。
　　岛屿之争，考验的是海军。腓尼基人作为老资格的海上民族，其发明的冲角双层划桨战船纵横海上，还被古希腊人模仿。古罗马人独辟蹊径，在船上安装带搭钩的接舷吊桥，将陆军优势复制到了海上，屡败迦太基海军，夺占了西西里、科西嘉和撒丁岛。第一次战争以迦太基求和、赔款结束。 　　此后，迦太基将注意力转向西班牙，原本与古罗马井水不犯河水，但古罗马为殖民夺占了阿尔卑斯山南的高卢人疆土，又与迦太基发生摩擦，引发了二次战争。二次战争因为迦太基主帅汉尼拔的出色表现，成为西方战争史的典范。后人提及布匿战争，常单指二次战争。
　　汉尼拔大胆的穿插攻击，险些令罗马共和国覆灭，但古罗马熬过至暗时刻后，迅速调整战略，御敌于本土之外，将战事中心移到西西里和西班牙。迦太基节节败退，古罗马越打越强，甚至仿效汉尼拔反攻迦太基本土，最后“围点打援”打败汉尼拔。汉尼拔一败，迦太基无力再战，再度割地赔款求和，还被迫自废海军。
　　犹如去了势的骟马，迦太基完全喪失了与古罗马叫板的底气。半个世纪后，古罗马找借口消灭了迦太基，并在迦太基城的废墟上建立了“阿非利加（Africa）行省”。

体制性对抗无悬念

　　古罗马的制度和技术，多学自迦太基和古希腊，却不一味拘泥师法，而是结合自身的社会特点，发展出一套古罗马特色的国家体制，最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夺得了地中海霸权战的最终胜利。
　　首先，古罗马文明的基本国家形态，与迦太基有着本质的不同。迦太基是一个商业移民城邦，沿袭的是城邦商业殖民的套路，即每到一地设置商业据点，通过商业垄断控制当地经济命脉，以达到控制当地社会的目的。这一模式的弊端是，作为外来户的腓尼基人尽管几乎垄断了上层社会，但与当地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而古罗马是通过或和缓或激烈的各种手段进行民族融合，社会整合度和凝聚力远胜迦太基。尽管迦太基控制的区域很广泛，但作为国家，过于涣散。
　　其次，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和统治基础更稳固。通过共和国初期的历次改革，平民在与贵族的博弈中日益崛起，不仅在政治上形成权力制衡，还催生了公民社会，统治基础更为稳固。其决策无论是出台的科学性还是执行的彻底性，都远胜迦太基。
　　反观迦太基，其建国方式带来的结构性弊端，无法克服。单论资源占有，腓尼基人是当仁不让的强势民族;但在人数上，又处于天然弱势。虽然政体与罗马共和国相仿，都设有元老院，都拥有代议民主制，但迦太基是典型的寡头政治。要么富甲一方，要么一文不名，缺乏强大中间阶层的畸形社会结构，令迦太基的民主几同虚设，决策不够集思广益。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因为成员的经济利益分歧，存在农业派和贸易派之争，影响到迦太基的外交政策取向。
　　最后，罗马共和国兵农合一的社会动员机制，更适合长期战争。改革助推了小农经济，扩大了奴隶经济，催生出自耕农占主体的公民社会，同时解放出大量劳动力可供战争驱使。其动员力之强大、兵源之充沛、爱国心之炽烈，远胜迦太基。
　　反观迦太基，犬儒主义盛行，无论贫富，均视从军为畏途，动员力低下，只能花钱买平安，大量蓄养雇佣兵和征召附庸部落。而雇佣兵和部落兵或许战斗力强，但纪律和忠诚度皆无从保障，胜则噪进，利于速战，久必涣散，困必哗变。名将汉尼拔的前胜后败，可算是兵制优劣的镜鉴：迦太基驻西班牙万余大军中，腓尼基人仅数百;最精锐的努米比亚部落骑兵在意大利折损殆尽，便不敌古罗马步兵。古罗马兵临城下时，迦太基还在忙着弹压雇佣兵叛乱。
　　在自然界，木炭与钻石都由碳元素构成，仅仅因为分子排列不同，就展现出迥然不同的造型和属性。这，或许可以作为阐述迦太基与古罗马政治体制的绝好比喻。